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外求印:趙之謙篆刻特輯(四)

2020-12-24 新華網客戶端

趙之謙篆刻藝術研究綜述

李永輝 楊國棟

  當代以來,學術界對清代書法篆刻家的關注與研究逐步深入,其中對趙之謙的研究一直持續高溫。尤其近十餘年,各大型展賽對趙之謙篆書、篆刻風格的師法者持續增多,各專業雜誌如《中國書法》《書法》《西泠印社》《書法研究》等頻發研究專題,這中間對趙之謙篆刻藝術的研究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因此,對於趙之謙篆刻研究的歸納、整理、分析,就顯得尤其重要:這不但是對已有的研究文獻的整理與歸納,更重要的是通過對已有的文獻梳理研究,為研究者提供相應的文獻線索,為以後對趙之謙篆刻的研究提供更精準的參考和方向定位。

沈樹鏞同治紀元後所得(附邊款 印面) 2.6×2.5cm 君匋藝術院藏

  隨著對明清書法篆刻藝術研究的深入,趙之謙較早地進入了當代學術研究視野,其中對其篆刻藝術的研究是極為重要的部分。一九七九年二月,上海《書法》雜誌刊登了潘德熙《略談趙之謙的篆刻風格》一文,此後趙之謙篆刻研究的關注者日多。當下,學術界對趙之謙以及趙之謙相關的研究更趨深入,在這種學術視閾之下,對趙之謙篆刻藝術研究的文獻進行梳理與研究,顯得尤其重要。

  我們通過篆刻研究專著的檢索,「中國知網」等網絡閱讀搜尋引擎搜索並篩選,配合舊版雜誌以及少數未刊圖書的查閱,對趙之謙篆刻藝術研究文獻進行了爬梳與整理。共計得期刊與研討會文集所錄文章六十餘篇(篇幅短小或全無學術價值者不記),涉及趙之謙篆刻藝術的專著二十餘部,高校與科研機構碩博士學位論文六篇。因綜述涉及文獻數量較大,我們雖然不能窮盡資料,至少這些研究文獻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過現有文獻資料的分類梳理,試將其按照研究角度的不同分為五類。當然,在綜述過程中,限於篇幅不可能面面俱到,謹將各類代表性文獻作一簡要綜述。

如願(附印面) 2.0×2.0cm 上海博物館藏

  趙之謙篆刻藝術風格及綜合研究

  對趙之謙篆刻藝術的關注與研究,最初的研究文獻一般沒有獨特的研究視角,多數是從整體上對其篆刻藝術風格特徵及其形成因素作綜合的研究。早期研究文獻如:王冬齡《宏逸多姿,神採飛揚:趙之謙的書法篆刻藝術》、味琴《趙之謙的篆刻藝術》等多屬此類。

  一九九六年辛塵發表《趙之謙篆刻藝術論》,該文從「力合二宗」「刀從筆出」「印外求印」等三方面對趙之謙篆刻藝術的建樹做了系統的梳理與定位。在此基礎上,一九九九年辛塵又在其專著《歷代篆刻風格賞評》中進一步挖掘了趙之謙篆刻「合宗」美學主張與形成過程,以及其印外求印藝術主張的歷史價值。葉一葦在《中國篆刻史》中對趙之謙的篆刻藝術貢獻概括為五個方面,他認為趙之謙篆刻「開闢了新的摹漢印之路」,「拓展了印章文字廣闊的前景」並且「開創了印章邊款藝術的新紀元」這種總結見解應當是公允之論。蕭高洪《趙之謙篆刻風格的形成及其緣由探析》一文,則將趙之謙篆刻藝術的特殊性歸結為三方面:入印文字取資廣、範圍大;刻印的隨意性;感情的流露。進而,蕭文將這種特殊性的形成緣由歸結為三個因素:常州學派的影響、坎坷的仕途與人生道路以及佛性與佛教思想的影響。

  二〇〇八年,張小莊出版專著《趙之謙研究》,在本書《篆刻》一章中將趙之謙篆刻藝術分為前後兩個階段,並分門別類將其篆刻作品做了細緻的分析,從微觀上理清了趙之謙印風來龍去脈。徐海的博士學位論文《趙之謙篆刻研究》則較為完整地論述了趙之謙篆刻的主要風格以及其思想、交遊等方面對其篆刻風格的影響。張麗娉《趙之謙的金石交及其同浙派的關係》,田謐、王浩、楊帆《趙之謙早期交友與其篆刻風格流變之關係》則主要側重於考察趙之謙的金石交往對其印風形成與流變的影響。趙洲《試論趙之謙篆刻邊款的創新性》,王燕禎《趙之謙印章款識研究》與邊穎《趙之謙篆刻邊款藝術研究》是對趙之謙篆刻邊款風格及成因的研究,惜幾篇碩士論文的選題相似度過高,減弱了其應有的學術價值。

  另外,張明學《趙之謙篆刻藝術研究初探》,牛建維《師古不泥,鐵筆縱橫:論趙之謙的篆刻藝術》,以及韓天衡、張煒羽《中國篆刻流派創新史》,鄒濤《上溯金石下開風氣:趙之謙的書畫篆刻》,等等都是對趙之謙篆刻藝術綜合研究的重要文獻。

漢石經室(附原石 邊款 印面) 2.8×2.7cm 選自《君匋藝術院藏三家名印二百品》

  趙之謙印學思想研究

  趙之謙的印學思想是晚清篆刻美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整個中國篆刻思想史和篆刻美學體系中佔有重要地位。清同治二年(一八六三),以印學家魏錫曾為媒介,趙之謙與吳讓之以印譜序跋為陣地進行了一場印學審美取向的討論, 即印學理論史上著名的「巧拙論辯」。

  黃惇《中國古代印論史》中專列章節,系統梳理了趙之謙的巧拙論辯和對浙、徽兩宗的批評,以及這次論辯所引起的反響。黃惇通過對印譜序跋的資料分析得出:在「拙」與「巧」這對審美範疇中,趙之謙認為「拙」的審美價值要遠高於「巧」,浙宗「巧入」偏重於外表與形式,而徽宗「拙入」則偏重於內質。唐吟方《清代印學史上一次不尋常的交流》系統梳理了此次論辯之始末,並對吳讓之、趙之謙、魏錫曾的印學主張加以提煉,進而比較了吳趙兩家的印學主張之異同。此後,亦有不少此類的研究文獻。如:祝竹《釋讀吳讓之與趙之謙的印學交流》,武蕾、孫志宜《趙之謙印學思想研究》都對此次論辯做了剖析與論述。二〇〇九年,朱良志發表《明清印學的南北宗問題》一文,認為趙氏以「巧」「拙」為標準評判浙徽二宗,是明清印學史上南北宗的爭論問題。趙之謙本人的立論基點有二:其一,對浙派尤其浙派後學頗有不滿之氣;其二,對拙道的堅守。所以他的評價標準是崇北抑南,是「中國藝術哲學中尚拙的審美旨趣」。

  當代趙之謙印學思想研究的另一個焦點問題,是對其「印外求印」思想的研究。黃惇《中國古代印論史》系統研究了趙氏「印外求印論」,他認為趙之謙「印外求印」之思想來源有兩點:一是浙派印人的早期實踐,二是「印從書出論」。並且進一步梳理這一理論的發展過程,吳昌碩、黃士陵從篆刻實踐上完成了該理論的發展,王光烈、葉銘則在理論上作了辯證總結。張小莊《趙之謙研究》將趙氏「印外求印」思想與其篆刻藝術的實踐相結合論述,亦多有見地。

  韓天衡編訂《歷代印學論文選》以及鄒濤注《趙之謙印論選》對趙氏印學論著、印章邊款做了系列的著錄與註解,方便了讀者對趙氏印學思想的研究。此外,尚有些許文獻或為印學專著中涉及或從某側面出發來研究趙之謙的印學思想,譬如:黃輝《趙之謙印學觀中的魏碑意識》,陰勝國《趙之謙與晚晴印學之變》,王夢筆《趙之謙篆刻及其印學思想》,左家奇《標新立派善於創新——論趙之謙篆刻創新思想與實踐》等。

鄭齋金石(附原石 邊款 印面) 1.9×1.8cm 君匋藝術院藏

  趙之謙篆刻技法研究

  在以往的印學著作與篆刻教程中,篆刻技法多是從一般概念上的講授與研究。隨著高校書法專業教育的發展,對篆刻技法學習的需求逾漸廣泛與深入,篆刻技法的專題研究漸多。

  二〇〇〇年以後,西泠印社等出版社配合高校書法專業出版了一系列的篆刻專題技法教程。胡小罕編著《趙之謙篆刻及其刀法》專門解析趙之謙篆刻的刀法問題,將趙氏篆刻刀法分筆畫、分類型逐一解讀。朱豔萍《趙之謙篆刻及其邊款》對趙氏篆刻邊款做了專題研究,從邊款的內容、用字、刀法到其形式構成皆一一解讀。周林《略談趙之謙篆刻藝術的章法》,從虛實對比來分析趙之謙篆刻的章法,並分為自然虛實和人為虛實兩個部分,尤其對人為虛實部分的分析較為細緻。二〇〇六年,舒文揚出版《趙之謙經典印作技法解析》,本書從趙之謙篆刻的篆法特徵、章法構成、刀法技巧、邊款賞析、臨摹要領以及趙之謙篆刻對現當代的影響等六方面,對趙氏篆刻作品文化背景與臨摹技法全面闡述,其解讀深入淺出,技法示範圖文並茂,對學習趙氏印風頗有幫助。劉一聞主編《印章藝術及臨摹創作》亦對趙之謙篆刻臨摹與創作技法作了系統分析。此外,尚有從微觀印作入手解析趙氏篆刻技法之文獻,此不贅述。

  趙之謙印譜與印譜研究

  趙之謙篆刻作品的輯錄,自其在世之時就開始了。從同治二年(一八六三)魏錫曾輯成《二金蝶堂印譜》至一九四九年,趙之謙印譜的輯錄不下十幾部,加之拆分、合併與版本變化,其數量則更大。當代以來,對趙之謙印譜的整理、著錄與研究的主要成果文獻有:韓天衡《趙之謙<二金蝶堂印譜>及它譜》,韓天衡主編《中國篆刻大辭典》,林章松《趙之謙存世印譜淺說》,李寧《中日所藏明清印譜表》,杜志強《上海千年書法文化圖史》。其中,韓文發表時間最早,結合自己的收藏,介紹了趙之謙早期印譜十五種。李文則遍查中日印學文獻,於趙氏印譜信息的搜集整理最為詳盡,將印譜的編輯者、出版時間、著錄文獻以及不同版本的差異以表格形式逐一羅列。

  一九七八年以來,明清印譜出版漸多。趙之謙印譜正式出版物亦不在少數,其主要有:香港博雅齋《趙之謙印譜》,方去疾編《趙之謙印譜》,等等。(以下從略)

稼孫(附原石 邊款 印面) 1.6×1.6cm 君匋藝術院藏

  其他研究文獻

  除上述四個方面以外,趙之謙篆刻藝術研究文獻尚有幾類,雖然數量不多卻不可忽略。

  錢君匋對趙之謙印作的鑑別與辨偽獨具慧眼,個人藏趙氏印作百餘枚,其《趙之謙篆刻辨偽》一文結合私人收藏論述了對趙氏印作鑑別的真知灼見,將常見趙氏印章偽作分為四類。俞豐《趙之謙篆刻辨偽》則是更為系統的對趙氏傳世印作與印跡進行辨偽研究,論證甚為詳實。鄒濤《趙之謙無年款篆刻年代考》對趙氏十八方無明確紀年印作做了系年研究。另有吳浩《趙之謙漢畫像二印考論》,亦屬此類文獻。

  孫慰祖《徐三庚與趙之謙》一文提出徐趙二家在印風的形成過程與風格特徵上皆有很多的相似性。在此基礎上,楊國棟《徐三庚、趙之謙篆刻藝術之比較研究》從兩家的家庭出身、風格特徵、藝術成就、印外求印、力合二宗以及對後世之影響做了全面的比較。劉一聞《從「印從書出」看吳熙載、趙之謙創作異同》,通過剖析吳趙兩家書法篆刻創作及其理論思考的異同,理清了他們在藝術創作中的相同與差異。

  關於趙之謙印風的對外傳播與影響研究,我們所見文獻相對比較少,多數是印學史著作和綜合研究類文獻的研究所涉及。專題研究者如:鄒濤《趙之謙在日本的作品及其影響》,夏小雙《印詎無源:吳昌碩印藝中之趙之謙影響》等等。

  文獻研究綜述的目的在於理清學術界對某一個專題的前期研究軌跡,宏觀的看待研究優勢與缺失,進而引發對這一研究專題的理性分析。儘管在綜述過程中我們不可能窮盡資料,但對所見文獻的梳理與分類過程中,我們發現對趙之謙篆刻藝術的研究至少有兩點缺失:

  其一,趙之謙印風對當代篆刻,尤其展覽篆刻的影響與啟示研究。趙之謙的「合宗」印風與「印外求印」為近代篆刻開闢了一種全新的創作模式,對近代以來的篆刻創作影響巨大。尤其當代以來,展覽篆刻的蓬勃發展,明清流派印風復以全新的姿態進入當代篆刻創作的語境。而趙氏印風對當代的篆刻創作有如何的啟示,在現代語境中又應當有什麼樣的變化,值得我們深入的思考。

  其二,趙之謙印風的對外傳播與域外影響研究。趙之謙印風自日本明治時代後期傳入東瀛,大量趙氏印譜由船舶傳入,對明治以後的日本印壇有著深遠的影響。那麼,趙氏印風傳入日本以後為什麼會有如此大的影響,其印風在異域的發展傳承又有這什麼樣的變化,這一點也值得深入研究。

  以上綜述雖本著客觀描述作者本人的學術主張之本意,然限於筆者的學術水平,亦恐有不當之處。如果對文中所涉諸學者的學術主張有所曲解,請多包涵。也請讀者諸方家不吝賜教。

二金蝶堂雙鉤兩漢刻石之記(附原石 邊款 印面) 4.4×2.9cm 君匋藝術院藏

樹鏞審定(附邊款 印面) 1.6×1.6cm 君匋藝術院藏

福德長壽(附邊款 印面) 2.1×2.0cm 選自《君匋藝術院藏三家名印二百品》

佛弟(附原石 邊款) 3.8×2.6cm 君匋藝術院藏

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附錢君匋補款 印面) 3.0×2.4cm 君匋藝術院藏

嫌其銅臭(附邊款 印面) 2.6×2.4cm 君匋藝術院藏

《悲盦印跡》《二金蝶堂印譜》讀記

蔡泓傑

  趙之謙刻印不輕為人作,但其對後世的影響卻不可估量。《悲盦印跡》《二金蝶堂印譜》為錢君匋先生舊藏,兩譜成譜時間早、錄印數量大,多有他譜所未載之信息,是學習和研究趙氏篆刻的珍貴資料。

  趙之謙天才卓絕、藝兼眾長,在書畫印等諸多領域影響了大批後世學者。對於諸藝,趙氏自言「生平藝事皆天分高於人力,惟治印則天五人五。」趙氏刻印極為自惜,自言「以少有合故」「以伎拙而議之者眾也」而不輕為人作。魏稼孫曾竭力搜集趙氏所刻而成《二金蝶堂印譜》初稿。一八六三年趙氏在譜中題「稼孫多事」四字篆書,並書「然令我一生刻印、賦詩、學文字,固天所以活我,而於我父母生我之意大悖矣」等句。可見趙氏雖於篆刻用力甚多,自我要求極高,但志向更在「經世之學」上。所以趙氏生前輯成之譜極少,即便是一紙舊拓亦足可寶之。

  錢君匋對趙氏之藝極為欽佩與推崇,自言有「趙癖」,一生收得趙氏篆刻原石一百餘方,印譜多種,書畫數十件,多數入藏於君匋藝術院。筆者就所見錢君匋舊藏趙氏印譜兩種作一述錄,並不揣淺陋就其印學價值作一考察,以備諸方家研究趙氏篆刻之需。

二金蝶堂(附原石 印面) 2.8×2.7cm 選自《君匋藝術院藏三家名印二百品》

  《悲盦印跡》《二金蝶堂印譜》述錄

  1、《悲盦印跡》

  《悲盦印跡》,一函二冊,均為蝴蝶式冊頁裝,原鈐剪貼本。藍布函套,上無題籤,兩冊封面均為楠木板,縱23.5cm,橫13.5cm,左上均有「悲盦印跡」六字行書籤條,款「君匋」,鈐白文長方印「午齋」。兩冊內頁均無版框,首末各有四頁為灑金紙,中間各頁為白色宣紙。第一冊第二頁左上貼籤條,上書「悲盦印跡。胡石查手拓,夢華藏,愚公署。」鈐白文方印「宣君長印」。第四頁左下角自下而上鈐朱文長方印「昊天閣藏金石書畫」、朱文方印「祈壽堂主」。五至二十七頁剪貼趙之謙原鈐印蛻及邊款拓片,自朱文方印「鄭盦」及款始,止於朱文連珠印「元/本」及款,所錄印皆附邊款,計印蛻二十八面,邊款三十六面。第二十八頁剪貼有胡石查手書跋文一則,鈐白文方印「義贊私印」「吾腕有鬼吾眼有神」。是冊末頁左下鈐有朱文方印「昔非平生真賞」。

  第二冊第二頁左上方貼籤條,上書「悲盦印跡。劉子重手輯,夢華藏,愚公署。」鈐朱文方印「愚公」。第四頁左下鈐朱文方印「祈壽堂主」。第五至四十頁剪貼趙之謙原鈐印蛻及邊款拓片,自白文長方印「績溪胡澍川沙沈樹鏞仁和魏錫曾會稽趙之謙同時審定印」及款始,止於白文方印「大興劉銓福家世守印」及款,所錄印部分無邊款,計印蛻七十四面,邊款五十二面。第四十二頁左下鈐有朱文方印「昔非平生真賞」。是冊末兩頁空白。兩冊所錄印無重複,總計印蛻一百零二面,邊款八十八面。

  2、《二金蝶堂印譜》

  《二金蝶堂印譜》,一函四冊,原石鈐印本。藍布函套,上有「二金蝶堂印譜」行書題籤,款「錢君匋」,鈐朱文長方印「豫堂」。各冊皆土黃色封面,上有藍刷「二金蝶堂印譜」隸書籤條,無款。譜縱23.1cm,橫10.3cm,內頁版框幼線藍刷,縱15.2cm,橫8.8cm,書口皆無字。是譜大部分印附款,拓於印蛻次頁。冊一扉頁框內藍刷篆書「二金蝶堂印譜」六字篆書,無款及鈐印,框外右下鈐朱文方印「錢君匋」,次頁藍刷「大興傅氏華延年室輯」隸書題記。是冊始於朱文橢圓形印「第二個不才子」,止於朱文方印「竟山」款,共錄印蛻三十六面,附款三十六面。冊二始於白文方印「胡澍之印」,止於朱白文相間方印「趙撝叔」款,共錄印蛻三十六面,附款三十三面。冊三始於白文方印「何澂之印」,止於朱文方印「成性存存」款,共錄印蛻三十六面,附款四十二面。冊四始於朱文方印「曾歸錫曾」,止於朱文方印「如今是雲散雪消花殘月缺」款,共錄印蛻三十面,附款二十六面。是冊後有傅栻手書跋文一則,鈐白文長方印「印癖」、白文方印「傅栻私印」,共計三頁。跋後空白頁左下鈐白文方印「錢君匋在解放後買的」,末頁鈐朱文方印「傅氏所藏」。全譜共錄印蛻一百三十八面,附款一百三十七面。

  《悲盦印跡》《二金蝶堂印譜》印學價值

  1、成譜時間早

  《二金蝶堂印譜》末有傅栻跋文,款曰:「光緒丁丑秋中,大興傅栻子式識於福州寓邸之有萬憙齋」。故可知是譜成於光緒丁丑,即一八七七年,時趙之謙四十九歲,客南昌。

  細讀《悲盦印跡》,由譜中兩張籤條可知最初應為兩譜,一為胡石查手拓,一為劉子重手輯。兩譜曾為馮煦所得。「馮煦(一八四三—一九二七),字夢華,晚號蒿史,一作蒿盦。江蘇金壇人,居寶應。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探花,官四川廣安州,旋署布政司。」馮氏得譜時譜本面貌未知,可以確定的是其曾請宣哲題籤。「宣哲(一八六六—一九四二)藝林年鑑作(?—一九四三),字古愚,一字愚公,江蘇高郵人。富收藏,精鑑別,曾與黃賓虹結為貞社,各出金石、書、畫,以相玩賞。」

鏡山(附邊款) 2.9×2.9cm

華延年室收藏校訂印(附邊款) 3.6×3.6cm

績溪胡澍荄父同孟子四月二日生(附邊款) 1.8×1.8cm

  那麼今天我們所見的《悲盦印跡》,是否即為馮煦的重裝本?冊一末有胡石查手書跋文:「……茲從八喜齋借得廿四方,拓贈仲晨二兄法家雅鑑。石查胡義贊並記,時光緒丙子仲冬中旬九日也。」然筆者發現,是冊中白文方印「西京十四博士今文家」、朱文方印「各見十種一切寶香眾眇華樓閣雲」、朱文方印「鏡山」及白文方印「何傳洙印」,受主為曹葛民和何澂,皆非八囍齋中之物。印拓之側分別有題記「此印得自方節盦處。伯年記。」「此印為節盦拓贈。伯年記。」筆者認為作此題記者「伯年」應是劉伯年的可能性極大。姚善一《偃蹇高人意 蕭疏達士風——憶書畫篆刻家劉伯年》一文中云:「劉伯年原名宗翰,小名年生,字伯年;一九四二年更名遷,自署思若;晚年齋稱今是樓。其名號甚多,又名碩、玉成,『文革』期間曾署道元;又字伯嚴、伯儼、伯巖;號天祿、海西亭長、病大夫、青城山人、罨畫池長、伯翁、伯公等;齋館稱三竹簃、無佞之室、梅盦、不佞暗、祈壽堂、積石亭、柳垞書舍、淡慮堂、寶壑暗、晚香簃、病起龕、秦漢八印之齋、秦量漢度之齋、習苦齋、思親閣、不訾軒、百忍齋等。」隨文刊發的還有劉伯年手刻白文方印「祈壽堂主」。而是譜上下兩冊中均有朱文方印「祈壽堂主」,亦可佐證。據此,筆者推測,劉氏得譜後進行了重裝,並於第一冊中增補了上述印蛻四面及其邊款十一面。所以冊一所錄印已非胡石查在跋文中所云的廿四方了。至此可以確定,是冊中潘祖蔭用印二十四方,為胡石查手拓於光緒丙子仲冬,即一八七六年。時趙氏四十八歲,客南昌。

元祐黨人之後 2.4×2.4cm 上海博物館藏

長恩閣藏書 2.65×1.7cm

  至於冊二所錄印是否在劉子重手輯的基礎上作了增補,因無序跋、題記,不能確定。從譜中諸印拓制方法及質量各異來看,所錄印當是劉子重陸續收集而成,同時也不能排除後人重裝時有所增添。故其成譜時間只能通過劉子重生平、交遊及所錄印的創作時間推定。關於劉子重其人,史料中記載極少,就連其生卒年亦未詳。周汝昌在《紅樓夢新證》中介紹:「劉銓福,字子重,別號白雲吟客,大興人。多藏書籍文物,能詩畫,官做到刑部郎中,可能生於嘉慶末,而卒於光緒中葉。」若據劉氏卒年推測,是冊最初成譜時間下限應不晚於光緒中葉。

  再從各印創作時間看,冊二有紀年印中創作時間最晚的為白文方印「孫熹私印」,作於一八六九年,時趙氏四十一歲,客黃巖。譜中另有「孫氏歡伯」「孫熹」二印或作於同一時期。除為孫熹所作印外,其餘諸有紀年印,最晚的作於一八六三年,無紀年印據趙氏創作及交遊經歷推斷,大致為此一時期之作。由此可進一步推測此譜成譜時間之上限可能在一八六九年或略後。

  再讀是冊,筆者發現趙之謙為魏稼孫所作「鶴廬」印僅拓入了篆書邊款一面,文曰:「稼孫葬母西湖白鶴峰,因以自號。撝叔刻之,壬戌九月。」而此印今存邊款兩面,另一面為趙氏於癸亥(一八六三)補刻,曰:「癸亥八月,稼孫來京師,具述母夫人苦節狀,乞為文並記事其上。」由此我們至少可以推定,此冊中部分印蛻拓成時間當在一八六三年或更早。

稼孫(附原石 邊款 印面) 1.2×1.2cm 選自《君匋藝術院藏三家名印二百品》

  2、錄印數量大

  趙之謙雖精於篆刻,但不輕為人作,故連同時代的胡義贊也不免感嘆「以故流傳極少」。所以傅栻「搜羅廛肆,乞借友人,並自藏各石,輯為印譜,傳諸後世。」為的是「將來有慕其文採風流者,庶無吾不見米、趙諸先生遺制恨乎。」

  關於趙之謙印作的流傳情況,錢君匋於《趙之謙刻印辨偽》一文中說:「到現在為止,據不完全統計,大約只有三百五十餘方,其中一部分存有原印,一部分只有拓本。」雖然也有新的原石和拓本的發現,但是「即使把這些新發現的加起來,也不過三百六十方左右。」小林鬥盦所編《中國篆刻叢刊·趙之謙》錄印三百七十八方,然「因廣徵博採,不免魚龍混雜,頗收了一些偽作」。吳甌編《中國歷代印風系列·趙之謙印風(附胡钁)》錄印三百八十四方,「當為歷來趙之謙印譜之最豐富者」。綜上所述,我們今天能看到的趙氏篆刻印蛻尚不足四百方。

  筆者將《悲盦印跡》《二金蝶堂印譜》錄印進行了統計、比對(限於篇幅,表格從略),除去重複者,得印一百九十七方,約佔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趙氏印蛻總量的二分之一。更可貴的是其中個別印未見於它譜。如錢君匋曾在《趙之謙刻印辨偽》一文中提及的「也有新發現的拓本,如白文『繆德棻印』、朱文『芷汀』」。即存於《悲盦印跡》冊二。

  3、所含信息多

  歷來對於趙之謙篆刻的研究不乏其人,亦不乏專論與專著。然而由於一手資料的缺乏,常常阻礙研究的入,甚至造成認識的偏頗。新資料的發現不僅有助於進一步的研究,甚至能糾舊說之謬。縱觀上文述錄印譜兩種,《悲盦印跡》雖名不見經傳,然鈐拓時間之早出乎意料;傅栻《二金蝶堂印譜》為傳世經典,惜至今未有印刷本刊行。故於此兩譜,寓目者極少。錢君匋等先生曾於文中偶有介紹,然圖文未必詳盡,知者尚為少數。故筆者就二譜中所見列舉數條以供參閱。

  眾所周知,篆刻作品隨著使用和遞藏難免磨損和磕碰,導致鈐蓋的印蛻呈現不斷變化的現象。故而越是早的拓本越是接近作者想要達到的形式效果,想要表達的印學思想。如趙之謙名作「鑑古堂」,無論是方去疾編《趙之謙印譜》、小林鬥盦編《中國篆刻叢刊·趙之謙》、吳甌編《中國歷代印風系列·趙之謙印風(附胡钁)》等廣為流傳的印刷本,還是傅栻所輯《二金蝶堂印譜》均可見「堂」字底部邊線殘損殆盡。然筆者發現《悲盦印跡》冊二所錄「鑑古堂」一印,「堂」字下面邊線並未殘破。再如《悲盦印跡》冊二所錄白文方印「二金蝶堂」之「二」字第一橫僅在右角有殘破。而傅栻所輯《二金蝶堂印譜》中此印「二」字第一橫左上已大面積破損。此二印之現象,也充分證明了劉子重手輯本至少有部分印蛻鈐拓時間遠早於傅栻輯本,極有可能是難得的初鈐本。

  關於趙氏篆刻作品是否存在代刀問題,並非秘密,在其與友人信函中多有提及。然要對此類作品加以甄別,絕非易事。如「俯仰未能弭尋念非但一」「如今是雲散雪消花殘月闕」兩印,款計八面,錄趙之謙撰《亡婦範敬玉事略》,後有紀年「同治元年冬十一月」。讀者常據此認定為趙氏一八六二年的印作。傅栻《二金蝶堂印譜》錄有此二印及款。「俯仰未能弭尋念非但一」印蛻下有題記曰:「是兩印撝叔手篆,屬錢少蓋奏刀,乃刻未半少蓋遽卒,汪述庵少尹續成之,因列諸末。」這一記錄不僅讓我們知道了此二印為師篆徒刻,三人相繼完成,同時根據錢式卒年,可推定此兩印的刻成時間上限為一八六五年。

均初(附邊款 印面) 1.4×1.4cm 君匋藝術院藏

  結語

  關於趙氏生前所輯印譜,戴家妙在《趙之謙著述考》一文中記載:對趙之謙刻印的輯錄,則有魏錫曾所輯《二金蝶堂印譜》二冊,該譜後由趙氏門生學生朱志復再續成《二金蝶堂癸亥以後印稿》一冊,前有好友胡澍書耑及題記。此後不久,還有《撝叟印存》一冊流傳。光緒三年,傅以禮之子傅栻在魏錫曾、朱志復的基礎上再輯成《二金蝶堂印譜》四冊,前有傅栻序。這是趙之謙生前輯成的較為完整的印譜。

  今筆者所見《悲盦印跡》原本之一為胡石查拓於一八七六年,這是與傅栻《二金蝶堂印譜》同一時期輯成的印譜,雖已非原貌,然所錄印尚完整。而其中潘祖蔭用印二十四方,又為傅栻本所無。另一劉子重手輯本至少有部分印蛻為一八六三年甚至更早鈐拓而成,這是與魏稼孫所輯《二金蝶堂印譜》同時期鈐拓的趙氏印蛻,其印學價值自不待言。限於學識,筆者僅對二譜進行了初步考察,所記疏漏不當之處難免,敬請方家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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