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的奉獻: 張愛玲《色·戒》的政治哲學分析

【李若暉：《參伍以變：古今錯綜中的經典與義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5月，第221—233頁。】

第一節    愛的辯護《色，戒》是張愛玲最為喜愛的一部小說，她雖約在1953年就已草就全文，但卻經過近30年的不斷修改，直到1977年才將之發表。1983年，《色，戒》收入《惘然記》，張愛玲在《序》中寫道： （《色，戒》等）這三個小故事都曾使我震動，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寫這麼些年，甚至於想起來只想到最初獲得材料的驚喜，與改寫的歷程，一點都不覺得這其間三十年的時間過去了。愛就是不問值得不值得。 在我看來，《色，戒》這篇小說也就是對於愛的反思，探討什麼是愛。通常，我們說一個人愛不愛我，往往看他願不願意為我做奉獻，他會不會在為我做事情的時候總是斤斤計較，問這樣做值不值得。正如張愛玲所言，「愛就是不問值得不值得」，愛也就是心甘情願，只問付出不問回報的純粹的奉獻。當然，愛不僅僅限於男女之間的情愛。大而言之，比如說愛家鄉、愛祖國、愛社會、愛人類，都可以稱之為愛。而這一篇小說，實則混雜了兩種愛，一是男女之愛，二是愛國。人如何可能愛？或者換一句話說，愛有沒有前提？我們常常忽略了這一點，尤其是當我們愛得死去活來的時候。在張愛玲看來，愛無疑是有前提的。這並不是說愛不是無緣無故的，而是說，只有人才能愛。為什麼只有人才能愛？或者人如何才是一個人？《色，戒》中不露聲色地對這一點進行了探討。我們可以看易先生在處死王佳芝之後內心的辯白： 當然他也是不得已。日軍憲兵隊還在其次，周佛海自己也搞特工，視內政部為駢枝機關，正對他十分注目。一旦發現易公館的上賓竟是刺客的眼線，成什麼話，情報工作的首腦，這麼胡塗還行？現在不怕周找碴子了。如果說他殺之滅口，他也理直氣壯：不過是些學生，不像特務還可以留著慢慢地逼供，榨取情報。拖下去，外間知道的人多了，講起來又是愛國的大學生暗殺漢奸，影響不好。他對戰局並不樂觀。知道他將來怎樣？得一知己，死而無憾。他覺得她的影子會永遠依傍他，安慰他。雖然她恨他，她最後對他的感情強烈到是什麼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他們是原始的獵人與獵物的關係，虎與倀的關係，最終極的佔有。她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1]奇怪，易先生竟然在為自己殺王佳芝辯護！莫非他真愛她？我們可以不去管他辯護的究竟是一些什麼內容，當然主要是從政治局勢，從實際利益入手進行的。但是如果僅僅是政治局勢、實際利益，易先生並沒有必要在自己內心翻來覆去地想——他以實際利益殺的人還少嗎？都要辯護一番，根本就不要活了——他應該早就麻木了。他之所以要顛來倒去地說這些東西，其實是為了安慰自己。為什麼他需要安慰？因為殺了王佳芝之後他良心不安。所以，問題的奧妙不是在於他安慰自己，也不是在於他良心不安，而是易先生靠這安慰來發現自己還有良心。也就是說，他是用這安慰來表明自己是有良心的。正因為他有良心，所以對自己幹的一切壞事都可以心安理得了。通過這安慰，他認為自己並非喪盡天良，因此可以在自我的良心的譴責-安慰當中，繼續心安理得地活下去。在這方面開掘得最深的，無疑是曹禺的《雷雨》。周樸園為什麼要三十年保留侍萍的房間，為什麼總是要到侍萍的房間裡去自責和反省？其實不是在於他有良心，而是在於他要用這個來證明自己有良心，不斷地用這空洞的自責和反省來證明自己是一個有良心的人，從而可以繼續心安理得地活下去，繼續心安理得地造孽。而真正的侍萍沒有死，並且在三十年之後重新出現在他的眼前，真正地戳破了他的畫皮，這才是故事的點睛之筆所在。王佳芝確實是殺掉了，所以易先生大可以良心安寧地繼續活下去了。易先生找到了自己的良心，得以心安理得地活下去。在這裡，鱷魚淚也並非全無益處。那麼，王佳芝能不能找到自己的良心呢？這一點通常看來似乎是毫無問題的：一個愛國青年為了國家奉獻了一切，難道我們能說她沒有良心？然而恰恰就是這一點出了問題。在愛國者看來，王佳芝應該天經地義地對易先生充滿了憤恨與厭惡。然而張愛玲輕輕地告訴我們：「事實是，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個熱水澡，把積鬱都衝掉了，因為一切都有了個目的。」愛國志士怎可有這等感受？！我們來看，在刺殺易先生的這一段，王佳芝首先是到咖啡館中打電話，與自己的同學聯繫。按照約定的暗號，她先打了一下，然後鈴聲響了四次就掛斷了，再撥，這一次有人接聽，是鄺裕民。於是她用廣東話說到：

這一段對話是約定好的暗語，是以兄妹兩人日常的對話為掩飾的特務接頭暗語。看起來平淡無奇，但我們仔細來看，奧妙就在下面的幾句。當鄺裕民脫口而出講「好，那麼就是這樣了」，張愛玲寫道：「片刻的沉默。」接下來是王佳芝的聲音：
「那沒什麼了？」她的手冰冷，對鄉音感到一絲溫暖與依戀。我們聽到的是王佳芝內心的孤獨和悽涼，哪怕是特務接頭的暗語，但是它仍然是包裹著一層溫情脈脈的面紗，是以家庭的日常語言作為特務接頭的暗語。當然，王佳芝心裡明明知道這是特務接頭的暗語，並且話已說完，但是，她仍然依依不捨——對這樣明知虛假的溫情都如此地依戀和不舍。最後，當鄺裕民講了「好，那麼就是這樣了」，她沉默片刻之後，應該說是打破了特務的紀律，繼續多問了一句「那沒什麼了？」這句話表明了她對這溫情脈脈——哪怕只是表面的——強烈的渴望。張愛玲在這時候特意點出「對鄉音感到一絲溫暖與依戀」，也就是說，鄺裕民這個時候隨便說幾句，只要他用廣東話，隨便說什麼都行，哪怕就再給她說兩句話，讓她能夠感受到一丁點，即便是虛假的、明知虛假的人間溫暖。然而，鄺裕民仍然是冷冰冰地說道——「沒什麼了」。可見王佳芝的內心是何等的悽涼、何等的無助、何等的孤寂。這幾句問答雖然看起來平淡無奇，但是王佳芝的內心，真的是要讓我們看著忍不住掉下淚來。李安導演的電影《色，戒》僅僅將這一段處理成特工接頭，甚至讓湯唯扮演的王佳芝在講完了接頭暗語之後，主動說出「那麼就這樣吧」，可以說完全沒有領會到張愛玲的用意所在。第二節    奉獻與拋棄 接下來易先生來見她了。按照計劃，王佳芝上了易先生的車，然後同易先生說她的耳環上掉了一顆小鑽要拿去修。於是就把易先生賺到了預定的暗殺地點珠寶店。行文至此，王佳芝真是一名出色的特工，滴水不漏地完成了任務。然而此時，她的內心卻是極度的悽苦——張愛玲看似漫不經心地寫道：「她是最完全被動的」。在店裡王佳芝還當真「在手提袋裡取出一隻犁形紅寶石耳墜子，上面碎鑽拼成的葉子丟了一粒鑽。『可以配。』那印度人看了說，她問了多少錢？幾時有」，這時候張愛玲漫不經意地插進了——「易先生便道：『問他有沒有好點的戒指。』」王佳芝頓了一頓道，「幹什麼？」易先生笑道：「我們不是要買個戒指做紀念嗎？就是鑽戒好不好？要好點的。」顯然易先生是進了珠寶店之後，臨時起意想給王佳芝買個戒指做紀念，然而就是這個一點點的不經意，卻開啟了一扇魔鬼之門。坐在書桌邊等戒指的時候，王佳芝心中可真是五味雜陳。她的任務眼看馬上就要結束了，很可能在一分鐘之後易先生就會被槍手暗殺，她也就從此可以得到解放。然而恰恰問題就出在這裡，當人在沒有生的希望的時候，可以死心塌地的去幹任何事，但是一旦出現了生的希望，那麼他就會想活著該怎麼活了。易先生馬上就要死了，她的任務就要完成了，可是任務完成之後她該怎樣活呢？張愛玲的原稿中並無這一大段，明顯是後來才加上的。如此洗鍊的文字卻特意補入達七百餘字，可見這一段是張愛玲特別用心之處。這一段首先長篇大段地寫王佳芝的心思，講可能哪些人是刺客，他們會怎樣暗殺。突然筆鋒一轉，王佳芝想到了自己的未來。作為一個女人，她自然而然地、理所當然地把自己的未來維繫於一個男人之上。老天，一個什麼樣的男人可以作為她的未來呢？雖然王佳芝明裡對於「到女人心裡的路通過陰道」的謬論是嗤之以鼻的——張愛玲寫道：「她就不信名學者說得出那樣下作的話」，簡直令人目瞪口呆，剛剛騙到了老特務的王佳芝竟然如此單純——然而，恰恰是然而，她第一個想到的男人就是梁閏生，第二個就是易先生，兩個通過了她的陰道的男人，兩個佔有過她身體的男人，這是王佳芝真正的悲哀。當然，梁閏生馬上就被她否定了，這個人「一直討人嫌慣了，沒自信心，而且一向見了她自慚形穢，有點怕她。」那麼接下來，「那，難道她有點愛上了老易？她不信，但是也無法斬釘截鐵地說不是，因為沒戀愛過，不知道怎麼樣就算是愛上了。」在這裡，我們只能為王佳芝感到悲哀，她不知道什麼是愛——她一直認為自己在愛國，但是不會愛人的人能夠愛國嗎？一個找不到自己心靈的人能夠愛國嗎？
接下來，張愛玲用了一段短短的文字，來描寫現在的場景：只有現在，緊張得拉長到永恆的這一剎那間，這室內小陽臺上一燈熒然，映襯著樓下門窗上一片白色的天光。有這印度人在旁邊，只有更覺得是他們倆在燈下單獨相對，又密切又拘束，還從來沒有過。但是就連此刻她也再也不會想到她愛不愛他，而是——緊接著，張愛玲用拉鏡頭的手法來描寫，她從易先生的臉寫到王佳芝看易先生的臉，然後由此拉到王佳芝的內心：陪歡場女子買東西，他是老手了，只一旁隨侍，總使人不注意他。此刻的微笑也絲毫不帶諷刺性，不過有點悲哀。他的側影迎著檯燈，目光下視，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頰上，在她看來是一種溫柔憐惜的神氣。易先生顯然是情場老手，無數次陪歡場女子買東西。每當這時候他只是一旁隨侍，總使人不注意他，也正是這種時候易先生不是平常那樣一副高高在上、張牙舞爪的樣子，顯得有一點點溫柔、憐惜——就在剛剛，就是這個易先生，在車上：一坐定下來，他就抱著胳膊，一隻肘彎正抵在她乳房最肥滿的南半球外緣。這是他的慣技，表面上端坐，暗中卻在蝕骨銷魂，一陣陣麻上來。這哪裡有對於人的尊重！再清楚不過，王佳芝不過是他老易的又一個玩物罷了。即使想到要替王佳芝買戒指時，也還端著架子等王佳芝翻譯。然而就是這表面顯露出來的一時的，那麼一丁點兒的溫柔憐惜的神態，卻讓內心極度孤寂悽涼的王佳芝，心中轟然一動：這個人是真愛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轟然一聲，若有所失。就這樣，她被感動了。李安導演的電影《色，戒》在演繹這一段時，王佳芝在試戴鑽戒後正要取下，易先生忙說：「戴著。」王佳芝有些遲疑：「我……我不想戴那麼貴重的東西在街上走。」易先生一邊站起身來一邊說道：「你跟我在一起。」說著，拿起王佳芝的手仔細端詳鑽戒。其實那句「你跟我在一起」也可以理解成易先生慣有的大人物口吻，而在王佳芝，卻聽成一個男人承諾要保護他的女人。我們仿佛看到了「拉奧孔」詩與畫的異域，應該承認，李安的演繹是比較到位的。在找到了自己的愛之後，王佳芝做出了有生以來最為瘋狂的一次舉動：她要為自己的愛去活一次。於是，這個一直以來她為之奉獻一切的國家，被她拋棄了；這個一直以來實際上是在壓迫著她，嗜血地吞噬著她的一切的國家，終於被她毅然決然地拋棄了。她是怎樣反抗的？她的反抗是要找尋自己的愛，是為了自己的愛而反抗。於是她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一個飛蛾撲火的決定，她要救下易先生。「快走」，她低聲說，易先生臉上一呆，但是立刻明白了，跳起來奪門而出。易先生絲毫沒有顧及王佳芝的安危。也許就在他一躍而起的時候，殺手會亂槍響起呢？但是他只管自己逃掉了。當然，此後他下令將王佳芝等一干人全部處死，那麼現在扔下王佳芝逃命也就不算什麼了。無獨有偶，對於王佳芝等人來說代表國家的重慶方面的特工老吳早已為自己留好退路，在緊急關頭扔下王佳芝等一眾嘍囉，獨自扯乎，端的無足為奇了。在這裡，我們真正地看到了王佳芝靈魂的枯竭，在她貧瘠的心靈中，她甚至看不見其他道路，她除了再一次地奉獻之外，竟不知道還有其他的方式來找尋自己的靈魂和愛。第三節    何以生死 當易先生逃走之後，王佳芝展現出了她本能的理性：先是合情合理地應付了店主，得以安全從珠寶店脫身；然後馬上出門尋找三輪車，前往愚園路不為人知的親戚家躲避——這是在求生。人行道上熙來攘往，馬路上一輛輛三輪馳過，就是沒有空車。車如流水，與路上行人都跟她隔著層玻璃，就像櫥窗裡展覽皮大衣與蝙蝠袖爛銀衣裙的木美人一樣可望而不可即，也跟她們一樣閒適自如，只有她一個人心慌意亂關在外面。「人行道上熙來攘往，馬路上一輛輛三輪馳過」，我們切不可輕忽這看似不經意之語。與王佳芝「隔著層玻璃」「一樣可望而不可即」的，絕非簡單的街景。不，就是街景。就是這平凡的，普通的，簡單的，任何一個人眼中都平淡無奇，熟視無睹的街景——對於此時的王佳芝來說，已然完全另一世界，甚至可說陰陽暌隔——那是真實的，有血有肉的，生命的世界，但，已經永遠不屬於她。她正躊躇間，腳步慢了下來，一回頭卻見對街冉冉來了一輛，老遠的就看見把手上拴著一隻紙紮紅綠白三色小風車。車夫是個高個子年輕人，在這當口簡直是個白馬騎士，見她揮手叫，踏快了大轉彎過街，一加速，那小風車便團團飛轉起來。三輪車夫不服氣，直踏到封鎖在線才停住了，焦躁地把小風車擰了一下，擰得它又轉動起來，回過頭來向她笑笑。

三輪車夫，這個高個子年輕人，騎著一輛「老遠的就看見把手上拴著一隻紙紮紅綠白三色小風車」——多麼明亮的形象，多麼鮮活的生命！如果換做三年前的王佳芝，那個素白凝雪，純淨流泉的王佳芝，在這朝氣蓬勃的車夫「回過頭來向她笑笑」時，很可能恰是一段常人戀情的開端——「回頭」，王佳芝發現這三輪車，不也是「一回頭卻見」麼！想必，王佳芝也曾讀過辛稼軒的長短句「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吧！

一個情竇初開的少女王佳芝可以一頭扎進這萬紫千紅中，盡情享受生命的酸甜苦辣……一個心如槁木的特工王佳芝能夠將這繁華人間視若無物，冷若冰霜地從生命的街景中邁步走過。如今，正是這個心如槁木的王佳芝，卻在救下易先生時猛然發現自己心中竟仍然有愛！如今，正是這個心中有愛的王佳芝，卻在街景中發現自己與人世鬼蜮都已暌隔兩絕。俗語有謂「枯骨逢春」，然而永遠不能重獲肉身的枯骨既不能重返人世，又無法再安居古冢，豈非生不如死？如今，好在王佳芝還有陽世血肉之軀，於是她便找到了解脫之法。一個穿短打的中年人一手牽著根長繩子過街，嘴裡還銜著哨子。對街一個穿短打的握著繩子另一頭，拉直了攔斷了街。有人在沒精打採地搖鈴。馬路闊，薄薄的洋鐵皮似的鈴聲在半空中載沉載浮，不傳過來，聽上去很遠。並非如李安電影中那樣是整車的警察和便衣。如果王佳芝的確想逃走的話，總有辦法可想，至少不會坐以待斃。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她不想逃，她自己放棄了生路。因為冢中枯骨，是她解脫自我的唯一出路。車夫那回頭一笑，那生命的燦爛，宛如一面鏡子，映出她皮囊中的枯骨。

第四節    國家與尊嚴 侵略可謂人類文明史永恆的主題，古希臘史家希羅多德那奠定西方史學的巨著《歷史》便是敘述希臘波斯戰爭史的。與我們通常將侵略者描述成豺狼野獸，極力渲染其燒殺搶掠不同，希羅多德在敘述波斯王克謝爾克謝斯在遠徵開始，檢閱軍隊時，並沒有將其描繪成一個不可一世的單純暴君：「當克謝爾克謝斯看到他的水師遮沒了整個海列斯彭特，而海濱以及阿比多斯的平原全都擠滿了人的時候，他起初表示自己是幸福的，但隨後他就哭泣起來了。」因為：「你看這裡的人們，儘管人數是這樣多，卻沒有一個人能夠活到一百歲，想到一個人的全部生涯是如此短促，因此我心中起了憐憫之情。」[2]克謝爾克謝斯的情感是真摯的，他的慨嘆也是動人的。這表明波斯王不是禽獸，他真實地是具有人性之人。但是克謝爾克謝斯卻也同時沉溺於其情感之中，未能形成對於生命存在的理性反思。正如多年之後，狄摩西尼對希臘人批評道：「你們比一個試圖打拳擊的蠻族好不了多少。打他一處，他的手就移到那一處；打他另一處，他的手再移到另一處。」[3]這正是希羅多德作為史家的偉大之處，也是希臘精神之所以長存天壤：面對侵略，反抗並非天經地義，無需理由。恰恰相反，面對侵略，希臘人首先捫心自問，我抵抗侵略，維護自身存在的理由是什麼？是的，希臘有著高于波斯的理性精神，這是人類最為接近諸神的成就。於是希臘抵抗侵略，便不是僅僅基於民族之私利，而是為了捍衛人類的尊嚴與高貴——這裡所說的人類之中當然包含波斯人！於是希臘抵抗侵略，乃是希臘為了希臘，為了波斯，為了全人類所應盡的義務！反之，當猶大國背棄了原有的崇高理想，自甘墮落，違反了與神的約，先知耶肋米亞於是不斷地宣告預言，猶大國將要滅亡，聖殿將被毀滅。當巴比倫大軍終於兵臨城下，漆德克雅王派人來見耶肋米亞，請他求耶和華的幫助。《舊約·耶肋米亞書》記載了耶肋米亞的回答：耶肋米亞便回答他們說：「你們應這樣對漆德克雅說：上主，以色列的天主這樣說：看，我必使你們手中所持，用以攻擊在城外圍攻你們的巴比倫王和加色丁人的武器，反回集中在這城的中心。然後我要伸出手來，以強力的手臂、震怒、狂暴和憤恨痛擊你們，痛擊住在這裡的人和獸；他們必死於盛行的瘟疫。此後——上主的斷語——我必將猶大王漆德克雅和他的臣僕，並這城中倖免於瘟疫、刀劍和饑饉的人民，交在巴比倫王拿步高和他們的仇敵，以及謀圖他們性命者的手中，叫敵人用利刃擊殺他們，毫不饒恕，毫不憐憫，毫不表同情。此外，你應對這人民說：上主這樣說：看，我將生命和死亡的路，擺在你們面前：凡留在這城中的，必死於刀劍、饑饉和瘟疫；凡出來向圍攻你們的加色丁人投降的，必保全性命，必有生命當作自己的勝利品。我所以轉面向著這城，是為降災，並不是為賜福——上主的斷語——這城必被交在巴比倫王手中，他要火燒這城。」[4]猶大國人因其惡德，已經不配擁有國家和聖殿，眼下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順從地接受神的懲罰——是的，巴比倫人的進攻，或者說侵略，就是神施於猶大國人的懲罰。如果抗拒懲罰，抵抗入侵，只有死路一條；唯有接受懲罰，投降敵軍，才能保住性命，亦即保留悔罪，並與神另立新約的可能性。但是，國家、耶路撒冷城，以至聖殿則必須毀滅。

於是侵略便是對國家存在之可能性的檢驗，面對侵略，我們首先應該思考的，是我們的國家、民族有何面目立於人世。
從張愛玲的視角來看，這一檢驗與思考甚至不必至他處尋找，我們從被入侵的國家抵抗侵略時所採取的手段，就可做出最明確的判斷。正如亞里斯多德所言，國家應以促進善德為目的[5]。當國家毫不憐惜地犧牲其國民來換取自身的生存時，當那些擁虎符、坐皋比的大人先生們竟靠一個無辜的弱女子婉轉於床笫來維持威嚴時，這樣的國家，違背了國家存在的目的，因而喪失了其存在的理由，更不值得去保衛。我們必須牢記康德的實踐命令：「你的行動，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時候都同樣看作是目的，永遠不能只看作是手段。」[6]國家存在的目的是保障人民的尊嚴、德性與福祉，當國家以犧牲人民的尊嚴、德性與福祉來換取自身的生存時，國家也就喪失了自身存在的正當性。正如康德所說：「目的王國中的一切，或者有價值，或者有尊嚴。一個有價值的東西能被其他東西所代替，這是等價；與此相反，超越於一切價值之上，沒有等價物可代替，才是尊嚴。」[7]當哪怕僅僅一個人一時地被要求，甚至自願為了國家的生存而放棄自身的尊嚴，那就實質上取消了尊嚴，而將之貶低為價值，並且還未能獲得等價，而是低價。人的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和保護人的尊嚴是一切國家權力的義務。（Die Würde des Menschen ist unantastbar. Sie zu achten und zu schützen ist die Verpflichtung allerstaatlichen Gewslt.）[8][1]本文引用張愛玲《色，戒》原文，皆據《色，戒》，限量特別版，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色，戒》見第9—48頁，《色，戒》手稿影印見第49—115頁，下不再注。[2] [古希臘]希羅多德：《歷史》，王以鑄譯，商務印書館，1959，第487頁。[3]引自[英]基託：《希臘人》，徐衛翔、黃韜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3頁。[4]思高聖經學會譯釋：《聖經》，思高聖經學會，1968，第1248頁。[5] [古希臘]亞里斯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商務印書館，1965，第138頁。[6] [德]康德：《道德形上學原理》，苗力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81頁。[7] [德]康德：《道德形上學原理》，苗力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87頁。[8]Ingo Richter, Gunnar Fulke Schuppert, Christian Bumke:Casebook Verfassungsrecht, 4. Auflage 2001, München:C.H.Beck, 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