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野千鶴子是誰？何謂"厭女症"
王蘭
《厭女：日本的女性厭惡》譯後記
當我告訴我的日本朋友們我將翻譯上野千鶴子的書時，他們的反應之相似，令我吃驚「你要翻譯上野？ 太棒了！」朋友們職業年齡性別各異，但沒有一個人問「上野是誰」 。的確，在日本戰後近七十年來，最具社會影響力的女性學者，無疑，是上野千鶴子——當代著名社會學學者、日本女性學領軍人物。
1948 年，上野出生於一個富裕的醫生家庭，1967 年進入京都大學哲學科。大學時代，正值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之際。上野沒有例外，加入了京都大學學生組織「京大全共鬥」上街遊行，向警察扔石頭，在校園裡的「戰鬥堡壘」中度過了二十歲的成人節。學生運動的體驗，決定了此後上野一生的方向——成為一名以女性視角觀察思考社會的學者。
對於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那場學生運動，男性與女性的記憶方式有差異。男性也許多為追懷青春歲月的激情與敗北，而上野則常常回想到，「在運動中，男生向警察扔石頭，女生體力不夠，石頭扔不遠，只能在後方當搬運，作為『二等戰鬥力』的女生，扮演的角色不過是給男生們提供慰藉，包括性服務」。那些男生，那些滿懷理想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精英學子，女生們以為自己是他們的「同志」，卻只被當作「女人」。日本七十年代的女性運動，就是左翼學潮中的女生們從對「本應是志同道合」的男生們的失望與反叛開始出發的。
從思想史的譜系梳理二十世紀日本的兩次女性運動，可以說，1910 年代至1930 年代的第一波女性運動，是萌發於近代人權意識的覺醒，而脫胎於左翼學潮的第二波女性運動，則起於對近代價值觀的懷疑和批判，可歸入「後現代」的思潮之中。
上世紀80 年代的日本，經濟空前繁榮，女性們一面享受資本文明帶來的富足， 一面為身為女人而受到的諸多限制和不公而苦悶。在這個背景之下，上野千鶴子以女性代言人的身份登上舞向，可謂應了時代呼聲。上野在學界、論壇和媒體的登場，堪稱「華麗」。作為一名新進氣銳的社會學學者，她自如地驅使符號學、人類學、消費論等當時學界的最新思想理論武器，犀利地剖析時代諸相，發人之不能言。哲學專攻的理論素養、跨越學科的知識儲備、加之明晰輕快的文體，很快便為她帶來了學院內外的眾多讀者。精力旺盛的上野，不僅在學院裡與學科背景各異的許多著名學者侃侃對談縱橫論爭，還出現於媒體的視野之巾，成為一代「明星女學者」 。許多人通過她的書，知道了feminism 一詞。書店裡開始設出「女性學」一角——在八十年代，「女性學」成為能夠進入市場的「商品」 。在這個過程中，上野千鶴子功不可沒（若論日本女性學，當然不能只談上野，但肯定不能不談上野） 。
上野可謂持久而高產的學者，自1982年到2014 年，個人著述達三十三部、合著達三十種以上，此外還參與了多種重要的社會學、女性學等大型叢書的編集工作。在此，讓我們粗略地看一看她這三十年間的學術軌跡。作為社會學學者，上野的學術起點是對女性家務勞動的研究。受到英語圈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學說的影響，將女性在家庭中承擔的勞作定義為「再生產勞動」「無償勞動」使家務勞動得以「可視化」並將「私（家庭）」與「公（市場）」兩個領域連接起來。這方面的代表作為她編著的《閱讀「主婦論爭」》兩卷和用十年時間完成的《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漢譯本有臺灣時報文化1997） 。此書堪稱奠定上野學術地位之作，一九九三年，她被聘為東京大學社會學講座副教授。對家務勞動這一主題的關注，進入二十一世紀，延伸擴展為對老人護理問題的研究。面向大眾的《一個人的老後》2007（漢譯本有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11) 。成為暢銷書；厚達五百頁的大著《護理的社會學》2011 ，則是她最新的學術代表作。這一系列的著述，體現出她的理論建構水準和依據實地調查數據的實證精神。
在1990年代，上野的研究大致可分兩個方向。一個是對戀愛、性、家庭等近代機制的解構，另一個是對女性運動與民族國家之間的關係的思考。前者主要依據福柯的理論，將被視為「自然」「本能」的性/性別/戀愛/家庭等觀念還原到歷史話境之中，探究其「近代之起源」帶有濃厚的「後現代」色彩。代表作有《近代家庭的形成與終結》（1994 ，漢譯本有商務印書館2004) 、《發情裝置》1998 等。1990 年代的另一個方向，也是上野在此時期最為用力的課題，則是對「國家」的思考。這個問題始於一九九一年三位韓國原慰安婦對日本政府的戰爭犯罪的控告。作為一名日本女性，應該如何回應鄰國女性對自己所屬國家的控訴？上野的思考，結集為《民族主義與性別》(1998) 一書。面對這一沉重的課題，她先回顧了戰爭期間女性運動協助「國策」的歷史，即日本女性作為「加害者」的歷史，然後呼籲一種超越國境的女性主義。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上野對國家機制的批判更為徹底。在《南下去的思想》(2006) 一書中，上野告訴讀者：「逃出去，活下來」——逃出近代民族國家觀念的桎梏，拒絕一切以國家名義的殺戮犧牲，尊重弱者，活下去！
此外，還應提及她與兩位女性（心理學者小倉千加子和作家富岡多惠子）以對談方式合著的《男流文學論》 (1992) 一書。這是上野以「外行」身份介入文學評論的一大成果。氣位才高名盛、「氣焰囂張」的女人，一本一本地評點男作家的作品，「這個男人根本不懂女人嘛」「你們看，這段描寫笑破我肚皮了」「桌的，好好笑」。三人唱和呼應，在嬉笑戲謔之中，揭開男作家們隱藏的「厭女思想」把文學史上的著名作家們拉下神壇，讓人讀來酣暢淋漓，實可稱「三女俠亂棒痛打男作家」。此書激起眾多反響，既有男評論家們的輕蔑不屑（當然的嘍），更有大量的喝彩叫好。三女俠共演的這臺戲，引發了此後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興盛，必將載入文學批評的史冊。
在《男流文學論》問世約二十年之後，上野再次重論男人的厭女思想，便是本書《厭女症》(2010) 。這一次，性別研究的理論進展，讓上野的武器裝備更加精良洗鍊。這個武器就是美國學者塞吉維克(Eve Kosofsky Sedgwick) 在《男人之間》（漢譯本有上海三聯書店2011）一書中提出的「男性同性社會性慾望」的概念。
在性別研究的領域中，對「異性戀性別二元機制」的解釋，塞育維克提出的「男性同性社會性慾望」的概念，具有廣泛的影響力。「男性同性社會性慾望(homosocial)」 ，乃塞吉維克自己造的一個新詞，目的是與既有的「男性同性戀( homosexual)」相區分。眾所周知， homosexual (男性同性戀) ，指男人之間的性關係；與此相對，塞吉維克新造的homosocial （男性同性社會性慾望）一同， 則指「男人之間不帶性的關係」，即男人之間相互認同的欲望，故稱「社會性(socia l)」。將這兩種關係釐清分辨之後，性別秩序的構成原理便得以清晰的呈現。
「男性同性社會性慾望」並非單獨存在，而是與「厭女症(misogyny)」「同性戀憎惡(homophobia)」互為一體，三要素共同構成性別秩序。這裡有三個要點。(1)男人之間的紐帶，是一種「男性同性社會性慾望」。 (2) 為了維持男人集團的主體性和優越性，需要將女人「他者化」，視為欲望客體，加以蔑視。這就是「厭女症」。 (3) 為了保證男人集團中每位成員的主體地位，還要嚴厲清除同性戀。因為同性戀者把同性男人視為欲望對象，會使男人淪為欲望客體，擾亂男人集團的秩序，十分危險。這就是「同性戀憎惡」。
這種三位一體的解釋方式，其突破之處是，人們通常以為「異性戀性別二元機制」是一對男女之間的關係，但塞吉維克告訴我們，錯了，並非「男-女」的關係，而是「男-男-女」的關係。男人之間結盟，女性處於男人集團之外，其功能只是使男人成為「性主體」。不過，正如上野在書中強調，當男人為維持主體地位而將女人置於客體時，其中潛藏了一個悖論：主體不能單獨存在，必須依賴於客體方能得到對主體地位的確認，所以，男人在蔑視女人的同時又不得不依賴於女人，對這種困境的怨恨，便是男人的厭女症的深刻糾結之處。
對於「男性同性社會性慾望」這個拗口的外來詞，中同讀者其實非常容易懂，只要想起那句民間俗話「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裳」。倘若塞吉維克和上野知道這句話，她們會欣然援引吧。男人同盟的牢不可破（血肉相連的「手足」！）和對女人的「他者化」（僅為物品卻又不可或缺的「衣裳」 ! ）——中國民間的俗話，把這個「新潮外來理論術語」表達得多麼精準透徹。
上野本書，並不只是塞吉維克的《男人之間》的翻版。文學研究者塞吉維克以近代英同文學為材料，社會學學者上野則將現實社會的各層各面納入視野。她的目光所及，從文學美術到社會事件，從家庭關係到天皇制度，從女校到娼妓……。這種廣度與深度，使本書成為解剖「厭女症」現象的堪稱獨一無二的文化批判力作。
一個新的概念術語，能為我們提供一種觀察解釋社會的新的視角。讀過本書，可以讓我們重新審視我們呼吸生存於其中的文化環境。如果本書能夠使我們對慶女症現象更為警醒，並進一步去思考如何走厭女症，作為譯者，甚感欣慰。
關於本書的翻譯，首先要感謝武漢大學留學生教育學院的李瀾老師，是通過她介紹，使我得到「翻譯上野千鶴子」這一榮光而充滿刺激的翻譯體驗。然後要感謝編輯彭毅文小姐對譯稿提出的有益的建議和為本書出版付出的辛勞。此外，更要衷心感謝為我閱讀譯文草稿的數位朋友，如果本書譯文尚算通順可讀，那是因了你們的懇切批評，這份感謝，讓我銘記在心。最後，請允許我將這本小小的譯著作為禮物獻給今年八十歲的母親，謝謝媽媽。
譯者王蘭
2014 年7 月於大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