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讀楊絳先生的《我們仨》,才知道錢鍾書夫婦自1974年5月後一直棲身於「學部七號樓西盡頭的辦公室」:「……我到學部向文學所的小戰士求得一間辦公室,又請老侯為我保駕,回家取了東西,把那間辦公室布置停當。一九七四年的五月二十二日,我們告別了師大的老年、中年、幼年的許多朋友,遷入學部七號樓西盡頭的辦公室。」[1]
像錢鍾書這樣的人中之龍,竟然不得不以辦公室為家,足見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生活是多麼棲惶多麼窘迫。好在粉碎「四人幫」後不久,錢鍾書就搬進了位於三裡河的新寓所。
「一九七七年的一月間,忽有人找我到學部辦公處去。有個辦事人員交給我一串鑰匙,叫我去看房子,還備有汽車,讓我女兒陪我同去,並對我說:『如有人問,你就說因為你住辦公室。』我和女兒同去看了房子。房子就是我現在住的三裡河南沙溝寓所。」[2]
錢鍾書的新寓所共有四間房,和辦公室相比,自然一個是天一個是地了。當時,詩人何其芳是錢鍾書的領導,他在參觀了錢鍾書夫婦的新居之後,不禁發出一句由衷的感慨:「真想也有這樣一套房子。」連何其芳都可望不可及的房子,其規格、檔次之高就不言而喻了!
畫家黃永玉也住在三裡河南沙溝。「『四人幫』覆亡之後,錢先生和季康夫人從辦公室搬到西郊三裡河的住所,我有幸也搬到那裡,正所謂『夫子宮牆』之內。……房子是好的,名字難聽。『資本主義復闢樓』。後簡稱為『復闢樓』,這是因為那時大家的居住條件不好,而一圈高高的紅圍牆圈著可望而不可及的十八幢漂亮的樓房,恰好衝著往來於西郊必經之路上,大家見了有氣。那時時興這樣一種情緒:『夠不著,罵得著。』後來緩和點了,改稱『部長樓』,也頗令人難堪。」[3]
那麼,是誰暗中相助讓錢氏夫婦搬進這處高級住所的呢?楊絳先生在書中給我們透露了一點蛛絲馬跡:「我們住辦公室期間,喬木同志曾寄過兩次治哮喘的藥方。鍾書承他關會,但無從道謝。這回,他忽然造訪,我們猜想房子該是他配給的吧?但是他一句也沒說到房子。……喬木同志偶來夜談,大門口卻堵著一隻床。喬木同志後來問我們:房子是否夠住。我說:『始願不及此。』這就是我們謝他的話了。」[4]
對胡喬木的暗中相助,錢氏夫婦當然心存感激;作為局外人的我們也會因此對胡喬木生出一份敬意,畢竟,讓錢鍾書這樣國寶級人物住上好房子乃眾望所歸之事。胡喬木如此禮賢下士,相信很多知識分子會從中感受到一絲溫暖,不過如果把這事往深想一點,我們的心裡卻會漸漸變涼。因為錢鍾書不是因為名至實歸憑自己的本事住進「部長樓」的,而是靠做官的同學暗中出力才如願以償搬進新居的,可見,錢鍾書搬入新居不是對知識分子落實政策,而是一個有同情心的官員動用了一點權力幫助一個理應得到幫助的老同學罷了。胡喬木此舉極富人情味,合情但不一定合理。若按正常渠道,錢氏夫婦能住上這樣的房子,何其芳也有資格住這樣的房子。因後者職稱並不低於前者,且在行政上是前者的領導。但何其芳卻是想住而不得。所以,錢鍾書搬入新居這件事,並不能說明,中國知識分子的住房問題有望得到解決。某種程度來說,錢鍾書能住上「部長樓」完全是因為運氣好:恰好他有一個做大官的同學,恰好這個同學和他私交不錯,恰好這個同學還極富同情心,幾環中少了一環,錢鍾書就難以搬進新居。胡喬木幫助錢鍾書解決住房問題當然無可厚非甚至令人稱道,但他的方法似有不妥之處,因錢鍾書不是根據某項政策某份紅頭文件住進「部長樓」,而是因為某人打了招呼住進去,這就說明錢鍾書是憑藉私交從「後門」住進部長樓的。那些沒本事走後門的人,當然會心裡不平衡,發幾句牢騷也就在所難免了。難怪在楊絳先生的書中有這樣一句話:「有一位喬木同志的相識對我們說:『胡喬木只把他最好的一面給你們看。』」[5]
由錢鍾書這件事,我想到當代另一位知識分子,此人也姓錢,叫錢宗仁。錢宗仁的遭遇十分悲慘。他才華橫溢、勤奮努力,但由於種種原因數度被高等院校拒之門外。儘管命運對他不公,身為新疆某偏僻林場職工的他,在繁重的勞動之餘一直堅持自學,學完了全部大學數學系的課程。作家孟曉雲根據他感人的事跡寫了一篇同樣感人的報告文學《胡楊淚》,後有人把這篇報告文學推薦給了時任中組部副部長的李銳。惜才若渴、愛才若命的李銳開始為解決錢宗仁的問題而四處奔走。錢宗仁的命運由此發生了轉折。
「在他的努力下,也由於新疆自治區第一書記王恩茂及有關部門的幫助,錢宗仁有機會到北京工業學院進修,得到過去就曾十分關懷他的楊維奇副教授的悉心指導。」[6]事情到此,李銳本可以功成身退、心安理得了。但「李銳認為,充分發揮其才華是自己的責任。」再加上錢宗仁當時急於報恩,想做一些於國家、於人民更為急迫的事情,於是,李銳動用一點權力,幫錢宗仁調入《人民日報》做記者,「錢宗仁改從筆政,並很快顯示了新聞工作方面的才能。」錢宗仁倒黴時,人們普遍同情他;現在他轉運了,社會上卻有了關於他的流言:「錢宗仁上報了,錢宗仁進修了,錢宗仁當《人民日報》記者了……在有些人眼裡,這不是正義的勝利,不是對不公正行為的公正的糾正,而是錢宗仁個人的『飛黃騰達』。」[7]
李銳幫助錢宗仁,當然無可厚非甚至令人稱道,可他也不是根據某項政策來解決錢宗仁的問題,而是動用了一點權力來拯救一個倒黴的人。可見權力是一柄雙刃劍:既可以毀滅一個人,也可以拯救一個人。所以,錢宗仁的時來運轉,並不能讓其他知識分子產生希望。因為錢宗仁的被重用,更多的是靠運氣:若沒有好心的作家給他寫了篇報告文學,若沒有好心人把這報告文學推薦給李銳,若李銳並不是一個愛才若命的部長,那錢宗仁的苦日子也許就永遠熬不出頭。
錢宗仁長期自學的是高等數學,讓他去大學深造或去高校任教,或許還算專業對口,而讓他去《人民日報》當記者,若沒有高層人士運籌帷幄,是一樁根本不可能的事。對眾多和錢宗仁經歷相似的知識分子來說,錢宗仁的「成功」是可遇而不可求可望而不可及的。誰能奢望自己的遭遇會被著名作家寫進一篇報告文學,而這篇報告文學還被送到一個愛才若命的中組部部長手裡呢?
當年,某些人動用了手中的權力,幾次三番剝奪了錢宗仁上大學的機會;現在,某個人動用了手中的權力,讓他由一個林場職工搖身一變成為《人民日報》記者。身為《人民日報》記者的錢宗仁和身為某偏僻農場職工的錢宗仁,身份不同了,地位不同了,待遇不同了,但有一點卻完全相同,那就是他的遭際和命運,仍然與別人手中的權力緊緊維繫著。一個同情他欣賞他的人可以動用手中的權力讓他一步登天,那麼,一個不同情不欣賞他的人也完全可以動用手中的權力讓他「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只要權力這柄雙刃劍還在,這種可能性就在。也就是說,即使貴為《人民日報》記者,錢宗仁也並不能主宰自己的命運。當了《人民日報》記者,表明錢宗仁的厄運告一段落了。但既然他的命運掌握在有權力的人手中,那麼,誰能保證曾經的厄運不會再次降臨到他頭上呢?
魯迅研究專家朱正在粉碎「四人幫」以前曾受到過開除團籍、開除公職、勞動教養等一系列打擊。撥亂反正之後,朱正寫下這樣的文字:「我希望,在我們的國土上,今後不再有人有權把批評他的人開除團籍(或黨籍),不要再有人有權可以把無辜的人列為鬥爭對象而加以處分。在涉及任何一個幹部乃至任何一個公民的命運問題上,我希望任何一個人不要享有太大的權威。」[8]最後一句話尤為可圈可點。一旦公民的命運掌握在大權在握人的手中,那麼,他的升降榮辱就不取決於自己的努力而取決於他的運氣了:碰上李銳這樣的「好官」,就一帆風順,而碰上的若是個「昏官」,則只能黴運當頂了。如此一來,公民們的境遇就類似於古代婦女了——其人生幸福與否完全取決於嫁給什麼樣的丈夫!
錢鍾書住進「部長樓」,錢宗仁當了《人民日報》的記者,對此,我們一方面會發出「好人終有好報」的由衷感慨;另一方面,我們也不無憂慮地從中看到「公民的命運」問題並未得到根本的解決。因為這兩件事表明,「在涉及任何一個幹部乃至任何一個公民的命運問題上」,仍然有人「享有太大的權威」。
當有人用權力這把劍,解救了一個人,你就不能阻止另一個人用這把「劍」去毀滅一個人。所以,一個人手中的權力應越小越好,小到這點權力不足以影響其他人的命運。如此,每個公民都可以自豪地說一句:人生不會虛度,命運盡在掌握!
[1] [2] [4] [5]引自楊絳著:《我們仨》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149、155、157、158頁
[3]引自黃永玉著:《比我老的老頭》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3頁
[6] [7] [8]引自陳四益著:《臆說前輩》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93、94、9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