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發現了四部錢鍾書的早期西文藏書。承蒙胡曉明館長允準，我得以看到其中一本書的部分頁面翻拍照片，都是有錢鍾書批註內容的。遵照胡老師的囑咐，我對此略加辨讀和查考之後，覺得有些內容確實值得一談。
我看到的這本書，題為《品藻集》（Res Judicatae, Papers and Essays），1892年倫敦艾略特·斯託克公司出版，是一本不算厚的文學評論小冊子。作者奧古斯丁·柏萊爾（Augustine Birrell，1850-1923），是一位政治家，後來出任過愛爾蘭首席秘書，也擅長寫一些短篇的幽默小品文。從此書末頁錢鍾書寫下的總體評價看，他還讀過這位作者寫的第一部著作，《附言集》（Obiter Dicta, 1885），以為出語精妙可喜，自成風格。而在《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中，我們還可以看到讀柏萊爾兩部著作的筆記，一是《往事正誤錄》（Things Past Redress, 1937；第5冊第637-639頁），一是《以飽蠹樓之名》（In the Name of the Bodleian， and Other Essays，1905；第32冊第67頁）。
根據《品藻集》的精裝環襯頁上所貼的藏書票和書店標籤，以及扉頁上的題署來看（上圖），這是錢鍾書1936年5月15日在牛津寬街（Broad Street）27號的「帕克爾父子公司」（Parker & Son. Ltd.）購得的二手書，這個公司在當時已是一家百年老書店，後來又經擴建和重建。這本書原來的主人名叫Ernest William Adair，生平不詳。但是書裡的鉛筆批註顯然都是我們熟悉的錢鍾書字跡。
第一篇關於作家薩繆爾·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的一篇演講錄。第6頁頁旁錢批：
All thus as criticism is, as Ste-Beuve was fond of saying, à côté. But the man who reads Birrell for critical integrity, deserves the fate allotted by the 「great lexicographer」， to the man reading the 「little printer」 for story -perhaps even il ne vaut pas la corde qui le pend!
譯文：所有這些作為批評，都是類如聖伯夫所喜言「在邊上」（à côté）的。不過，為批評之完整而讀柏萊爾的人士，實在該當那位「大辭書家」所指派的命運：成了為故事而讀那位「小印刷匠」的人，——這大概還更沒有什麼價值吧！
根據上文，「大辭書家」指的是編詞典的詹森博士，「小印刷匠」則是理查森。結尾這句法國諺語，字面意思就是「吊殺還不值繩子錢」。其中的短長之較，我在此不能深究，只想指出：錢鍾書拈出聖伯夫常說的「在邊上」（à côté），也許就是《寫在人生邊上》這個題目的由來？
以下是讀《愛德華·吉本》一篇的幾處批註。第39頁涉及吉本對於天主教的態度，錢鍾書批註：
J. Cotter Morison has put it very finely in his Gibbon: 「Grounds which G. dasched over in a few weeks, Newman took 10 yrs to traverse.」
譯文：科特·莫裡森非常精確地在他的《吉本》一書中提到：「吉本用了幾周時間所猛烈衝擊的領域，紐曼花費了十年來進行全面探討。」
這位莫裡森（James Augustus Cotter Morison，1832-1888），是英國的隨筆作家，這本《吉本》（1878）是他廣泛閱讀和精巧分析的代表作。錢鍾書引的這段話見於此書第17頁。紐曼就是1833年牛津運動的領袖人物，約翰·紐曼博士（Saint 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牛津運動起初旨在恢復英國國教中的某些天主教義和儀式，最終紐曼等人偏向羅馬教會。錢鍾書後來曾詳細閱讀過《羅馬帝國衰亡史》，吉本宗教思想裡的複雜和對後世的重要影響，此時他應該已經有所體會。
第54頁批註：
The tu quoque is that Ste-Beuve owed his religiosity not to his mother, but to Mme Hugo - witness Les Consolations.
譯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聖伯夫的宗教情感並非得自其母，而是歸因於雨果夫人——由《慰情集》可證。
這裡的tu quoque是拉丁語，「你也一樣」的意思。這頁書中談及吉本在自傳裡聲稱父母對自己影響不大，從未體味到童年的幸福快樂。於是引述聖伯夫對這段內容的評價，其中指出缺乏母愛關護時喪失最多的就是宗教情感。因此錢鍾書又搬出批評者自身的情況進行同理論證。聖伯夫這位深受錢鍾書喜愛的十九世紀法國文學批評大師，是個遺腹子，家境清寒，自幼生活在孤寂和憂鬱之中。二十歲出頭得到維克多·雨果的賞識，又因為比鄰而居，以至長年每日會面不止一次。這期間他愛上了阿黛爾即雨果夫人，為此最終與雨果決裂，並為此而終身不娶。錢鍾書提到了聖伯夫年輕時寫的詩集《慰情集》（譯名出自範希衡），其中第一首和第五首都是獻給雨果夫人的。其中有「你如此高貴而純潔」（Vous si noble et si pure）、「人活著時，就會相愛」（Et quand on vit, qu』on s』aime）這樣的句子，以及對於死亡、天堂和天主的思考。
第55-56頁有一段跨頁的批註：
Even in Sir Wm Hamilton's time Oxford was the very nadir of learning (See Discussions). The indictment of Oxford began probably with Bruno (「The Widow of True Science」, Opere, i. 179) and stops so far with my humble self. (拾骨腐生學，閉心上士居；聲猶聞蟪蛄，技只注蟲魚；地自囂塵甚，人多屍氣餘；珷玞差可識，懷璧罪從渠。) But the 「dreary」 Cantabridgian 「Collection of animals」 (to borrow Gray's phrase) is surely, compared to Oxford, but bonnet blanc and blanc bonnet.
譯文：即便是在威廉·漢密爾頓的時代，牛津也是學問的低谷（見《論叢》）。牛津的衰敗跡象或許開始於布魯諾（「真正科學之遺孀」），目前停留在這卑微的我自身了。（中文詩略）但是那些「沉悶的」劍橋「珍禽異獸」（借用格雷之語），相較於牛津而言，確實也不過彼此彼此了吧。
這段批註針對的正文，涉及吉本在牛津的學習時光，就是其《自傳》裡談到過的。吉本十五歲時，「帶著足以迷惑一位博士的一大堆學問，同時也帶著足以使一名學童感到羞愧的愚蠢」，進入了大學，他在馬格德林學院度過的十四個月，被稱作是「一生中過得最懶散、最沒有收穫的日子」。柏萊爾評價說，吉本時代的牛津大學體制還不健全，缺少公共考試制度，沒有班級名冊，但假如吉本步其父之後塵去了劍橋，那麼他會發現數學甲等考試（Mathematical Tripos）這種障礙（與後來的制度不同，在吉本的時代，這場數學考試是劍橋學生獲得榮譽學位的唯一途徑）。我們想起錢鍾書並不傑出的數學成績，相信他一定慶幸進的是今天的牛津。因此，雖然這裡討論的是牛津學風的衰敗，但也拉過劍橋來進行對照，批註裡的「bonnet blanc and blanc bonnet」是一句諺語，類如「半斤八兩」的意思。威廉·漢密爾頓（Sir William Hamilton, 1788-1856）是一位蘇格蘭玄學家。在他的《哲學、文學與教育論叢》（Discussions in Philosophy, Literature and Education，1852）中，多處涉及對於牛津大學邏輯學課程衰落的批評。但錢鍾書應該指的是他抄在筆記裡的一段內容（《外文筆記》，第32冊第45頁；Discussions, p. 125）：當時有人建議牛津取消邏輯學課程，引起眾多在校生的歡迎。漢密爾頓說，這些人長期以來都在狂熱地隨同聖安布羅斯一起祈禱：「主啊，把我們從亞里斯多德的論辯術裡解放了吧」（A dialectica aristotelis libera nos, Domine）。布魯諾的話是在他1583年訪問英國時說的，當時的牛津只重視神學，新學說不受重視，被冷落的布魯諾因此給這所大學貼了這個標籤，我們今天在布魯諾寫的對話錄《聖灰星期三晚餐》（Cena de le Ceneri，1584）的第四篇結尾看得到這段原話（vedova delle buone lettere per quanto appartiene alla professione di filosofia e reali matematiche）。中間夾雜的中文舊體詩是錢鍾書留學期間的近作，曾在1935年11月發表於《國風半月刊》第七卷第四期，題為《賃廡臥病裁詩排悶》四首其三。大意是自愧所學所知大多卑瑣平庸，對照看來，此詩或許與初到牛津後對學術事業的感受頗有關係。而在讀書批註裡抄入自己的詩作，這還是很罕見的。
第72頁有兩節分開的批註：
The French have a good word for it, polissonerie [polissonnerie].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Coleridge is sometimes a pretentious fool. Pace Schiller, Hegel & co., Die Weltgeschichte ist gar nicht dass Weltgericht.
譯文：法語有個合適的詞，即「潑劣無忌」（polissonnerie）。
必須承認，柯勒律治有時是個自命不凡的傻子。請席勒、黑格爾及其同黨原諒：世界史從來不是世界法庭。
那個拼寫錯了的法語詞，有童言無忌、頑劣、放肆等意，原文說吉本好在腳註裡擺出居高臨下的姿態發出種種嗤笑，變著花樣兒冒犯他人的尊嚴。而針對柯勒律治之處，是因為引述此公的意見，認為吉本讀書淵博卻無哲學（but he had no philosophy），於是抗議說讀遍《羅馬帝國衰亡史》，卻找不出對帝國衰亡之終極原因的解答。錢鍾書應該頗為反感這種建構完整體系來提出一種學說的批評要求。此後，柏萊爾也替吉本作辯護之詞，他說任何明智之士都會因被稱為哲人而感到難為情的，而史家之首務在於敘事之筆，將之經營得精贍生動。於是錢鍾書聯想到席勒的名句，即「世界史就是世界法庭（Die Weltgeschichte ist das Weltgericht）」，見於《退讓》（「Die Resignation」）這首詩。而黑格爾《法哲學原理》全書倒數第二節末尾，為引出下一節「世界歷史」時也有對席勒原詩的引述，稱作「作為世界法庭的世界歷史」（der Weltgeschichte, als dem Weltgerichte）。此處錢鍾書反其意用之，在「從來不」的德語兩個詞下面劃了橫線。《管錐編》「《史記會注考證》卷五一」討論到「成敗論人」（又見《容安館札記》第七一七則）時也引了席勒和黑格爾的話，則是另有目的：錢鍾書為了揭露中國歷史上的正統論之虛偽性，因此更強調《韓非子·忠孝》所謂「忠臣不危其君」，也就是孔子作《春秋》可令亂臣賊子懼的原因，即不以成敗論英雄，這是不同於「為勝利者高呼萬歲」的態度。而這個史家傳統與西方法哲學思想相通，黑格爾認為，世界歷史有世界精神的法，這個法高於所有民族、所有國家的法，也高於一切個人意志。
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句「世界史從來不是世界法庭」的德文，是用古老的草體（Kurrentschrift）書寫的，用筆非常規範。這種書寫形式很接近中世紀晚期的草書，讓人想起《我們仨》中楊絳曾說起錢鍾書修過一門「古文書學」的課程。但下文批註的德文則不用此字體，目前我所看過的筆記手稿裡也沒看到過，因此可以說是非常難得一見的錢鍾書筆跡資料。
總之，通過翻看錢鍾書在早年一部藏書裡的批註，既可以看到他當時讀書治學的趣味，以及影響到後來著作的觀點，也可以看到他涉及自身的評述，還夾雜了新近的詩作，又有德語古書寫體的偶爾靈光一現。——足以表明：這部書裡保存下了非常珍貴的資料，讓我們對錢鍾書的書齋世界有了更為豐富和生動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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