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張同道:紀錄片《文學的故鄉》煉造史

莫言的高密東北鄉，賈平凹的商州鄉村，阿來的嘉絨藏區，遲子建的冰雪北國，劉震雲的延津世界，畢飛宇的蘇北水鄉。這些中國當代文學版圖裡的著名風景，是作家故鄉的真實描寫，還是藝術想像？這些「故鄉」，是如何孕育出那些偉大的小說？

帶著這些疑問，從2016年夏天開始，系列紀錄片《文學的故鄉》總導演、北京師範大學紀錄片中心主任張同道，率領團隊歷時2年時間，跟隨上述6位作家，從零下42攝氏度的北極村到海拔4300米的巴郎山，從滔滔黃河到滾滾長江，從綿延千裡的秦嶺到一馬平川的高密，一路尋找幾位作家的文學夢想最初升起的地方。

《文學的故鄉》是中國紀錄片人第一次深度聚焦中國當代文學和作家，以影像為載體，尋找文學的發生與萌芽，以真實記錄為手段，為中國當代文學存像。該紀錄片分為《莫言》《賈平凹》《劉震雲》《阿來》《遲子建》《畢飛宇》六部。其中《莫言》入選了中宣部、國務院新聞辦組織實施的「紀錄中國」傳播工程項目。

該片於7月20日至26日在CCTV-9紀錄頻道播出。日前，張同道接受南方日報記者專訪，獨家講述拍攝幕後，「我希望觀眾看完之後，能找到自己的文學的故鄉。這個故鄉就是詩與遠方，是心靈的家園。」

01

談拍攝動機：「是圓自己的文學夢，

也希望帶觀眾找回文學故鄉。」

南方+：您為什麼想拍《文學的故鄉》？您是文學博士，但一直從事紀錄片的工作，好像跟作家接觸得不多？

張同道：對，我是文學的逃兵。讀完文學博士就開始轉行，然後就一直「外行冒充內行」，在這個紀錄片領域裡「混」日子，這一下就是20多年。

但是我相信，每一個曾經熱愛文學的人，都不會徹底把文學忘掉。在我的心目中，文學始終是我的故鄉。那麼這一次（拍攝），其實也是藉機會重圓我的一個文學夢。

如果要說偶然的契機，這裡邊確實有個契機，那就是莫言老師獲得諾貝爾獎的那一年。這個事觸動了我，我就知道中國文學已經贏得了世界的尊重，世界性的尊嚴。我們身邊同時代的這些作家，已經成為世界承認的偉大的作家。那我就希望能夠用我的鏡頭，為他們留下一些他們創作的歷程，他們創作的那片土地，滋潤他們的土地，支撐他們的土地。我管這些叫「文學的現場」。什麼「文學的現場」？就是他們描寫的那些文學類的空間。比如莫言的「高密東北鄉」，賈平凹的「商州」，這就是他們文學的現場，也是他們生活的土地。

阿來

但他們跟我們不同的是，他們把自己生活的土地變成了文學的一個世界。那高密東北鄉裡邊有《紅高粱》裡的故事，有《豐乳肥臀》裡的故事，有《生死疲勞》中的故事，對吧？那這些都已經成為世界文學中著名的風景。可是它現實是什麼樣的？我很想去看一看真實的高密東北鄉是個什麼樣。這就是拍攝這條片子最初的一個動機。

南方+：對你來說是圓了你的文學夢。對觀眾來說，您希望給他們帶來什麼？

張同道：「文學的故鄉」，這裡邊有三個「故鄉」。作家的文學故鄉，我這次回到的故鄉，第三個「故鄉」是我希望觀眾看完之後找到自己的文學的故鄉。

我認為每個人都可以找到一個自己的文學夢，文學是大家的。如果你有一個文學的夢，就意味著你有了詩和遠方，你就有了一片自己的精神源泉、一個心靈的家園。

現在的世界，我覺得太物質化，太功利化。大家開口閉口都是股票、房子、汽車。但是我想我們的心也需要一所房子。那麼文學就是為心苗所建造的一座小木屋。我用了2年多時間來拍攝，也是希望通過多樣化的方式，把文學呈現給大家，希望大家重回閱讀，重回經典，因為我拍的這些作家都已經成為當代文學的經典。

02

談拍攝對象：「為了讓莫言同意拍攝，

跟他說只拍一天，最終拍了20多天。」

南方+：最開始策劃就選定了這六個人嗎？

張同道：我們可能最開始選的人比現在的範圍要大，最終才敲定這六個的。

莫言老師不用說了，如果沒有莫言，那這個系列我認為它就不成立了。因為他是一個代表性的作家。

遲子建

那麼我當時想，要拍作家的故鄉，第一個，我希望拍的是農村。人類的故鄉就是農村。現在住在城裡的人，往上差個兩代三代也都是農村來的，土地才是人類真正的故鄉。中國的文化長在地上，這些作家都是在農村長大，都有自己的一片土地。他們像植物一樣，帶著各自的風雨，帶著各自的特徵，長成一片美學與文學的森林。

第二個，作家把自己的故鄉變成文學的故鄉。你來自農村，但是你在小說中沒寫，沒寫故鄉的，那也不是我選擇的對象。

第三個，標準可能會更高。這些關於故鄉的描寫，成為至少中國文學甚至世界文學的著名創作。比如我剛才舉的幾個例子，他們都有名作把這些故鄉表達了出來。同樣要考慮中國的地理分布，我不可能選兩個山東的作家，因為地貌是一致的。現在選擇的，北有遲子建，冰天雪地；南有畢飛宇，水鄉；西有阿來，藏族作家，這是一個高山，半農半牧；再往裡走有秦嶺，賈平凹；中原的劉震雲。拍攝範圍覆蓋大半個中國。很遺憾沒有廣東，從文學的層面，廣東目前就不算發達地區了。

南方+：在拍攝過程中，您怎樣取得這六位作家的信任？

張同道：你知道這些作家都是中國頂級的作家。所有成功的人士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很忙。我們花了很多工夫跟作家們溝通，獲得他們的認同，讓他們同意參與拍攝。這是最難的。

莫言

莫老師原來是堅決拒絕拍攝。他從2002年接受過日本NHK拍攝之後，就再沒拍過紀錄片。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後，他就更不拍了。

人站在鏡頭前被拍攝，肯定不舒服，所以有人要拍我，我也不讓拍。莫老師也說了，最痛苦的就是站在鏡頭前被拍攝，最愉快的就是坐下來喝酒。我想對他來講，他需要的是時間，是安寧的生活，是創作。拍攝肯定要佔他的時間。像他這樣的一個人，他已是世界知名作家，我的拍攝也不能增加他的光榮。如果要拍，就純屬為紀錄片奉獻。再加上莫老師十分低調，平常不願意見記者。所以他不願意拍攝那是情理之中。

最開始跟莫言老師溝通，說是只採訪一天，這是一種策略。

南方+：他可能之前沒有看過您拍的紀錄片，您拍《零零後》都跟拍了十年。

張同道：我不敢告訴他，我要是告訴他，這一聽要拍十年肯定就不幹了。

其實我跟他說的是採訪一天，並不是拍攝一天，事實上採訪也不止一天。而真正開拍以後，莫老師是一個特別寬厚的人，特別理解我們，也支持我們，拍攝跨越3年時間，前前後後加起來超過20天。

先把高密的高粱拍下來，然後陸續跟著莫老師去他當年當兵的地方、當年學習的地方、小說中寫的地方，跑了很多地方。那段時間莫老師剛好在排練《檀香刑》的歌劇，莫老師一次一次去，我們就一次一次跟著去。這中間他有兩次回高密，我們就跟著他回高密，到今年3月是最後一次拍攝。

03

談本片特色：「重回文學的故鄉，

看到不一樣的文學。」

南方+：怎麼把作家的鄉土情懷、他們成長的故鄉和寫作經歷聯繫起來呢？尤其是以紀錄片的形式。這個您覺得有沒有難度？

張同道：當然有難度。如果沒難度，這事情別人早就幹了。

但這恰好是我們片子最大的一個特點。其實，它不是在拍作家的小說，然後拿一段小說念一念，分析分析，講講它有什麼特點。那個是文學教授幹的事，或者《百家講壇》幹的事。

我們不講這個，我們講的是作家怎麼調動他的故鄉和童年這些資源，創作出他的藝術作品，怎麼把故鄉的元素轉化成藝術的元素。這個表現當然有難度。

這部片子裡每一集都必須有幾個元素：第一，關於作家故鄉的土地河流山川的描述，我們主要用航拍，描繪出這樣一個有特色的地理空間，包括這個空間裡的植物、糧食、都長什麼樣的莊稼。第二，每個作家必須回一次故鄉，至少一次。莫言老師跟我們一起回了三次，回得最多。就是我們想講的，作家的故鄉跟我們的故鄉相比，不同的地方在於，它不僅養育了他，而且也孕育了他的文學。因為作家有能力把他的故鄉和童年記憶轉化成藝術。在回去之後，原來熟悉的地方，一棵樹，一個馬槽石墩，都能激發他的情感和回憶。

事實上莫言經常回高密。有時候想寫東西，他就跑回去。為什麼在高密寫呢？莫言老師講的，因為寫的是高密的事啊。寫到教堂了，騎上自行車去看一看，看一圈回來，兩個小時之後就寫到小說裡。這個就像我們家裡要做飯炒菜了，上街上買捆青菜回來清洗，兩個小時之後菜就吃到肚子裡一樣。

莫言的高密東北鄉，膠河是沒有水的，鄉村是一片凋零的，但是就在這麼荒涼的地方，莫言老師創作出那麼多活生生的人物。當我跟他進行交流的時候，莫言老師筆下的人物都一一活過來，感覺非常震撼。

之前通過紙，通過文字去找到了這些土地，現在又通過土地重讀這些小說，我覺得我看到了不一樣的莫言和《紅高粱》，看到了不一樣的《塵埃落定》，不一樣的《一句頂一萬句》。

南方+：您在拍攝之前會閱讀他們的作品嗎？有沒有做一些準備？

張同道：那必須這樣。但我讀莫言的書，不是從這次拍攝開始。他的《紅高粱》是我讀書的時候，我當年讀研究生的時候讀，已經三十多年了。我是1987年讀的，《紅高粱》是1986年發表的。

那時候我們都比較窮，沒有錢買那麼多書。這本書不記得是哪個同學買的，在我們的研究生宿舍裡傳看。每個人只能看三天，三天後必須拿出來給其他同學，書傳到我的手上，那封面都快爛了。因為這個小說它有一種全新的敘事方式，那些人物讓人看了之後，長精神，有力氣，非常震撼和激動。接下來的一年（1988年），他的電影就獲得了國際大獎。

當年就對他和他的高密很好奇，陸陸續續看了他很多書。

04

談作家個性：「文學中的莫言大膽兇悍，

事實上他淳樸厚道。」

南方+：這6位作家，在拍攝前和拍攝後，您對他們的印象有什麼不同嗎？

張同道：關於莫言，要是你只讀他的作品，沒見過他的人，你會覺得他是個什麼樣的人呢？很狂，天馬行空，不拘一格，他的語言很大膽，想像很瑰麗。而且他的文風非常兇悍、大河滔滔，他是這麼一個人。

但是你真正接近他才發現，他淳樸厚道，說話也是很溫潤的一種，考慮事情也很細膩，完全不像讀他的文學作品感受的那樣。其實你就看到一個人的兩面性，當他在創作的時候，他就是他世界的王，他是自己文學王國的最高領導者，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一旦回到現實世界，他又是一個淳樸厚道的人，在我看來是一個大哥，就是個大哥的性格。很多事都老想著你，很周到。

遲子建一開始也是不願意拍，很猶豫。我說服她後，她說，那就拍拍我身後的山川，拍拍我身後的土地、白樺林。遲子建的性格很像東北人，非常地坦率、真誠。有時候真誠得讓你有點不太容易接受，她有什麼意見，劈頭蓋臉就來，沒什麼隱晦、轉彎。慢慢相處之後，就發現她的善良，她的細膩。拍她那個冰天雪地的北極村時，她就像個兒童一樣，一見到白樺林，當時就倒在地上，哇哇叫（笑）。你看一個作家真的像孩子一樣，她是透明的、純淨的。

阿來，他是從山川中長出來，我管他叫「自然之子」。他身上有種精靈的氣質，帶著自然的淳樸和智慧，身上有一種野性的魅力。

賈平凹，他是這裡頭年齡最長、出名最早的，他身上也保持著那種淳樸厚道。走在秦嶺中，你能看到他的生活和藝術融為一體。他和當地的農民打交道採風，就像訪問自己的鄰居一樣，十分自然。三兩句話就打開了農民的心扉，兩人就自然而然地交談起來了。

賈平凹（左）

畢飛宇是一個學院派的代表，他的語言準確、表達清晰有力。我形容他的作品是像瑞士手錶一樣，結構精練，他的語言和詞句像用銅絲製作的那麼精緻，我也很喜歡他。

畢飛宇

劉震雲老師是一位智者，他那種無處不在的幽默和智慧，隨時隨地流露在他的生活中。舉手成句，出口成章。這種才華、這種幽默和智慧也是罕見的。把作品寫得好看，往往會不深刻，寫得深刻往往會不好看。但劉震雲老師是能寫得好看又深刻的一個作者。他的智慧不僅體現在他的小說裡，也體現在日常生活、吃飯、走路、交往，這個給我的感受特別深，特別突出。

劉震雲

南方+：拍攝過程中，還有哪些讓您印象深刻的事？

張同道：那很多了，有很多動情的瞬間，每個人幾乎都有。

我們和莫言回高密，有一回正好碰到他父親95歲生日，大家勸他去城裡過，老人一直不同意，好說歹說終於同意後，老人說了兩句話，他說：「家裡有乾糧，咱們帶著點。」莫言說：「不用，飯店都有。」老人又說：「家裡還有煙，要不要帶上？」老人沒有把兒子看成一個多麼了不起的人物，就是一個普通的兒子，這就是一個純樸的農民。老人甚至還說：「你獲獎以後，比別人要低半頭。」

我們跟隨阿來去看望他的父母，哎呀，阿來媽媽一看見阿來老師回來，拉住手就哭了，可能也一年多都沒見著。畢老師回到他出生的村莊，看到童年生活的地方，也是眼淚止不住就流下來。這種場景確實很觸動人，都是他們面對自己的故鄉、親人，所煥發出的一種很強烈的情感。

05

談收穫與遺憾：「他們每個人都很忙，

如果能有更多時間拍攝，片子會更豐滿。」

南方+：拍攝《文學的故鄉》的過程中有沒有一些遺憾？

張同道：遺憾也有，事實上我覺得從紀錄片的角度，如果能有更多的時間紀實拍攝，那片子會更加豐滿。但是我們也知道每個人都很忙，能拍到這麼多，就已經很不容易了。（拍攝）是沒有止境的。

接下來還會不會跟拍，還會不會增加其他人進來，這個我還沒想好，這一季還沒播呢，等一等再說。

您這麼多年從事紀錄片工作，拍攝的紀錄片題材也非常不一樣，您如何選擇紀錄片拍攝的題材？

張同道：我拍攝的紀錄片，都是我自主選擇的結果，拍自己想拍的。每一部紀錄片都是向生活打開一扇門，這扇門就通向一個不同的世界。或者是自己的興趣，或者是反映一種社會現象。

我覺得我拍得還不夠好。在紀錄片的藝術上還需要繼續搏鬥，繼續前進。

南方+：《文學的故鄉》有沒有希望做一部電影？

張同道：這本身就已經夠一部電影，但是莫言老師不願意在電影院放他的故事，他低調，不願意過多地在媒體上講他。所以我們暫時先不準備做。我拍攝的紀錄片《零零後》電影版馬上就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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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南方+  記者陶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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