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北京論壇（2020）開幕式於北京大學英傑交流中心隆重舉行。
大會主旨報告環節，劍橋大學校長杜思齊以《搭建溝通橋梁，應對特殊時期：全球大學的角色》為題進行了遠程演講，闡述大學的作用和扮演的關鍵角色，強調大學的根本目的是服務社會和解決社會問題，在地區、國家和全球層面都是如此。
官微特刊發全文，以饗讀者。文字根據發言整理，供參考。
搭建溝通橋梁，應對特殊時期：
全球大學的角色
大家好。我是劍橋大學校長杜思齊（Stephen Toope）。我很高興有機會在北京論壇上發表遠程演講。
演講者一般在開頭都會引用名人名言來吸引聽眾的注意。因此，我首先引用英國小說家L.P.Hartley的話，他在小說《送信人》（Go-Between）的開頭寫道：
「過去就像是外國；他們做事的方式和我們不一樣。」
當主人公回顧半個世紀以前的發生的事件時，這句著名的話反映了記憶和歷史的複雜性。我覺得最近經歷的事情也可以用這句話來形容。
2018年5月，和參會的很多人一樣，我親自參加了北大120周年慶祝活動。現在感覺這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實際上，我們感覺現在是生活在外國。當時的情況與現在太不一樣了。我們當時是在釣魚臺國賓館的大宴會廳見面。當時國際關係還沒有惡化，現在的情況讓我們無法攜起手來應對全球挑戰。我們當時能夠面對面地談論全球大學的未來。
今天，儘管技術還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我很感謝有這樣的機會和大家交流。
當時我談到全球高等教育的變化和連續性，沒想到幾年後，我們的世界發生了從未經歷過的巨大變化。這種變化改變了我們的工作方式，改變了我們的社交方式，也改變了我們的溝通方式。那時我們也無從得知整個世界在我們的有生之年將面臨同樣直接的威脅——對我們的健康、生活和經濟造成巨大衝擊。
在過去的幾個月中，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且是如此快速。然而，一些核心沒有發生改變。
實際上，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前，大學所面臨的最大挑戰目前仍舊存在。這些挑戰或者說這些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迫：
大學如何為有效抗疫作出貢獻？
大學如何幫助遏制氣候變化？
我們如何幫助確保全球糧食安全？
我們如何提供幫助，使我們的城市變得更安全、更智能、更可持續發展？
我們如何為藝術創造一個豐富多樣的環境？
我們如何利用新技術的力量造福我們的社會？
我們如何利用新思想的力量造福我們的社會？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審視大學的作用。
我相信大學的根本目的是服務社會和解決社會問題，在地區、國家和全球層面都是如此。
劍橋大學的使命是「通過國際最高水平的教育、學習和研究為社會做出貢獻。」大學通過多種方式為社會做出貢獻：
首先，我們為當地社區服務。例如，通過創造本地工作崗位或為本地基礎設施做出貢獻。
然後，我們也為國家服務。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英國，大家對大學的期待很多：當然我們提供教育。我們所教育的人可能會成為政府、民間組織、學術界和工業界的領導人。
但是，社會也期望大學的研究成果能夠推動我們國家的發展。社會希望我們培養國家所需的學術、專業、商業和公民領導人才。社會希望我們培養企業家精神和求知精神，這將在未來幾十年改變我們的國家。為國家做貢獻也意味著參與社會討論，而不是僅僅局限在實驗室和教室當中。
進行這些討論可能很困難，但是大學正是需要直面這些問題。如果沒有進行這樣的討論，我們將無法發揮我們的核心作用——幫助社會指明前進的方向。
例如：
我們如何確保我們的大學真正向我們社會中各種人才敞開大門，並跨越社會、種族和經濟水平的界限？
我們的大學如何進行規劃，以確保我們的公民能夠表達自己的聲音，為社會的治理做出貢獻？
大學如何確保能夠持續提供空間進行公開而坦誠的對話來探討我們理想的社會環境？
而這樣公開坦誠的對話也許會讓人感覺不安。
大學對這些問題的應對將為社會設定標準。因此，我們必須以身作則。
但是，我們也以更加全面的全球意識來服務社會和解決社會問題。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全球性的。我們親臨的巨變讓我們意識到，任何機構、國家都是命運共同體，沒有人能夠獨善其身。
無論是了解阿爾茨海默症的分子基礎，還是幫助政府制定更平等和更具包容性的經濟政策，還是研發準確的新冠肺炎診斷測試或疫苗，我們在北大和劍橋等大學所做的工作都會影響世界。
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講，這就是我理解的服務社會和解決社會問題。
我想繼續談一談大學的另一個關鍵角色。
我們現在正面臨著全球政治中一個極其複雜的時期。先前公認的國際關係框架已經發生變化。緊張局勢正在加劇。在我們大多數人成長的年代，世界是兩極分化的。
目前，世界各國利益相互交迭，需要根據每個議題建立新的聯盟。在這樣的世界中，國家與政府之間的合作更難實現，更難維持。政治權衡變得更加混亂和不穩定。
在這樣的世界中，我們通常所說的「二軌外交」——即公民、組織和其他非國家機構之間的非正式和非官方接觸——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
大學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好。
在未來的幾年中，全球範圍內從貿易到安全問題的緊張局勢還可能升級。而且當地緣政治使國際合作處於緊張狀態時，學術機構必須繼續開展合作，追求共同的價值觀和理想。因為全球挑戰仍然存在，並且將繼續影響我們所有人。在解決一些重大問題時，比如，新冠肺炎和氣候危機，我們需要多樣的背景、觀點和專業知識，只有通過公平、開放的夥伴關係才能解決問題。
這就是目前知識產生的方式。單兵作戰的研究人員，甚至是單兵作戰的機構，不能夠為世界做出傑出貢獻。
請思考一下：1905年，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發表了四篇論文，徹底改變了科學家對空間、時間、質量和能量的理解。他是一人單槍匹馬進行的研究。2015年，有一篇著名的論文確認了希格斯玻色子的大小和性質，列出了來自全球機構的5,000多位作者。現在諾貝爾科學研究獎不再授予個人，而是授予團隊。
知識的創造是一個協作的過程。如果說劍橋能夠為全球社會做出貢獻，那是因為它能夠與世界各地的合作夥伴自由地合作。
我們正在南京進行一項合作，前景廣闊。劍橋大學-南京科技創新中心，我們正在與包括北京大學在內的合作夥伴共同建立協作創新中心。該中心的學術合作將促進「智能」城市的發展，在這些城市中，技術可促進可持續的生活方式、改善醫療保健、減少汙染並更有效地利用能源。
過去的八個月證明了像劍橋和北大這樣的大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自3月以來，劍橋大學開展了200多個不同的研究項目，研究內容涉及新冠病毒傳播、診斷測試、疫苗研發、社會行為、我們的衛生服務能力、疫情的公共衛生應對措施、新冠疫情對全球教育的影響，以及疫情後的恢復。
整個大學都將其研究重點轉移到更好地應對新冠疫情的短期和長期影響上。這項重要的工作讓我們認識到一個事實，不僅對於劍橋，而且對於應對全球挑戰的所有研究型機構都是如此。那就是我們不能單兵作戰。
劍橋最著名的詩人之一約翰·鄧恩（John Donne）寫道：「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全球大學也是如此。
在這個充滿政治衝突的世界中，全球疫情讓我們深刻認識到，我們的命運都是緊密相連的。無論我們是在劍橋還是在北京，新冠肺炎都是不可迴避的問題。不管大學有多好，無論設施多完善，一個單獨的研究和教學機構都無法獨自應對。
在資源不斷減少的世界中，隨著各種挑戰的複雜性和規模不斷增加，合作勢在必行。隨著政治緊張局勢的加劇，合作可能會變得越來越困難，但是我們必須找到前進的道路，雖然有時有重大分歧，但我們必須合作解決重大全球問題。
我們這些大學要廣泛合作，應對全球共同挑戰。這些夥伴關係讓我們重申使命：去服務社會，解決社會問題。雖然我們面臨了疫情的悲劇，並感到悲傷，但是我們也認識到，即使距離遙遠，我們也可以進行溝通。我們正在充分利用創新方法，將大學的智力和人力資源整合在一起。
今年北京論壇的主題是「文明的和諧與共同繁榮」。
和諧的其中一種定義是「處於一致的狀態」。和諧的一種古老定義是「身體各個部位之間的一致」。當然，harmony這個詞在音樂領域叫做和聲：「同時發音的音符組合產生令人愉悅的效果。」
然而，無論是在身體、音樂還是國家之間，要實現和諧都並不容易。但即使我們存在差異，和諧應該是我們共同追求的目標，有時在音樂作品中，音符會震顫，即使是不和諧的音符也會產生一種和諧的效果。
在一個充滿分歧的世界中，大學必須保持個人之間和群體之間的對話、學習和共享。
世界的視野正在不斷縮小，虛假的信息也在不斷增加，大學必須為公開交流思想和知識提供安全的環境。過去，即使是在出現了更大的政治動蕩的時期，世界各地的大學也一直都是這樣做的。我希望我們未來也可以繼續這樣做。
人物介紹
史蒂芬·圖普（Stephen J. Toope，中文名杜思齊）
1958年出生於加拿大蒙特婁
1979年獲得歷史學與文學學士學位，並獲得拉丁文學位榮譽
1983年在麥吉爾大學獲得普通法和民法學位
其後，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取得博士學位
1994-1999年間，擔任麥吉爾大學法學院院長
2006-2014年間，擔任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校長
2015-2017年間，擔任多倫多大學蒙克全球事務學院院長
2017年10月2日，成為劍橋大學第346任校長
來源：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