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地說，論及商業的『社會責任』，我認為沒有人能超過澀澤榮一。他是明治時代偉大的奠基者之一。他比任何人更早地看到，經營的本質是『責任』。」這是現代管理學之父彼得·德魯克在其經典巨著《管理》中對澀澤榮一的評價。
澀澤榮一，日本近代著名實業家，被稱為「日本資本主義之父」。出身埼玉縣的豪農家庭。早年曾參加尊王攘夷活動。1868年創辦日本第一家銀行，1869年到大藏省任職，積極參與貨幣和稅收改革，1873年辭官，任日本第一國立銀行總裁，一生創辦了500多家企業，確立了他在日本實業界的霸主地位。在實業思想上，他把中國的儒家思想與歐美的經濟倫理結合，提出了「義利合一」的經營理念，也就是道德與利益相統一，奠定了日本經營思想的基礎。他不僅是日本人所公認的近代產業先驅，而且是近代日本工商業者的精神領袖。
澀澤榮一是朱熹之後《論語》最重要的闡釋者，一掃宋學之高蹈空疏與漢學之餖飣瑣碎，使孔子思想回歸生活日常，在新時代煥發生機；他主張將《論語》作為經商和立身處世的準繩，打碎了無商不奸、言利即恥的千年道德枷鎖。
《論語與算盤》是澀澤榮一影響最廣的作品，這是他多年以來在學校、慈善機構以及商會、協會所做演講的合集，主題涉及青年立志方法，如何應對逆境，正確的工作態度，保持精神年輕之法，金錢觀，對商業道德教育的關注，對慈善事業和履行社會義務的鼓勵，對教育制度的思考甚至如何盡孝等，包含了他多年的人生經驗和處世智慧。
澀澤榮一認為，傳統觀念總把「義」與「利」對立起來，這從中國古代到西方古代都有種種說法，如中國儒生有「為富不仁」之說，古希臘的亞里斯多德也有「所有的商業皆是罪惡」的論述。這些觀念的形成當然是與一些不法商人的種種不當牟利有關，以至形成「無商不奸」的看法。但是，當把這種觀念絕對化之後，對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卻產生了極大的害處。因此，他認為自己的工作就是要通過《論語》來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曉「取之有道」的道理；同時又要讓其他人知道「求利」其實並不違背「至聖先師」的古訓，盡可以放手追求「陽光下的利益」，而不必以為與道德有虧。他說：「算盤要靠《論語》來撥動；同時《論語》也要靠算盤才能從事真正的致富活動。
以下摘自《論語與算盤》
《論語》與算盤，似遠實近之物
《論語》是孔子的學生們編撰的著作，該書記錄了孔子的言行，對於後世的道德觀念產生了極為重要而深遠的影響，人們即使沒有讀過，也多半聽說過其中的隻言片語。《論語》與算盤本來風馬牛不相及，將兩者相提並論，似乎有些不倫不類，但是我始終相信，用算盤經商要依靠《論語》的指引；同時《論語》的思想也要依靠算盤才能創造出真正的財富。因此可以說，《論語》與算盤的關係似遠實近。我年滿七十歲的時候，有位朋友送給我一本畫冊， 其中一頁上畫著《論語》和算盤，另一面畫的是一大一小的禮帽和紅色刀鞘。有一天，學者三島毅先生來我家造訪，看到這幅畫覺得很有意思。他說：我是研究《論語》的人，而你是專攻算盤的人，既然連你這個拿算盤的人都如此認真地讀書，那麼我這個讀《論語》的人也必須研究一下算盤了，你我二人一起努力，讓《論語》與算盤密切地聯繫起來。後來他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論述《論語》與算盤的關係，舉了各種各樣的例子來證明道理、事實和利益必然是一致的。
我一直認為，人必須抱著巨大的欲望，全力謀求利益，才能促進物質文明的發展；那些追求不實際的理論、愛慕虛榮的國民，不可能推動真理的進步。因此我希望，那些在政治界爭權奪利、在軍界專橫跋扈的人都儘量收斂，致力於增強實業界的力量，也就是生產物質財富，如果做不到的話，國家就無法富裕。而說到致富的根源，那就是根據仁義道德的原則，以正確的道理創造財富，唯有如此， 這種富裕才能永遠維持下去。所以我主張，如今最緊要的任務就是將看似毫不相干的《論語》與算盤聯繫起來，讓它們共同發揮作用。
士魂商才
以前，平安時代的菅原道真提出過「和魂漢才」的說法，我認為很有意思，就據此提倡「士魂商才」所謂的和魂漢才，其根基必然是日本人所特有的日本魂。不過由於中國這個國家歷史悠久，文化源遠流長，又出現過孔子、孟子這樣的聖人賢者，在政治、文學及其他方面都領先於日本，所以在這層意義上，日本必須學習古代中國的文化和學問，培養自己的精神文明。中國的古代文化和學術博大精深，著作也不計其數，不過其核心是記載孔子言行的《論語》。另外還有《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等書籍，記述了大禹、商湯、文王武王以及周公的事跡，相傳這些作品也都是由孔子編定的，因此孔子成了漢學的中心，提到漢學就離不開孔子的學問。《論語》是記載孔子言行的書籍，自然深受菅原道真的喜愛。據說在應神天皇時代，百濟的王仁向朝廷進獻過《論語》和《千字文》，菅原將其抄錄了一遍之後供奉在伊勢神宮，那就是世間現存的菅原版本《論語》。
士魂商才也有著同樣的意義。當然，我們為人處世必須具有武士的精神，然而如果僅有士魂而沒有商才，經濟上無法自立，就容易招致滅亡，因此士魂是離不開商才的。關於士魂的培養，書本上有很多內容可以借鑑，而我覺得，養成士魂的思想底蘊終究還是在於《論語》。至於商才，也可以通過《論語》來充分地培養。或許有人覺得，談論道德的書籍與商才好像沒有關係，但是所謂的商才原本也是以道德為根基的，如果商人背離道德，欺騙、浮華、輕佻，賺取不義之財，那只是玩弄小聰明，絕不是真正的商才。因此我主張商才與道德是不可分割的，應該靠論述道德的《論語》來培養。此外，雖然為人處世之道相當艱難，如果熟讀《論語》，仔細品味其中的內涵，就會領悟到許多人生的至理。所以我畢生都遵從孔子的教誨，把《論語》當作處世的金科玉律，從未離開過案頭。
我國也有許多賢人豪傑，而其中既擅長帶兵打仗、又精通處世之道的，要數德川家康公。正因為他深諳處世之道，才能夠威服眾多英雄豪傑，創下了德川幕府十五代的霸業，讓後人得以在兩百多年間高枕無憂，實在是偉大的人物。這位善於處世的德川家康公，曾經留下過各種各樣的遺訓，比如《神君遺訓》就充分地檢釋了我們的處世之道。我把《神君遺訓》和《論語》對照著閱讀，驚訝地發現有許多相同的觀點，可見大部分的內容都是出自於《論語》。例如《神君遺訓》中說：「人之一生，猶如負重擔而行遠道」，這與《論語·泰伯》中曾子所說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意思一致。
此外，「責己不責人」是化用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的句子；「不及勝於過」與孔子「過猶不及」的教導（《論語·先進》）是一致的；「忍耐為平安長久之本，怒為大敵」，是「克己復禮」（《論語·顏淵》）的意思；「人當有自知之明，如草上之露，重則墜落」，是讓人安分守己。還有「若以不自由為常事，即可知足，心中若生奢望，則回想窮困之時」，「知勝而不知敗，終致其害」等等，在《論語》的各篇中可以找到類似的說法。
由此可見，德川家康公的處世技巧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益於《論語》，從而開創了兩百多年的宏圖霸業。
世人認為，漢學的教育是肯定禪讓討伐，不符合日本的國體，這種說法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要看過《論語·八佾》中的一段就可以明白，孔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韶樂描述的是堯舜的事情，堯欣賞舜的賢德，於是讓位給舜，因此歌頌此事的音樂也達到了盡善盡美的境界。而武樂描述的是西周武王的事情，雖然武王有賢德，但是他用兵討伐紂王，通過革命奪取了帝位，因此孔子說歌頌武王的音樂沒有達到至善。顯而易見，孔子是不贊成革命的。話說回來，討論一個人物的時候必須考慮到他的時代背景，孔子是兩千多年前的周代人，不能露骨地批評周朝有多麼不好，所以只能用婉轉的表達方式，說盡美而未盡善。遺憾的是，孔子既沒有見過日本，對日本這種萬世一系的國體也一無所知，假如他在現代的日本出生，或者來到日本，耳聞目睹我們萬世一系的國體，將會發出怎樣的讚嘆呢？他肯定會表達更高的讚賞和尊敬，像韶樂那樣的盡善盡美已經不足以形容了。世人談論孔子的學問，必須先認真探究孔子的精神，也就是說，以入木三分的敏銳眼光去考察，否則就有流於皮相的危險。
因此我認為，要學習處世，首先應該熟讀《論語》，才能不誤入歧途。如今隨著社會的進步，有各種新的學說從歐美國家傳入日本，然而在我們看來，這些新的學說實際上大多是老調重彈，是東方人在幾千年前就已經闡述過的內容，只不過表達的方式比較巧妙，或者容易讓人接受而已。歐美諸國的進步日新月異，我們有必要研究那些新事物，但是同時也不可忘記，在東方自古流傳至今的傳統之中， 也有不能拋棄的寶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