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丁尚彪:為家庭日本打黑工15年,紐約新冠疫情中寫下遺囑

2020-12-23 月半悅讀

曾經因《含淚活著》這部紀錄片而感動中日兩國人民的「打工人」丁尚彪,因一篇在紐約疫情下寫的遺囑再次引起大家的關注。

今年,顛簸半生,已經是美國公民的老丁已經65歲,在美國繼續打工十年後剛剛退休。

他本來計劃著行使一下公民權利,為美國大選投一次票,再用十年時間去週遊世界,花光這些年掙下的鈔票,開啟一段獨屬於自己的人生。

可這一切都因為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而暫停,紐約的疫情從大爆發到失控,都讓他感到比在日本忍受突如其來的地震更加憂慮。

直到他得知社區裡的一位上海阿姨姨感染去世,幾天後才被發現之後,他如同當年在日本一樣,給女兒留下遺囑。

字裡行間看似冷酷無情,卻都是為了給子女減少麻煩,寄寓著濃濃深情父愛。

要理解他所做的這一切,又不得不提起當年他在日本「打黑工」的那十五年的歲月。

01、留學夢破碎,成為黑戶

在《我們的留學生活——在日本的日子》這部紀錄片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幅幅「眾生相」。

當年赴日留學的人裡,既有高幹子弟也有普通學生,既有才過九歲的小留生,也有年已三四十歲的老留學生。

而上海知青丁尚彪,就是那個35歲才到日本的老留學生。

他去日本,本為學習知識改變命運,可卻被命運捉弄,留在日本打了十五年黑工,有家而不能回。

當年,張麗玲和她的團隊開始拍攝紀錄片《我的留學生活》,在拍攝過程中接觸了很多留日華人。

1996年秋,經由華人創辦的《留學生新聞》介紹,他們開始接觸到那個叫野村一夫打黑工的人。

雖然,他們一直想拍攝這些以黑戶身份逡巡在東京的陰暗角落的中國人,可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都未能成行。

所以,這個後來持續了十年時間的拍攝,製作成了《含淚活著》的紀錄片,真的很難得。

那時,這位真名叫丁尚彪的42歲「黑戶」打工人,正以野村一夫的假身份在東京郊外的工廠打工。

這已經是這位上海知青到日本的第八個念頭了,八年間,他沒有休息過一天,更別說回家一次了。

1954年出生的丁尚彪,因家庭成分問題,在1970年的上山下鄉浪潮,被下放到安徽的偏遠農村。

這一去就是十年,他在那裡無論如何努力都沒能改變自己的命運,最大的收穫是找到了一個同時上海知青的妻子。

1981年,丁尚彪一家終於回到上海老家,他深受沒有文化的苦,很是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

可是他在上完單位辦的夜校後,由於年齡和家庭成分原因,上大學繼續深造成了不可能的事。

在一個小單位做炊事員的丁尚彪,工資微薄,夫妻倆省吃儉用才能維持生活,女兒出生後,壓力更大了。

他回憶,當時買一點蘋果都是給長身體的女兒削了皮吃,女兒剩下的妻子吃,他自己就把皮洗洗吃了。

在很多朋友都出國謀生的時候,他也不甘過一輩子平庸無望的生活。

再加上去了日本的朋友說,在當地,馬路上都能撿到國內還很稀少的彩色電視機和家具,他就更加嚮往出國改變命運了。

在他就要到35歲的時候,一份在小攤上花了五毛錢買的日本報紙徹底改變了他的命運。

報上登了一個日本大學的招生簡章,這似乎讓他看到了改變命運的曙光,他做出了去日本留學的決定。

為此,他找親戚朋友借下了42萬日元,交了保證金和學費,這在當年相當於他和妻子15年的工資,代價不可謂不大。

背負巨債起,再加上為了留學他已經和工作單位鬧翻了,可以說這一去日本,他在國內再也沒了退路。

可是,沉浸在即將能夠改變家庭命運的喜悅中的丁尚彪,當時還不知道,他要去的那個位於「番外地」學校,根本就是一個偏遠到日本人都不去的地方。

「番外地」就是日語裡「偏僻地」的意思,那個日本政府在偏僻的阿寒町,特別批准建立的飛鳥學院,也只是為了緩解當地落後的經濟。

在那兒待了一星期,丁尚彪就明白了,學校周圍極度荒涼,根本沒有能夠讓他打工讀書的機會,更別說賺錢還債和補貼家用了。

可是,前期他逃走好幾次,都被學校抓了回來。

後來,他和五十多名同學一起策劃了那場震驚日本的《北海道大逃亡》,他們在一個雨夜徒步走到北海道,從那裡逃脫前往繁華的東京謀求生機。

付出的代價是,他以留學生身份辦的籤證也過期後,成了一名沒有身份的「黑戶」。

於是,他和成千上萬的黑戶一樣,在東京最陰暗的角落裡尋找生存下去的機會。

02、最狠打工人,實現社會階層跨越

丁尚彪為了還清國內欠下的巨額債務,也為了不被人瞧不起,他選擇了在日本打黑工,後來更是為了給女兒未來留學鋪路而選擇繼續待在日本。

「無論如何要爭這口氣,我自己的這段裡程裡,我儘量多跑一點,讓女兒可以輕鬆跑下去。」

最累的時候,他一天要打三份工,白天在工廠或建築工地幹活,晚上在飯店炒菜、洗碗,要一直工作到12點。

他這樣勞累的工作強度,得到的報酬也是不菲的。

他雖然是以一名黑戶的身份生活,卻從一句日語都不懂,到一邊打工,一邊學日語,一邊考各種等級資格證。

他考了各種各樣的技術執照:電焊工、氣焊工、鏟車工、吊車工、清掃工等,這讓他比別人有了更多的工作機會。

同時他還堅持納稅,雖然一開始納稅是為了應付警察,避免被遣送回國,可後來他卻堅持了十五年,很多日本人是做不到這一點的。

最後丁尚彪離開日本的時候,海關的工作人員都被他的納稅單和十五年沒有一點違法記錄給震驚了。

可是,他卻住著最狹小的出租房,洗澡都不舍的去澡堂,只能在廚房掛著塑膠袋洗澡,衣服和日用品全靠從垃圾堆裡撿,甚至也捨不得吃一頓路邊最便宜的麵條。

用他自己的話說,窮慣了,口袋裡有錢也不知道怎麼花,買菜也是習慣性的買最便宜的,年齡大了也接受不了那些娛樂生活。

妻子在國內,有一段時間甚至以為他是在日本有了別的女人啥的,所以才不不回國的。

在哭笑不得的同時,他把努力工作的賺下的錢,全部都打給了國內的妻子,用來還債和女兒的學習教育。

直到張麗玲的攝製組前往上海拍攝他家裡的是情況,時隔八年,他的妻子陳忻星和女兒丁晽才第一次從錄像帶裡看到了老丁。

其實,他寄來的那些錢,陳忻星還完債之後,全部存了起來,她和女兒平時的開支全用自己的工資支撐,八年來她甚至沒買過一件新衣服。

在當年,上海房價還很低的時候,周圍很多人都把錢投資了房產,所以對他們夫妻倆存錢供女兒讀書很不理解。

甚至有人笑話他們,說他們把女兒供出來也不一定是好事,讀書越多,圈子越小,越難找對象之類的。

其實,女兒丁晽的壓力也是巨大的,雖然已經是學霸了,可還是怕自己的能力考不上國外一流的大學,辜負了父母的期望。

即使媽媽安慰說考不了國外的國內也有很多好大學,她還是害怕上一個普通大學畢業以後會沒有出路。

還好,在她十八歲的時候,一家人的努力終於得到了回報,她被美國紐約大學醫學院錄取了。

女兒從日本轉機前往美國時,終於見到了父親,這時的父親已經不再年輕。

就這樣,女兒去了美國,妻子留在國內,丁尚彪繼續在日本打工。

他認為家裡在國外也沒啥關係,自己多打一小時工,女兒就多了一小時學習的時間。

《家在我心中》拍攝結束了,他們一家人,仍然為家族階層的改變共同努力著,這一別又是七年時間。

好在節目組繼續跟蹤拍攝,用十年時間錄製了《含淚活著》,讓我們知道了這個家庭後來的故事。

在丁尚彪到日本的第十五個念頭,女兒終於博士畢業,學成歸來,即使已經適應了日本的生活,為了一家人團圓,丁尚彪還是決定回國。

於是,2004年,他前往之前避之不及的東京入境管理局自首後,終於回到了闊別十五年的家鄉。

不同於,《我的太陽》的主人公,為了圓博士夢的李仲生,更多的是為了自己的理想,選擇了犧牲家庭。

《含淚活著》的丁尚彪,更多的是為了女兒的未來,為了改變家族命運,實現社會階層的跨越,選擇了自我犧牲。

03、轉戰美國,繼續打工生活

回到上海後,他投資了一些房產,又去了之前在日本工作過的企業在崑山開辦的工廠工作,作了幾年的日語翻譯。

可是,在日本認真慣了老丁開始非常不適應,他受不了工廠裡的年輕人不遵守規章制度,工作不認真。

後來,女兒結婚生子後定居美國,他和妻子也在2009年移民去了美國。

內向的妻子選擇給女兒帶孩子,55歲的老丁卻不適應女兒那裡清閒的生活。

他覺得自己還能工作,也想通過工作了解美國學習英語,同時也不想給孩子增加更多的負擔,於是獨自搬到華人聚居區生活。

所以,他又出去開始打工,在國內很多人都退休了的六十歲,他還能拿到3000美元的月薪,生活規律也很開心。

他在紐約又是從一無所有開始,語言不通,還受到了西班牙裔同事的霸凌,日本那施展特長有求必應的職場文化再次救了他。

他成功適應了美國的社會環境,在當地的高級酒店洗碗,2012年的時候,還獲得了協會頒發的「大蘋果」獎,這是紐約城市酒店協會頒發給優秀從業人員獎項。

2019年底,六十五歲的老丁,達到了美國的退休年齡,可還沒等他辦完所有手續,紐約的新冠疫情大爆發。

剛開始只有華裔戴口罩,還要遭受歧視,以致於他在帶著口罩去工作酒店的地鐵上,不得不每天都換著車廂坐。

好在他想到了好的辦法,耍小聰明拿著咳嗽藥的盒子,成功躲過了地鐵上那些歧視者的拳打腳踢。

本來他計劃著要用十年時間週遊世界,去看東京奧運會,去中國很多沒去過的地方旅遊,可是在防控不當的紐約,卻不得不把自己封在家裡。

隨著疫情的迅速蔓延,他再次給女兒留下了遺囑:

萬一我染疫去世,一,電話聯繫不上就報警,門鑰匙已經用膠布貼在大門外擦鞋的地毯下;二,不要來送葬,電話聯繫有關部門立即火化。因為旅途有感染風險,即使來了也不讓看;三,不要建墓地,不用骨灰盒。日後骨灰在女兒駐地附近的海邊撒掉。

丁尚彪用堅韌的毅力實現他打工人一生的意義,也用不竭的進取心開拓著他人生新的篇章。

雖然,他曾經無比期待的2020年被新冠病毒毀了,可也不想讓孩子日後糾結,更不想給子孫後代添麻煩。

看來,老丁那個把鈔票花光的願望還是挺難實現的,之前是不會花錢,現在是不能出去花錢。

當年,紀錄片播出後。

在中國,有觀眾問張麗玲:「你們拍的都是打工、端盤子的留學生,有成功點兒的人物嗎?」

而在日本,觀眾的問題卻是:「拍了那麼多成功的人,就沒有失敗的嗎?」

也有人問,為了這一切,真的值得嗎?

正如當時片裡的背景音樂所唱:

因為愛著你的愛因為夢著你的夢所以悲傷著你的悲傷幸福著你的幸福因為路過你的路因為苦過你的苦所以快樂著你的快樂追逐著你的追逐

沒有風雨躲得過,沒有坎坷不必走。

只能說時代不同,國情不同,除了他們自己,沒有人能評價這一切是否值得。

#「閃光時刻」主題徵文 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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