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修史書」不是帝王將相的實錄，而是政治的延展。其結構順序，是對「皇權起源」及「意識形態」的映射。
紀、傳、表、志是紀傳體史書的基本組成部分，人所共知。
在《傳》的部分，順位先後頗有講究；而每卷基本囊括「同類人物」也屬不成文的書法。
《三國志》亦因循其理。但陳《志》不似《史記》或《魏略》般有「名目總綱」（類似「儒林」「隱逸」「遊俠」等等），因此便有必要探討其分類依據。
紀傳體史書，大抵以「帝王本紀」置於卷首，「群雄傳」或「外戚傳」（或稱皇后傳、后妃傳）緊隨其後，之後是開國功臣、策士、儒士、宦者等等，通常以「蠻夷傳」收尾。
每卷的「人物性質」，歸類頗清晰，無可置喙。但我想從《魏書》的卷冊背後，探討其分類的真正依據。
陳壽撰《三國志》是在西晉初年。而西晉的特殊之處，是一面自詡「承襲魏祚」，另一面在篡代過程中又「頗多血腥」。同時曹魏的勳戚子弟，多仕宦於晉初。因此陳壽麵臨的壓力，不僅來自西晉方面、同時也來自曹魏舊人。
舉個簡單例子，《魏書二十八》的傳主們，如毌丘儉、諸葛誕、文欽、鄧艾等人，如按中立視角，當屬「大魏忠臣」。但在《魏書》之中竟無一例外被列入「逆臣傳」。
究其原因，無外乎陳壽在修撰過程中、受到了來自「西晉方面」的意識形態影響。因此這些「反抗司馬氏」的魏臣，便順理成章被批倒批臭，成了「謀逆罪臣」。
因《魏志》共三十卷，涉及傳主百餘人，不可能逐一分析；故擇重要部分作探討，希望對讀者朋友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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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妃傳」的名稱及位置
《魏書 卷五》是曹魏三祖的后妃列傳，至於三少帝的妃嬪記載則被完全省略。
註：三祖即太祖曹操、高祖曹丕、烈祖曹叡。三少帝即曹芳、曹髦、曹璜（又作曹奐）。
三祖與三少帝的分水嶺，即「高平陵之變」（249）。這無疑反映了司馬氏「高平陵（始）建元」的意識形態。
因此在司馬氏眼中，三祖之後的魏帝不過傀儡而已，自此（249）曹魏的敘事主體、已倒向司馬祖孫。
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毀。--《魏書三 明帝紀》
比「三少帝妃嬪缺席」更值得探討的，是《魏書五》的名稱和位置。
（1）名稱的影射
在《史記》、《漢書》、《東觀漢記》（即原始版《後漢書》）等著作中，后妃傳的名稱是「外戚傳」。
而在《魏書》當中，則概之以「后妃傳」。
「外戚」與「后妃」有本質差異。
外戚之儔，大抵是後族父兄，通常由太后或皇后的兄弟，即皇帝的舅父或外公充任。外戚壟斷了「大將軍」、「侍中」、「常侍」以及「五校尉」等職務，位尊權重，顯赫無比。
兩漢的滅亡，皆始自外戚。
西漢的王莽（元帝皇后侄子）自不必多提；東漢的外戚猖獗情況甚於西漢，可稱為「外戚政治」時代，與東晉並駕齊驅。至於何進、何太后之事，更是耳熟能詳。
曹丕無疑吸取了「兩漢外戚亂政」的教訓，登基伊始便以《甲午詔書》杜絕了外戚幹政的途徑。
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後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魏書二 文帝紀》
換個角度看，文帝刻意貶抑外戚地位，除了「以史為鑑」外，也與卞太后寵溺曹植、二宮奪嫡的黑歷史有關。
總之終曹魏一朝，有「后妃」而無「外戚」。準確來說，外戚自然有之，但曹氏外戚悠遊閒散，不典朝政，遠無兩漢外戚之弊。
因此，魏書中以《后妃傳》取代「前三史」中的《外戚傳》，可謂名副其實。
（2）順位的影射
《魏書五 后妃傳》的位置緊隨《帝紀》之後，位在《群雄傳》之前，是比較值得關注的地方。
帝王興起，皆有所驅除。因此在諸多史書中，「群雄傳」便以高姿態，佔據了最顯眼的位置，通常緊隨帝紀之後，橫亙在「后妃/外戚」之前。
陳壽《魏書》的順序安排，未知是否受到王沈《魏書》的影響。按曹氏「有后妃而無外戚」的情況看，其《后妃傳》本不該佔據如此顯眼的位置。
個人傾向，曹氏鎮壓外家，因此後族完全淪為了「皇權的附庸」、而不再具備兩漢外戚的威勢。故后妃傳緊隨帝紀，與之共同構成皇權主體，以「完整的皇權政治」的形態出現。
換言之，《后妃傳》位置的提前，反映的不是曹魏后妃地位的上升，而恰恰是后妃地位的下降。
② 漢末群雄傳
《魏書六》至《魏書八》是「群雄傳」，囊括了從董卓、袁紹、公孫瓚到臧洪、陳登、張楊等漢末大小軍閥。
準確說來，這三卷應該歸納為「驅除傳」。即「帝王興業、必有所驅除」。
「驅除」即「王權之路上需要被武力清掃的敵人」。說得白一些，就是「副本中的精英怪」。這些末世群雄，通常用來炫耀開國之君的武功，以此強化「當朝的法統」與「得國的正當性」。
比如劉邦以嬴秦、項羽為「驅除」，劉秀以綠林、隗囂、公孫述為「驅除」；孫權以關羽為「驅除」，皆屬此類。驅除之作用，就在炫耀開國之君的功績。
秦承周末，為漢驅除。--蔡邕《獨斷》
子敬（即魯肅）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關）羽不足忌。--《吳書九 魯肅傳》
因此《驅除傳》的位置，一般也非常靠前，通常緊隨帝紀之後。
驅除者，一代之所因所勝也。凡斷代史書，列所因所勝，皆在列傳之首。--《三國志知意》
按《魏書》前四卷為帝王本紀，卷五為《后妃傳》，而之後的三卷（六至八）則完全圍繞「漢末群雄」展開，可知其地位之重。
類比者有《吳書》卷四（劉繇、太史慈、士燮傳），位置更在《后妃傳》（吳書卷五）之前；而《蜀書 劉焉劉璋傳》列於卷首，竟在《先主傳》（即劉備傳）之前。
「驅除」之地位，一目了然。
魏書六至八卷，可探討的書法線索極多。因此對於該三卷的特殊地位，我之後會另開文章詳述。
③ 諸夏侯曹傳
諸夏侯曹傳在《魏書九》，緊隨《驅除傳》（卷六至卷八）之後。
毫無疑問，《魏書九》的定性是「開國功臣傳」。
因為《魏書十》傳主是荀彧、荀攸、賈詡三位策士；可歸類為「開國謀臣傳」；故《魏書九》大抵被看作「開國武將傳」。
其實不然。
卷九的贊語處，清楚提到了曹氏、夏侯氏世代通婚，並為貴重。勳業效勞，不止軍功而已。
惇、淵、仁、洪、休、尚、真等並以親舊肺腑，貴重於時，左右勳業，鹹有效勞。--《魏書九 諸夏侯曹傳》贊語
從夏侯惇、夏侯玄等人的履歷記載看，其「軍功色彩」已經比較淡化，更傾向後方的典農、或中央的臺閣之臣。
《魏書九》之所以被看作「開國武將傳」，恰恰源自曹操對軍權的重視。
曹魏政權的掌兵者，大抵源自「譙沛系」。類似武周、桓範、史渙等人自不必多提，而身為沛國大姓的曹氏、丁氏、夏侯氏，更是掌兵的「不二之選」。
太祖崩洛陽，群臣入殿中發哀。或言可易諸城守，用譙、沛人。--《魏書二十二 徐宣傳》
換言之，諸夏侯曹氏身上濃鬱的「軍功色彩」，並非其喜好典兵；而是出自曹魏「一以貫之」的國策。故《魏書九》不應被單純視作「開國武人傳」，而是「譙沛勳戚傳」。
④ 《魏書十一》的定性
《魏書十一》的人物非常雜亂。傳主來自各個勢力，且仕宦職位亦不相同。
袁渙、張範、涼茂、國淵、田疇諸人中，有高門子弟，有山野武夫，還有知名學者。更不用提、該卷竟然還混進了諸如管寧、邴原一類的「隱居儒生」，使得歸類異常困難。
其實《魏書十一》的定性是「逸民傳」。
從贊語部分的總結歸納，便一目了然。
袁渙、邴原、張範躬履清蹈，進退以道……管寧淵雅高尚，確然不拔；張臶、胡昭闔門守靜，不營當世。--《魏書十一》贊語
「逸民」即不肯配合官方徵召、而隱居山野的名士。
隨著時代的發展，這類人物大抵被歸入「偽君子」的範疇。「終南捷徑」等嘲弄性質的成語、亦是對此類「逸民」的否定與戲謔。
但是兩漢魏晉的語境下，「逸民」與「驅除」（即群雄）一樣，皆是「構建王朝法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如果說「末世群雄」是新朝的敵人，那「山野隱居者」便是既不配合舊朝、亦不出仕新朝的「清高者」。在彼時語境下，「讓官不受、讓國不受」不僅是種美德、更是一種不成文的制度。
「許由讓國」、「伯夷叔齊不食周粟」等典故波流甚廣，甚至曹操稱王，曹丕稱帝，還得裝模作樣地「三辭三讓乃敢受」。這就是時代的「輿論要求」。
這也是《魏書十一》當中的「隱逸者」可以緊隨「開國功臣傳」（魏書九、十）的原因。因為「隱逸者」是構建「統緒正當性」的必要部分。
更重要的，是《魏書十一》的諸位「逸民」，大多並非拒絕曹氏的徵召，而是拒絕「驅除者」的徵召。
比如卷首的袁渙，先後拒絕了袁術、劉備、呂布的徵召，最後「歸誠曹魏」，這在曹魏官方視角下，不僅是「隱逸名士」，更是「大德之人」。
張範拒絕了袁隗的「婚姻示好」、又不肯曲事袁術，與袁渙性質相同。
涼茂、國淵、管寧等人先後避難遼東。除管寧外，皆不肯出仕公孫家族，最終三子先後接受了曹魏的徵召，與袁、張性質又同。
該卷唯一一位特殊人物是田疇，其拒絕了曹氏授予的官職。考慮到田疇亦曾拒絕袁紹的徵召，且與夏侯惇、荀彧、曹丕相友善，故憑此也擠進了「逸民傳」。
換言之，《魏書十一》的定性，除了「逸民傳」之外，還因諸位傳主最終「投誠新朝」，而有「賢士傳」的味道，大抵可以看作二者合流。
⑤ 雜談
篇幅所限，對《魏書》當中的三十卷紀、傳，不可能一一詳述。謹在卷尾，歸納分享部分粗淺的理解，以便讀者之用。
如何快速判斷每卷的人物性質呢？直接跳到卷尾贊語處，便可以清楚看到陳壽對該卷的歸類。
比如《魏書九》贊語是「親舊肺腑、貴重於時；左右勳業、鹹有效勞」，便可看出諸夏侯曹氏並非單純的「武人集團」，而是「左右勳業鹹有效勞」的內外之臣。「武夫色彩」實際來自譙沛掌兵的傳統。
再如《魏書十二》贊語皆圍繞「典選」展開，該卷大致可歸納為「選曹列傳」或「吏部高幹」列傳。
《魏書十三》即「三公名臣傳」，《十四》為「策士傳」，《十五》為「刺史傳」，十六則是「郡守傳」。
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魏書十三》贊語
程、郭、董、劉、蔣才策謀略，世之奇士，雖清治德業，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魏書十四》贊語
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於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已。--《魏書十五》贊語
抑皆魏代之名守乎！--《魏書十六》贊語
至於軍功色彩比較強烈的《十七》與《十八》，則是「外姓督軍傳」。當然，「五子良將」的地位明顯高過臧霸、李典、李通諸人，故傳記位置也更靠前。
《十九》與《二十》是「宗室傳」。排序比較靠後，反映了皇族地位的沒落。其原因在於曹丕、曹叡父子「壓制宗親」的施政綱領。
如將《魏書十九》中的曹植、曹彰，與《魏書九》的曹真、曹休做對比，又能印證魏朝「重用疏親、防範近親」的特殊之處。
餘者不再一一贅述。
一言蔽之，只要憑文末贊語，即可迅速鎖定該卷性質，閱讀時也會事半功倍，而不必陷入思維混亂的泥潭。
當然，正如開篇所述，陳壽撰《國志》，反映的其實是「西晉的意識形態」。故對每卷性質有所了解的情況下，閱讀時也要儘量保持中立、忽視晉朝的影響問題。
比如《卷二十八》中皆曹魏忠臣（王凌存疑），只因反抗司馬氏，便被歸入 「逆臣傳」；這無疑是來自西晉的政治壓力。這與《蜀書十》與《吳書十九》的「罪臣傳」，性質明顯不同。
因為西晉與吳蜀並不存在「繼承關係」，故《吳書》、《蜀書》可秉筆直言，但《魏書》只能昧著良心將諸位「心向曹氏」的督軍歸入逆黨。
確實是迫不得已，因為史官也要恰飯。
漫漫而談，至此而終。希望本文對讀者朋友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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