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錢淑敏
年屆七旬的漢斯·斯隆(Hans Sloane)爵士,1730年在英屬北美殖民地維吉尼亞覓得一隻大鼓,木質鼓體,鹿皮鼓面,看上去是印第安土著的娛樂工具無疑。斯隆爵士欣然把玩這件殖民者的戰利品,小心翼翼將它同其他斬獲的物品一起打包裝箱。這隻雕琢質樸的大鼓,即將隨著船隊駛向大西洋,落戶斯隆爵士在倫敦的切爾西莊園。這鼓事實上來自非洲,被美洲土著獲得後覆上鹿皮。
誰都不曾想到,這隻並不惹眼的大鼓將來會成為大英博物館首批藏品之一,不僅如此,斯隆的所有藏品都將成為大英博物館的發端。英國藝術史學家、傳記作家、藝術館館長詹姆斯·漢密爾頓的《大英博物館》,從斯隆說起,娓娓道來大英博物館的發展史。
斯隆爵士立下遺囑
大鼓的新主人,1660年生於愛爾蘭基利萊,早年的醫名使得他在27歲時便成為時任牙買加總督阿爾伯馬爾公爵的隨扈醫生。隨著閱歷和財富的增益,他從小對未知事物的好奇心得以在收藏活動中被不斷滿足。他每到一處都悉心觀察記錄,據說正是他發現了可可與牛奶混合的妙處,進而成為巧克力牛奶飲品的專利人並從中獲利頗豐。
他在遊歷過程中滿懷激情地搜羅整理所見所得,保存造冊,並追求有序齊全,被同儕稱為「牙買加天然產物的集大成者」。他採集並製作大量幹植物標本和動物標本,收藏成千上萬的化石、巖石、礦物、礦石、金屬、貴重寶石和半寶石的原石。他的藏品來源不僅限於自然物,他的古董收藏與人類學收藏橫跨古今,幾乎將歐陸、新世界與東方的物件一網打盡。他將這些畢生收藏悉數安厝在私人宅邸——切爾西莊園。
隨著年事漸高,跟多數藏家一樣,斯隆爵士不可避免地要考慮心愛之物未來的運數。繼承給後人,他們有能力和精力盡心保存並妥善維護嗎?歷史上還沒有哪個藏家的藏品被世代維繫的。後人因奢靡變賣家產,最後落得窮困潦倒,早就不是什麼駭人聽聞的故事了。
此時正值西歐啟蒙運動的高峰,人們正竭力掙脫陳規舊例的羈絆,扛著理性主義大旗飛奔向前,新思潮、新觀念層見疊出。對大眾的啟智,對公共文化的建設正如火如荼地展開。「只對自己有好處,就是一無好處。」啟蒙思想家馬奎斯·孔多塞寫下了《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他懷著對人類進步的理想,飽含熱情地呼籲必須改善人類的境況,要讓所有人都得到幸福、全人類實現進步。正是秉持這樣的理念,終於,在1739年10月9日,即將進入耄耋之年的斯隆爵士立下遺囑,欲將其裒輯半個多世紀的私人藏品「以為公共之用」。
大概是想到自己窮其一生的成果在死後將為他人所有,尤其還想到子孫的福祉和過去優渥生活仍需維繫,斯隆爵士甩出頗具想像力的一招:希望依照大不列顛法定貨幣作價2萬英鎊將這批藏品悉數賣給英王喬治二世,如果王室不接受,那麼依次賣給倫敦皇家學會、牛津大學教授學者、愛丁堡大學的醫生,甚至國外的諸如巴黎、彼得堡、柏林、馬德裡的皇家科學院。
英王認為皇家財力難以支付這筆費用,財政大臣也認為不能用公款購買「零星的小玩意兒」,王室收購成為泡影。好在喬治二世的長子、頗具修養的威爾斯親王弗裡德裡克攜夫人在1748年前來為他助力。王儲夫婦參觀了切爾西莊園並提議:「這些藏品必須在很大程度上有益於學問之便,以及有益於增進不列顛的榮耀,故將之確立為一家公共機構,造福最近的子孫後代。」
受其鼓舞,第二年即1749年,斯隆爵士籤訂了遺囑的附件。他在附件中提名了48名獨立理事和34名公職人員負責照看他的藏品,堅持要求理事向英王或議會提出,支付2萬英鎊給他的遺囑執行人。他還在附件中重申設立這一博物館的目的:「歡迎一切具有相同參觀和瀏覽之渴望的人到訪參觀……這渴望可以是『儘可能有用』,或是努力滿足好奇求知之欲,或是增進所有人的學識和新知。」一如年輕時的他渴慕的那樣。
四年後,94歲高齡的斯隆爵士溘然長逝。
斯隆爵士去世後,其藏品的處置被提上議程。能量無限的理事們化解議會中的反對聲,以重組理事會的條件獲得一份議會法案——《大英博物館法案》(British Museum Act,1753)的加持。議會則通過發行彩票,來募集支付給斯隆家族的2萬英鎊預算。至此,藏品的所有權授予了信託,博物館的三大領銜理事也變成了除王室外的三大社會階層——教士階層、統治階層、平民階層——的代表:坎特伯雷大主教、上議院大法官和下議院議長。大英博物館就這樣由私人之產業轉型為公眾之財富,開放於眾。
斯隆爵士的善舉頗具影響力,之後的大英博物館活像一個「吸力機」,不斷有大批藏家以遺贈、饋贈的形式,向博物館充實藏品。隨著藏品的不斷增多,切爾西莊園顯然侷促擁擠,理事們曾一度考慮將白金漢府即後來的白金漢宮闢為藏庋之所,但因「房屋狀況和周邊環境的不便」,最終選擇了布魯姆斯伯裡被蒙太古公爵廢棄多時的蒙太古府。
帝國殖民事業最有力的展示臺
隨著「日不落帝國」的日益擴張,大英博物館也成了其殖民事業最有力的展示臺。通過擲金購買、組織考古發掘,甚至明目張胆的劫掠,世界文明的各類載體如春潮洶湧般匯入大英博物館。最有名的莫過於庫克船長藏品、埃及古物、埃爾金石雕以及敦煌文書的入駐。
詹姆斯·庫克是繼哥倫布之後在海洋地理方面擁有奠基性貢獻的航海家,因進行了三次南太平洋的探險航行而聞名於世。他發現了澳洲大陸,並以英國政府的名義把澳大利亞東海岸命名為新南威爾斯。從此,大英帝國的殖民版圖增加了最大的那部分。庫克船長還考察了南極洲,以及南太平洋包括復活節島、湯加、新赫布裡底、新喀裡多尼亞、諾福克島及後來以他命名的庫克群島等島嶼。他在遠洋航行中獲得的奇珍異寶,分別於1771年和1775年兩次送入大英博物館的倉庫,成為「在精美的埃及藏品來到前館內最受歡迎的展品」。
精美的埃及藏品隨著帝國事業的擴大,紛至沓來。1798年,被異族統治了兩千餘年的埃及迎來一個新的徵服者——拿破崙·波拿巴。士兵們在距離尼羅河三角洲40英裡外的羅塞塔(Rosetta)重修防禦工事時,挖出一塊刻有三種文字的花崗巖石碑,這塊石碑就是後來被命名為羅塞塔碑的鎮館之寶。這塊石碑作為法國人的戰利品,卻最終落戶大英博物館,見證的是英法在爭奪中東過程中的血雨腥風。
在尼羅河河口海戰中敗北的拿破崙,拋下軍隊,獨自回到法國。1801年,法國向英國與埃及的將領投降,之後籤署的亞歷山大協議要求法國人交出一切文物,包括羅塞塔碑。上面鐫刻的象形文字,最終還是由法國學者商博良破譯。自此,世人才能識讀木乃伊、莎草紙上的古老文字。
1799年,英國駐土耳其大使第七代埃爾金伯爵託馬斯·布魯斯賄賂土耳其駐希臘官員,命人從希臘帕特農神廟上取走或在整個雅典衛城發掘雕塑、建築物的構件,並將其運到英國。1816年,英國政府購得此批石雕,存放於大英博物館。為此,親希臘的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拜倫在《恰爾德·哈羅爾德遊記》中控訴道:「麻木不仁的是那些不掉淚的眼睛,看著英國人的手破壞你的城牆,搬走你殘破的聖壇……」
希臘自1829年從奧斯曼帝國的統治下獨立後,不斷向大英博物館索回這批取自帕特農神廟的國寶。而博物館理事們則用一份聲明婉拒了這一請求,帕特農石雕「是這個互聯互通的世界藏品大家庭裡的關鍵成分,他們都是世界共享遺產的一分子,超出了政治的彼此疆界」。
19世紀中後期,當殖民觸角伸及遠東,古老的中華文明打開塵封已久的大門。1856年到1932年間,大批西方世界的考古隊深入西北,掠走大量文物。1907年,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在第二次中亞考古之旅時,沿著羅布泊以南的古絲綢之路來到敦煌。他從守洞的道士王圓籙手中,將藏經洞中發現的九千餘件寫本和五百多幅繪畫帶回英國。大英博物館現藏敦煌文書多達13700多件,佔存世敦煌文書的四分之一。
從切爾西莊園到蒙太古府,從湯利展廳到東西兩座新樓的修建以及蒙太古府的拆除,從幾個簡單的建築組合到成片的包括自然博物館、地質博物館、科學博物館、大英圖書館等建築群的落成,大英博物館隨著藏品和參觀者的激增,不斷進行擴容。如今的大英博物館館藏已達800多萬件,涵蓋了200多萬年的人類歷史。藏品之豐富、種類之繁多,為全世界博物館所罕見。數量如此龐大的展品即便每年更換一次,輪流展出一百年也不能展示完全。更何況,捐贈和採購還在源源不斷地進行。
美國博物館專家喬治·布朗·古德曾說:「博物館不在於它擁有什麼,而在於它以其有用的資源做了什麼。」這句話一直被西方博物館奉為至理名言。如今,博物館早已脫離傳統博物館對文物裒輯收藏、整理研究的內向性功能,而是愈來愈彰顯其服務、教育的外向性功能。而這種有別於學校教育的獨具體驗性、沉浸式、個性化的教育方式,讓具有現代教育理念的家長們趨之若鶩,一度形成博物館熱。每到節假日,大批海內外學生、學者湧入大英博物館,在玻璃展櫃間流連,在石雕畫卷前駐足,在文物古蹟前沉思,這大概是對斯隆爵士當年執意「以為公共之用」最好的回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