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喀秋莎》是首什麼歌？
作者：吳戈，騰訊大家專欄作者，軍事、國際時事評論員。
會唱《喀秋莎》的中國人起碼是70後，而且肯定是受其50後父母的影響，更年輕的中國人不知道這首歌很正常。即使對50後，它也只是少年時期一段懵懂的膜拜，最終鑲入懷舊鏡框。當今天這首歌應現實需要再度響起，其實對大部分中國人，圍繞它的歷史依然似是而非。
【源流考證】
要回答《喀秋莎》是首什麼歌，八股是必需的，因為它在正史和課堂上份量不輕。從這個角度說：它是一首蘇聯愛國主義民歌，在「偉大衛國戰爭」中極大地鼓舞了士氣。不過，現在的小學生也未必滿意這個答案吧。這就對了，因為這首歌值得深入賞析。
喀秋莎(Katyusha)是俄羅斯一個常見女性愛稱，它有多俄羅斯呢？中國網絡上流傳著一個出處無考的段子，說許多德國士兵也喜歡這首歌，有一次用留聲機忘情欣賞時，激怒了對面戰壕裡的紅軍。該連擅自出擊，用8條生命奪回唱片，一群漢子抱著唱片失聲痛哭。也許這情節有點離譜——德軍不是沒幹過壞事，可是聽唱片恐怕不等於「同胞姐妹被法西斯豺狼蹂躪」吧，因而另一版本說：部隊紛紛要求提前總攻，為心愛的姑娘「報仇」，幸而被勸阻。當戰士們最終迅猛攻進敵陣，留聲機還在播放著這首歌……
(資料圖：蘇聯電影中女孩送別戰士的鏡頭)
其實，Katyusha是俄語女名Katenina或（E）katerina（（葉）卡捷琳娜）的暱稱。其源頭Catherine/Katherine是基督教世界極為普遍的女名，出自希臘語，意為「純潔」，最早的記載是公元4世紀初的基督教聖徒「亞歷山大的凱薩琳」。隨後英語中演變出Kates（凱特，暱稱Katie），德語中有Katharina（暱稱Kathi），Katharine則英、德都用，發音不同，俄語還有暱稱Katushka，而暱稱Katja（卡佳）更是德語、荷蘭語、斯堪地那維亞和斯拉夫語國家共用。
有趣的是，1725~1727年的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一世原為立陶宛農民之女，受彼得一世恩寵，皈依東正教後更名。更有名的葉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在位）則乾脆出身在普魯士王國的什切青，是德國公爵的女兒，後成為彼得三世的未婚妻。還好，納粹德軍總參謀長凱特爾元帥（Keitel）的姓與凱薩琳無關。
關於歌曲《喀秋莎》的產生背景，一致認為是由蘇聯詩人米哈伊爾•伊薩科夫斯基寫於1938年的一首詩譜曲而成。這一年7、8月蘇日之間爆發了張鼓峰事件（蘇軍稱哈桑湖戰役）。作者當然並未到前沿，而且年初就已寫好了開頭（梨花開遍(原詩還有蘋果花)，江岸陡峭，霧如輕紗，女主角出場），但當夏天作曲家催他完稿時，他筆下的「遙遠的邊疆」和「勇敢戰鬥」顯然已有這一戰役的背景。有人可能從「草原的雄鷹」推測背景是1939年發生在呼倫貝爾草原的蘇日諾門坎戰役，但時間晚了，而且哈桑湖的東邊也是草原。
值得一提的是，詩人謳歌蘇軍英勇保衛了祖國邊疆。實際上，當時蘇軍利用《中俄瑗琿條約》故意留下的漏洞，將邊界進一步向中國方向推至張鼓峰，只在圖們江邊給中國留出一條通往防川村(今屬吉林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琿春縣)的狹窄通道。當時中國東北為偽滿州國統治，與蘇軍作戰的是駐朝日軍，都不影響被搶佔的是中國領土的現實，也使現在有人將這首歌說成「描繪俄羅斯春回大地時的美景」顯得可笑。
當前中國流傳的故事中還有一個分歧，一說此歌誕生後迅速唱遍蘇聯，掀起愛國主義熱潮，一說當時並未流行，直到兩年後蘇德戰爭爆發。其實，不要說為「哈桑湖戰役」抒懷的一首歌，這次戰役本身的指揮者——布柳赫爾元帥戰役結束一個星期即被免去遠東方面軍司令員，11月被含冤槍決，罪名居然是從1921年起就充當「日本間諜」。
這位元帥曾化名「加倫將軍」擔任孫中山的軍事總顧問，為北伐甚至南昌起義立下大功，回國後1929年又在「中東路事件」中打敗張學良的東北軍，1935年位列首批五大元帥之一。他幫助國民革命軍移植了一整套蘇聯政治制度，卻保不住自己的人頭。而張鼓峰事件的起因之一，也是預感要在「肅反」中被清洗的遠東地區內務人民委員部部長留希柯夫上將於1938年6月叛逃偽滿。可見，雖然這首歌未受大清洗牽連，1938年就已在莫斯科演唱，但在氣氛極端恐怖的那兩年，蘇聯國內的主題顯然不是愛國熱潮。
關於《喀秋莎》因戰風行，中國還有一個出處無考的故事流傳：1941年7月的一個黃昏，新編的近衛軍第三師開赴前線，送行的莫斯科某工業學校一群女生唱起此歌為戰士們送行，隨後該師在第聶伯河阻擊戰中幾乎全部獻身。
遺憾的是，近衛稱號蘇軍只授予戰功顯赫的部隊，除非以原近衛編制重建，否則不可能新建即授。第三近衛步兵師（不是近衛軍第三師）的前身，第153步兵師1940年8月組建後一直在烏拉爾軍區訓練，1941年6月上旬已調至白俄羅斯東北部，22日戰爭爆發時仍在調動和補充。一周內，倉促備戰的該師就展開防禦，7月5日與德軍接戰，但受阻的德軍迅速繞過，4天後將已損失慘重的該師合圍在維切布斯克附近。到8月初，一直在突圍的該師6000人只剩約1000人，但仍在第聶伯東岸堅持抵抗。雖然9月18日被授予近衛稱號，但也基本損失殆盡，兩天後被撤回總預備隊。到1942年夏重新以第153步兵師的名義參加史達林格勒戰役時，下屬編制已全部換掉，當年末又獲第57近衛步兵師番號。
因此，這支部隊的確英勇，但《喀秋莎》是否因他們而傳遍戰場就不好說了。有趣的是，用喀秋莎稱呼1941年6月投產的多管火箭炮也並非只出於浪漫，因為該炮BM-13的軍用代號只見於秘密文件，直到戰後才公開，連類別也用的是生造的「近衛迫擊炮」。戰士只好先用火箭發動機研究所所長的名字稱其為科斯蒂科夫炮，後以炮身上的「沃羅涅日共產國際工廠」的首字母K自行命名為「喀秋莎」，而德軍一直稱其為「史達林風琴」。
到1945年春，當蘇聯隨軍記者激動地將2000多門「喀秋莎」火箭炮的呼嘯寫成「簡直是『喀秋莎』的歌聲在向柏林進攻」時，德國的凱薩琳們的受難日也開始了。
【合格的情感】
聽過《喀秋莎》的人也許從未奇怪過，描寫一個姑娘思念遠方軍中愛人的歌曲為何要用2/4拍這樣典型的進行曲式，這當然不是為「節奏明快、簡捷」，而是史達林時代的基本任務——服務於軍事需要。也是出於這種需要，出身貧農、只上了兩年中學、18歲就入黨、還深受高爾基讚賞的伊薩科夫斯基對在冰冷戰壕裡生死難料的戰士描述了淺顯直白的希望（或者說條件）——「勇敢戰鬥保衛祖國，喀秋莎愛情永遠屬於他」。他1942年的作品《在靠近前線的森林裡》中也有類似句子：「人人懷念家鄉親人，都知道惟有去戰鬥，才能重返家鄉。……一旦祖國需要我們，人人堅強如鋼，……同志們，奔前方，為了昨天珍貴的一切，也為明天的希望」。而他作於1945年的《敵人燒掉了我的小屋》出版後就被官方批判為悲觀主義，直到1956年才允許付印和演唱。待他寫出完全兒女情長的作品《紅莓花兒開》時，已是戰後的1949年。
(資料圖：蘇聯電影中的美女形象)
其實，有託爾斯泰和普希金的民族怎會忽略文學觸及人性的一面，只不過在蘇聯，這要與不同歷史時期的政治需要糾纏。拉夫列尼約夫1926年完成的代表作《第四十一個》就因一聲槍響，將愛情毀於國內戰爭中的階級搏殺引起巨大爭議。此後，60年代的小說《這裡的黎明靜悄悄》也曾悄然掀起人性的波瀾。
不過，禁止任何正視戰爭殘酷性的表達，排斥兒女情長的「小資產階級情調」，甚至大批「人性論」的還不是蘇聯。1949年後中國文藝的人性色彩很快被埋葬在文革中只能有堅定和鬥爭的樣板戲中。直到文革後，電影《小花》那點名不符實的愛情必須升華到階級情才不負解放事業，也能引發全社會的痴迷。部分尚有人性情懷的蘇聯文學作品，也同原本就未明文禁止的蘇聯歌曲一起迅速復活。
當然，迅速傳染的兒女情長中，保家衛國仍是點亮作品境界的關鍵，連楊鈺瑩也不忘來一句「阿哥去當邊防軍」，但戰爭殘酷性和觸及人性的內容始終躲躲藏藏有如罪人，直到2007年的電影《集結號》仍一改再改。至於蘇聯時期帕斯捷爾納克和索忍尼辛等特殊人物觸及的深度，以及蘇聯史上的種種錯誤與反思，至今也只是在部分中國人中水落石出。
同時，當中國面臨戰爭時，寧願逃避，也害怕真實會傷了士氣，以至在80年代的老山作戰中《血染的風採》境界過關，《兩地書，母子情》就有動搖軍心之憂。結果留下的一個傳聞仍逃不開戰爭與人性的衝突：某敢死隊小戰士在出徵儀式上向首長表示唯一遺憾是從沒看過女人胸部，一個護士就當眾解開了自己的衣襟。
同樣在戰爭中，歐美文化對人性的觸及很早就顯出區別。比如德國漢堡的教師漢斯•萊普於一戰中的1915年在俄國前線寫下的詩歌《年輕哨兵的歌》，與《喀秋莎》一樣於1938年被譜曲並改名《莉莉•瑪蓮》。不過這首講述一名戰士在軍營外的路燈下與心上人依依不捨的歌也默默無聞，直到佔領貝爾格勒的德軍開設廣播電臺，並於1941年8月18日晚首次向巴爾幹和北非的德軍播出剛在老唱片上找到的《莉莉•瑪蓮》，一時風靡前線交戰雙方，連柏林的電臺也不例外。
哀傷纏綿的《莉莉•瑪蓮》喚起了戰爭帶走的一切美好回憶，又缺少「勇敢戰鬥保衛祖國，喀秋莎愛情永遠屬於他」的微小希望，自然容易引發厭戰情緒。1943年史達林格勒戰敗後，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就禁播此歌，但他銷毀所有唱片的要求落空，只好將女歌手拉拉•安德森等人關進集中營。英軍將領也擔心這首德語歌的負面影響，幸而湯姆•康納為它改寫了英語歌詞，並迅速在法軍和美軍傳開，最終形成14種語言的版本，並在十餘部電影中出現。
真正對歌曲愛國與否沒那麼恐懼的還是美國人。《兄弟連》第九集裡E連戰士駛向柏林的途中，曾唱著一首高昂的進行曲，但中國人很少聽得出來，這首名為《血染傘繩》（Blood Upon the Risers）的歌其實唱的是一名菜鳥傘兵在訓練中就因過度緊張沒掛上開傘繩而摔死的過程，二戰中就風靡盟軍空降部隊。它的前身《共和戰歌》（the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倒是一首真正的愛國歌曲。可是，後者卻源自1860年麻省民兵第2步兵營的兵油子們拿一個也叫約翰•布朗（布朗是試圖以武裝起義廢除奴隸制的美國白人）的戰友取笑而胡謅的打油詩。該營最後傳出的軍中小曲《約翰•布朗的屍首》實在低俗，除了「布朗的屍首正在墳裡爛掉，他的靈魂還在前進」等歌詞，就是反覆循環美國南部布道集會的讚美詞「我主榮耀」（Glory Hallelujah）。直到1861年11月女作家朱莉亞•沃德•豪改寫歌詞才登得大雅之堂。從此，這首歌不光深受林肯和邱吉爾喜愛，馬丁•路德•金也常在演說中引用，至今仍常在美國總統就職等場合演唱。
不過，這樣一曲正宗的愛國歌曲其實仍主要通過上帝的榮耀和正義鼓舞人心，中國人熟悉的「解放事業」只有一句「既然耶穌為我們的神聖而死，就讓我們也為人的自由而死吧」。到了《血染傘繩》中，連「我主榮耀」也成了「Gory（倒黴的新兵叫戈瑞），這真他媽是個糟糕的死法」。你能據此說美國人不願為國而戰？又能理解美軍為何愛唱著一個死法去迎接冒險嗎？
這種文化衝突在中國並不鮮見。前些年紅極一時的軍營勵志電視劇《士兵突擊》題材十分東土，配樂卻頗為西化，以致採用的Era（創世紀）樂團的專輯《The Mass》被訛傳為「德國黨衛軍第一裝甲師戰歌」。實際上，這張專輯只是借鑑了德國作曲家卡爾•奧爾夫1936年以歐洲中世紀遊吟詩集為基礎而作的歌曲集《布蘭詩歌》。
伴隨宏大和激昂的軍樂，戰爭機器製造學由西歐傳向東歐、東亞，一番成王敗寇後，也給我們留下了喀秋莎、莉莉•瑪蓮、戈瑞等代表普通戰爭經歷者的名字。因而，當一個民族整整一代人對戰爭只有技術上、書面上的「精通」和目標上的崇高，卻在戰爭與人性的問題上掩耳盜鈴，無疑是危險的。歷史表明，戰爭動員中，不要說哪種死「重如泰山」太抽象，「國讎家恨」未必容易建立，「仗義每多屠狗輩」的自覺也不好人工製造，對境界不高的大多數人，「天堂給你留著72個處女」當然是邪路，但讓他有個姑娘吧，哪怕就是想想，未必就是拆了長城。最終的血火洗禮後，永立正義之巔的只能是人性的光輝。
遺憾的是，2014年總結的「十大經典抗戰歌曲」中，除了苦難和怒吼，為個人留下的唯一位置竟是「王二小」。就連名曲《何日君再來》在抗戰期間誕生後，日軍認為這是盼國軍歸來，國民黨認定這是召喚共產黨，中共則把它看作上海墮落生活方式的寫照。
其實，不就是打仗的時候最想女人嗎。顯然，我們連古人「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徵戰幾人回」的坦率與豁達也不及。
(原標題：《除了年齡，還能暴露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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