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休漠（David Hume)1711~1776
貝克萊之後，大衛·休漠（David Hume)把經驗主義推到極限——他把洛克和貝克萊的經驗主義哲學發展到自身的邏輯終局。
休漠把經驗的對象稱為「知覺」（perceptions)，把知覺分為印象和觀念，在他的《人性論》中這樣闡述：「進入心靈時，那些最強的知覺可以稱之為印象（impressions)。而印象包括了所有初見於靈魂中的一切感覺、情感和情緒。至於觀念（idea)指的是感覺、情感和情緒在思維和推理中的微弱意象。印象與觀念有別，觀念是較不生動的知覺，是在回想到上述各種感覺或運動時，才感覺到的。」
休漠為音樂認識提供了新思路：如果把音樂看作是經驗對象，那麼音樂知覺亦可分為音樂印象和音樂觀念。當音樂進入耳朵時，耳朵能夠獲得最為直接的感受——音響和節奏以最直觀的形式呈現給耳朵，這是最初的音樂印象。當然這種「印象」除了耳朵聆聽外，也包含心靈頓時湧起的各種情緒和情感，好比遊子在異國突然聽見到鄉音大都會悵然涕下。用海德格爾的說法來描述：音樂印象就是直觀、直接的音樂呈現——即現場。在場就意味著發生，發生就意味著生動，音樂印象即生動的音樂知覺。
音樂觀念是音樂知覺的另一種形式。簡單來說，音樂觀念就是人們在思維結構中對音樂的認識。這種認識依然來自音樂印象，並作為比音樂印象微弱的某種心理形象存在。至於什麼是心理形象，休漠進一步把觀念分為記憶的觀念與想像的觀念。其次音樂觀念也可以進一步區分為音樂記憶和音樂想像。音樂記憶是一種心靈重溫能力，比如演奏者背譜演奏就已經能記住旋律、節奏了；音樂想像則對音樂印象進行再加工、再創造。比如把普羅科菲耶夫《彼得與狼》中各種樂器想像成各種動物，並進行故事化串聯。當人們獲得某種音樂觀念後，觀念運轉就不必依賴於音樂在現場了。也就是說，憑藉對音樂印象的回憶與反省，觀念就開始有了獨立性。
休漠先是把經驗的對象看作知覺，進而把知覺分為印象和觀念，又把觀念區分為記憶與想像。但依然出現了悖論，當他把人類心靈安排得滿滿當當時，信仰卻難以找到恰當的位置。因此，他開始自我懷疑。
休漠做出了兩個偉大貢獻。「第一個偉大」在於他建立了強大的經驗論體系，即認定一切知覺的來源是印象，經驗是所有認識的基礎，但他又懷疑這個基礎，懷疑經驗本身。這是他和洛克、貝克萊最大的不同，也是其《人性論》最難懂的地方。在他看來儘管可以通過印象獲得知覺，但知覺本身是不可靠的。
「第二個偉大」在於他發現了一切經驗論的根基，即「我們的一切經驗結論都是從『未來將符合過去』這一假設出發」。「未來將符合過去」實際上是用經驗而不是理性去重複地驗證過往經驗。休漠寫道：「只不過是在相似的實例反覆出現之後，心靈為習慣所影響，於是在某一事件發生後，就來期待它經常的伴侶，並相信它是會存在的。」由此得出結論：經驗論的根基僅僅是對因果性的假設，而這種被假設出來的因果性不能被理性驗證，只是心靈的習慣而已。
休漠的懷疑動搖了經驗論根基，給經驗主義音樂結構致命一擊。當音樂被看作某種經驗結構並在感知中獲得合法性時，由印象、觀念所支撐的音樂結構還可靠嗎？
心靈與音樂之間的因果聯繫難以被理性驗證。由此帶來另一個重要問題——音樂結構的合法性考量。在很多文化中都有合法性的爭論，如中國音樂中的鄭衛之音與宮廷雅樂之爭，西方音樂的基督教音樂與異教音樂之爭。在更大的文化視野裡還有西方音樂與民族音樂之爭等。實際上，每一種音樂結構的合法性都是心靈習慣使然。某種音樂結構一旦被反覆使用，該結構就有可能被心靈預設為合法；而其他結構往往會遭到排斥，被認為是異教的、叛逆的。但整個音樂史發展表明，在心靈和心智習慣於某種音樂結構後，就會向著新的結構突圍。從古典主義到浪漫主義，再到現代音樂……一次次突圍改變著人們的音樂習慣。
當經驗論走到盡頭，心靈習慣竟然成為認識的發端，一切因果竟然是心靈習慣的預設。休漠把經驗論逼到極端，沒有人能順著這個方向再向前一步。所以，休漠陷入了沉默，陷入了不可知論——經驗論就此終結。但思考還將繼續，哲學並未終止，這個難題留給了近代最偉大的哲學巨人——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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