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蔡元培、胡適提出的「好人政府」為何迅速消亡，民國時期「好人政府」消亡史，理想主義難以戰勝現實政治
在早期的民國史中，一個略顯奇葩、頗具趣味的名詞曾一度引領了政治、文化乃至學術風潮，那便是——「好人政府」；好人政府存在時間極為短暫，這個名字在那個特殊的時代卻成為了大名鼎鼎的先進知識分子如胡適、蔡元培等人的一劑政治的興奮劑；然而「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好人政府以極快的速度土崩瓦解，而這背後究竟有怎樣的一段「羅曼蒂克」式消亡史呢？
說到好人政府，則不得不提英國一位享譽世界的哲學家、數學家、歷史學家，素有「分析哲學開拓者」之稱的伯蘭特·羅素；羅素曾於一九二零年應梁啓超的邀請，來到中國講學，那時候，著名地質學家丁文江擔任了羅素在華的總接待。
羅素一直以來鍾情於數學、哲學的研究，儘管稍有涉足政治領域，然而總體是關注全球視野的和平事業；羅素一到中國，便決定多談自己的研究成果，絕少談及中國當時的政治狀況。
而當時出現在羅素身邊的諸多學者，問得最多的卻是「中國的道路該往哪裡走？」、「中國政治的未來是怎樣？」這樣的問題使得這位原本就對中國的現實狀況，並沒多做了解的哲學家不堪其擾。
於是，羅素在見面會上決定說一些適合於全世界的理論：中華民國的現實狀況是具有明顯不足的，需要一批具有先進知識的人才——也就是所謂的「好人」，為政治添磚加瓦，說者無心，聽者有意；羅素本來就是隨口一談，沒想到極大地刺激了中國一批知識分子的腎上腺素。
一九二一年，時任北京大學教務長的胡適牽頭，北大地質研究所所長丁文江、北大教育系教授蔣夢麟、北大校長蔡元培等一批接受過西式教育的知識分子來到了胡適家客廳，一起討論建立起來一個議事議政的論壇，並取名為努力社。
胡適於一九一七年學成回到中國，當時的他正當壯年，面對中國北洋軍閥統治下的一地雞毛，胡適立下了「二十年不談政治」的豪言壯語。那麼，是出於什麼原因，使得胡適在僅僅五年不到的時間內便打破了自己的誓言呢？
一九二一年，中華民國到了第十個年頭，這十年間，經歷了袁世凱出任總統、袁世凱尊孔稱皇帝、黎元洪與段祺瑞的府院之爭、辮帥張勳復闢、軍閥混戰、護國運動、護法運動；華夏大地已經是四分五裂、軍閥割據混戰，百姓民生凋敝。
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軍閥本倚杖武力，希望完成武力統一，卻在直皖戰爭中被直系軍閥、奉系軍閥打敗，而曾經那個武昌首義的中庸領導人黎元洪又被推上了總統的傀儡交椅。歷經十年的發展，中華民國不僅寸步未進，反倒是兜了一個大圈子，又繞回了原點。
對於這樣的政治現實，以胡適為代表的英美派知識分子坐不住了，努力社的建立，便是這群人打響個人政治主張的第一炮；努力社成立的初衷，只是幾位同事好友間的沙龍。大多數時候是聚集在麻將桌、餐廳、茶話會，大部分言論指向，僅僅是對政府當局的憤憤不滿和滿腹牢騷，他們一同出版的刊物《努力周報》，便記錄著胡適的話：「推翻這鳥政府。」
可見，當時的諸位學者對於政治的看法也就僅僅停留在看法層面，對實際政治的影響還是很淺薄的。真正使得努力社的主張一鳴驚人的，還要數一九二二年在《努力周報》上刊發的，帶有十六位當時著名的校長、教授、主任之流如李大釗、丁文江、陶行知、胡適、蔡元培共同聯名籤署發布的政治宣言——《我們的政治主張》。
據胡適本人回憶，這次的政治宣言完全是沒有前期組織，只是邀請了十六個「好人」齊聚蔡元培家中，一群人聊著、聊著便決定要發布一篇他們自己的政治主張。經過僅僅兩天的準備後，主張便出臺了。這十六個「好人」的行動算是中國近代史上知識分子群體提出政治主張和表明政治態度的開天闢地的「壯舉」。
蔡元培、胡適等人在宣言《我們的政治主張》中明確提出了幾個要求，第一就是要求建立一個「憲政的政府」；第二要求建立一個不同於過往的「公開的政府」；第三則是要求建立一種「有計劃的政治」；總結起來就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由好人主導的「好人政府」，來實現改革中華民國的近代政治。
一群好人提出了自己的「好人政府主義」，如何在現實中得到貫徹和實施呢？對此，深受「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的丁文江認為：「好人要出來奮鬥」甚至主張要建立一個「好政府黨」；其後不久，好人政府的主張居然真的在現實政治中得到了實現。
一九二二年九月，軍閥混戰的局勢下，以吳佩孚為首的直系軍閥為了實現個人權利擴大化，急需在明面上尋找到一批具有社會聲望的人成為自己的「裝點門面」的傀儡政府。吳佩孚於是找到了王寵惠來做國務院總理、羅文幹擔任財政部總長、湯爾和擔任教育部總長；這三個人，正是之前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上簽名的十六個「好人」中的三位
胡適、丁文江、傅斯年等人得知此事，自然是喜不自勝，他們仿佛感覺到實現自己主張的機會已經來到了，於是他們全力支持和輔佐王寵惠三人治國理政，提出了如何將「好人政府」進行到底的政治策略，並且積極運行「好人政治」。
然而，理想自然是豐滿的，現實卻往往給人以痛擊；令得胡適一批人沒有想到的是，他們這些人不過是軍閥政治中一顆被反覆利用的棋子而已，充其量只是漂亮的表面工作，而無法以實際行動影響政府內部的實際運營方式。於是，一樣的軍閥統治、一樣的武力割據、一樣的寡頭暴政。
好人們在其中能起什麼作用？僅僅只是這些腐敗惡臭的政治內核外一層鍍金的金箔，光鮮亮麗卻無法激起一絲波瀾。果不其然，在「好人政府」成立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直系軍閥內部便發生了以軍費為核心的權力爭奪，以曹錕為首的「保定派」和以吳佩孚為首的「洛陽派」起了政治衝突，曹錕甚至逮捕羅文幹，並且率領直系軍閥中的骨幹帶頭孤立老大哥吳佩孚。
吳佩孚深感壓力，作為混跡政壇多年的老手，吳佩孚深諳丟車保帥的計策，遂決定與曹錕等人妥協，交出王寵惠、羅文幹、湯爾和等人，逼迫他們下臺；於是乎，這群自稱為「好人政府」的正派人士在民國政壇中僅僅掌權了短短的兩個月，便灰溜溜地退出了歷史的舞臺，而「好人政府主義」亦隨之變得聲名狼藉，成為了民國政局中一個讓人忍俊不禁的笑話。
綜述
筆者認為，胡適、蔡元培等人有自己的主張，也有自己的行動；考究他們為何最後失敗得如此徹底，背後的原因其實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太過理想主義的政治，難以在混亂的時局中立足。「好人政府」初衷是好的，然而一群知識分子只尚空談，以為通過自己的高談闊論便可以樹立起一個憲政、公開的政府機構，是完全背離現實的。
所以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好人政府」發展到最後，不得不與軍閥統治者沆瀣一氣，最終竟成為了軍閥利益鬥爭下的犧牲品。「好人」自然是少數的，代表少數人的政治實踐必然難以服眾，甚至無法在民國初年的這盤政治大棋中找到立錐之地。
此外，如若不打倒軍閥，破除軍閥統治的魔障，中華民國也難以走上正軌，反而只能一步步地走向深淵，這也正是後來北伐戰爭，打倒列強除軍閥鬥爭爆發的原因。而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