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程遲 硬核讀書會
本文為新周刊·硬核讀書會第三屆譯想論壇系列報導的第一篇。
譯想論壇是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甲骨文倡議發起的公益性計劃，為中國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一個以翻譯為主題的大型研討論壇。
第三屆譯想論壇由社科文獻甲骨文、新京報文化客廳、新譯科技聯合福州「無用空間」書店共同主辦。
本次論壇的主題是「翻譯的使命與關懷」，在與嚴復、林則徐、林紓等中國近代翻譯先驅有著深刻淵源的福州，陸大鵬、姜鳴、唐建光、汪天艾、黃葒、朱嶽、彭倫及程衍樑等嘉賓就翻譯與近代中國、翻譯與學術和出版、翻譯與我們的日常生活，進行了討論。
硬核讀書會作為新周刊旗下的新銳閱讀平臺，一直關注著優秀作品的中文版引進和翻譯動態，並且通過專題文章、書單和講座等形式向讀者們推薦了大量優質的翻譯作品。作為本次論壇的戰略支持媒體，硬核讀書會將通過優秀的學者、出版人和文化從業者的角度，帶來深度的報導。
✎採訪 | 程遲
✎編輯 | 蕭奉
提到近代中國的變遷，翻譯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
林則徐、嚴復、林紓、魯迅和胡適等我們非常熟悉的近代史名人，都與翻譯有著緊密的聯繫。他們是如何通過翻譯改變近代中國的？
近代中國以前，翻譯有著怎樣的歷史？
近代化開始後，翻譯如何轉變國人的思想？
中國方和日本的交流中，翻譯起了什麼樣的作用，又產生了什麼影響？
譯想論壇第一場嘉賓，鄭慶寰（左）、姜鳴（中）與唐建光（右）
譯想論壇的第一場活動「翻譯與近代中國社會變革」於10月16日晚在福州無用空間書店進行。
歷史學者、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姜鳴，「新歷史合作社」總編輯、《看歷史》創刊主編唐建光，以及社科文獻出版社歷史學分社社長鄭慶寰共同討論了以上問題。
翻譯改變傳統中國
主持人鄭慶寰首先提到古代中國的幾次翻譯潮流。
最開始的是民族間的翻譯，作為一個大一統國家，中原與周邊的區域始終有許多接觸，因此民族間的翻譯在中國古代極為常見。
第二種中國古代時期的重要翻譯是對佛教經典的翻譯，從東漢至唐宋，大量的佛教經典被引入。
第三種翻譯是明朝開始，也就是地理大發現之後，中國與西方發生接觸，許多傳教士來到中國，對西學的翻譯由此開始。
玄奘等僧人對佛教的翻譯對中國產生了極大影響。圖/維基百科
發生在近代中國的翻譯活動，對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直接改變著中國近代化的進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等等，都與翻譯有著密切的聯繫。
姜鳴認為，中國的近代化過程是中國被納入到工業文明話語體系的過程，它是一個學習的過程。除了工業技術，西方的國際關係法則、宗教、醫學、科學等，都湧入中國。漢語詞彙在此時被拓展了——因為在當時很多西方的詞彙，並不能找到對應的詞彙，因此需要對漢語重新設計整合。接觸西學後，漢語演化過程，也是中國近代思想國際化的過程。
這種「國際化」的過程，肇始于洋務運動。我們現在或許會對當時的文史類作品印象深刻。但最早翻譯到中國的是傳教士的宗教作品，其次是通俗的科學常識，再次是工業技術和軍事類的東西，最後才是文史類作品。
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江南製造總局和福州船政局兩個重要的洋務企業的創辦是對中國翻譯影響最大的事件，福州船政局培養了中國第一代有較高英語和法語水平的的人才。
正在建造中的福州船政局。圖/維基百科
這批人才歸國後，有兩種走向，一部分成為了海軍軍官，另一部分人成為了船政的技術骨幹，主攻設計和造船。對近代早期翻譯影響最大的，其實是在學習設計和造船過程裡，對機器設備、技術用語翻譯的規範化。
姜鳴還提到了許多在近代翻譯中的官員，他們是對中國影響深遠的「搬運工」。比如林則徐，在鴉片戰爭後，他意識到中國必須學習西方，否則將處於被動局面，因此組織了一批歸國華僑與買辦等為他翻譯國外的報刊與書籍，作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則徐還影響了魏源《海國圖志》的翻譯。
蔡元培博物館中的初版《海國圖志》。圖/維基百科
左宗棠、沈葆楨等官員興辦的洋務企業，培養了像梁鳴謙這樣規範了技術用語的雙語人才，還有像陳季同這樣留學法國、翻譯了法國《民法典》等重要著作的外交官員——他們是第一批參與對外交流的官員。
朝貢體系與西方文明的碰撞
唐建光還談到中國對外交流的歷史中，對翻譯的需求非常小，像佛經這樣的翻譯，是比較偶然的，到清朝，對翻譯的需求才逐漸增大。
不同時代對翻譯的不同態度決定了中國歷史的走向。在古代中國的「東亞朝貢體系」下，翻譯並不是那麼重要，中國偏向於將外國的交流當作「拜訪」或者「朝貢」。
但到了近代，對翻譯的態度逐漸發生了變化。這種轉變劃分為幾個階段，第一是初步接觸階段，第二是西方主動階段，第三是中國主動階段。
在最早期的初步接觸階段，主要是國外的傳教士需要在中國傳教，他們在翻譯宗教作品的同時也為中國翻譯了《幾何原本》這樣的科技類書籍。
在中文版《幾何原本》扉頁的利瑪竇與徐光啟圖片。圖/維基百科
第二階段，是西方主動的階段，也是中西第一次碰撞與接觸的階段，更本質的是中國的朝貢體系和西方近代外交體系的接觸。
對中國而言，這是一個防禦的階段。唐建光認為這段歷史中的翻譯問題，與後來的中國發生的種種變化有著密切的聯繫。
最著名的例子是馬戛爾尼來華時期，因不願跪拜乾隆而產生的衝突。馬戛爾尼在當時做了非常充分的準備，他請了4位中文翻譯，為他翻譯英國國王的國書。國書的初衷是希望得到平等對待，而非將英國視為朝貢體系下的一員。
馬戛爾尼 圖/維基百科
清帝國對西方國家的蔑視態度，最直接的體現便是在翻譯上，清廷的大量公文裡，外國都被稱作「夷」。甚至林則徐也將國外的使節所遞交的國書被翻譯做「進貢表」——這說明就算是當時「開眼看世界」的大臣，也沒能走出傳統的「華夷觀」。
各種外國勢力想將中國帶入以西方為主導的世界體系，於是中國用語言的壁壘來抵禦——在當時，與外國的接觸需要特許，如果中國人與外國人接觸，官方能夠將其治罪。語言的障礙並不能抵抗槍炮、鴉片與貿易，這種壁壘終究失敗了。
在1858年籤訂的《天津條約》中，英國等國明確要求不能使用「夷」這個字形容外國，隨後美國、法國都獲得了自主聘用翻譯的權利。此時，語言的壁壘已經失效了。
《天津條約》籤訂現場。圖/維基百科
第二階段之所以值得我們關注，因為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學者劉禾曾經提出過，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導火索並不是鴉片和貿易平衡，而是清廷官員對英國律勞卑（William John Napier）等外交官的蠻橫無理。
鴉片戰爭後，許多官員開始認識到向西方學習的重要性。
第三個階段，是洋務運動後，中國主動主動學習外國知識的階段。江南製造總局，福州船政局，以及同文館這樣的項目都開始了。此時，中國開始學習西方的科技與法律。
1860年以後，一直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時期，中國都在主動學習國外的思想。《萬國公法》的翻譯，嚴復《天演論》的翻譯，以及林紓對文學的翻譯，都表明此時中國開始了全面的學習，而不僅僅局限於宗教和技術。
丁韙良與京師同文館其他教員的合影。圖/維基百科
這個時期，法律、政治和文化的全面翻譯，打開了當時國人的心智。中國人開始去學習和理解世界，才開始真正與世界接軌。
看到更廣闊的世界
姜鳴提到這一時期嚴復、林紓的具體影響。他認為留學歸來的嚴復是對西方社會科學領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選取翻譯的書，都是極為重要，且當時的中國特別需要的書。比如《天演論》，他翻譯此書並沒有逐句翻譯，而是帶著大量的評論。
《天演論》
託馬斯·赫胥黎 著
嚴復 譯
譯林出版社-2011
當時嚴復提出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概念，儘管後來被許多人批評，但放在清末的情境下，是可以理解的。中國的洋務運動在學習西方的技術，但是中法戰爭、甲午戰爭都打敗了，膠州灣被德國人搶佔，旅順被俄國人佔領……
嚴復在1898年翻譯出《天演論》，他用新的進化論去解釋國與國之間競爭。嚴復看到了19世紀的國際間的叢林法則，他最後將失敗與否歸因於「天擇」——因為中國開始了洋務運動，卻仍被日本打敗。
除了《天演論》，嚴復還翻譯過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密爾的《論自由》（也就是《群己權界論》）等，涉及到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這都能看出他的巨大影響。
1859年第一版英文版《論自由》封面。圖/維基百科
這些書的翻譯，使中國能夠看到全面的西方文化和思維模式以及價值觀。在學習技術失敗後，中國人發現了中國傳統的理論體系和現代的理論體系之間的差距。
唐建光隨後補充道另一個對中國極為重要的翻譯者，林紓。如果說嚴復帶來的是思想方面的一次解放，那麼林紓給國人帶來的是心靈層面上的解放。
林紓並不懂外文，他通過他人的口述，轉寫西方的名著，最後譯成與明清筆記小說類似的作品。現在國人已經對這批名著十分熟悉，但是在當時，林紓讓人們看到了另外一種社會生活，另外的思想。
比如《茶花女》的故事，這給當時封建禮教下的國人帶來了震撼。林紓翻譯了140多本這樣的小說，他打開了一批年輕人和知識分子的心靈。
之後出現的胡適這樣的年輕人，影響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翻譯帶動了整個青年一代人掙脫傳統制度的束縛。
因此林紓和其他人在當時所做的文學作品的翻譯，不僅僅是讓人們享受精彩的故事，更是一種更深層次的心靈上的衝擊。這些作品或許在文學史上並不是那麼「優秀」，但他們帶來的社會變化，是不容忽視的。
作為參照的日本
人們經常將中國19世紀開始的現代化運動與日本的現代化運動進行比較。
在日本明治維新後，日本開始「全盤西化」，旨在富國強兵。日本迅速地學習了西方的技術。這個時期日本和中國學習西方的內容並無太大差異，但結果卻非常不同。
姜鳴提到了幾個例子，首先是在拿到福州船政局的造船圖紙後，日本的橫須賀造船廠製造了與當時中國所建一摸一樣的船，且它們的質量要超過中國所造船隻。
法國Le Petit雜誌：法國炮艦Le Lion號救援沉沒的高升號清軍人員（1894年7月25日）圖/維基百科
日本取得成功，在後來的戰爭中擊敗俄國、中國，並非只學習技術。
第二個例子是，當時日本與中國一樣派遣了大量的幼童去美國，但是日本的幼童裡不只包括男孩，還有一批女童。她們在日本學習護士等技術。
中國翻譯出《萬國公法》後，日本很快便關注到，並由此開始注重學習國際交往的「遊戲規則」。《萬國公法》引入中國二十年後，中國被日本打敗，這其實能夠說明兩國在學習西方過程中的差別。
這些細節上的差異，使日本在競爭中逐漸勝出。在19世紀晚期，梁啓超、魯迅、孫中山等近萬名中國留學生到日本留學，這部分留日學生深刻地影響了近代中國的發展。
從學習器物到學習思想，從被動接受到主動獲取，中國近代的翻譯史是一部濃縮的近代史。從歷史的維度去看，翻譯是將中國與西方聯繫起來的工具，也是日本等東亞國家挑戰中國傳統的朝貢秩序的入口。
歷史不能假設，但是我們能夠在國人不同時期對待翻譯的不同態度中，窺見歷史脈絡的偶然與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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