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小民》第99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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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我最終確認考研失敗時已經是2016年4月份，倉促畢業之後，首先要面對的就是工作問題。好在大四的時候我通過了司法考試，簡歷投過一圈，過了有一陣子，終於收到了一家律所的面試通知。
面試我的是一位年輕女性，穿著時尚，很符合我心中「律政佳人」的形象。她拿著我的簡歷看了一會兒，開口說道：「我先介紹一下我們這邊——宏宇律師事務所，是一家專門處理交通事故和工傷賠償的律所。你要面試的崗位是『律師業務助理』，工作內容就是和招聘上寫的那樣，和客戶洽談——在醫院和病人接觸，挖掘案源……」
我不太明白：「能說詳細一點嗎？」
她繼續補充道：「平時需要去醫院給病人發一些宣傳手冊，和病人交談，如果有交通事故的病人，就跟他們洽談，籤訂代理合同，工作就算完成了。因此，我們的工資結構也基本是由底薪加提成組成。」
聽完她的話，我陷入了沉默——這份工作跟我想像中的差得有點遠。她似乎察覺了我的失落，說道：「現在通過司法考試的人有很多，市場根本不缺律師，缺的是案源。很多律師都是因為沒有案源而被淘汰了。像你這種通過司法考試的，工作半年考核合格後，就可以在本所掛證成為實習律師。專一門，精一門，只要堅持下去，這一行的前景還是很可觀的。」
能夠留在這座城市做律師，這點還是挺吸引我的。我只是一個普通二本畢業的學生，實際學的也不是什么正經法學，更沒有什麼人脈資源。想了想，我還是決定先工作看看情況，這條路雖然看上去曲折，但至少看起來還是在前進的道路上。
經過3天左右的培訓，在我差不多能夠判斷出病人的傷情等級、算出賠償費用後，就被安排跟著所裡的一位「師傅」實地學習一段時間，以便日後能夠獨立開展工作。
師傅也才二十七八歲左右，人高高瘦瘦的，已經在所裡待了兩三年，算是老人了。來這裡工作之前，他在法院做書記員，後來覺得工資低就辭職了。他說，現在這份工作倒是挺順手的。
開始的時候，師傅並沒有告訴我要怎麼做，只是讓我跟在他後面觀察：
在進入病房之前，他先是隨意地走過病房門口，用餘光掃了一下裡面的情況。再在門口將要發給病人們的三四本宣傳手冊取出來，待整理好表情，臉上掛好微笑後就直接走入病房了。
在病房站定後，師傅先簡短地做了一個自我介紹，病人們紛紛抬起頭來好奇地打量我們一番，在弄清楚我們的來意之後，便又去忙自己的事了。師傅看起來是久經沙場，依舊按照自己的節奏，一邊說一邊給病人們發宣傳手冊，同時向他們詢問一下病情。
靠門的那個病人一直看著電視，並不理睬我們，我第一回遇到這種情況，有些尷尬，師傅倒是很自然地在他的床頭柜上放下一本宣傳手冊，說：「這是一本法律宣傳小冊子，您有空的時候可以看一下。」
接著，師傅轉身給躺在中間病床上的病人也發了一本。見他的小腿處打著繃帶，師傅便問道：「您這啷個（重慶話，怎麼）傷到的哦？看起來很老火（重慶話，嚴重）的樣子。」
病人說是自己下樓梯的時候一下給滑倒了，開玩笑地跟師傅說：「你們看這個可以找哪個賠償嘛？你們要是找得到的話，賠償款給你們分一半。」
師傅也笑了：「這個是找不到了，不過只要人沒大問題就好了。」
說罷，師傅走向了靠窗的病床。那是個四五十歲的阿姨，一見我們走過去就連連擺手：「不需要、不需要，我是自己生病的。」
師傅也不惱：「沒關係，給您放一本小冊子，看一下只當打發時間。」說話之際將冊子放到了床頭，然後轉身就往外走。
出了病房，師傅迅速打開手機備忘錄，開始詳細記錄起這個病房的基本情況，包括病人的性別、年齡、傷情狀況等等。他邊記邊對我說：「每天遇到的情況太多，記錄一下可以形成一種對病房的掌控：一是清楚交通事故病人的分布情況，方便回訪；二是也能提高下一輪鋪書效率——一進病房就知道哪些是老病人，哪些是新病人。」
2
走到第二個病房，師傅就讓我來發書，說「只有實踐才能出真知」。我只得硬著頭皮進去了，腦子卻是一片空白。
靠門的病床上躺著一位老大爺，看起來和藹可親。見他大腿處纏著紗布，我直接開口問道：「叔叔，你這個是啷個受傷的哦？」
「車子撞的。」他的回答直截了當。我反而不知道該怎麼說下去了，老大爺見我的窘狀，笑了笑：「小夥子剛開始工作吧！這裡有很多像你們這樣的，基本上是一撥接著一撥……」
老大爺相當健談，硬是拉住我聊了半個多小時。一個護士進來說要換藥，見我們在發宣傳手冊，立刻神色嚴厲地阻止說不準發，讓我們出去。我們只好去樓梯間待了一會兒，估摸護士走了才又回到病房，繼續「鋪書」。
後來我才了解到，和護士打遊擊是常有的事，所裡幾乎所有人都經歷過。
接下來3天裡，遇到的情況大同小異——病人的態度多數是禮貌或者排斥，只有個別人會比較惡劣。不過之所以惡劣，有時候還是我自己的問題。
那天，我和師傅在病房「鋪書」，一個50多歲的中年人不想要，一般這種情況將宣傳冊放在床頭，然後再隨意寒暄兩句就行了，可我偏偏腦子不轉彎，對他說道：「把這個冊子留著嘛，了解了解法律知識，以後身邊的人遇到這種事了也好知道該怎麼辦。」
不料，他聽了我的話突然大怒，一下把冊子扔到門外：「快點給老子滾出去！你身邊的人才要被車撞。」
我一時愣住了，還是師傅連忙把我拉了出去。師傅批評我說話不過腦子：「和病人之間的交流對我們工作的開展非常重要，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重視起來。一方面要能與病人儘快熟悉起來，掌握他們的流動，及時發現新案源；另一方面，也能通過他們側面了解到『同行』是怎樣開展工作的。」
有一次，我在「鋪書」的時候遇到了一個70多歲的老人，身邊只有一個護工在照顧。通過交流了解到他是出了車禍，我便問他：「你這個事情，後面怎麼處理有了解過嗎？」
「我不管，交警會幫我處理，他們讓我不用擔心。」
後來和師傅聊起這老人時，我問：「交警處理交通事故是怎麼個程序啊？」
「有的律師沒案子做，就會和個別交警合作，由交警介紹案源。這樣做有利有弊，好處就是交警介紹律師，一般人更信任一些。弊端是個別交警抽取比例高，而且還有違規風險。」
我很吃驚，沒想到還能這麼操作。師傅看了我一樣，嘲諷似地哼了一聲：「你以後會接觸到更多的。像我們這樣，直接到醫院和傷者交流的只能算是傳統途徑。」
師傅說，為了提高效率，還有律所會和醫院裡的護士或者護工合作，但這些人由於不具備交警的那種充分掌握案情信息優勢，通常也只是提供個床位信息，因此拿的錢一般來說很少。但是，如果他們能夠「幫忙趕人」——趕走別的律所的人——拿到的錢就會更多一些。
「趕人」一般是護士來做，理由是醫院為了保障病人休息，亦真亦假。護工則能將其他律所和病人的接觸情況告訴與自己合作的律所，以便「截胡」。
聽師傅說完，我才知道原來律所找案源竟然都有這麼多道道兒。
3
為了讓我儘快上手，師傅經常會傳授我一些「籤單技巧」，比如如何去抓住病人的痛點——老人、小孩怕後遺症，上有老下有小的怕賠償不夠等等；最重要的是，要讓傷者明白，「光靠自己是很難解決問題的，還容易吃虧」。
師傅就給我講過這樣的一個案例，是他剛乾這一行不久遇到的。當事人是一個叫羅建國的外地人，在這邊的建築工地幹活。師傅通過「鋪書」了解到他是交通事故受傷。
開始時，羅建國並不願意與師傅多交談，師傅沒有放棄，經常去回訪，還會自顧自地給他講了一些交通事故案件處理要注意的問題、其中的一些利害關係等等。
後來羅建國果然遇到問題了：肇事司機只在他入院時墊了一部分醫藥費，後來就不墊了，司機在電話裡說，現在事故責任都還沒劃定，他沒理由先墊錢。羅建國聽師傅說我們律所可以幫忙解決醫療費問題，為了解燃眉之急，便同意跟師傅籤訂了委託代理合同。
師傅裡裡外外地跑了幾個來回，先是聯繫司機辦理了醫療類交強險的1萬元預賠，又去辦理商業險預賠，可沒有辦下來。師傅只好對羅建國說讓他自己先墊付，把傷養好才最重要。羅建國埋怨師傅「說話不算話」，好在藥費缺口差得不多，他也就沒有一直在這件事上面糾纏。
終於捱到了事故責任認定書下來，鑑於當時羅建國是橫穿馬路，交警判了「同等責任」。聽到這個結果，羅建國反而很高興——他一直以為自己要付主要責任，很是擔心。
師傅了解到羅建國雖然是農村戶口，但在本地打工一年多了，可以參照城鎮標準賠償。於是就給他算了一下大概的賠償總額，讓他自己也了解一下情況——按他的傷情，應該能評上一個「十級傷殘」，按照城鎮標準殘疾賠償金是7萬元左右，再加上誤工費、護理費、被撫養人生活費等等，雜七雜八算下來總共能得到9萬多。
師傅對羅建國解釋說，「同等責任」並不是簡單的一人一半分擔賠償，而是在交強險以外開責，分攤賠償費。如果是行人和機動車之間的事故，法官還會對承擔份額做出偏向於行人的調整。羅建國需要承擔的賠償費用，交強險已經可以完全覆蓋掉，他只等著收錢就好。
羅建國聽後有些不屑地說：「你算的這些都是官司打贏了之後的事，官司要是打不贏啷個說嘛，你說賠好多（重慶話，多少）就賠好多？法院又不是你家開的。」
師傅無言以對，只能對他說這起交通事故案件並不複雜，只要評得上傷殘等級，不存在打不贏的情況。羅建國仍舊不以為然：「律師籤案子的時候都說官司打得贏，最後打贏了的有幾個？」
見羅建國這個態度，師傅也沒在這上面與他多費口舌——反正按程序這個案子到時間去「評殘」就行了，他就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其他案子上面去了。
可就在羅建國做完傷殘鑑定、準備去法院立案起訴的時候，卻橫生了變故。羅建國突然打電話給師傅，說自己已經和司機和解了，不需要師傅再做什麼了。
師傅很是意外，跑到醫院聽羅建國病房裡的其他病人說，那幾天肇事司機到醫院去過幾趟，每次去都給羅建國買很多營養品。司機跟羅建國承諾一次性賠給他5萬，另外再給他5000元營養費，就算私了。還說：「現在這些律師都是騙錢的，你聽他們的話走法律程序，耗時耗力，最後拿到的錢還不一定有我給的多哦。」
羅建國本來就覺得「同等責任」就是他和司機一人承擔一半，最後能拿到5萬多，已經超出他最初的期望了。被司機幾番遊說後，最終羅建國跟對方籤訂了和解協議，然後把所有材料都給了那個司機。
羅建國是在拿到賠償後才打電話告知了師傅情況的。師傅去醫院後發現木已成舟，也沒多糾纏，只是告訴他不要後悔，並讓他準備承擔違約責任。
又過了一段時間，羅建國又突然打電話過來，說他聽別人講司機把他的材料拿去保險公司領取了9萬多的保險金，問怎樣才可以把這些錢奪過來。
師傅告訴他：沒辦法——當初是給他算過賠償金額的，他並不是不知道能拿到這個數額，只是想拿快錢才跟司機籤了和解協議，所以司機的行為也很難被法院認定是「騙」，只能自認倒黴了。
羅建國惱羞成怒，在電話裡破口大罵那個司機不是人，還說師傅也不是好東西……
對於師傅講的這個案例，我一開始只當故事聽，覺得還挺有趣的。等後來我開始獨自去籤案子時才發現，現實遠沒有那麼簡單，永遠不知道會有多少特殊情況需要去處理。
4
我本來都快要放棄在第一個月「開單」了，結果就在這時，在醫院裡碰到了一個被小轎車撞倒的小女孩，她爸爸在醫院照顧著女兒，正準備走法律程序，我們便很快籤單。
小女孩的爸爸姓張，和我還算聊得來，我便喊他「張哥」。一聊才知道，碰巧那時張哥也在處理一起交通事故，不過他是作為肇事一方——傷者是一對老兩口和他們的兒子，來自四川西部偏遠高原，完全不懂法律，只有兒媳婦書讀得多一點。當時我和張哥聊開了，便說可以去幫他處理。
張哥女兒的這個案子案情清楚，他們又是城鎮戶口，沒多少爭議點，只等著「評殘」後開庭就行了，我便把重心放在了他在四川這個案子上。
張哥把那家人兒媳婦的聯繫方式給了我，希望我去給他們講講法律常識，勸他們走正當途徑來解決問題。我撥通了張哥給我的電話號碼，沒人接。我只好去加她的微信，微信倒是通過得很快，我介紹了一下自己，她回道：「我普通話說得不好，怕講不清楚，所以沒接電話。」
在微信上，我把正常交通事故的處理流程大概講了一遍，並強調：「要想讓事情得到解決，只有通過正當程序。」
過了好一會兒，她回了一句：「我們想先自己去解決，等到時需要了，你再來給我們說。」
我默默地嘆了一口氣，看來並沒有說通她。
果然，那之後不久，我有一天突然接到張哥的電話，他口氣慌亂：「李律師，我被人圍住了，他們圍住了我的車，不讓我走……」
我立刻回道：「你先別慌，告訴我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聽見我這麼說，他冷靜了一些，一五一十地道起了原委：「就是上次我撞的那幾個人。他們家帶了幾十個人，現在把我圍住了，要我賠100萬，現在逼著我在協議上簽字。」
「你不用害怕，現在報警，在警察來之前不要下車，他們不敢把你怎麼樣。」
大概過了1個多小時，張哥打電話過來告訴我事情暫時解決了，來處理的民警幫忙進行了調解，傷者一方表示願意通過正當途徑來解決。
我補充道：「你回去了最好再找一下之前給你們處理事故的交警，讓他幫忙調解一下，或者至少讓交警勸勸，他們對交警相還是相對信任一些的。」
過了幾天，傷者家的兒媳婦主動給我發了條消息：「你給我們說一下怎麼走法律程序？把你知道的法律知識全都給我發一遍。」
雖然感覺對方語氣不太客氣，但我還是慢慢給她講道：「走法律程序最終都是要起訴到法院的，可以自己起訴，也可以委託律師。但交通事故最後的賠償都是基於傷殘等級的，所以要先去做一個傷殘鑑定。」
「我們這邊找不到律師，傷殘鑑定在哪裡做？」
我想了想，乾脆我直接給他們寫起訴狀，讓他們先去法院起訴，看看那邊的法院支不支持「先訴」——就是先立案、然後再讓法院來指定鑑定機構；如果這樣不行，再讓他們自己去找鑑定機構。於是，我要她把他們一家人的詳細信息發給我，我給他們寫起訴狀，並特意強調了「不收費」。
過了好一會兒，她回說：「謝謝，不過我做不了主，要和家裡商量。」
第二天，她老公也加了我的微信，說他叫曾富州，就是張哥那起交通事故的傷者之一：「律師，你說我們現在該怎麼處理呀？」
我看著他發來的受傷部位的片子，覺得評上等級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問題，便讓富州大哥將他們的個人信息發給我，開始寫訴狀，一人一份。並告訴他，先拿著訴狀去當地法院試著立個案，之後法院的人會告訴他們再怎樣做。
訴狀發給他們後，富州大哥就沒再聯繫我了，我以為事情應該在按照程序解決，也就沒特別在意。
5
一直沒有實質性的進展，張哥有點急了，他打電話過來，說我「收了錢還是得辦事呀，可別一直拖著」。
我聽了這話真是氣不打一處來——我們律所和他之間的合同只是幫他處理他女兒的案件，對於他自己的那起交通事故，我不過是道義援助罷了。我好脾氣地給他解釋，曾家那邊我一直在聯繫，只是他們沒有多少反饋，如果他們不是遇見實在解決不了的事情，應該是不會主動聯繫我的。
過了一段時間，富州大哥終於聯繫我了，他說他們一家去法院起訴，法院要他們提供傷殘鑑定報告——也就是說，他們的地方法院不支持「先訴」。
他說他們準備去成都的華西醫院做傷殘鑑定，我要他們先等等，等我幫忙問清楚了再說，畢竟醫院和傷殘鑑定機構是不一樣的，絕大多數醫院都做不了傷殘鑑定。
當天晚上，我問了幾個所裡的同事，了解到了幾家在成都比較靠譜的鑑定機構，然後立馬告訴了富州大哥，只是他並沒有回我。
到了第三天，富州大哥直接給我打了個電話過來，用極不標準的普通話向我表示後悔。他說應該早聽我的，他們自己在手機上查的說可以去大醫院做傷殘鑑定，於是昨天就去了成都直奔華西，結果到了才知道華西不能做。他讓我介紹一家鑑定機構，要「快一點、靠譜一點的」。
到了這個份上，我也只好通過所裡的同事給他們聯繫了一家，並約好了時間。
打那以後，這家人的態度才終於發生了改變。
從曾家人那裡得到的反饋變多了，他們也經常主動給我打電話問一些問題，比如要有哪些具體的證據、要採取什麼樣的格式之類。
他們的傷殘鑑定還算順利，都評上了十級，只可惜他們都是農村戶口，並且都沒有在城裡居住，賠償總額就比城鎮標準少了不少，但總歸是得到了應有的補償。法院開庭的時候，保險公司對於這個鑑定結果沒有表示異議。
差不多花了一個月時間，這件事終於算是解決了。富州大哥對結果還算是滿意，張哥和我也不用再操心了。張哥還特地給我封了一個紅包，以示感謝。富州大哥他們賠償款下來的時候，還專門給我發了幾條消息：「真的很謝謝你！你真是一個善良的人。」
看著手機屏幕，我長舒了一口氣。
6
通過平時與同事交流以及自己的親身體會，我發現這份工作中最大的阻礙，往往並不是源於案情的複雜或者同行的競爭，而是當事人自己。
2017年6月份，我在醫院「鋪書」時突然隱隱地聽見了啜泣的聲音。順著聲音走進病房，原來哭聲來自一個阿姨，她身邊的病床上躺著一個年輕人，看起來年齡與我相仿。大概掃視了一下，職業敏感性讓我感覺這很可能是一起交通事故。
我上前搭話，阿姨只是坐在那並不回話。我那時已經習慣了這種尷尬，於是取出一本辦案手冊遞給她，自顧自地做起自我介紹，說我們是專門處理交通事故的。
阿姨接過冊子，隨意翻了翻，問道：「你們能做些啥子哦？」
於是我就將平時說過無數次的話術又重複了一遍，什麼處理責任問題、處理醫藥費，以及後面的評殘、出庭等整個流程等等。聽我說完，那阿姨急切地問道：「你們真能幫忙解決藥費問題？」看著她那仿佛遇見救星般的眼神，我卻感覺有些難以往下講了，生怕讓她失望。
不過阿姨不等我再開口，便先訴起苦來。她說躺在床上的是她的兒子，今年剛畢業出來工作，每天都要加班到很晚。有天晚上回家的時候，可能是太累了，過馬路的時候沒注意，直接被駛過的小汽車給撞飛了。「那司機真是眼瞎，但凡注意一點前面的人就不會開那麼快！現在娃兒頭部嚴重受傷，身上骨頭也撞斷了好多根，每天基本沒多少清醒的時候……」
「老天爺啷個對我們這麼不公平啊。前年子他爸才剛剛在工地上出事，現在都還不能下地啊。賠的錢給娃兒買了房子，現在一家人就指望娃兒了啊。」說著說著，她開始嗚咽起來，最後轉為嚎啕大哭。
我在旁邊不知所措，等她哭了一會兒，漸漸平靜了，才繼續向她了解更多情況。
阿姨姓吳，她老公姓陳，他們老家在山裡邊，一直在外打工。2014年的時候，陳叔在工地上出了意外，腰椎嚴重受傷，雖然能站起來，但基本上喪失勞動能力了。扯了半年多的皮，最終工地同意一次性賠償40萬。剛好那年兒子畢業，他們便索性就在主城買了一套房子，賠償款剛好夠首付。
吳姨說，他們的任務算是完成了，接下來就全靠兒子了。可是現在，兒子躺在床上一動不動，醫藥費還欠一大塊，眼瞅著醫院就要停藥了，卻也只能幹著急。
聽完我的對業務的介紹，吳姨說她自己小學都沒有畢業，得先問問陳叔，商量一下，再決定委託的事。
第二天，吳姨打電話讓我去醫院一趟，說陳叔想讓我把合同在電話裡念給他聽。我趕緊趕到醫院，陳叔聽完後覺得沒什麼問題，就讓直接吳姨籤了。
籤過合同，我開始著手幫吳姨處理醫藥費的問題。
我想著先把一般都能辦下來的交強險1萬元預賠辦下來，先解他們的燃眉之急。於是隔天一早來到醫院，我便讓吳姨給肇事司機打電話，我則以她侄子的名義與對方交談。那個司機也沒多說什麼，當天下午就來到了醫院，我把吳姨兒子的身份證複印件、傷情鑑定等交給了他，準備按照正常程序去保險公司——遞交了材料，差不多兩天後就可以把交強險預賠給辦下來了。
誰知這時，吳姨突然扭住了司機，不讓他走。開始的時候她只是責備司機為什麼開那麼快，慢慢竟然帶起了罵腔。我忙在旁邊勸著，讓吳姨別這樣，有話好好說，可是她絲毫沒有鬆手的意思，反而抱住司機的腳，一屁股坐在地上：「你今天不把藥費交了，死也不讓你走！」
我拼了命地想將吳姨拉起來，可是她紋絲不動，甚至在醫院大廳裡嚷了起來：「大家快來看啦，看黑心腸的人啦，把人撞了藥費都不給！」她這樣又哭又鬧，司機也只能在一旁委屈解釋，說他實在沒錢。
眼看周圍聚集的人越來越多，很多人都拿起手機在錄視頻。我實在沒辦法，只得撥通了陳叔的電話，打開免提，放到吳姨耳邊。
陳叔一開口對吳姨就是一頓罵，但吳姨還是不鬆手，只是說話的聲調變了。她委屈地說：「不能讓他走，他走了娃兒就糟了……」陳叔可能也受到了觸動，口氣軟了下來，開始跟她擺事實講道理。僵持了一會兒，吳姨終於鬆開了手，歪坐在地上，小聲地嗚咽起來。
我將吳姨扶回病房後，連安慰帶勸說地聊了一會兒，待她情緒平復下來，才離開了病房，拉著那個司機趕緊往保險公司趕。
過了幾天，保險公司的1萬塊錢的墊付金打到了醫院的帳戶上。然而這遠遠不夠，我必須得繼續想辦法——吳姨的撒潑讓我實在有些心有餘悸。
雖然經過了一些曲折，好在最終還是把商業險預賠給辦了下來，有20多萬，傷者的藥費問題算是解決了。吳姨的臉上也終於有了笑容，直說我是恩人。至此，這個案子算是完成了，後面的就是所裡內勤律師跟進了。
可沒想到，我一不留神還是出現了意外——其他律所來撬案子了。
7
商業險預賠落實後的那段時間，我一直在跑其他醫院，基本沒去看吳姨。直到有天吳姨突然給我打了個電話，說我們「15%的律師費太高了」，「現在有一家律所報價10%」，她要找他們做，「已經籤合同了」。
我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只好在電話中說當面聊，先穩住吳姨。
掛了電話後，我立即給師傅打電話說明情況。師傅顯得很冷靜：「不要緊的，經常會遇到這種別人撬案子的情況。你去和當事人聊的時候要注意一點技巧，尤其對於他們這種不太懂法的，要適當地嚇一嚇。」
等我再次去見吳姨的時候，她對我的態度180度大轉彎，全然沒有之前的那種熱情。
我先是和她講利害關係，我說我們現在處於一種合同關係，他們如果單方面毀約是要承擔法律責任的。果然，吳姨一聽到「法律責任」就猛地一抬頭：「要承擔啥子責任嘛？」
我繼續解釋道：「合同我們已經開始履行了，也為你們辦了很多事，如果現在毀約要支付違約金。並且這種不誠信的行為是會受到法律懲罰的。」接著，我給她講起了之前類似的案例，同時又講了我們律所的資質、辦過的案例，來解釋收費的合理性。
「那現在怎麼辦嘛？」說到最後，吳姨像是求救似地問我。「現在我和他們也把合同籤噠，那個律師說毀約沒問題我就籤了，不知道問題居然這麼嚴重……」
我想了想，說道：「你現在就不要再接那人的電話了，如果他來醫院，也不要把任何材料交給他，直接對他說不找他們做了就行。」
吳姨小心翼翼地問道：「那他們會不會追究我們法律責任哦？」
「你們現在只有一份合同，他們也還沒有幫你辦事，材料也沒有拿過去。不會有事的。」
好在吳姨按照我說的去做了，撬案子的那家律所也沒再來找過麻煩。只是我又得經常性地去看看吳姨，生怕再出什麼岔子。
去看吳姨的時候，我經常會遇到同行，大多數還是比較懂規矩的，在我說清楚情況之後就會識趣地走開。但有的時候也會遇到那種強行撬案子的，甚至還會當著我的面潑髒水，說我們律所退案率高、律師水平低，我還因此在病房和同行吵過一架。好在吳姨經歷過這件事後也不再輕易相信別人了。
後來吳姨的兒子慢慢恢復了過來，漸漸地能說話了。待最後評殘的時候，頭部已基本沒有太大的問題，案子總算是穩穩地走到了最後。
後記
可能在其他人眼裡，我們這一行就是拉業務、做銷售的，這也是事實，本來我們這一行就是參差不齊，可我還是很認同所裡主任常說的一句話：
「不管是交通事故還是工傷，傷者大多處於社會的底層，一般事故發生後他們的權益往往得不到保障。我們通常在他們最絕望的時刻出現，帶給他們希望。別人對我們有誤解是難免的，但是我們對自己的定位必須要準確——我們是聯結法律和底層民眾的使者。」
我們這一行的流動性很大，很多人都幹不長，主任講這些話有打雞血的意味，但是在醫院行走的經歷讓我明白，主任的話也有一定的道理。
出了車禍，輕則傷筋動骨，重則昏迷不醒，一次事故往往就將一個家庭推向了破碎的邊緣。有的小孩出了車禍，在本該天真爛漫的年紀成了植物人，看見年輕的媽媽在床邊啜泣，我們很難會沒有共情，只希望能儘自己所能給予一些幫助。
在醫院「鋪書」、講一些法律常識的時候，我身邊經常會圍著一些農民工、大爺大媽，認認真真地聽我講，這樣的時候，我才覺得「律政人生」不一定非得是法庭上慷慨激昂。
但這種感覺卻又只有那麼一小會兒，一旦走出醫院，又是無盡的煩擾。在熙熙攘攘的城市裡生存，在來來往往的人群中穿梭，沒有人知道我是誰。
編輯：任羽欣
題圖：《勝者即是正義》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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