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因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為清王朝立下不世之功，獲封一等侯爵，成為晚清中興名臣之首。加上他本人的具有極高的學術修養和忠君衛道的思想，被後世稱為一代完人。
儘管曾國藩的身上有著無數的光環，但對於滿清統治者來說，他只不過是一枚棋子，有難是用，太平時棄，而操縱這盤棋局的人就是恭親王奕。
辛酉政變之後，權力格局發生了變化，兩宮太后垂簾聽政和恭親王奕輔政成為一種新的體制，左右著朝局的走向。其時，慈安25歲，慈禧27歲，奕30歲。大清帝國就是在這三個年輕人的布局下中走向了「中興」的局面。
辛酉政變後，為了維護清王朝的封建統治，他們將鎮壓太平天國起義作為清廷首要解決的關鍵問題。而結合鹹豐朝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以奕為首的軍機大臣群體繼續實行鹹豐朝文慶、肅順所提倡的「親用漢人」之策，在此基礎上他們對此又有所發展，即對漢臣一面假以事權，一面又加以控制，以防漢臣勢力急劇膨脹，尾大不掉。
先來說說倚重漢臣
作為奕政治集團的骨幹人物，文祥與寶鋆，對漢臣向來頗為重視。文祥對於清統治者如何處理好滿漢關係問題，就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只要漢人願意，滿人一天也維持不下去；取得他們效忠的唯一辦法，就是為了皇朝，待他們要比待滿人好」。
文祥的話雖然有美化滿漢關係的成分，但由此亦可見文祥對漢人及處理滿漢關係問題的重視。不僅如此，文祥對漢族地方實力派也極為重視，舉薦提拔了一批有才能的漢臣。如對曾國藩、曾國荃兄弟文祥就多有庇佑。
文祥對任職地方的漢臣如此，對任職中央的漢族官僚也是如此，梁啓超就曾指出：「文文忠汲引沈文定，實為漢人掌政權之嚆矢」，由此，開啟了同治朝初期「文祥、沈桂芬時代」。
而軍機大臣寶鋆對漢人、漢臣同樣也很重視，他曾對奕說：「我們滿洲只一洲而耳，雖有人才，何能與漢人十八省比？」因此，寶鋆可謂是滿洲官僚中主張放棄民族壓迫政策最得力的一人，他同文祥一樣，也極力支持奕重用漢人的決策。
同鹹豐朝文慶、肅順所提倡「親用漢人」的政策相比，同治朝軍機大臣群體對漢臣的倚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辛酉政變剛剛過去十八天，軍機大臣即擬寫明發諭旨曉諭天下：「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藩，著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並浙江全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督以下各官，悉歸節制。」
此時的曾國藩不僅有節制四省軍事指揮的大權，且已擁有督察官吏、保薦人才的大權。如鹹豐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因有人上奏，密查江浙撫臣能夠勝任一折，軍機大臣即寄信曾國藩，命其「悉心查看」江蘇巡撫薛煥、浙江巡撫王有齡，並據實具奏。
鹹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諭，公布了一批新任官員名單，左宗棠任浙江巡撫，彭玉麟任水師提督，李續宜任安徽巡撫，嚴樹森任湖北巡撫，鄭元善任河南巡撫。而在此前後，還任命洛秉章為四川總督，沈葆楨為江西巡撫，劉長佑為廣西巡撫，毛鴻賓為湖南巡撫。
從這一年開始，滿漢督撫的比列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以上這些身居要職的地方大員均系漢臣，他們於戰時不僅掌握軍隊指揮權，且手握這些重要省份的行政大權，而這些官員中又多由曾國藩所保舉。所有這些都強有力地說明，以奕為首的軍機大臣對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漢臣的倚重。
以奕為首的滿洲統治高層之所以倚重漢臣，絕非是他們對漢臣的偏愛，實際上是因為當時清廷所面臨之內憂外患的嚴峻形勢，以及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漢臣所統帥的軍隊實力強大所致，實是他們不得已而為之。
或許正如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所言：「迨文宗（鹹豐）未造，江左覆亡，始有督師之授。受任危難之間，蓋朝廷四顧無人，不得已而用之，非負扆真能簡畀，當軸真能推舉也。」
再來看控馭漢臣
曾國藩等漢臣在以奕為首的軍機大臣群體的倚重之下，勢力迅速強大，坐擁三十萬的強大湘軍，湘系漢臣不僅遍布長江中下遊，且延伸到西南內地，故有「西至四川，東至海，則皆倚重國藩為重」之說。
曾國藩等漢臣的勢力日益強大，當然也引起了奕等樞臣的不安，遂於倚重的同時，對其加以控馭，以杜外重內輕之漸。軍機大臣們對於漢臣的控馭主要是通過兩個手段得以實現的。
其一，離間湘軍內部漢臣的關係
奕政治集團根據湘軍營制的特點，即「將卒親睦，各護其長。其將死，其軍散；其將存，其軍完」，軍權完全集中於軍事首長，而非中樞所能 遙制，且因人成軍，系統本非一源之特徵，在湘軍內部廣泛扶植反曾勢力，離間湘軍內部諸漢臣的關係。
如曾國藩與湘軍將領左宗棠間，因左性情高傲，不服曾國藩的管治，認為曾用兵拙滯，對其約束過嚴，因此兩人經常鬧矛盾。但二人畢竟為上下級的從屬關係，彼此尚有收斂。
奕等人看準了這一點，即於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在左宗棠升任浙江巡撫僅一年多，且無顯赫戰績，浙江尚未肅清之時，即升任閩浙總督，轄制兩省軍政事務，不僅將曾國藩原所節制的浙江一省軍務交於左，削弱了曾國藩的實力，且使左宗棠的地位一夜之間幾乎與曾平起平坐，破壞了兩人之間的從屬關係，從而加深了二者之間的矛盾。
而在曾國藩與江西巡撫沈葆楨之間爭奪江西釐金一事中，奕等又故伎重施，對沈葆楨一方有意偏袒。以此不僅借沈葆楨之手削弱了曾國藩的經濟實力，而且激化了曾、沈之間的矛盾，從而達到控馭漢臣，為我所用的目的。
其二，逼迫曾國藩自削兵權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奕等據曾國荃飛諮，獲悉其已率軍攻陷天京的喜訊，即於二十六日寄信曾國荃。在此諭旨中，軍機大臣等不僅未對已獲大功之曾氏兄弟予以嘉獎，反而指責曾國荃的種種不是。
作為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看過諭旨後，便已知其中奧妙，指出；「此次廷寄忽加厲責，其中別有緣起，餘知其約略，而未敢臆斷。」事情發展果不出趙烈文所料，數日之後，奕等即借御史賈鐸奏摺，以追問天京金銀下落為名，寄信曾國藩，進一步對其進行告誡。
此外，奕等軍機大臣對曾國藩的權力也是百般予以限制。如在兵力部署上對曾國藩早有防範。鹹豐五年，清廷即令滿將官文虎踞重鎮武昌，自上而下監視曾國藩、胡林翼的行動。
此外，又任富明阿為江寧將軍，統帶馮子材等軍，二人分守揚州、鎮江，佔據長江下遊，而滿將僧格林沁則率軍駐紮在皖北一帶，由以上三路大軍形成對曾國藩湘軍的牽制與包圍之勢。
這一點在攻陷天京後爵位的授予上亦有體現，早在太平天國定都天京之時，鹹豐帝就曾指出：「日後能克復金陵者，可封郡王。」但到了同治三年曾國藩克復天京後，廷議卻以文臣封王似嫌太驟且無先例為由，僅封其為侯爵。
在這種形勢下，曾國藩唯有自削兵權方能保全身家性命和一世功名。天京克復後，曾氏兄弟反覆商討，決定裁撤湘軍、停解廣東釐金、曾國荃開缺回籍養病，以此自剪羽翼，釋清廷之疑。
奕等滿洲統治集團，一會兒對曾國藩倚重，一會兒對其防範，其目的性都很強，那就是利用漢臣鎮壓太平天國，而一旦失去了利用價值，便生防範之心。所謂的滿漢一家，其實不過是說說而已。
說明：辛酉政變後，兩宮太后尚無理政經驗，對朝局並無把控能力。奕作為議政王、首席軍機大臣，其實才是真正謀篇布局之人。因而，對於曾國藩的任用及防範，大致都出於恭親王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