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廣州紀錄片節官方速記
編輯：合鳥
策劃：拋開書本編輯部
司徒兆敦：生活的大門朝我們敞開
司徒兆敦：「記錄」和「紀錄片」，這兩個是不一樣的概念。一切記錄都是有價值的，也就是說包括相片，瞬間的記錄都是有價值的。
紀錄片的價值被很多人忽視了。要做紀錄片，要按紀錄片的方法，它真實的狀態是最生動的。我教學生，真實是第一位的。所以你怎麼解釋它，你怎麼解釋，是另外一回事。
一定要記住紀錄片就像小川紳介說的那樣，是拍攝者和被拍攝者共同創造的一個世界。為什麼很多國家媒體人做不好，他們就是一種「任務」觀點，甚至還有一種「恩賜」的觀點，「我是中央臺的，我來拍你是給你一個機會」。我個人認為這不可以。應該建立起比較好的一種關係，你去拍人家的生活，要尊重人家，是一個交往的過程，是一個相互觀察、相互理解、了解的一個過程。
我信奉的幾句話，在這裡跟大家介紹。一句就是黑格爾說過的，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我們必須對你看到現實的這個東西，給它一種合理性的結果，這是紀錄片需要的任務。這些人下去拍中國貧困地區他們人的生活，充滿了一種教育的意味，你們怎麼不覺悟，你們應該覺醒，你們應該起來，那完全是胡扯。
第二個，德國有個著名的女導演叫莉莉安卡瓦莉（音），她有一句話，電影只表現事實是什麼，要把作品的闡釋權教給觀眾，這也是我教紀錄片非常重要的一句話。
連線弗雷德裡克·懷斯曼
顧雪：您好懷斯曼，我發現自己感興趣的題材都跟自己的個體經驗有聯繫的，我想請問您的片子和您個體關聯多不多，以及和您的個體連接是怎樣的？
弗雷德裡克·懷斯曼：我的紀錄片是主要表達我個人的感情，而且是對於很多不同事物的表達。如果你完全做很客觀的影片，其實是不可能的。電影製作都是每個導演個人的過程，所以當我們決定拍攝，我們在選擇的每一個主題中都沒有辦法完全置身事外，因為這些其實都反映了你對世界的看法。
司徒兆敦：弗雷德裡克·懷斯曼先生您好，我看您的片子，不像一般紀錄片（是）很快的節奏，要看一點思考一下，就像讀書一樣。在現在這樣一個高速發展的時期，大家都追求快，您的電影觀眾卻需要有文化的思考才能看懂您的片子，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弗雷德裡克·懷斯曼：我自己也沒有什麼太多的想法，我不知道如何去想我的目標觀眾，我製作的過程已經夠艱苦的了，如果更多考慮觀眾的想法，有的時候不太可能。就我製作電影的過程來說，我是想傳遞我的信息，所以我沒辦法預期我的觀眾會有什麼樣的反映，因為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喜歡，他們的年齡怎麼樣、他們的家庭怎麼樣。
我再想強調一下，不是說我對觀眾不感興趣，我希望我的觀眾喜歡或者不喜歡，他們其實是能自己獨立做出決定的，他們會知道我從電影中給他們傳遞的信息和精神，我能做的就是創造自己的標準，讓觀眾自己去感受我的標準，其他的我也無能為力。
周浩：您現在還是自己剪片子嗎？
弗雷德裡克·懷斯曼：是的，我現在還是自己剪片子，《波士頓市政廳》我也剪了很長時間。我必須更好地了解我們紀錄片中的每一個細節是怎麼樣。所以當我自己做好片子的時候，我會多花六周的時間剪片子，大概要花6-8個月的時間。
在這個時間中，最後的6周是非常投入沉浸到剪片子的過程中，是最後呈現給觀眾的順序，我必須考慮這個順序哪個優先展現。起初大概有50個小時，最後要剪成比較短的成片，有一些我覺得有用的我就留下來，沒有用的我就把它捨棄，這樣能讓整個電影片的順序更加好，而且能讓他們的結構非常緊湊。
實際上這跟電影的製作沒有任何的關係，我覺得關鍵在於其實就是要了解人的行為，我還是要回到人類行為的分析上面，這樣按照一個序列來進行正確的排序。在製作這些紀錄片的過程中，其實我可以從每一個不同的角度，來更好理解這些人，無論是他的心理狀態，還是他的物理狀態。
無論是在拍攝還是在剪輯過程中，我都可以進行行為的調查，並且在這個過程中，你的情感要與這些人形成各種同理和共性，你要感受他的精神狀態。如果一個人正在被虐待，你要了解他的情感，同樣在拍攝過程要使用你的精神世界，了解這些如何排序如何使用。這是我拍攝和想法的簡述，這也是為什麼我比較喜歡拍攝紀錄片。
嘉賓：我是一名中國導演，我昨天看了《波士頓市政廳》，在這個新片裡面有非常多的市長，我一直以為他是一個主角，事實上懷斯曼沒有所謂的主角，也許那個機構本身才是主角。我想請問一下懷斯曼這個問題，關於「主角」是怎樣理解的？
弗雷德裡克·懷斯曼：我們肯定會有主角的，而且在整個最後電影成型的時候，這個就是我自己個人的經驗和理解的體現以及詮釋。簡而言之，如果我可以一言而蔽之我就不需要製作《波士頓市政廳》這部紀錄片，在紀錄片當中，大家所看到每一個場景每一句話都是我們所思所想，再通過電影方式來呈現。
嘉賓：我要是面對您拍的這麼多素材去剪輯，我會感覺很困難，因為看上去影片的線索並不是一個很明確的線索。您提到過您的影片是要從現實走向象徵，這個是否是您剪輯結構的一個主要動因？
弗雷德裡克·懷斯曼：您要做的就是要嘗試，一步步來嘗試，最後儘量達到自己的標準，實際上沒有捷徑也沒有統一的方法。我特別感興趣的，無論是從抽象還是從複雜的語言語境角度來進行分析，在《波士頓市政廳》當中，表面上看到的是在市政廳發生的一切，包括不同的政府部門還有集中人與人之間的相對關係。通過這些不同的素材，我要自己做一個選擇。不知道大家是否可以用一個具體的實例讓我給您介紹，可能會更具體。我想要給大家具體解釋一下，我所說的抽象的觀點是什麼。
主持人：我們就選《波士頓市政廳》吧。
弗雷德裡克·懷斯曼：在這個影片當中有一個場景是有關於老兵紀念活動的，發生的地點是一個大廳，這個建築物是寫美國《獨立宣言》的地方，它有一定的象徵意義。從建築角度，你會發現這個事件是在這個大廳裡面呈現的周年紀念活動；從象徵角度來說，體現的是整個美國作為一個國家如何起源開始的，其中我們看到一個會議在舉行，同樣我們看到有些鏡頭是牆上的繪畫。這些繪畫主題題材是什麼？體現的是美國革命的戰爭勝利，最後華盛頓成為美國總統。
所以從表面的角度來說看到這個大廳是一個軍事博物館，所有的畫都有象徵意義和象徵價值，大家可以看到美國建立的歷史和建國的歷史。但是抽象看來，因為大家討論戰爭的時候，他沒有辦法解決問題，所以只能受制於戰爭，必須用武力解決，大家覺得戰爭是政府職能缺失所以導致戰爭。
你可以看到很多反思和思考，在波士頓市政廳你會看到很多波士頓公民和政府之間，當政府功能缺失的時候，他們如何去建立一個社會的合約，政府如何去履行他們的社會契約，因為如果沒有社會契約，一切都會非常混亂，《波士頓市政廳》字面意思是慶祝老兵日，但是從抽象的層面，或者我想表達的層面，就是揭示了社會問題。我的電影一般都是非常深刻的，讓大家充分認識紀念含義和抽象含義之間的關係，大家有沒有理解到我的意思。
主持人：你剛剛談到了一些衝突還有戲劇，所以從一個傳統的角度，談到戲劇的時候，其實我們傳統的結構，我們的故事結構，你談到在你的作品當中戲劇表現的時候，你對於戲劇是怎麼看的呢？
弗雷德裡克·懷斯曼：我覺得其實我沒有遵循各種對於戲劇的看法，我覺得我並不是電影製作領域的專家，我其實就在解構自己對敘事或者一個紀錄片怎麼樣的認識。
我在大學的時候，有的時候大家會去學習一下戲劇的結構是怎麼樣，理解一下戲劇是怎麼樣，但是它是不拘泥一種形式的。如果大家想要有自己的原創電影，你需要知道哪個是最好的，找到適合自己的方法，來解決你面臨的你看到的你思考到的社會問題是什麼，從你看到的問題當中，自己來選擇材料、組織材料，自己來創造一個戲劇化的過程。你需要去做一個獨立的藝術家，獨立的電影製作人，不管是什麼樣的你需要遵循自己的內心，找到自己的興趣，有的時候可能你會成功，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成功。
這可能有點自戀的感覺，但是我的電影一定要滿足我自己的要求，我自己喜歡才好。
主持人：所以你覺得戲劇就是？
弗雷德裡克·懷斯曼：我沒有定義。2000多年前亞里斯多德說過戲劇化的闡釋是怎麼樣，但是我不會遵循他的闡述方法。我是自己的表達方法，並沒有給它下定義。我覺得做任何事情不是都有一個最正確的方法，只是說每個人都有自己製作電影的方法。
李米傑：您在拍攝一個場所的時候，您一般是怎麼決定，覺得自己拍夠了，這個片子素材夠了，如何去剪輯，您什麼時候覺得自己可以結束拍攝了？
弗雷德裡克·懷斯曼：其實跟其他評判的標準是一樣的，就是比較主觀的，之前我也有專門提過，我覺得最少的素材也是80個小時，最多我有到過250個小時。每天晚上我會看這些素材，我會思考。
基本上每天我都會看這些素材，我會記下很多筆記，大概一段時間沉澱之後我有一個結論我足夠素材了，這是比較主觀的判斷。但是有一個原則要遵守，如果你覺得你可以預測某一個人要做什麼，實際上你就不應該再繼續拍攝了，因為這樣的拍攝是很無聊的。我覺得最有趣的就是未知不確定性，你打開這樣一個攝像頭，一切就妙趣橫生起來。
李米傑：在當下如果是往回看，回憶您曾經創作過的作品，有沒有一些您比較遺憾的？
弗雷德裡克·懷斯曼：一般我不去看我自己的電影，因為我還是害怕面對我自己的一些失誤，所以我基本上完整之後就不太看了，但是基本上每一部我就記憶猶新，因為我花了很多時間很多心血做剪輯，有時候連自己名字我都忘記了，但是獨白和對話我都記得，沒有什麼後悔的，因為我覺得在特定情況下我已經做到最好了。與此同時我看到一個電影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我會想到為什麼這個電影我要這樣拍攝。
李米傑：其實也特別想聽一聽，疫情的發生對於您的生活，特別是創作方面，有沒有一些反思，或者對未來、對於創作，疫情帶給您的一些影響，能不能跟我們分享一下？
弗雷德裡克·懷斯曼：它影響了我的生活，因為我現在沒法工作了，這是55年之內第一次我沒法工作，我沒有辦法做任何的拍攝。如果我還有精力，我覺得我至少還可以拍15部新的電影，但是我現在也是蠻焦慮的，唯一現在跟電影相關的工作就是我在寫一部劇本，是一部劇情片，希望明年春季我能拍攝。我現在在法國拍攝，我在法國有一個小公寓，我在這裡生活，我基本只能在家裡讀讀書，儘量減少出門的機會，也是害怕疫情。
司徒兆敦：非常非常感謝懷斯曼先生90高齡老人回答我們這麼多問題，我們知道要跟您對話，我們特別高興，很多紀錄片人的想法，他們只有一句話，祝福懷斯曼先生健康，我們今天看到您還準備拍15部影片，我們太高興了，我們希望疫情趕快過去，我們能面對面的交流，謝謝您！
主持人：您的下一部電影是什麼？
弗雷德裡克·懷斯曼：我下一部電影是一個虛構的電影，一般就是我做完之後才談，我現在不能談，最好的留在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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