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曉滬，知識青年，1953年出生，響應黨的號召從上海奔赴黑河，把美好青春奉獻給祖國邊疆。退休後不忘鄉親，帶病返回第二故鄉，以「豁出老命也要幫助鄉親致富」的堅定信念，嘔心瀝血，勤苦勞作，把生命最後時光留在了黑土地。
楊曉滬（1953—2015）
一
在大夥眼裡，楊曉滬是個與眾不同的人。一米八七的個子，消瘦的身形，在上世紀70年代足夠引人注目。他平時話語不多，給人感覺總有思考不完的問題。就這樣一個看似文靜的人，誰能想到他為了鄉親們連命都豁得出去呢。
而他的「豁得出去」，早在下鄉報到的第一天大家就領教了。
1970年4月，17歲的楊曉滬到愛輝公社腰屯三隊插隊下鄉。載滿行李的汽車半道陷入凹坑，大家下車用力推也無濟於事。駕駛員說只有墊入土塊、砂石或樹枝才行。而當時天已經黑透了，伸手不見五指，前不著村後不著店，什麼都找不到。楊曉滬二話沒說，脫下身上新發的棉大衣，捲起來墊進坑裡，又招呼大家奮力推車，一下將車推了出來。4月的黑河，還是天寒地凍，每人只有一件大衣禦寒，被車碾成一堆爛棉花，可不是誰都捨得出來的。楊曉滬這一舉動，給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知識青年楊曉滬
接下來的日子，知青和村民們見證了楊曉滬的與眾不同之處。他進村沒幾天，看到食堂的活兒沒人願意幹，就自告奮勇到食堂給大夥做飯。當時村裡有30多名知青，除了黑河當地青年，其餘都是上海來的。常言說，眾口難調。南甜北鹹東辣西酸，個人小口味匯聚到一起就成了大問題。而他不但南方菜做的好，就連沒有豬肉的酸菜燉粉條也能有滋有味。一閒下來，他就到處轉悠，尤其是北山。這裡是全村最高點，北面浩浩蕩蕩的黑龍江盡收眼底，其他三面是一望無際的田野。他每天都到這裡待一會兒。幾個月下來，他就能把腰屯及周邊情況說得一清二楚。在這期間，他實現了人生的重大轉進。在全體知青中，他第一個入團，第一個入黨，第一個擔任生產隊長。當時，黑河有上海知青5000多人，一批人被提拔擔任生產隊一級幹部，但是能夠擔任生產隊大隊長的僅有他一人，其他都是副職。
今年78歲的王繼嶺，曾擔任腰屯大隊黨支部書記，是楊曉滬的入黨介紹人。他回憶說，1973年冬，公社革委會工作組在腰屯大隊蹲點，調整生產隊領導班子。當時局面很複雜，社員們推舉楊曉滬為生產隊長。這對才20歲的他來說是個很大考驗。敢不敢當？能不能幹好？大家心裡都沒底。工作隊找他談話，說明意圖，沒想到他爽快地同意了，大家十分佩服。
帶頭耕田的知青楊曉滬
萬事開頭難。他上任頭一件事就是要解決生產隊與大興安嶺樟嶺林場倒圓木合同的糾紛。由於種種原因，腰屯村沒有按計劃完成合同，林場方面扣住錢款不給，此前生產隊多次協商都是無功而返，大家很撓頭。但他似乎對這件事胸有成竹，帶著公社介紹信，隻身一人遠赴樟嶺。在林場場長辦公室，他說村民頂風冒雪上山砍伐的辛勞，說村民等錢過日子的貧窮，最終得到場方理解，當下分文不少一次性付清了錢款。
轉眼到了春節，知青都回上海探親了，楊曉滬卻獨自留了下來。一年之計在於春，積肥、選種、送糞、買化肥，他起早貪黑抓備耕，忙得不亦樂乎，全隊備耕生產井井有條。當年小麥、玉米、大豆三大作物都適時完成播種，村裡的春耕頭一次這麼順當。
腰屯村老人宋恩波回憶說，楊曉滬對農活非常上心，事事徵求有經驗的老農、老隊長意見，向群眾討教，成天琢磨著採用新技術、新辦法。當時，黑龍江農村生產還很落後，用的都是三輪手扶拖拉機，運點種子、化肥還可以，犁地根本使不上勁。他打聽到新出的一種四輪拖拉機功能多、功效高，和大夥商量後，從父母親那裡借錢買來一臺。這臺拖拉機果然在秋收和秋翻時派上了大用場，極大提高了生產效率。他剛上任時，生產隊每個勞動日才幾毛錢，他上任第一年就翻了番，每個勞動日達一元多，第二年達到兩元多，農民的收入比城裡工人都高，這在黑河是從來沒有過的。
開拖拉機耕種的知青楊曉滬
楊曉滬特別愛讀書，從上海來時隨身帶著《中國通史》和《三國志》，插隊後還找來當地的史書看，有時也和村民們聊聊歷史上的那些事。他對璦琿那段屈辱史特別熟悉，尤其是璦琿歷史上的九大將軍他都能詳細地講述他們的經歷和結局，這讓土生土長的黑河人非常驚訝。他們都說別看楊曉滬那麼小的年紀，心裡可裝著大事呢。然而在他第一次回上海探親後，大家發現他卻買回了一大摞農業書籍，《植物學》《土壤學》《肥料學》《農機學》《水文學》《氣象學》，幾十本擺了半鋪炕。
每天從早到晚就和這些書捆在一起。有一次公社來人，看到這些書說沒想到咱們這兒藏了一個農業專家！他對公社幹部說農業門類太多，知識太廣，一輩子也學不完，一旦學好了可大有用途。由於他人品好，愛學習，愛勞動，在知青和村民中威望很高，大家有什麼事都願意找他說道說道，誰家做了好菜好飯也都不忘給他送點兒。從1973年起，生產隊、大隊、公社三級每年都推薦他上大學，但都被他拒絕了。他說自己在生產隊幹也是一種學習，並且是最好的學習。連續三年，他每年都把上大學的名額讓給了別人。直到1976年，公社黨委集體決定，楊曉滬必須上大學。
臨行前，楊曉滬把自己心愛的農技書送給村裡的技術骨幹，一句話擲地有聲：等著我，我一定會回來的！
他一步三回頭地離開了。
楊曉滬從同濟大學外語系畢業後，分配到上海石化集團搞外貿。國內、國外到處奔波，工作非常繁忙。但他心裡總惦著腰屯的父老鄉親，想著昔日的插隊戰友。上世紀90年代，他和當年知青共同發起成立了上海愛輝知青聯誼會，還與幾位知青企業家共同出資，建立了愛輝知青聯誼會幫困基金。他不僅出錢，還親自登門探望，知青戰友誰家有困難，無論再忙也要幫助解決。遠在數千裡外的上海，他更惦記著腰屯的鄉親們，曾經幾次回來探望。也是從那時起，村裡的孩子凡考上大學，每個人他都贊助1000元。當時的1000元可不是小數，相當於黑河當地職工的半年工資。
二
2005年6月，52歲的楊曉滬做出一個驚人決定：重走長徵路。
當時，這樣的舉動足夠前衛。進入公眾視野的重走長徵路大多發生在2010年以後，一批年輕人重新審視歷史和自我，開始探求「不到長城非好漢」的長徵精神，以此來激勵人生的前行之路。
大多數人不知道楊曉滬是「紅二代」，他這一決定源於父母的影響。
楊曉滬的父親楊克瑞，陝西三原縣人，自幼父母雙亡，在縣城木匠鋪當學徒。1937年春，17歲的楊克瑞參加紅軍去了延安，隨著部隊南徵北戰。建國初期，楊克瑞擔任原南京軍區後勤部運輸處處長，1953年調上海市郵政局擔任副局長。母親李振芳，威海人，原八路軍衛生員，上海鐵道醫院胸外科主刀醫生。父親告訴楊曉滬，抗日戰爭時期在山東的一次戰鬥中，他身負重傷昏迷，半夜從死人堆中爬出來，附近村子一位大娘收留他養傷，救了他的命。解放後他多次去尋找這家大娘，一直沒有找到，估計這位大娘在戰爭中遇難了。1967年春，父親專門帶著楊曉滬返回陝西老家，讓他了解了農民的艱苦生活。
楊曉滬此行的任務是「重走長徵路，尋訪老知青」，行進路線可謂關山迢遠，預先計算總行程23683公裡，途經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西藏、新疆、青海、甘肅、內蒙古、黑龍江、吉林、遼寧、山東等地，實際行程45000多公裡，相當於兩個長徵。他沿著當年紅軍轉戰的井岡山和長徵路線，以及八路軍、新四軍、抗聯戰士戰鬥過的地方，一路拍攝採訪，記錄報導了大量山川江河、風土人情和至今堅守農村老知青的生活現狀。
就這樣，駕駛越野車，一路走，一路看。在《上海知青網》，他留下了這樣的文字：
「……與下鄉相比，其他的經歷似乎平淡如水，只有那段歲月如血、如鐵、如詩、如酒，刻骨銘心，魂牽夢縈。
當年，我們行走在泥濘的土路，奔馳在茫茫的草原，穿行在深山老林，忙碌在冰天雪地，無時不感受著大自然那寬廣的胸懷對我們的撫慰和庇護。至今，我的腦海中還時常浮現出站在山頂眺望銀帶般的黑龍江水盤旋逶迤在小興安嶺之麓那令人心曠神怡的景象；我的身體還能依稀感受著從草甸子拉草回村途中，躺在牛車堆積數米高的飼草上，眼望藍天白雲，鮮草的清香隨著呼吸，順著全身的毛孔慢慢沁透到我全身的每個細胞，化解了一天的勞累疲乏的情景。也許是因為那段時期是我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華。然而，我更感到，在那場整整十年的上山下鄉運動中，我們全身心地投入改變農村貧窮落後面貌的火熱戰鬥。那股豪情壯志，那樣忘我勞動、無私奉獻的精神，是多麼的純潔、鮮亮，偉大和崇高。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們祖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特別是我們沿海的大城市，早已奔入了小康。然而，廣大的農村、邊疆還依然貧窮落後。2004年，我隨著上海老知青回訪團重返當年下鄉的愛輝縣，沿著黑龍江北上進入大興安嶺到呼瑪縣，所見所聞，感慨萬千。正如現今大家都認識到的那樣：我們國家經濟已經到了工業必須反哺農業、城市必須輻射農村的重要階段，否則城市和農村就極不和諧，就必然相互束縛，相互制約，誰都得不到持續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我總感到，城市裡大量閒置的資金、技術、項目、管理經驗，積累的人才、知識、文明、理念等等，都可以大量而且必須迅速地輻射到廣大農村，特別是到貧困邊遠的山區和邊疆去。在這方面，已經返城的當年老知青，既了解農村，又熟悉城市，正是大有用武之時，大顯身手之地。況且，不少老知青已經或即將退休，在『關注三農，二次下鄉』方面正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我們已經無法還原楊曉滬這一年在中國大地上行走的具體細節，但從他留下的文字我們能看出那段時間他對當代農業、農村、農民問題進行了深入細緻的調查和思考，有著自己的獨到見解。他已不再是曾經的那個滿腔熱血的知識青年，而是中國現實社會的冷靜觀察者。
楊曉滬的人生有了柳暗花明般的理性升華。
2013年11月，他應邀出席北京有關方面舉辦的「中國農業合作社首屆（北京）高峰論壇」。面對國家農業部、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等有關領導，作了《懸在農民頭上的「三把刀」》的發言：「農民辛苦一年，汗珠摔八瓣，不但要看老天爺的臉色，好不容易收穫點糧食，還要被農資、農機和賣糧這『三把刀』割去30%以上的利潤。這是當今農民的苦衷和無奈。」
他進而指出這「三把刀」的危害：
（一）、農資。包括種子、化肥、農藥及農機配件，經銷商在農民需要時以高價牟取暴利，2012年玉米種子的出廠價為10元左右1斤，播種季節被不法經銷商炒到50多元1斤，化肥、農藥也是年年變著花樣地漲價。
（二）、農機。儘管各級政府大力扶持農業合作社，但有的農民種植合作社卻買不到有國家補貼的大型農機具，原因是一些「非農民」搶先成立了「農機合作社」，領取當地本該屬於農民的農機補貼。這些所謂的合作社強行為農民代耕，明目張胆實行壟斷，牟取高利。
（三）、賣糧。賣糧難已是多年積存的老問題，各地報導屢見不鮮。糧販子想方設法盤剝農民，花樣層出不窮。用糧食的水分、雜質、重量，一分一分地打壓糧價，國家保護價格形同虛設。農民去糧庫賣糧要在糧庫門口冒著嚴寒排隊幾天幾夜，糧販子與糧庫勾結，可以不排隊先把糧食送入糧庫。有的糧販子甚至公開宣稱：「一斤糧食給我一分錢，我就讓你不排隊」。僅賣糧一個環節，糧販子就盤剝農民種糧收入的5%~10%。
楊曉滬語驚四座。出席會議的領導、專家、農民代表對他的發言紛紛報以熱烈回應，同時也對這位當年的知青刮目相看。
三
2009年夏，楊曉滬經常渾身疼痛乏力，到醫院檢查，發現肝、膽、腎、腸，到處都有囊腫，而且病情嚴重。醫生告訴他，即便有適配的活體進行移植，也活不過5年，必須馬上休息。
楊曉滬辦理了病退手續。第二年，腰屯村鄉親們把他接回來養病，因為這裡的日照、空氣、水質都要比大城市好得多。
楊曉滬回村養病期間，養了100多隻雞，又承包了一個小魚塘。畢竟是曾經生活了7年的地方，他走家串戶看望鄉親，了解他們的生活，看看莊稼的長勢。他發現村裡問題不少，有的還很嚴重。全村人均只有20~30畝耕地，每戶的耕地分散在好幾處，大型機械無法深耕作業。由於長期使用化肥，不施農家肥，日積月累，土壤板結。土壤表層下20釐米處形成犁底層，鐵鍬用腳使勁蹬都鏟不下去。植物根系只能在表層生長，下雨時地表水滲不下去，天旱時地下水分上不來，莊稼扎不下根，一遇風吹就大片倒伏，一有災害就大幅減產，甚至絕產。各家各戶只顧種地，很少搞養殖發展副業，收入一直原地徘徊，沒有明顯增加。
曾經肥沃鬆軟的黑土地現在變成這個樣子，農民的未來在哪裡？原本返鄉靜養的楊曉滬靜不下來了。經過幾十年的摔打，他更加深信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的道理。腰屯村有1萬餘畝耕地，只需兩整套大型農機具，十餘人就可以完成全部春種、夏管、秋收。節省出的富餘勞動力可以組織起來外出打工，也可以留下來搞糧食深加工和多種經營。一個大膽的想法在楊曉滬心裡醞釀著。
2012年夏，楊曉滬結識了遜克縣邊疆鎮山河村帶領農民創辦合作社的上海知青徐桔桔和北京知青賈愛春。這兩位退休後重回第二故鄉創業的知青告訴楊曉滬，當年的老知青在村裡沒耕地，正因為沒有地，才沒有利害關係，鄉親們才信得過。老知青當年給村民們印象很好，回城後經過改革開放鍛鍊，思想更成熟、能力也更強了，知青們回村帶領農民創辦合作社，村民們最信得過。
兩位老知青的做法和經驗，使楊曉滬更堅定了信心。說幹就幹，楊曉滬和村民們談起了種植合作。他告訴村民們，國家頒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出臺了組建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優惠扶持政策，現在搞種植合作正是時候。可村民們卻說：我們也明白這個理兒，但現在都是各幹各的，誰也顧不上誰，要不老隊長你領著我們大伙兒幹吧。三十年前你就是我們的生產隊長，大伙兒都願意跟著你幹。那時候我們信你，現在我們還信你。
楊曉滬有說不出口的苦衷。自己整天病歪歪的，萬一哪天倒下，不是把鄉親們坑了？可面對鄉親們期待的目光，他實在推辭不過，就說，咱們也別說誰挑頭兒，先把合作社成立起來吧。
2012年12月29日，腰屯村「三好糧食種植農民專業合作社」掛牌成立，全村一半以上農戶入社，入社耕地5000多畝。
大家一致推選楊曉滬為合作社理事長。楊曉滬沒有理由拒絕，只能把心一橫：幹吧，只要我還活著！
老天好像有意和楊曉滬過去不。2013年春，剛上任的他迎來的是連降暴雪，春澇已成定局。新成立的合作社自己沒有大型農機，只能依靠其他由國家補貼的大型農機合作社幫助春耕春播。這些大型農機合作社以春澇為由開出高價作業費，乾脆用不起。楊曉滬領著大夥修復安裝了4臺小播種機，又通過親友聯繫了2臺四壟播種機，起早摸黑終於在6月1日播完玉米，6月6日搶在雨季前完成了大豆播種。
吃了沒有大型農機具的虧，延誤了春耕春播，合作社嚴重受損。多虧了楊曉滬在合作社成立之初自掏腰包7000元為土地投了保，靠保險公司賠付的35萬元才渡過了難關。年終總結時，全體社員經過充分討論，下定決心自己集資購買大型農機具。但是，挖盡了全部家底，全體社員也只能集資70多萬，還缺100多萬，怎麼辦？
「回上海，找知青戰友幫忙，我們必須渡過這個難關!」 2014年春節剛過，楊曉滬就決定回上海，憑自己在愛輝知青中的信譽找知青借錢購買農機具。就在這關鍵時刻，他突然得了腦梗，癱在床上，手指、腳趾一點都動彈不了。
他幾近絕望，大腦一片空白。
然而，過了兩天，他突然發現自己的手指可以動彈了，又過了兩天，腳趾也能動彈了。還要不要回上海？已經走到這一步，他已經沒有退路了，只能繼續向前走，只要有一絲希望，就要全力去爭取。
回到上海後，他在當年腰屯知青的幫助下，一邊治療養病，一邊找戰友們籌款。開始，他找了幾個知青企業家，但遭到拒絕：「農業是弱質產業，投資農業風險太大，萬萬不可！」他只能轉身向當年腰屯村的知青借。腰屯知青戰友中沒有一個企業家，大部分都是買斷下崗或退休工人。他們聽了楊曉滬的介紹和分析，都被他幫助鄉親的一片赤誠感動了，大家行動起來，翻箱倒櫃，東拼西湊，有的把全部積蓄都拿了出來，楊曉滬也清倉了家裡的全部存款。半個月後，楊曉滬帶著籌集到的100多萬元，訂購了合作社急需的農機具。
楊曉滬籌款合同及收據
2014年合作社獲得了大豐收，但糧食收購商一直拖著380多萬元的賣糧款不給。收購商一再答應，2014年年底前一定到位。但是，年底過了，沒給。又答應大年三十前一定支付，結果也沒給。最後還說元宵節前連利息一起支付，但是元宵節過了依然沒動靜。全村上下急得團團轉，合作社幹部們天天坐在對方老闆辦公室，圍住老闆追討。楊曉滬也天天到對方辦公室跟老闆理論。這380萬不僅是去年的收入，更是今年春播購買種子、肥料、農藥的資金，萬一有個閃失，合作社就垮了。在他的堅持下，正月剛過，380多萬元全部追了回來。
這可是個大喜的日子，楊曉滬露出了少有的笑容。入社農戶每垧地收入由單幹時的3000多元，一躍升到10000多元，不僅解決了勞動力缺乏家庭和「五保戶」的生活，還吸引幾個種田大戶加入了合作社。2015年3月，省農業部門發文把腰屯村三好合作社列入「規範合作社」。
一個月後的4月13日清晨，正當春播在即，全村人都準備大幹一場的時候，楊曉滬的手機卻怎樣都打不通了……他帶著對這塊黑土地的深深眷戀，帶著對腰屯人民的無限熱愛，永遠地閉上了眼睛。
四
《人民日報》記者王繼紅撰文說：「楊曉滬在工作崗位上不幸以身殉職，他的搏命奮鬥精神是井岡山精神、長徵精神、延安精神在新時期的繼承和發展。楊曉滬是為實踐中國夢而搏命獻身的，他的事跡催人淚下，精神感人至深，凡是了解楊曉滬事跡的人，無不欽佩、敬仰。楊曉滬是我們黨培養教育的優秀黨員，是全國老知青的傑出榜樣。學習、宣傳楊曉滬同志這種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實現中國夢敢於擔當、勇於奮鬥的奉獻精神，對鼓舞激勵更多的老知青關心投入新農村建設，對培養教育青少年，對激勵全國人民團結一心加快實現偉大的中國夢而奮鬥具有重大緊迫的現實作用和深遠影響。
這個共產黨員讓我相信，對共產黨這本經，有人是真念的；對共產黨的誓言，有人是當真的；對人民的愛，有人是發自內心的。他讓我相信，共產黨隊伍終有不滅的光芒。楊曉滬的精神價值豈止發揮餘熱？他彰顯了共產黨人的靈魂。儘管自己有太多的不信，但在楊曉滬面前，我信；儘管自己有種種的唾棄，但在楊曉滬面前，我充滿崇敬。」
腰屯村民親眼見證了楊曉滬去世時的場景：他趴在辦公桌上像睡著了一樣，桌上是展開的《三好農機合作社五年發展規劃》，清楚地寫著「合作社建立的第一年，先在已集中連片的耕地上落實農業規模經營、標準化生產、應用現代科技指導種植，請附近的農機合作社代耕代收，統一採購農用物資，統一銷售農產品，提高土地產出率、勞動生產率和資源利用率，為尚在觀望的未入社農戶做出示範表率。第二年，在鞏固提高的基礎上，將土地經營規模擴大到1萬畝。第三年，開始發展飼養肉豬、肉雞等養殖業。第四年，開始搞綠色食品、肉食品加工等。同時，對舊住房進行改造，分期分批建設集中供暖的別墅式新民居……」
這是楊曉滬為村民們設計的一幅美好藍圖。房間裡，除了這份規劃和做飯的炊具，再也找不到像樣的東西了。
在楊曉滬去世前不久，《中國青年報》一位記者見到瘦弱不堪的楊曉滬後，在一篇報導中引用了他的原話：「我現在是騎虎難下，進退兩難。如果退，合作社就辦不成，肯定要損害鄉親。如果進，我可能要搭上老命，死在這裡。反覆思考，權衡利弊，我決定還是要幹下去。」「我就是爬也要爬到底，哪怕是搭上老命，也要把合作社辦好。無論如何，我不能對不起老鄉!」
曾經在一起插隊的知青韓自力看到楊曉滬居住的小屋裡裡外外堆滿了各種化肥、種子，奇怪地問：「你這是要幹什麼？」楊曉滬就向他講起腰屯農民要求自己再度出山，與他們一起創辦合作社。韓自力馬上打斷他：「你現在已經60多歲了，早已不是40年前的年輕人了，你自己還有病，醫生都說你沒幾年活頭兒了，怎麼可以再出山？再說創辦合作社，現在是有爭議的，風險很大，你怎麼不考慮考慮，就輕率答應了呢？」楊曉滬卻拿出一疊農民籤字蓋章的名單和《三好農民種植業合作社章程》：「這些都是鄉親們強烈要求的，每個人都籤名、畫押，蓋了章，老鄉們一再要求我重新出山帶他們幹，我不能不幹!」
楊曉滬的妻子更是竭力反對：「曉滬，你不僅有多種囊腫，還有高血壓，這些病最怕的就是寒冷，重回黑龍江，是不要命了嗎？」
但誰也攔不住一個豁出命的人。
2013年元宵節，楊曉滬感到渾身乏力，腹部疼痛，接著全身疼痛，折騰得白天吃不下飯，晚上睡不著覺。三月中旬開始，他疼得渾身發抖冒虛汗。黑河、哈爾濱醫院查不出原因，他不得已回到上海，住進了華東醫院。一連20多天，他全靠打點滴維持生命。
躺在病床上的楊曉滬，天天牽掛著合作社。他把朋友們找到病房，向大家講三好合作社，讓大家想方設法為腰屯聯繫大型農機，尋找養殖項目，探討有沒有可能到黑河發展的農業項目和資金，幫合作社發展肉豬、肉雞、奶牛飼養，或者農業加工項目。他要為三好合作社準備下一步發展的後備項目。一位好朋友生氣地說，你整天不是腰屯就是合作社，為什麼不考慮一下怎麼治好病呢？！
楊曉滬放心不下春耕，病情稍稍緩解，他就決意返回黑河。途經哈爾濱再次病倒，醫生分兩次從他身體裡抽出積液4000多毫升，並告訴必須靜養，決不能再操勞，否則就有生命危險。但他開玩笑地說，死過好幾次，都習慣了。
楊曉滬雖然是合作社理事長，但自己卻沒有股份，也不領取一分錢工資。甚至連自己為合作社外出跑業務，帶著合作社其他領導成員外出聯繫工作，所有交通、住宿、夥食費，都是他自己掏腰包。三年來，楊曉滬從沒在合作社集體帳上報銷過一分錢。「外出差旅費不能入帳報銷」是他給自己立下的規矩。他從上海帶來的越野吉普車就是合作社的工作用車，三年來幾乎天天為合作社辦事。汽油費本屬於生產性開支，完全應該列入生產成本核銷。大夥也一致催促他及時報銷汽油費，但是他卻再而三地推辭，一直沒有報銷。
合作社很多人不知道，其實楊曉滬退休工資並不高，每月不到3000元。他曾經對朋友說起，為了合作社，我恨不得自己倒貼錢來做。問題是自己現在實在是沒有錢了，要是退休工資能再多些，對合作社的投入會更多的。2014年春節前，賣糧款遲遲沒打回來，他擔心大夥沒錢過年，拿出了自己最後20萬元看病保命的「過河錢」，打給每戶5000元。
村民們看不下去了，大夥塞錢給他買補品吃。他分文不要，「老百姓的錢不容易，我不能要！」他硬是把錢都退了回去。
黑河知青博物館名譽館長劉樹新也下過鄉，是楊曉滬的鐵哥們，多次上門勸他回上海療養：「你這樣拼命不行，早晚要把命搭進去！」他卻滿不在乎：「我沒事，不會倒下的。活著就要幹，我精神頭還好著哪，不會倒下的，不會的。」
劉樹新說的沒錯，鐵人也有散架的時候。
楊曉滬真真切切地倒下了，但他創立的合作社沒有倒。2015年，按照他生前制定的種植計劃，合作社3500多畝耕地全部種上玉米，糧食總產值400萬元。除留足下年生產費外，每垧地分紅12000元，創造了全鎮歷史新高。
合作社要辦下去，鄉親們要富起來。
沿著這條路走下去，是對楊曉滬的最好紀念，也是對他「豁出命」精神的最好傳承。
《黃昏音符》葛偉 攝
作者：唐文波，筆名浩藍，蒙古族，1966年11月生，內蒙古大學畢業。1985年開始文學創作，1986年開始發表作品，先後發表詩歌100餘首，散文、劇本、報告文學、文藝評論等數十篇，作品被收錄於多種文學選本。
來源：愛輝廣播電視臺上海知青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