對話
馬友友
（下）
4歲學習大提琴，8歲與美國著名指揮家伯恩斯坦一起在卡耐基音樂廳同臺演出，大提琴家馬友友在童年時期，便走上了成名之路。而走過青少年的叛逆，他沒有選擇專業音樂院校，而是去了哈佛大學修讀人類學。四年裡，那些讓他著迷的人類學和歷史學課程，就像一粒種子埋在他的心裡。之後的日子裡，這顆種子逐漸發芽，影響著他人生道路上的每一個選擇。
如果你要做事情
你就會沒有安全感
在哈佛上學時，馬友友曾聽過指揮家伯恩斯坦的一場演講，演講中，伯恩斯坦這樣說道：音樂能做什麼？當戰爭、災難湧向我們，音樂家又應該怎樣與這個世界發生聯繫？大學畢業時，馬友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頂尖的大提琴演奏家之一。逐漸的，他不再滿足於只在傳統的音樂廳裡演出，開始新的音樂試驗。
他開始和各個領域的藝術家合作，園藝、建築、繪畫、舞蹈、電影，拓展古典音樂的更多可能性。然而，這樣的選擇讓很多古典音樂界的保守人士不解，甚至有樂團直接取消了與他的演出合約。
馬友友：我遇到一些人，他們可能是我的老師，但不贊成我所做的事情。你知道我對那些人說什麼嗎？那些害怕被批評的人，就什麼都不要做，如果你什麼都不做，沒人會批評你。我必須每時每刻重拾對自己的信任，因為如果你要做事情，你就會沒有安全感。我所做的事值得被批評嗎? 如果我真的認為這是值得的，那麼我必須忍受批評。
邁入40歲，馬友友依舊尋找著答案。1998年，他發起了公益行動「絲綢之路計劃」，組建了一支「絲綢之路樂團」。這是一個由幾十位藝術家組成的團體，他們帶著各自的樂器和文化一起，前往世界各地演出，用音樂將人們連接起來。
最早加入樂隊的中國琵琶演奏家吳蠻回憶，最初，馬友友的想法是成立一個小樂隊，經費有限，他並沒有一個長期的計劃。直到2001年「911事件」的發生。「911」之後，美國對外籍人士的入境籤證政策緊縮，不少參與「絲綢之路計劃」的音樂家們，籤證都受到了影響。而那段時間，他們恰好又接到了前往敘利亞演出的邀請。
一切都變得困難了，籌集資金、申請籤證，馬友友曾說，有些日子真是覺得做不下去了。但看著這個陷入恐慌和對立的世界，樂團的音樂家們意識到，他們的演出不只關於音樂，更是通過音樂促進不同種族、信仰人群之間的對話和理解。
馬友友：民族音樂學家、評論家，他們會說，你應該這樣做，但我不是在做生意，不是說這個會很成功，所以這就是你應該做的。那不是一個音樂家該做的，音樂家總是在聆聽。有時候這是一個很好的商業計劃，但不是一個好的音樂計劃。
馬友友：為什麼我是一個音樂家？如果我要成為一個音樂家，我必須聆聽，我必須在乎，要感同身受，感到好奇，因為我最終不得不代表人們的聲音。他們的聲音變成了我的聲音。然後我就可以對別人說，這聲音真是太棒了，我想和你分享。
一場新的試驗
兩年前，馬友友發起「巴赫計劃」，在全球36個地方演奏巴赫的無伴奏大提琴組曲，他4歲時跟著父親學的第一支大提琴曲。在他的心裡，巴赫就像一個朋友，不敢告訴父母的秘密都可以跟他訴說，六十年來，在面臨壓力和失落的時候，巴赫的音樂給他帶來了寄託和安慰。 他去了美國德克薩斯州和墨西哥的邊界城市，也去了北緯38度線朝韓非軍事區，並不是要解決政治問題，而是想讓人們開始對話。
馬友友：在我心裡，音樂和服務就是這樣，我們演奏，這是應該的。我一直在和大家說，其實『演奏』的這個行為，就像你拿出內心的一個禮物。這是我內心的東西，我們把它送給你。這個禮物不是一個經濟交易，它是另一種特別的交易。
我不想毀了這個世界
幾個月前，當我們與馬友友見面的時候，我們還在討論澳大利亞的大火，和即將到來的中國新年。很快，一場全球爆發的疫情，迅速改變了每一個人的生活。不能登臺的日子裡，馬友友又在網絡上發起了活動，Songs Of Comfort，用音樂修復人們心中的傷口。
馬友友：我現在是祖父母了。2100年時，我的孫子會是82歲，所以我不想毀了這個世界，我們都有責任，如果世界完全混亂，我們就是在故意做一些不利於我們孩子未來的事情。我們說我們關心自己的家庭，那麼就應該表現出關心的樣子。所以當我用塑料瓶喝水我會想，有很多鯨魚因為吃了太多塑料而死，所以每次有人給我一瓶塑料瓶的水，我都想說，不要這樣做。這些是從小事開始的，我想我們都能參與其中。
我能為這個世界做些什麼？馬友友的試驗還在繼續。
（部分圖片來自網絡）
編導：高舒晴
文案編輯：劉夢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