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時期，在雅爾達體系的結構性壓力和自身戰略利益的驅動下，蘇聯海軍完成了從近海防禦到遠洋進攻的歷史轉型，蘇聯也由此完成了從傳統陸權國家到陸權與海權並舉的戰略轉變。蘇聯海軍的發展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而其中的關鍵轉型其實是在古巴飛彈危機後的幾年間迅速完成的。蘇聯海軍何以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完成如此大的歷史轉型和力量逆轉，正是本文所要回答的問題。
自20世紀60—70年代蘇聯海軍元帥戈爾什科夫發表了以《國家的海上威力》為代表的一系列海權和海軍學術著作開始，蘇聯學者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學者逐漸展開了對於蘇聯海權和海軍建設的研究。蘇聯學者的研究主要分為兩個類型：一是海軍學術研究，二是海軍史研究。在海軍學術領域，戈爾什科夫的海權理論和海軍建設理論為蘇聯在冷戰時期的海洋戰略指明了方向，明確了海軍建設是蘇聯海權發展的核心這一中心觀點；1978年出版的《蘇聯軍事百科全書(第5卷)》進一步發展了戈爾什科夫的觀點，認為發展海權的首要決定因素是海軍的規模和作戰能力，其基礎則是國家經濟實力；1990年，蘇聯海軍上將В.И.切爾納文出版了《海軍辭典》，對蘇聯時代的海軍戰略戰術作出了總結；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海軍科學院又於1998年出版了同一類型的海軍理論著作《海軍學基礎》。這些海軍學術著作對蘇聯海軍各時期的主要軍事裝備和戰術作出了較為全面的說明，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資料，但它們大多處於軍事技術層面，缺乏對蘇聯海權發展和海軍建設的歷史學視角。而在海軍史領域，海軍史研究又長期處於蘇聯軍事史研究的邊緣地位。А.О.丘巴良、Н.И.葉戈羅娃、Н.Н.馬爾金娜等蘇聯軍事史學家對海軍問題有所涉及，但往往將其視為蘇聯整體軍事力量發展進程的一種補充，其研究模式就是以標誌性歷史事實為時間節點(如20世紀30年代的快速工業化和偉大衛國戰爭等)對海軍學術著作中的部分史料進行整理和敘述，忽視了海軍建設自身的歷史脈絡。將蘇聯海軍作為獨立對象進行研究的С.А.米沙諾夫在其著作《蘇聯紅海軍及艦隊的建設(1921—1941年6月)》中，首次對海軍史研究應有的歷史學視角作出了探索，但他同樣將偉大衛國戰爭作為蘇聯海軍建設的階段性節點，並未涉及戰爭期間以及戰後的蘇聯海軍建設。蘇聯解體後出版的海軍史研究成果《莫斯科和俄羅斯海軍的命運：檔案文件和歷史論文》等同樣以蘇聯時代的海軍學術著作為史料學基礎，並繼承了先前海軍史研究以偉大衛國戰爭為節點的階段性劃分，研究深度不足，並未在這一領域取得實質進步。
美國和英國學界於20世紀60年代開始專門研究蘇聯海軍，但他們講求實用性和時效性，專注於具體的武器裝備技術問題和戰術問題，部分戰略問題專家則將蘇聯海軍置於美蘇冷戰的戰略交鋒之中，其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屬於海軍學術領域而非海軍史。而20世紀70—80年代發表的戴維·費爾霍爾的《蘇聯的海洋戰略》、唐納德·M.米切爾的《俄國與蘇聯海上力量史》、大衛·羅森博格的《蘇聯的海上戰略思想》以及埃爾文·海涅的《蘇聯海上政策》等比較有價值的海軍史著作，至今依然是這一領域的扛鼎之作。
中國海軍創建之初與蘇聯海軍聯繫密切，當代中國學者也有意借鑑蘇聯海軍發展的經驗和教訓，廣泛吸收蘇聯、俄羅斯和美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並在其基礎上進行整合，出現了楊震的《海權視域下的中蘇海洋安全戰略比較——以海軍戰略為視角》和王曉笛的《冷戰時代的蘇聯海洋戰略——兼論對中國建設海洋強國的啟示》等研究成果。這些研究往往將海軍建設置於海權發展的整體框架之中，不僅關注海軍軍事力量的提高，還涉及海上運輸、海洋科學等問題，體現了時代的新需求，也推動了研究領域的擴展。
綜上，蘇聯海權和海軍建設研究主要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史料學發展仍然停留在蘇聯時代，準確地說，是仍然依靠20世紀70—80年代的海軍學術著作；二是由於長期缺乏對蘇聯海軍建設進程的獨立性歷史分析，對蘇聯海軍建設的特殊性沒有充分認識。在20世紀30年代快速工業化的浪潮中，蘇聯軍事工業在航空、坦克、火炮、槍械等領域迅速發展，其陸軍和空軍的武器裝備水平很快進入世界一流行列，並在偉大衛國戰爭期間逐漸確立了面對歐洲和亞洲兩個方向的地面和空中優勢。但蘇聯海軍則不然，蘇聯是傳統的陸權國家，艦艇工業長期落後，蘇聯海軍也一直以近海防禦為戰略目標。直到1962年美蘇戰略衝突在古巴飛彈危機中達到頂峰，蘇聯直面自身海權不敵美國的局面，不得不開始推動海軍向遠洋進攻的戰略轉變。因此，蘇聯海軍建設有著自身的特殊歷史脈絡，本文意圖通過闡釋蘇聯海權與海軍建設之間的關係，分析和總結古巴飛彈危機前後蘇聯海軍建設的整體戰略、武器裝備體系和戰術體系，將古巴飛彈危機作為時間節點，重新梳理蘇聯海軍建設的歷史進程，對蘇聯海軍得以在古巴飛彈危機後的數年間迅速完成從近海防禦到遠洋進攻歷史性轉折的原因、內容和意義進行探索。
海權是海洋領域的國家權力，其在近代的理論和實踐發展與各海權大國對海洋的爭奪和利用密切相關。19世紀末，美國海軍少將馬漢以《海權論：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和《海軍戰略》等著作建立起了系統的海權理論，將以海軍實力為核心的海權視為推動國家權力發展和世界歷史進程的重要歷史因素，認為海權的基礎是地理位置、自然形態、領土範圍、人口數量、國民性格和政府戰略等六個主客觀因素。幾乎在同一時期，帝俄海軍史學家В.Ф.戈洛瓦切夫出版了《以歷史的理由談海軍對俄羅斯的意義》，充分肯定了海軍對於沙俄帝國擴張領土和工業發展的作用，標誌著俄國海權思想的正式形成。到20世紀60—70年代，蘇聯海軍元帥戈爾什科夫發表了《國家的海上威力》等一系列著作，蘇聯的海權和海軍建設理論取得了重要的歷史性突破。戈爾什科夫認為，海權是一個包含海洋科考、資源開發、海上運輸和軍事力量等諸多內容的系統性力量體系，這些內容彼此支持和促進，其中又以海上軍事力量為國家海權的核心；而海權的建立和發展則建立在國家政治、文化、社會、經濟等多種因素之上，尤以工業和科技力量、地理和地緣特點以及民族特性最為重要。戈爾什科夫的海權理論為蘇聯在冷戰時期海洋戰略的發展和實踐指引了方向。冷戰期間，蘇聯一方面批評西方以馬漢海權論為基礎的「海軍制勝論」，認為其以爭奪制海權為目標的海洋活動充分反映了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而另一方面受自身安全壓力、戰略需求以及地理條件、地緣環境、工業水平等因素的限制，在實踐中同樣將海軍建設作為發展海權的首要和主要任務。
俄國是一個傳統的陸權國家，但對於海權的追求貫穿了其國家發展歷程的始終。17世紀，俄國通過大北方戰爭獲得了波羅的海出海口，又通過三次俄土戰爭獲得了黑海出海口，向西伯利亞的持續擴張又使其得到了面向北冰洋和太平洋的漫長海岸線。但是，在地理條件方面，繼俄國之後成立的蘇聯還是有對於發展海權來說的很多不利因素。第一，雖然蘇聯擁有世界上最長的海岸線，但其中超過三分之二的海岸線位於北極圈內，年封凍期超過十個月，因此蘇聯在太平洋和北冰洋缺少優良的不凍港；而波羅的海和黑海雖然沒有封凍期的問題，但海岸線長度有限，同樣難以展開大規模的海上活動。第二，波羅的海和黑海這兩個對於蘇聯具有重要政治和安全意義的海域出海通道狹窄，都要經由距蘇聯本土比較遙遠的諸多狹窄海峽才能與大洋相連。其中，波羅的海要經斯卡格拉克海峽、厄勒海峽、卡特加特海峽、大貝爾特海峽、小貝爾特海峽、裡加海峽等才能到達北海以及大西洋，整個海面位於北歐、西歐和東歐之間；黑海則要經達達尼爾海峽、博斯普魯斯海峽等狹長水道才能與地中海及大西洋相連接，這些水道是東歐和中亞內陸地區﹑高加索地區出地中海的主要海上通道，其沿岸地區在歷史上的國家、民族和宗教情況十分複雜。第三，北冰洋、太平洋、波羅的海和黑海之間空間距離遙遠，地理聯繫薄弱，導致蘇聯發展海權的力量被迫分散開來，後勤保障和聯合作戰的難度大幅提高，進一步加大了海上安全壓力。帝俄時期日俄戰爭的失敗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及戰爭期間蘇聯在遠東戰場的保守都與此相關。
20世紀的世界格局先後經歷了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和雅爾達體系兩個階段，這兩種國際體系分別給予了蘇聯不同的結構性壓力。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蘇聯的安全壓力主要來自歐洲大陸，其戰略重心也是歐洲大陸和近東地區。在這樣的情況下，海軍的作用基本維持在配合陸軍進行近岸防禦的範疇之內，因此無法在蘇聯整體軍事戰略中獲得優勢地位，其武器裝備水平、物質和人員規模、作戰理論和軍種獨立性長期得不到充分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雅爾達體系形成。雅爾達體系的實質性結構並非是兩大意識形態或政治制度之間的二元對立，而是基於軍事力量和工業水平構建起來的不同層次的強權政治，美蘇兩國之間的全面對抗和二者在世界範圍內對第二和第三世界國家的控制導致了第二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客體化和邊緣化，而雅爾達體系的本質則正是這種結構性壓力下的對抗和控制。20世紀40年代後半期，圍繞核武器形成的核戰略推動了世界局勢和戰爭形式的發展。20世紀50年代，美蘇達成核均勢狀態，雙方的對抗有所緩和，赫魯雪夫認為常規武器和常規部隊在國家戰略和國家安全中的作用已經不復從前，海軍建設因此缺少足夠的資金和政策支持。直到20世紀60年代初，古巴飛彈危機迫使蘇聯重新認識海權和海軍問題。1962年10月，蘇聯在古巴部署飛彈，美國則以包括8艘航空母艦在內的90餘艘軍艦組成的龐大艦隊封鎖了整個古巴海域，蘇聯海軍完全無力對抗，最終只能撤出飛彈裝備。此後，蘇聯充分意識到海軍在全球戰略中的重要地位。勃列日涅夫開始採取積極進攻戰略，大力發展遠洋海軍。蘇聯海軍在20世紀60—70年代終於取得了重要的發展，武器裝備水平、作戰理論和軍隊規模都大幅進步，並在一系列遠洋航行、海上演習和區域軍事衝突中展現出重要的作戰能力和戰略意義。在地中海，蘇聯海軍於1967年組建了地中海分艦隊，打破了美國海軍第六艦隊及其北約盟國在地中海的絕對制海權。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中，支持埃及、敘利亞等阿拉伯國家的蘇聯和支持以色列的美國各自派遣艦隊對峙於東地中海。面對美國海軍第六艦隊包括3艘航母和2艘兩棲攻擊艦在內的60餘艘艦艇，蘇聯海軍地中海分艦隊迅速集結了包括19艘飛彈艦和25艘巡航飛彈潛艇在內的96艘艦艇，迫使美國海軍最終退避。此役導致美國開始重新評估蘇聯海軍實力，同時也因其自身深陷越戰泥潭等一系列原因開始戰略收縮，蘇聯在冷戰期間的攻勢在此期間達到了頂峰。1979年5月，蘇聯政府與越南政府籤署了關於使用金蘭灣並在此駐紮太平洋艦隊分艦隊的協議。蘇聯艦隻開始積極探索利用中南半島的越南領土。
綜上，在地理條件、地緣政治、國家安全和國際體系結構性壓力的共同作用下，蘇聯的海權發展和海軍建設實際上面對著三個空間維度；第一個維度是蘇聯領海，直接關係到國家主權和國土安全；第二個維度是歐洲大陸、近東地區、中東地區和遠東地區，這是蘇聯的地緣政治重心和區域安全基石；第三個維度則是廣闊的遠洋海域，這是冷戰期間美蘇爭霸的重要舞臺。而蘇聯海軍的戰略任務，就是保衛在第一維度的絕對安全，保護自身在第二維度的戰略利益，不斷擴展在第三維度的活動空間和影響力。從歷史的視角看，這三個空間維度是蘇聯海權發展的三個層次，因此也是蘇聯海軍建設的三個階段性目標。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蘇聯海軍的戰略任務就是走出近海，進入地緣政治中心區域，並最終走向遠洋。
在現代軍事體系中，不同於其他軍種，海軍對於傳統武器裝備體系和戰術體系的依賴性十分顯著。坦克、飛機、飛彈等現代武器裝備及其相關作戰模式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才開始逐漸成熟的，而海軍的武器裝備體系和作戰模式自17世紀起就已經自成體系，其軍事學術和軍事技術的更新換代隨三次工業和技術革命的演進始終傳承有序。在核武器出現之前，具有傳統海權優勢的英國和美國等國無一不擁有深厚的海軍傳統。而蘇聯海軍則長期面臨著兩個問題。第一，艦艇工業受國家整體工業和科技水平的限制程度極高，研發、製造和維護的周期很長，單個艦艇的製造動輒以十年計，資金、物資和人員成本高昂，因此海軍武器裝備的整體規劃和具體實踐就成為了一個規模極其龐大的系統性工程。無論是帝俄政府還是蘇聯政府，都沒有充足的時間和資源推動艦艇工業的跨越式發展，這就導致蘇聯艦艇工業整體發展水平長期落後。第二，蘇聯的海洋戰爭理論經歷了曲折的發展，沒有能夠追趕上美英等傳統海上強國圍繞著航空母艦編隊進行的武器裝備更新，進一步加深了蘇聯海軍武器裝備體系和戰術體系的落後問題。
蘇俄內戰期間，紅軍海上力量的任務是協助陸地部隊在沿海或沿河側翼進行攻擊和防禦，作戰中通過火力支援部隊，進行登陸作戰，運送部隊並阻礙敵人的調動。蘇維埃政權從沙俄帝國繼承的海軍力量極其有限，僅有波羅的海艦隊的3艘戰列艦、2艘巡洋艦、8艘驅逐艦、9艘潛艇、12艘護衛艦和黑海艦隊的2艘巡洋艦、4艘驅逐艦、6艘潛艇、20艘護衛艦。因此，列寧認為，蘇維埃政權不可能快速建立起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海軍，集中力量發展航空工業才能在短時間內緩解國家安全壓力。他在1922年明確指示要盡一切可能縮減海軍的開支，為發展航空工業節約資金。根據1928年5月8日革命軍事委員會擴大會議的決議，「小海戰」理論被確立為海軍在未來戰爭中的戰略指導思想，該理論認為蘇聯海軍的主要任務是防止敵方艦隊突破到蘇聯的政治和經濟中心，阻止其海上登陸部隊在蘇聯領土上登陸，因此不對敵方交通線採取行動或在遠離海岸線的地方打擊敵方部隊。這實際上就是典型的近海防禦戰略。同年，蘇聯政府制定了以近海防禦為基本目標的1929—1932年造船計劃，這是蘇聯第一個海軍建設計劃。但是，在計劃的具體執行過程中，史達林對其進行了大幅削減。到1931年8月，時任蘇聯海軍司令的奧爾洛夫向蘇聯最高領導層匯報了當時蘇聯海軍的武器裝備情況和基本戰略：波羅的海艦隊的主力戰艦是帝俄時代就開始服役的老舊艦船，而且絕大部分亟待修理，北方艦隊和太平洋艦隊只有小型水面艦船，黑海艦隊幾乎沒有作戰能力，蘇聯海軍現有的艦隊、海上航空和海岸防禦力量完全不能滿足其最低限度的海岸防禦要求；而從地理條件和現有的海軍武器裝備基礎來看，蘇聯海軍應當以近海防禦為戰略目標，主要方式則是岸基防空、水陸協防和小範圍巡洋作戰。
在這種情況下，蘇聯最高領導層開始著手制定以滿足近海防禦要求為目標的海軍發展計劃。1933年7月，蘇聯勞動與國防委員會通過了《1933—1938年海軍艦船建造計劃》，計劃在1933—1938年建造8艘巡洋艦、50艘驅逐艦、327艘魚雷艇、36艘護衛艦、76艘大型潛艇、200艘中型潛艇、60艘獵潛艇、42艘掃雷艦、14艘內河淺水重炮艦及8艘炮艇。然而，由於蘇聯造船工業基礎十分薄弱，因此這項為期五年的計劃直到1941年6月偉大的衛國戰爭爆發都沒能完成。蘇聯大部分地區氣候嚴酷，而造船業需要在室外作業；聖彼得堡和伏爾加河沿岸水域較淺，不利於大噸位艦艇的建造；而烏克蘭和波羅的海沿岸造船廠的位置又不利於電力和燃料的供應，進一步提高了造船成本，因此蘇聯民用造船業基礎一直很薄弱，導致蘇聯軍用艦艇工業的起步也十分艱難。在前三個五年計劃實施過程中，蘇聯以俄羅斯的聖彼得堡，烏克蘭的敖德薩、尼古拉耶夫、塞瓦斯託波爾和伏爾加河上各港口為中心建立起了基本的艦艇工業基礎。二戰爆發前夕，蘇聯約有500所大小不等的造船廠和修船廠，其中還包括只能造小船的內河造船廠。到1941年，蘇聯海軍擁有各類艦艇近600艘，其中有3艘戰列艦、7艘巡洋艦、59艘驅逐艦和218艘潛艇。不同於航空工業、坦克工業、槍械工業乃至軍事化學工業等軍事工業部門在戰爭間得到的巨大發展，蘇聯艦艇工業的工業生產能力在衛國戰爭期間顯著萎縮，造船工業人民委員部有98所造船廠被毀，更多數量的造船廠遭到了破壞；而且，在戰爭期間，槍枝、彈藥、火炮、坦克和飛機等陸軍和空軍的工業生產更加緊迫，艦艇工業需要的鋼鐵和能源嚴重不足，其生產能力遭到了進一步的限制，只能生產一些小型水面艦艇。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蘇聯與美國一道成為雅爾達體系的主導者，擁有在世界範圍內的戰略影響力，但其海上力量卻明顯不敵美國及其北約盟國，蘇聯海軍依然以近岸防禦為主要戰略方針。這種情況是諸多內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第一，核武器的出現和發展促使美蘇兩國達成了核均勢，常規武器和常規部隊的重要性在當時受到了質疑。第二，戰後蘇聯艦艇工業依然受限於資金和技術問題，無力進行系統性的現代化武器裝備更新。第三，有志於在戰後建設大規模海軍的史達林去世，新上臺的赫魯雪夫認為蘇聯應當集中力量發展核武器和飛彈工業，陸軍和空軍在衛國戰爭中的重要作用使其在武器裝備更新和軍隊建設方面處於優先地位，而海軍在衛國戰爭中的平庸表現以及海軍元帥庫茲涅佐夫在赫魯雪夫時期的失勢都進一步加劇了海軍在蘇聯軍事體系中的弱勢地位。戰後為優先發展核武器和飛彈工業，蘇聯政府大幅縮減常規武器開支。1955—1958年，蘇聯的軍費開支削減了10億盧布；到1957年年中，陸軍和海軍人數大約裁減了300萬。1966—1970年，蘇聯政府對軍事工業進行關鍵的武器裝備更新，而在此期間的軍事工業投資總額(不包含核工業)中，飛彈工業佔35%，位列第一；艦艇工業佔13%，僅位列第四。因此，蘇聯海軍的武器裝備水平在戰後初期仍然發展緩慢。實際上，由於蘇聯的電子工業和自動化水平有限，與海軍相關的冶金和材料研究也較美國薄弱，在整個冷戰期間，蘇聯艦艇工業的生產能力都與美國存在很大差距。蘇聯在全盛時期有六百餘個造船廠，但其中能維修千噸以上船舶的不足一百個。
綜上，戰後初期的蘇聯海軍一方面承受著雅爾達體系下不斷提高的國家安全壓力和戰略需求，另一方面卻面對著薄弱的艦艇工業和有限的政策支持。在這種情況下，蘇聯海軍不得不跳出傳統的海軍發展模式，尋求適合自身的發展道路。為應對美國及其北約盟國在水面艦艇和海基航空兵方面的巨大優勢，蘇聯海軍以航程有限的小型快艇、潛艇和岸基海軍航空兵建立起了立體的近海防禦平臺，使之與魚雷和飛彈等攻擊武器相結合，擴大了自身的攻擊距離和攻擊能力。這種取長補短的攻防體系在近岸防禦方面表現優異，為蘇聯國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貢獻，但近岸防禦戰略無法在遠洋海域保護和擴展蘇聯的戰略利益，1962年的古巴飛彈危機證明了海軍已經成為了蘇聯軍事體系中最薄弱的一環。蘇聯海軍在此之後開始向遠洋進攻戰略轉變。
古巴飛彈危機對蘇聯海軍戰略從近海防禦轉向遠洋進攻具有巨大的促進作用。赫魯雪夫下臺後，勃列日涅夫當政。勃列日涅夫認為，蘇聯應當在美蘇對抗中採取積極攻勢，既要有能力打好核戰爭，也要有能力打好常規戰爭。因此，他對於時任國防部長的格列奇科和時任海軍總司令的戈爾什科夫建立強大海軍的戰略構想給予了充分支持。戈爾什科夫科學地認識到了海軍武器裝備體系和作戰體系的複雜性，提出了「平衡海軍」理論，為蘇聯建設具有遠洋進攻能力的強大海軍指明了戰略目標和方法。戈爾什科夫的「平衡海軍」理論，首先強調要優先發展能完成海軍主要任務的兵種，具體來說就是蘇聯海軍應當優先發展核動力潛艇，將核動力潛艇的隱蔽性、續航能力和飛彈攻擊能力作為遠洋進攻的主要武器；同時提高各兵種自身的防禦和進攻能力，具體來說就是綜合搭載反潛武器、防空武器和飛彈武器，提高水面艦艇的單艦防禦和進攻能力；進而促進各兵種間的協同作戰，具體來說就是將以上武器裝備的防禦和攻擊能力進行合理配置，集中優勢力量構建綜合性作戰平臺。在其理論指導下，蘇聯海軍將武器裝備革新與核工業和飛彈工業深度結合，大力發展潛艇和重型飛彈艦，創造了「飽和攻擊」戰術，最終形成了對美國海軍的不對稱優勢。
潛艇是一種潛入水中並能在水下長期活動，以隱蔽性作為最重要戰術性能的戰鬥艦艇。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蘇聯以核動力潛艇為突破口，有效提高了海軍武器裝備的現代化水平和戰略打擊能力。蘇聯大力發展核動力潛艇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相對於大型水面艦艇，潛艇的研製周期短，能在短時間內最大程度提升蘇聯海軍的攻擊能力。第二，以核動力潛艇為核心的艦艇編隊能夠在遠海打擊美國航空母艦編隊。20世紀50年代，由於蘇聯遠距離投送核彈頭的手段有限，美蘇實力對比中蘇聯劣勢明顯。為了消除這一威脅，蘇聯決定將一個重要的角色賦予遠洋潛艇編隊，為其配備裝載核彈頭的飛彈，使其能夠在近距離接近敵人並對主要目標進行打擊。蘇聯缺少強大的航空母艦編隊和海基航空兵攻擊力量，因此蘇聯海軍揚長避短，發揮核動力潛艇隱蔽性強、續航能力強的特點，搭載遠程攻擊武器，在遠洋海域與美國爭奪對水下的控制。第三，核動力潛艇無限續航，攜帶核飛彈的時候能夠對美國東西海岸造成有效威脅。蘇聯海軍以核動力潛艇為第一兵種，圍繞著核動力潛艇形成了一整套海軍作戰理論，其中具有重要意義的就是對岸攻擊。美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城市和重要工業地區大部分位於大西洋沿岸地區和太平洋沿岸地區，蘇聯的戰略核打擊目標大部分就位於這些地區。同時，蘇聯海上電子偵察力量的擴充確保了偵察船行動區域的擴大。從1962年開始，蘇聯軍用偵察船開始在美國東部和西部海岸附近執行連續偵察任務，目的是探測美國海軍的航母打擊和反潛部隊、核潛艇和飛彈試驗活動，並為核動力潛艇提供情報支持。對於蘇聯海軍來說，有效的對岸攻擊比對海攻擊更能影響戰爭的整體進程。在這種理論指導下，蘇聯研製了從H級到颱風級共三代彈道飛彈核潛艇和從E級到奧斯卡級共三代巡航飛彈核潛艇。蘇聯海軍核動力潛艇的數量不斷增長，水下航速也大為提高，基本可達到30節(56公裡/小時)，一晝夜航程可達600海裡(1100公裡)以上，其攜載的飛彈射程更是至少超過2000公裡，核打擊能力也十分突出，與戰略轟炸機和飛彈一同構建了蘇聯「三位一體」的核打擊體系。根據1970—1971年的《簡氏艦船年鑑》，美蘇兩國在大型艦艇方面的力量對比是：大型航空母艦33∶0；巡洋艦33∶25；驅逐艦195∶100；核動力潛艇93∶75；常規動力潛艇64∶320。美蘇海軍之間已經形成了航空母艦編隊與核動力潛艇編隊之間的對抗，雖然美國仍佔據整體優勢，但在冷戰時期美蘇不進行正面軍事衝突的歷史背景下，蘇聯海軍已經實現了有效的軍事遏制。
在傳統的海軍武器裝備體系和作戰體系中，海軍水面艦艇主要有驅逐艦、戰列艦、巡洋艦和航空母艦四個大類。驅逐艦是擔任己方大型軍艦和護航運輸隊警戒以防止敵驅逐艦、潛艇和魚雷艇攻擊的一種戰鬥艦艇，也可用於偵察、巡邏、對岸射擊、布設水雷障礙和執行其他任務。驅逐艦是在日俄戰爭(1904—1905年)後，由雷擊艦和驅逐巡洋艦演變發展而成的一個獨立艦種，排水量約為1000~1300噸，速度30~37節(55~69公裡/小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種軍艦在許多國家的海軍中成為數量最多的軍艦。戰後驅逐艦發展的特點是增大排水量，加強反潛武器和高射武器，裝備飛彈和無線電電子設備，20世紀70年代後建造的驅逐艦實際上主要用於反潛和防空。戰列艦是隨著第二次英荷戰爭(1665—1667年)中海軍戰術的改變而出現的。這種以攻擊能力著稱的戰船不進行接舷格鬥，而是排成單縱隊進行炮戰，「戰列艦」即由此得名。戰列艦的排水量一般在18000~32000噸之間，航速為21~25節(39~46公裡/小時)。20世紀30年代，戰列艦的發展方向是增大火炮口徑、增加裝甲厚度和提高航速。戰後隨著飛彈武器的出現以及航空兵和潛艇攻擊能力的日益完善，戰列艦開始退出海軍裝備體系。巡洋艦是用來破壞敵方海上交通線、加入編隊進行海上戰鬥、保護已方海上交通線、保障登陸兵上陸以及布設水雷障礙和執行其他任務的水面軍艦。巡洋艦作為一種戰鬥艦出現於19世紀6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巡洋艦分為重巡洋艦和輕巡洋艦，重巡洋艦排水量可達28000噸，而輕巡洋艦排水量可達12000噸。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由於新式兵器的出現，以火炮為主要武器的舊式巡洋艦已失去原來作用，取而代之的新型巡洋艦主要造船要素(排水量、續航力和航速)仍與舊式巡洋艦相近似，但裝備了飛彈武器，因此被稱為飛彈巡洋艦，標準排水量為5200~14200噸，主要武器有對空飛彈和反潛飛彈。綜上，戰後世界海軍水面艦艇的主要發展方向就是主力攻擊戰艦的攻擊方式從火炮發展為飛彈。而蘇聯海軍結合自身客觀條件和需要，抓住了這一歷史機遇。
戈爾什科夫強調，蘇聯海軍作戰海域分散，難以在具體海戰中形成數量優勢，因此應當提高水面艦艇的單艦持續作戰能力。而蘇聯電子工業和自動化水平相較西方落後，導致控制飛彈和火炮的雷達系統體積也較西方更加龐大。這兩個因素共同促使蘇聯海軍水面艦艇的噸位越來越大，因而也有能力搭載更多武器系統，綜合性作戰能力越來越強。蘇聯海軍順應以上三類水面艦艇的發展趨勢，在加大艦艇噸位的前提下將反潛武器、防空武器和反艦飛彈均搭載在重要艦艇上，使其同時具有反潛、防空和反艦能力，這樣不僅極大地提高了單艦作戰能力，還在維持整體戰鬥力的同時縮減了艦隊規模。蘇聯的水面艦艇大多同時承擔很多作戰任務，因此往往難以歸類於傳統的水面艦艇分類，更適合以其搭載的武器類型進行分類。蘇聯海軍水面艦艇的核心力量是大噸位的飛彈艦和反潛艦，飛彈艦多承擔反艦的攻擊任務，而反潛艦則多承擔反潛和防空的防禦職責。蘇聯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建造的「基洛夫」級飛彈艦噸位達到24000噸，「光榮」級飛彈艦的噸位達到了12000噸，它們分別成為了當時世界上第一大和第二大的巡洋艦，能在短時間內分別將20枚和16枚重型遠程反艦飛彈射向敵艦。這些重型飛彈艦和核動力潛艇一樣，是戈爾什科夫「飽和進攻」戰術的產物，具有強大的飛彈攻擊能力。以這些重型飛彈艦和核動力潛艇為核心的蘇聯海軍艦隊在面對美軍海軍航空母艦編隊時，雖然要承受敵方海基航空兵的強勢攻擊，但能在被消滅之前向敵方投射自身搭載的全部飛彈武器，從而同樣摧毀敵方水面艦艇和潛艇，而敵方的航母艦載機也將因失去航母而喪失戰鬥力。正是這種「飽和攻擊」戰術，迫使美國海軍第六艦隊在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期間與蘇聯海軍在東地中海的對峙中選擇退避。同樣的武器裝備思路和戰術思路還體現在岸基航空兵方面。岸基航空兵的主力戰機圖-26和圖-95能攜帶重型遠程空射反艦飛彈，而圖-95制導機還能為飛彈提供中繼制導，這就使得蘇聯海軍的岸基航空兵擁有了遠程打擊能力，能夠對近海以外的水面艦艇實施有效攻擊。
航空母艦是以海基航空兵為主要攻擊力量的水面戰鬥軍艦。航空母艦的任務及其作戰方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過程中定型的。1941年12月的珍珠港事變和1942年6月的中途島海戰表明了海軍航空兵的強大攻擊能力和航空母艦的重要性。美、英、日等國開始加速建造航空母艦，並且出現了重型、輕型、護航等不同艦級的航空母艦，其中重型航空母艦可載飛機100~120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建造的航空母艦(包括戰後不久竣工的在內)總數達到了194艘。它們擔負的任務是：殲滅海上和基地內的敵海軍兵力，殲滅機場和空中的敵航空兵，摧毀岸上的重要設施，保衛和破壞海洋交通線，保障登陸兵航渡和上陸，消滅敵登陸兵。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研製和維護航空母艦編隊過於昂貴，只有美國海軍進一步發展了航空母艦，並開始用核武器裝備艦載機。航空母艦的弱點在於，由於載有大量易燃易爆物資而容易發生火災，也容易被常規武器毀傷；飛機起飛降落時，航空母艦的機動受限制；艦載機的使用受天氣條件影響較大。古巴飛彈危機後，蘇聯海軍也逐漸開始加強航空母艦編隊的建設。至蘇聯解體前，蘇聯艦艇工業共研製了2艘莫斯科級航空母艦(直升機航空母艦)即莫斯科號和列寧格勒號，4艘基輔級航空母艦(固定翼航空母艦)即基輔號、明斯克號、新羅西斯克號和巴庫號，2艘庫茲涅佐夫級航空母艦(蘇聯稱其為「重型航空巡洋艦」)即庫茲涅佐夫號和瓦良格號，1艘烏裡揚諾夫斯克級航空母艦(核動力航空母艦)即烏裡揚諾夫斯克號。其中，莫斯科級航空母艦在遠洋的實戰意義不大，基輔級航空母艦的定位是為艦隊提供隨航的防空火力，庫茲涅佐夫級和烏裡揚諾夫斯克級在蘇聯解體前夕剛剛下水，都沒有形成真正的海基航空兵攻擊力量。
古巴飛彈危機後，蘇聯海軍結合世界海軍武器裝備發展趨勢和自身實際情況，大力發展核動力潛艇和重型飛彈艦，最終通過建立起具有自身特性的武器裝備體系和戰術體系，突破了海軍長期落後的歷史困境，與美國海軍及其北約盟友形成了不對稱的軍事均勢。到20世紀70年代後，蘇聯海軍以小型飛彈艦、反潛艦、常規潛艇和岸基航空兵承擔近岸防禦，以重型飛彈艦、反潛艦、核動力潛艇以及遠程航空兵在遠洋維護和擴張蘇聯戰略利益，完成了從近海防禦到遠洋進攻的歷史轉型。
蘇聯海軍建設在發展歷程和發展模式兩方面具有特殊性。第一，蘇聯是傳統的陸權國家，其在地面和空中的軍事優勢早在偉大衛國戰爭之前就已經奠定了充分的工業和技術基礎，並在戰爭期間逐漸確立；而蘇聯海軍則長期處於落後狀態，直到古巴飛彈危機後才開始迅速發展，與陸軍和空軍的發展進程並不同步。第二，冷戰期間，蘇聯艦艇工業始終沒有得到充分發展，其對蘇聯海軍建設的工業和技術支持有限；蘇聯海軍實現跨越式發展是通過整合核工業和飛彈工業資源，以遠洋攻擊能力為核心，設計了與傳統海軍模式不同的武器裝備體系和戰術體系。
古巴飛彈危機前，蘇聯海軍不僅僅是實力不敵美國，其發展更是落後於世界一流海軍。但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蘇聯海軍依靠武器裝備體系和戰術體系的變革，在古巴飛彈危機後的數年之內實現了跨越式的發展，完成了從近海防禦到遠洋進攻的歷史轉型。蘇聯海軍所採取的方式並不是大力發展艦艇工業從而打造西方模式的強大海軍，而是另闢蹊徑，針對具體的敵我情況、結合海軍武器發展趨勢和自身實際，將艦艇工業與核工業和飛彈工業進行整合，依靠核動力潛艇和重型飛彈艦，使用「飽和攻擊戰術」，形成了在遠洋海域的強大攻擊力量，最終迫使美國海軍的整體優勢無法施展，與之達成了不對稱的均勢狀態。因此，古巴飛彈危機後的蘇聯海軍建設極具開創性、針對性和實用性，對後發的海權國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原文載《史學月刊》2021年第12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