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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大多數作家生平和他的作品成就的關係，我熱情不多（除非為了寫評論而不得不研究），少數的例外之一是張愛玲。
「每一部作品都是作家的自畫像。」——這是我相信的理論。
近來重讀她的小說《怨女》，有些心得。聯想到它是根據《金鎖記》所改寫的長篇，又是張愛玲在1955年去美國後寫的第一本書，不禁起了好奇心。有一些類似於「解剖大象」或者「管中窺豹」的讀書成果，讀者若不嫌煩，我就冒險列在下面——
1955年的秋天，35歲的張愛玲從香港搭乘「克利夫蘭總統號」（President Cleveland）郵輪，在10月22日抵達美國；來年3月2日，張愛玲得到美國麥克道威爾文藝營（Edward MacDowell Colony）的批准與接納。中旬，張愛玲前往寫作《怨女》的英文本。當時暫定名為《Pink Tears》（《粉淚》）。
1956年3月13日，張愛玲第一次遇到自己未來的丈夫、德裔劇作家甫南德·賴雅（Ferdinand Maximilian Reyher）。4月，賴雅對《粉淚》的結構提供意見。
1957年2月2日，張愛玲在給鄺文美、宋淇的信中說，《粉淚》總算完工，「正開始打」。
1957年5月初，張愛玲從曾出版她《秧歌》的司克利卜納（Scribner）獲悉，公司不準備採納《粉淚》。張受到沉重打擊，十分沮喪，因此病倒臥床數天。「後來她注射了幾針維生素B，到6月初才康復。」
1958年10月，已經結婚的張愛玲與賴雅偶爾爭吵，家庭瑣事之外，也為了賴雅修訂張愛玲的《粉淚》的意見分歧發生摩擦。現在《粉淚》已更名為《北地胭脂》（《The Rouge of the North》）
1959年12月中旬，根據司馬新《張愛玲與賴雅》一書記載，張愛玲收到朋友炎櫻來信，信中對《北地胭脂》未能被出版商接受表示同情。聽到這個消息，張愛玲「不禁熱淚盈眶，情緒低落」，「賴雅過去從來未見過她如此沮喪，他懷疑《北地胭脂》遭到退稿，就等於對她本人的排斥」。
1963年5月19日，張愛玲給夏志清寫明信片，提到《北地胭脂》。「稿尚未改完。」
1963年9月25日，張愛玲給夏志清寫信：「我這些事都沒寫信來，因為一直在忙著改這小說（《北地胭脂》），上星期總算寄出，大概日內該收到了。寄出後又發現些錯誤，這裡附上兩頁，代替原來的的第53、54頁。……至於為什麼要大改特改，我想一個原因是一九四九年曾改編電影，留下些電影劇本的成分未經消化。英文本是在紐英倫鄉間寫的，與從前的環境距離太遠，影響很壞，不像在大城市裡蹲在家裡，住在哪裡也沒多大分別。」
1964年11月21日，張愛玲給夏志清寫信：「這次我費了幾個月的工夫改它，在我是還了自己一筆債。」
1965年2月2日，張愛玲正在把《北地胭脂》譯成中文，過程中發現問題，繼續修改。在給夏志清的信中，她說：「我正在把那篇小說譯成中文，一改成原本的語言就可以看出許多地方『不是那麼回事』，只好又改，Donald Keene所說的不清楚的地方當然也在內。譯完後預備把英文原稿再擱幾個月再譯回來重打，距離遠些可以看得清楚一點。廢許多手腳，都是an exercise in futility，但是又不能不這樣做。」
1965年10月31日，張愛玲寫完了中文本，並起名《怨女》。在給夏志清的信中說：「《北地胭脂》（現在叫《怨女》）的中文本直到現在剛搞完，所以一直定不下心來寫信。什麼時候能把英文本譯好打好，也講不定，機械化的工作應當快些。」
1965年11月，張愛玲把《怨女》寄給宋淇。
1965年12月31日，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信中，提到「《怨女》再譯為英文，又發現幾處要修改，真是個無底洞。我只想較對得起原來的故事。總算快譯完了」，又說中文本至今才給《星島晚報》寄去，「想必有別的在登著」，正等待連載。
1966年4月，《怨女》在臺灣《皇冠》連載。
1966年8月23日，《怨女》在《星島晚報》連載。
1966年8月31日，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信中，再次提到《怨女》：「今天收到王敬羲的信，才知道《怨女》已在《星島晚報》連載，實在頭疼萬分。」並說她又有一版改正本。
1966年9月14日，張愛玲給平鑫濤的信中，提到不要按照連載版出單行本。聲明「作者決不同意根據連載《怨女》出書。」
1966年9月15日，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信，又一次提到：「第一不能根據連載出單行本」。
1966年10月2日，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信中，說「知道連載本不會出書，一塊石頭落地」。
1966年12月2日，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信，說拿書稿去複印。並說：「這小說厄運重重，不留個副本，在這風雪天實在不敢航空寄出，否則又出什麼花頭，幾個月工夫都白費了。」張愛玲雖沒有明說是哪部書稿，但夏志清猜測應該是《怨女》。
1966年12月12日，張愛玲寫明信片給莊信正，請他幫忙查一下「南朝金粉，北地胭脂」的出典。
1967年，英國倫敦凱賽爾（Cassell &Company）出版社出了單行本《The Roug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
1968年7月，皇冠出了張愛玲再次改定的，不同於之前《皇冠》連載和《星島晚報》連載版的單行本《怨女》。
……
11年的工夫，創作上慘澹經營，出版上命運多舛，以上單單列出這個脈絡，已經足以令人體會。
然而這些年來，張愛玲何以執意一定要修改《金鎖記》呢？何況從發表《金鎖記》到《怨女》的定稿，竟有25年的時間（張愛玲壽高75歲，這根本是她三分之一的人生）。
容易令人想到的，大概無非以下幾點：第一、張愛玲在美國素材缺乏，所以只能重寫舊作，因為這是她謀生的唯一途徑；第二、她江郎才盡；第三、她對《金鎖記》不滿意……
其中最易令普通讀者揣測和誤會的，最可能的原因，可能是前兩者——包括遠在日本的胡蘭成也一度這樣想。
1966年，胡蘭成通過朋友剪寄來的《星島晚報》陸續跟著讀，讀到了第六十，連載還沒有完，就忍不住寫了一篇文章《讀〈怨女〉》。「《怨女》是《金鎖記》改寫。為什麼不寫新的呢？剛讀了開頭，不禁心裡幸災樂禍，要說張愛玲沒進步。」
作為最懂張愛玲文章的人之一，也到底是胡蘭成，他繼續讀下去，卻品出了《怨女》的好。於是他接著說：「此時窗外秋陽淡遠，無拘無束，及後讀下去，即又嘆息尋思。這改寫是寫得好。」然而過了一會兒，他還是不禁要說：「如今張愛玲住在美國，卻來寫《怨女》，亦可見現代美國的無情思了。美國的瓶裝花生醬也不及上麻油店裡芝麻醬花生醬來得香，莫說美國人是再也修不到麻油店裡銀娣姑娘的與小劉的木匠的今世裡無限意。」
《怨女》中藥鋪夥計小劉與柴銀娣有一段無果的雙向暗戀
他還是沒脫了窠臼，覺得美國根本沒有張愛玲要寫的素材。事實是否如此呢？
1961年，臺灣作家王禎和回憶和張愛玲的見面，提到「她（張愛玲）準備以倫敦做背景，寫長篇小說」。1971年6月，臺灣張迷、學者水晶得以有機會面訪張愛玲，張愛玲又說：「又譬如美國人的事情，我也想寫的……不過，我寫的東西總得醞釀上一、二十年……要隔這麼久才寫得出。」可見並不是美國沒得寫，是張愛玲覺得素材還沒有經過時間的淘洗。（也許未來在宋以朗所存的張愛玲遺物裡，會發現她美國素材的隻言片語？）
臺灣電影《怨女》
至於重寫舊題材是不是張愛玲在美國「沒有辦法的辦法」，僅僅只為了謀生，或者要討美國讀者的歡心呢？在張愛玲給好友鄺文美、宋淇的信中，似乎可窺得一二。
有一次她這樣說：「我要寫書——每一本都不同——（一）《秧歌》；（二）《赤地之戀》；（三）Pink Tears［《粉淚》］；然後（四）我自己的故事……（五）《煙花》（改寫《野草閒花》）；（六）那段發生於西湖上的故事；（七）還有一個類似偵探小說的那段關於我的moon-face［圓臉］表姐被男人毒死的事……」。這封信，不清楚它的寫信時間，看內文卻基本可以推定，這應該是張愛玲剛去美國時（1955年或者1956年的前後）。根據這封信，可見《粉淚》（《怨女》的第一個英文名）是張愛玲早就確定了的寫作計劃之一。似乎和她後來在美國的困境無關。
水晶的採訪中，她也說：「我現在寫東西，完全是還債——還我自己欠下自己的債，因為從前自己曾經許下心願。」
張愛玲為什麼要許下心願？
不如讓我們嘗試回到《金鎖記》最初發表的時候。看看張愛玲對於《金鎖記》的態度。
1943年10月，23歲的張愛玲寫完三萬六千字的小中篇《金鎖記》，在當年《雜誌》月刊第12卷第2期和第3期連載。1944年5月，傅雷以「迅雨」為筆名在《萬象》月刊第三卷第11期發表《論張愛玲的小說》，其中說：「它（《金鎖記》）是一個最圓滿肯定的答覆……是張女士截至目前為止的最完滿之作，頗有《狂人日記》中某些故事的風味。至少也該列為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穫之一。」
可是同月，張愛玲寫散文《自己的文章》，對傅雷的誇獎和批評全不買帳。
傅雷的文章大讚《金鎖記》和曹七巧，她卻說：「極端病態與極端覺悟的人究竟不多。時代是這麼沉重，不那麼容易就大徹大悟。這些年來，人類到底也這麼生活了下來，可見瘋狂是瘋狂，還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說裡，除了《金鎖記》裡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徹底的人物。他們不是英雄，他們可是這時代的廣大的負荷者。因為他們雖然不徹底，但究竟是認真的，他們沒有悲壯，只有蒼涼。悲壯是一種完成，而蒼涼則是一種啟示。」
又說：「我知道人們急於要求完成，不然就要求刺激來滿足自己都好。他們對於僅僅是啟示，似乎不耐煩。但我還是只能這樣寫。我以為這樣寫是更真實的。我知道我的作品裡缺少力，但既然是個寫小說的，就只能儘量表現小說裡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們創造出力來。而且我相信，他們雖然不過是軟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這時代的總量。」
很明顯，她根本不認為曹七巧比白流蘇更成功。
《怨女》電影：夏文汐飾演的柴銀娣，是舊家庭中的怨女
《傾城之戀》，繆騫人飾演的白流蘇
而且從她的話語中，我們可以感覺她對在人物塑造上的不滿意。她喜歡蒼涼，而曹七巧是悲壯；她喜歡啟示，而曹七巧是完成；她喜歡不徹底，而曹七巧是極端；她喜歡表達軟弱，而曹七巧是有力；她喜歡凡人，而曹七巧是「英雄」——一個自我的、變態了的、完善的「英雄」。是的，當我們再仔細來看《怨女》，就會發現《怨女》中的柴銀娣正是張愛玲對於曹七巧的「撥亂反正」。柴銀娣更能體現張愛玲的文學觀。
張愛玲與夏志清先生的書信交往中，其實也可以看到這一點。
1961年，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以42頁的篇幅來專論張愛玲（魯迅不過只佔26頁），他對《金鎖記》的評價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可1964年10月16日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信中提到：「《金鎖記》原文不在手邊，但是九年前開始改寫前曾經考慮翻譯它，覺得無從著手，因為是多年前寫的，看法不同，勉強不來。」這一段已經非常明顯了，張愛玲「曾經考慮翻譯」《金鎖記》，卻終於因為與當年的「看法不同」，感覺「勉強不來」。
電視劇《金鎖記》，劉欣飾曹七巧
其實不止對《金鎖記》，張愛玲對自己的很多早年作品都不大認同。
1968年2月，張愛玲在散文《憶胡適之》中，摘錄了她給胡適的書信，其中一段也談到她對早年作品的看法：「我寄了五本《秧歌》來。別的作品我本來不想寄來的，因為實在是壞——絕對不是客氣話，實在是壞。但是您既然問起，我還是寄了來，您隨便翻翻，看不下去就丟下。」
1976年2月10日給《聯合報》副刊寫的《〈張看〉自序》中，張愛玲提到過對自己早期（1943年——1944年）的創作不完全滿意。尤其是《連環套》、《創世紀》和《殷寶灩送花樓會》幾篇小說，認為「不敢說是多產的教訓，不過對於我是個教訓」。具體到《連環套》，她比當年的傅雷批評的用語更厲害：「儘管自以為壞，也沒想到這樣惡劣，通篇胡扯，不禁駭笑。一路看下去，不由得一直呲牙咧嘴做鬼臉，皺著眉咬著牙笑……」。
臺灣作家王禎和在1961年接受採訪時，說自己當面誇張愛玲的小說「真好」，而張愛玲說：「不要說。不好，不好。」——我也不覺得這完全是自謙。
現在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和小說讀者，其實還是有大量的人認為張愛玲的早期小說好過中期和晚期，我想這大概是「先入為主」，或者源於自我審美的屏障。
張愛玲中晚年的進步幾乎令人驚訝，且不像軟體迭代，而更像新款推出。她並非方仲永，無論是她的筆力還是人生觀，她都是到了後來，才把早年自己那智識的傑出萌芽發展到了根深葉茂。所以我一直秉持的觀點是，即使張愛玲早年的寫作已經令人驚豔和絕望，但與中晚年的她自己相比，那青春的天才也不能「望其項背」。她的中晚年寫作「千金難買老來瘦」，枯乾苦澀如一杯極濃縮咖啡，而又妙處自在，有相又無相，通篇都是「不向如來行處行」。
以不停修改《金鎖記》的這11年為例，這是張愛玲人生變化最大、經濟狀況最差、情感打擊最多的階段之一。對於一個作家來說，在這個創作經驗和人生經歷最豐富的中年，她很不好過。常說「苦難是財富」，多老套的話，然而不幸的是，事實正是如此。《怨女》就是用眼淚串成的項鍊。
臺灣電影《怨女》，夏文汐主演
周芬伶在《豔異——張愛玲與中國文學》一書中說到，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美國對中國作家，尤其是大陸作家並不懷好意，它們的出版界對中國的理解還停留在賽珍珠所描寫的那樣。小說家卡爾維諾的日記就說，當時紐約出版界百分之七十五是由猶太人掌控的，所以受制於商業的需要。「在美國好的文學作品都不為人知，在不起眼的作者的抽屜裡，純靠機運才有人打破商業作業成規，得見天日。」
比如《粉淚》在1957年初稿寫完後不久，張愛玲就收到退稿。1964年10月16日，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信中引述了Knopf編輯的話：
「較早的一批存在New Hampshire 一時無法查。Knopf我記得是這些退稿信中最激奮的一封，大意是：『所有的人物都令人起反感。如果過去的中國是這樣，豈非共產黨成了救星。我們曾經出過幾部日本小說，都是微妙的，不像這樣squalid。我倒覺得好奇，如果這小說有人出版，不知道批評家怎麼說。』」
1955年動筆到1968年改定，張愛玲從35歲走到了48歲，這時的她，早已經從風頭最勁的中國年輕作家，終於去國離鄉。之前她曾到香港，訪日本，這十幾年又到了美國（中間還曾到達中國臺灣）。
把時間再往前推算一點，離開上海後，張愛玲的求職（或曰寫作生涯），則歷經在香港翻譯《老人與海》《愛默生選集》等作品的三年時光，到去日本找工作受挫，到在美國尋求於文藝營、大學的接納，到英文作品的終於被出版並有好評（關於《秧歌》），到遭到毫不客氣的、言辭激烈的退稿（關於《粉淚》），到出英文書一直碰壁，到為了餬口又趕回香港寫作電影劇本，到在臺灣因為舊文引起轟動，到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給予她的小說史無前例的評價，才終於到臺灣皇冠出版社和她籤約出書（1966年）……
有兩封張愛玲在香港編劇期間發給賴雅的信，最能說明狀況。
1962年1月18日，張愛玲香港在給賴雅的信中說：「上周日我完成了《紅樓夢》劇本下集，長時間工作使得眼睛再度出血……我還沒有收到船票退款，沒有那退款我沒夠錢付機票。……你（的錢）能撐到三月二十日嗎？……但是我會全力以赴來趕工，這種陰鬱寂寞的生活使我格外蒼老。……請節制持久性用品的花費，不必省於日常消耗品。……所有我要買的東西——三件頭的冬季套裝，夏季套裝，家居長袍，一副眼鏡——不會超過70美元。……快樂些，甜心……」
1962年1月31日，張愛玲再次寫信給賴雅：「幾個月來，我工作賣力得像狗，沒有支薪的跡象。……請不要擔憂，讓我完成現行的工作。我的處境已經夠艱難了。如果你能看見我現在的生活實況，你將知道我多麼想念我們可愛的公寓。……如果你擔心過度而生病，你將破壞了一切。……好好照顧自己，我愛你。」
「我一直腿漲腳腫（輕微的水腫病），直到農曆新年前的廉售，我才買得起一雙較大的鞋……從上午十點到凌晨一點，筋疲力竭工作。」「整天在我小房間裡，難過得要窒息，隨時要爆炸開來。我全力爭取的一年生活保障，三個月的勞役，就此泡湯。……我無法入眠，眼睛原已癒合，現在再度出血。」
這個經濟窘境，是張愛玲到了1966年左右，在與皇冠的出版關係穩定後，才得到了一些緩解。
感情上，張愛玲更是百孔千瘡。她經歷了父親張志沂的去世（1954年）、母親黃逸梵去世（1957年8月）、與潦倒作家賴雅的結婚（1956年8月14日）、到紐約墮胎（1956年7月或8月），賴雅跌跤臥床不起（1963年7月），纏綿病榻的賴雅連續幾次中風後，終於全身癱瘓，臥床四年後去世（1967年10月8日）。
張愛玲的母親黃逸梵
這些人生大事，每一件單拿出來都嚇人，何況在人生的中途，十數年間全部出現。
然而儘管看似很殘忍，可我還是不得不說，正是這些成就了張愛玲正在寫的，以及後來的那些作品，這其中最顯著的當然有《怨女》。因此我總是覺得，對《金鎖記》故事重寫為《怨女》的研究意義，從素材經營和作者心態——因為它正好完整跨經張愛玲生命的這一段——也許比研究其他文本的意義稍微大一些。
還有，這個來自《金鎖記》的故事，它一定有著張愛玲不好把握卻終於把握，不好書寫卻終於寫出，不太確定卻又終於確定的東西，才使她若干年來耿耿於懷，歷經那麼多事，也沒有放棄。
更何況，在改寫為《怨女》之前，張愛玲似乎也只有《金鎖記》這一部作品，完整涉及了這個幾乎可以代表舊中國的，錯綜複雜的親情關係單位——民國初年的舊式家庭。（《傾城之戀》裡的白家也是舊家庭，可時間已經到了1941年，那只能算是沒落舊家庭的遺韻。）
1995年，在張愛玲的弟弟張子靜和季季合著的《我的姊姊張愛玲》書中，張子靜曾提到，《金鎖記》中的人物原型都是有所本的。他們脫胎於李鴻章的次子李經述的家中。小說中的大爺，原型是就是李經述的大兒子李國傑，二爺原型是行三的李國羆，天生軟骨症，三爺姜季澤的原型是行四的李國熊，主持分家的九老太爺的原型，則是李鴻章的三子李經邁。（至今這些人物，我們都還可以在網上搜到他們的合影照片。）所以，最終呈現在《金鎖記》中的這個姜家，可以算得上是民國初年遺老遺少家庭的一個小小標本。
[圖注]：李鴻章與兒孫輩合影。中排兩名坐著的成年男子是李鴻章的兒子，左為李經邁，右為李經述。前排坐著的四名少年，都是李經述之子，從左到右依次為：李國熊、李國羆、李國燕、李國傑。後排女性，從左到右依次為：李國傑夫人張氏、李經述之女、李鴻章之女李菊耦、李經邁夫人卞氏、李經述夫人朱氏。
或許不妨這樣理解，《怨女》代表了張愛玲在23年後，她對於舊中國、舊家庭，以及生活在裡面的人的一些新看法，新角度。尤其當這種看法和角度發生在民國也已成舊夢，新中國已經成立近二十年的時候，發生在張愛玲已經在美國生活了十幾年，能跳開來回看的時候，恐怕就更耐人尋味。
從文章本身來看，在這十數年間，張愛玲整個的生命觀、文藝觀，感覺更加明確，表現在文字中，似乎也執行得更好。她一貫秉持的那種人生的總體是「蒼涼」的生命哲學，與她希望文章和《海上花列傳》一樣「平淡而近自然」的文風追求，此時都在她的作品中慢慢趨於和諧與穩定。
回看一下張愛玲的小說創作年表，也會發現，改寫《怨女》的時間在《秧歌》、《赤地之戀》之後。而在《怨女》改寫到定稿期間，除去電影劇本和一些散文、短篇不算，張愛玲同時還創作了長篇小說《雷峰塔》、《易經》，以及未完成的作品《少帥》。《怨女》結束後，她開始改寫的則是《十八春》。也開始寫《小團圓》。
《怨女》（或曰《粉淚》、《北地胭脂》）就像張愛玲最怕的小蟲，在她的身心上，持續咬噬了十幾年，這個修改過程，幾乎是她孜孜以求最完美的作品，慘澹經營的最佳例子。
左：張愛玲與賴雅；右：張愛玲
雖然對於張愛玲來說，不停地敘述和改寫自己想寫的故事直到滿意為止，其實《怨女》也算不上是孤例，但《怨女》對《金鎖記》的修改，與其餘幾個還有些不同。
1947年，張愛玲在完成了電影《不了情》的劇本半年後，又因為「戀戀於這故事」，改寫成小說《多少恨》；
1950年到1951年，張愛玲寫了長篇小說《十八春》，1968年，時隔17年，張愛玲重寫這個故事，並把它改名為《惘然記》在《皇冠》連載。出版單行本時則根據宋淇建議定名為《半生緣》；
從故事的內容看，小說《雷峰塔》、《易經》中發生的事，我們在張愛玲的散文中也見過一些。《私語》、《童言無忌》、《愛憎表》、《對照記》、《小團圓》不過是這些故事的另外版本與角度，或者更詳盡，或者是擴充，就像是樂曲的變奏……
然而，《多少恨》與《不了情》劇本基本無差別；《半生緣》，據水晶的採訪所知，張愛玲說自己改寫了一年。其實今天我們來看，它的改動遠不如《怨女》對《金鎖記》做得大，《怨女》幾乎是全部重寫；小說《雷峰塔》、《易經》、《小團圓》，那些關乎自己的切身故事，張愛玲更沒有在不同文本間做什麼相反性的處理。
限於主題，本文不展開關於《金鎖記》和《怨女》的文本的深入對比賞析。只想說，作為一個合格的讀者，愛一個作家，就要讀她全部的作品，一定要敲骨吸髓，切忌人云亦云。
說到這裡，我還記得張愛玲在胡適先生去世後，曾於懷念文章《憶胡適之》的文末，看《海上花》，重新想到胡適先生，不禁感嘆說：「適之先生不在了」。是的，時光荏苒，彼時適之先生不在了，如今，張愛玲先生也已經不在了。可是，張愛玲的文章還在，那本《怨女》還在。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去對比《金鎖記》讀一讀吧，那一定是對提高閱讀審美最好的、最有用的一種比較文學。
（本文首發於騰訊大家Ipress，未經同意不可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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