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食歷來是地方的名片。對初到廣東的人來說， 各式各樣的粵菜美食才是他們認知嶺南文化真正的「第一印象」。回望歷史，粵菜自成流派，特別在近現代以來，立足嶺南，北徵京滬，傳香海外……堪稱嶺南文化在中國乃至國際的重要文化招牌。
文史學者周松芳在嶺南飲食文化方面著述甚豐。他認為，梳理「食在廣州」興起的歷史及其緣由，對粵菜的傳承發展大有啟示。「食在廣州」的底色，乃是文化。
唐宋以後，嶺南經濟得到強勁開發。尤其是清代以來，一口通商的外貿優勢更使得嶺南富甲天下，表現在飲食方面，則如屈大均《廣東新語》所言：「天下食貨，粵東盡有之；粵東所有食貨，天下未必盡有。」 但是，這仍只是奇貨可居於一方，「食在廣州」的創設與得名，還要得益於文化的開創。
最為典型的範例，一是太史公江孔殷，以文化奇才的創意，使粵菜從遠聞的獵奇成為可近嘗的珍磋；二是鐘鳴鼎食的譚家，借著酒朋詩侶的招待，以譚家菜之名令粵菜通過了「進京趕考」。
在周松芳看來，這兩家的成功，最深層次的原因還在於其文化品位，即為粵菜的底蘊賦予文化基因。江孔殷是進士出身，點翰林。他創製的菜式，十足文人化，平取食材，而憑空出奇。命門下的廚子反覆試驗，直到試出其想像的味道為止。
至於譚家菜的本色，也與文化息息相關。首先其家學甚深，初創者譚瑑青是著名嶺南學者譚瑩的孫子，譚瑩曾出任學海堂的學長，後助力十三行巨商伍崇耀整理刊刻《嶺南遺書》《粵雅堂叢書》等典籍，是嶺南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
譚瑑青本人也是風雅之士，在清末已刊有《聊園詞》。他的同鄉倫哲如賦詩紀詠譚家菜時，開篇就寫「玉生麗體荔村詩，最後譚三擅小詞」，著眼其祖孫三代的文名。
廣州自建城以來，對外開放不歇，匯聚各方人流物資。時至清代， 「食在廣州」的格局，已漸次形成；在眾多名家筆下，已寫出「食在廣州」 之實。清代著名史學家、文學家趙翼調任廣州知府，就震驚於廣州的飲食奢華。即便趙翼勤於政事，是一位「每食仍不過鮭菜三碟、羹一碗」的清官循吏，但所得到的制度性供給仍達到了「演戲召客，月必數開筵……古所謂鐘鳴鼎食殆無以過」的程度。於是趙翼由此生發感嘆，一生仕途，只有在廣州的一年間吃得最好，再沒有他處的飲食繁華可堪比廣州。
「食在廣州」也有賴於「走廣」所帶來的各幫菜式所形成的融合。廣州是華南政治、經濟的樞紐，宦遊於該地的人，大都帶著本鄉的廚師以快口腹。但若是主人一旦罷官他去，來自各地的廚師常流落在廣州開設菜館，此地的美食風味也就愈加豐富。
民國食品大王、佛山籍的冼冠生曾經親自撰文說明這一點，把粵菜的 「外省淵源」說得淋漓盡致：「掛爐鴨和油雞是南京式的，炸八塊和雞湯泡肚子是北平式的，炒雞片和炒蝦仁是江蘇式的，辣子雞和川燴魚是湖北式的，幹燒鮑魚和叉燒雲南火腿是四川式的，香糟魚球和乾菜蒸肉是紹興式的，點心方面又有揚州式的湯包燒賣……集合各地的名菜，形成一種新的廣菜，可見『吃』在廣州，並非毫無根據。」
本文選自《嶺南文史拾貝（第二輯）》，本書從嶺南山水人文中回溯，並進一步細劃為「文博今昔、畫事拾零、驛道探史、粵菜尋蹤、烽火書聲、區域文史」六大版塊，多角度多側面為文化嶺南畫像，書寫滄桑蝶變，集結文化新風。在今天的物質文化研究者看來，一地飲食之發展，離不開物流、人流的匯聚交融。新中國成立後，廣東餐飲業因多方面需要而獲得超常規發展。1956年，廣州舉行「名菜美點展覽會」，展介菜餚5774種，點心815種，小吃200餘種，師傅大抵傳承自民國。作為酒樓核心競爭力的廚師、點心師，可以根據政府需要無償調配， 省裡還幫助從廣東全省羅致人才。
以廣州酒家為例，50年代由「翅王」吳鑾當家，60年代由有「佛山天王」之稱的黃瑞主政，尤其是點心界的「四大天王」中的三家「禤東凌、李應、區標」都集於它一家。此外，政府組織和投資改造了泮溪酒家和北園酒家，使其承擔重要對外接待任務。周松芳認為，此舉既保持了「食在廣州」的標杆性，也為改革開放後「食在廣州」的歷史復興奠定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先行一步的廣東自然在飲食上再開風氣，規模也不斷擴大。沈宏非、易中天等文化人驚嘆，從「食在廣州」到「廣州在吃」，開遍全城的「大排檔」展現了更有特色的城市文化。「大排檔」就像是「食在廣州」的一個註腳，成了最早進入全國公共詞語的粵語之一。隨著滾滾人流而來的，是各大菜系的各式餐館在珠三角城市如雨後春筍開出來。另一邊廂，淵源自廣州的香港飲食界，利用自由貿易中心優勢，更容易獲取全球食材，又形成新派粵菜，也有「反哺」內地之功。大灣區時代的粵港澳共舞，正為「食在廣州」的歷史傳承注入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