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9日上午，以《南京大屠殺：被遺忘的二戰浩劫》一書成為美國最受矚目的華裔暢銷書作家的張純如，在加州自己的汽車內吞槍自殺。
張純如是第一個向西方社會披露南京大屠殺歷史真相的美國華裔女作家。
張純如飲彈自盡時，年僅36歲。她的兒子不過兩歲。對她的父母來說，女兒的猝然離世是這一生都揮之不去的陰影。
「女兒死後，我們一度不知道怎麼生活。」
白髮人送黑髮人，人生至慟，莫過如此。即便在女兒去世兩年後，接受記者採訪的張父仍神情悽惻：
「兩年多來，每一天我們都會問自己，究竟她為什麼要自殺？不知道問了多少遍。答案是，沒有答案。」
1968年，張純如出生在美國新澤西州的一個高知家庭。父母皆為博士，他們都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從臺灣遷居到美國的新移民。
「純如」的名字，取自《論語》：「從之，純如也」，寓意為「和諧美好」。
張純如天資聰穎，少時即品學兼優，尤擅寫作。上學期間，勤力筆耕，佳作紛湧。1995年，張純如出版首部作品《中國飛彈之父——錢學森之謎》，成為美國少有的在學生時代即有著作問世的年輕才俊，由此走上職業作家之路。
第一次聽說南京大屠殺時，張純如還是一個小女孩，通過父母的口述，她首度得悉南京慘案。
兒時張純如（右一）與家人合影
她後來在書中追憶此事：「我的父母親雖然不曾目睹南京大屠殺，但他們從小就聽聞這些故事，然後將這些故事傳承給我。他們說在幾天之內，長江就被血水染紅。父母的聲音因忿恨而顫抖，據他們描述，南京大屠殺是日本在荼害千萬個中國人的戰爭中，最窮兇惡極的一樁事件。」
1994年12月13日，史丹福大學舉行了一次紀念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的會議，在此期間，張純如參觀了南京大屠殺圖片展。
她親眼看到那些「毫無掩飾的黑白圖像：被砍下的頭顱、被開膛的腹腔以及裸體的婦女，強姦她們的士兵迫使她們做出各種色情的姿勢，而她們的臉上則露出了令人難忘的痛苦和羞辱的表情」。
這些血淋淋的資料喚醒了她幼時那些噩夢般的記憶，她當即決定，把記錄南京大屠殺當作自己不可推卸的責任，用生命寫出歷史的真相。
中學時代的張純如
「這本書的選題是她自己報的，開始拿到的啟動資金很少，只有幾千塊，但她立即就去了南京，根本不去想錢的問題」。
為了撰寫《南京大屠殺》，張純如搜集了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的大量資料，以及從未出版的日記、筆記、信函、政府報告的原始材料，她甚至查閱了東京戰犯審判記錄稿，也通過書信聯繫日本的二戰老兵。並親自奔赴中國、日本、歐洲，實地採訪了大屠殺倖存者。
在第一次踏上南京這塊浸透著30萬同胞鮮血的故國土地，踏上這塊遊蕩著30萬先輩亡靈的昔日屠場時，張純如就向國人發出這樣的告誡:「忘記大屠殺，就是第二次屠殺！」
在南京大屠殺所有重要的現場和叢葬地，她幾乎都進行了拍照與攝像，她儘量讓自己置身於當年那個宛如人間地獄的環境中，想像並感受當時的血雨腥風。她向倖存者事無巨細地提問，認真地記錄並整理，不願漠視和遺漏任何一個細節，就是想獲得更翔實和確鑿的第一手資料。
張純如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檔案館
張純如到耶魯大學圖書館查閱資料時，發現有關德國納粹分子約翰·拉貝的一些文獻，她還打聽到拉貝的一位親外甥女還活著，聯繫上萊因哈特後才知道，拉貝有一封寫給希特勒的關於日軍暴行的報告，並且還存留一本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日記。
據日記記載，日軍在南京所犯下的瘋狂屠戮、強暴婦女等擢髮難數的惡行，連在南京的納粹頭目拉貝也不堪忍受，他帶領20多位外國人士成立了南京安全區，揮舞納粹的臂章作為防範日本士兵的護身符，拯救了25萬南京居民。
張純如幾經輾轉找到了《拉貝日記》，這份珍貴的材料如今已成了侵華日軍南京暴行的鐵證。
當時的西方社會知道曾秘不可宣的卡廷森林慘案，知道臭名昭著的奧斯維辛集中營，知道被納粹屠殺的數百萬猶太人、波蘭人、吉普賽人，卻對南京大屠殺這一浩劫知之甚少。他們當中的很多人都不知道日軍在金陵這所古都犯下的滔天暴行。
而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自「二戰」勝利以來的幾十年，在西方有關日軍侵華史實的宣傳太少，聲音太弱。
1995年夏，張純如在南京
她為此疾呼：「我相信最終真相將大白於天下。真相是不可毀滅的，真相是沒有國界的，真相是沒有政治傾向的。我們大家要同心協力，以確保真相被保存、被牢記，使南京大屠殺那樣的悲劇永不再發生。」
曹雪芹為寫《紅樓夢》，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而張純如寫《南京大屠殺》歷時三年，刪改數遍。有時為了勘驗一個情節的真實性，她不僅大量檢索資料，而且一次次去實地調查走訪，並竭力用通俗淺顯而有力的語言，讓更多的人知道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的那場人類浩劫，讓歐美世界真實地認識了二次世界大戰中發生在中國的那段慘絕人寰的歷史。
1997年，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出版。它是第一部全面記錄日軍對南京城所犯暴行的英文著作。
此書一經問世，即震驚了西方世界。人類歷史上殘虐至極、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幕得以曝光於天下，它由此引發的強烈衝擊波猶如引爆了一枚枚深水炸彈。它連續5個月被列為《紐約時報》的最佳暢銷書。在隨後數年內再版十餘次，迄今印數已近百萬冊。
《紐約時報》對此評論道：「如果說這本書有助於填補戰爭暴行空白的話，它同時也具有某種更深遠的意義：對於太平洋戰爭和日本罪責的一種文化和政治上的覺醒。」
哈佛大學歷史系主任柯比在書的序言裡說，「這是60年來首次有人讓美國人知道這項戰罪暴行的存在。她做的是美國無數以英文寫作的男性作家或歷史學者都沒做到的事。」
有一次她去參加 美國舊金山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她的演講題目是《強姦南京》，當場就有兩個日本人站起來向她厲聲發難，張純如據理力爭，鐵證如山的事實，讓兩個日本人啞口無言，最後灰溜溜地逃離會場。
1998年，日本駐美大使公開發表聲明，污衊《南京大屠殺》是「非常錯誤的描寫」。張純如當時與齊藤邦彥一同接受「吉姆·裡勒爾新聞節目」的訪談，當場駁斥，予以了對方強有力的還擊。
事後說起這件事，母親張盈盈的語氣裡滿是驕傲:「她非常強硬，非常正面的回擊，她的英語又好又流利，結果那個日本人當場道歉。」
這場論戰讓歷史的真相得以澄清，表現出了非凡勇氣的張純如被當時的美國總統柯林頓親自接見。美國公眾開始普遍將她看做是「人權鬥士」。
幾年後，張純如的辭世，令北美的華人及整個社會非常悲慟，痛惜不已。當時，全美198種報章、雜誌對此進行報導。張純如的個人網站主頁被刷成一片黑色，僅留「紀念張純如1968-2004」的字樣。
墨色如漆，獨悼斯人。
當地的許多僑領說：「以對美國主流社會的影響力來說，很多華人團體10多年的努力總和，都比不上張純如一本書的力量大！」
在張純如生前，她曾強烈渴望把《南京大屠殺》拍成一部真正的好萊塢電影，以便讓更多的人認識並接受那一段幾乎被遺忘的歷史。當時她還設想能多寫一些相關的著作，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當她的諸多宏願還未實現時，便為生命劃上了永遠的休止符。
在人們想像裡，這個寫下了《南京大屠殺》的女子，應是戰士一般堅強無畏的；但在親朋摯友的記憶中，她是美麗善良，又熱情洋溢的。他們不相信張純如會以這樣的方式棄世，就像他們不能相信她已永遠離去。
作家葉鴻作為張純如的生前好友，回憶起在美國洛杉磯曾對張純如做的一段專訪，為讀者勾勒出張純如生命中未為大眾知悉的美好片段，無限唏噓化為一句結語：「她來這個世上，就是來表達一種真實的聲音。」
張純如在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照片前
張純如自殺前三天，他們還在通郵件。三天後，她以最決絕的方式離開了這個她曾無比熱愛的世界。
死前，她留下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我曾認真生活，為目標、寫作和家人真誠奉獻過。」
2007年，是《南京大屠殺》出版10周年，從2006年年底開始，加拿大女導演安妮·匹克開始著手拍攝紀錄片《張純如》。
紀錄片《張純如》海報
安妮·彼克強調：「歷史是沒有國界的，南京大屠殺是反人道的罪行，應該讓世界了解這段歷史，我們希望用鏡頭保存和傳播歷史真相。」
在這部記錄片中，日本右翼分子面對鏡頭氣焰囂張地強辯：「南京大屠殺不存在，我們不承認，你們都是編造的，張純如的書都是虛構的，是你們中國人串通好的，我們只在你們中國殺過幾千人而已。」
但在書中，張純如卻用無可辯駁的證據，用最沉痛的筆調記載： 一位歷史學家曾估算，如果把南京死難者的手連接起來，可以從南京一直拉到杭州，足有200英裡長。他們的血液總重可達1200噸，他們的屍體可以裝滿2500節火車車廂。
僅從死難者的數字看，南京的暴行超過了歷史上許多最殘暴的屠殺。即使與歷史上最具破壞性的戰爭相比，南京的暴行也足以代表最可怕的種族滅絕的行為。這場空前絕後的大屠殺，駭人聽聞的程度，就連南京城中的納粹覺徒也感到恐懼至極。
雖然她的書被翻譯成多國版本，但在日本，在右翼勢力的重重阻撓下，《南京大屠殺》被迫取消出版。直至2007年，該書的日文版才打破沉寂10年的出版禁忌，得以面世。
張純如當年被很多日本人辱罵和詛咒，此外，她還多次收到日本右翼分子的恐嚇信和電話。
2007年，《南京大屠殺》日文版面世
有記者曾替擔心：「你有沒有害怕呢？」
她答：「我不怕！」
「一點都不害怕嗎？」
她的回覆是：我是一位作家，如果我害怕我就不會寫這本書。
儘管她以強烈的正義感和大無畏的勇氣去寫《南京大屠殺》，但創作這部長達290頁的紀實作品讓張純如付出了體力、腦力和精神上的巨大代價。整天面對著慘無人道的歷史，面對她難以想像的人性的罪惡，以及把浩繁的資料轉化為史書的艱巨任務，她殫精竭慮，心力交瘁。
在《南京大屠殺》寫作過程中，她經常「氣得發抖、失眠噩夢、體重減輕、頭髮掉落」。
無所不用其極的暴虐和殘忍，在這場滅絕人性的屠戮中，被一次次「刷新」。
對於張純如死前的精神狀況，父母都承認了女兒罹患抑鬱症的說法:「她身體不好，晚上睡不著覺，一周去看兩次心理醫生，但是沒有用。」
她寫作的題材都是一些涉足人性恐怖、讓她內心震蕩不已的事件。從《南京大屠殺》到她後來準備寫的美國二戰被俘軍人受日軍虐待的歷史，都是極盡血腥，惡跡昭彰的題材。
作為母親，張盈盈擔心《南京大屠殺》這樣的選材，對一個年輕的女孩來說太沉重，書出版後曾建議女兒「不要再做這麼嚴肅灰暗的主題」。但張純如跟媽媽說：「沒辦法，我沒有辦法拒絕那些老兵要求寫我這樣一本書。」
張純如在南京採訪大屠殺見證者
張純如自殺前，正為自己即將著手的第4本書《菲律賓的死亡之旅》進行尋訪，為的是搜集相關素材。
她丈夫透露，張純如的精神在尋訪回來後陷入崩潰，並因此住院五個月。人們不知道她究竟又接觸到了多少罄竹難書的罪惡，又發掘到了怎樣陰鷙黑暗的一角，然而，這種致力於挖掘人類被掩埋的歷史，揭露人間慘劇的工作或許正是她抑鬱的主要根源。
丈夫布瑞特與張純如
當時的她並非不想擺脫那種宛如置身於汪洋大海，隨時可能面臨滅頂之災的情緒困擾，只是無能為力而已。
在她的遺書裡就表達了這種絕望：「我的呼吸一次比一次艱難……像是在漫無邊際的大海裡沒頂。我知道我的決定會將部分痛苦轉移到別人身上，尤其是那些深愛我的人。請原諒我，原諒我，因為我無法原諒我自己。」
美國《僑報》在悼念張純如的文章中說：「她想撐起整個的天空，但她的戰場無涯，敵人難數……她犧牲了自己。」
詩人北島在他的《我不相信》裡呼告：
「我來到這個世界上
只帶著紙、繩索和身影
為了在審判之前
宣讀那些被判決的聲音。」
張純如曾打算在書寫完後，去學法律，將來要代表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與日本打官司，要求日本賠償他們的損失，必須由像她這樣的在西方的華人後代站出來，為這些倖存者奔走與吶喊。
但「壯志未酬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張純如去世後，被安葬於加州的洛斯·阿圖斯鎮的一處叫「天堂之門」的墓園裡。
肅穆的墓碑上，嵌有張純如微笑如天使的照片，以中英文分別銘刻著「摯愛的妻子和母親、作家、歷史學家、人權鬥士」等字樣。
魯迅先生說過，「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她以羸弱之軀去面對，以如椽之筆去控訴。儘管這鮮血如此濃稠，以至於在80多年後依然艱於呼吸視聽，令人窒息。
血寫的真相，墨寫的歷史。前者不僅以累累白骨，無數冤魂來作為明證，更需要後者廓清迷霧，以正視聽——怎忍陰翳掩日月，不容青史盡成灰！
杜牧在他的《阿房宮賦》中有這樣的醒世之語：「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復哀後人也」。
有鑑於此，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鼎上的銘文如此警策：
昭昭前事，惕惕後人。
國行公祭，法立典章。
鑄茲寶鼎，祀我國殤。
永矢弗諼，祈願和平。
中華圓夢，民族復興。
沒有什麼恥辱和愴痛是可以被徹底清除的，在那些不肯沉睡的記憶裡，在雖已結痂的傷疤下，永遠都有鮮血在流淌。
但只有當銘記成為砥礪，以國力捍衛尊嚴時，我們才能成為世界歷史的書寫者和人類強音的發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