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時代的終結,烏爾姆投降
首先,正如其它任何時代一樣,十八世紀軍人的作戰方式既不是憑空出現,也並非全然出於禮節。十八世紀中前期的多數軍人認為戰鬥的基礎在於齊射和衝擊,縱然齊射變種眾多,但其核心僅僅在於以口頭命令使排成整齊直線的部隊展開同時射擊,鑑於個人單憑聲音至多能給不到一千人組成的密集步兵隊列發號施令,最重要的作戰單位「營」通常情況下數量便在500至900人之間。排成前後三列密集橫隊,展開猛烈射擊和決定性衝擊的步兵營自然成為了一切戰鬥部署的基礎。▲豐特努瓦之戰
然而,非正規軍中的散兵往往能夠在灌木叢、村莊等不利通行的地形上給未能展開隊形的敵軍造成相當的殺傷,橫隊也並不總是最有利的戰鬥選擇,它在起伏地形中往往會嚴重妨礙部隊機動與戰鬥。換而言之,武器的限制並非密集橫隊成為主導隊形的唯一因素。的確曾有許多軍事史學家強調十八世紀的「僱傭兵」士氣低落,因而任何過度分兵都有可能導致大量逃亡。然而,熟悉歷史的讀者難免會問:「為何十八世紀的僱傭兵士氣會如此低落?」畢竟,愷撒時代的羅馬軍團是典型的僱傭軍,古斯塔夫二世、蒂雷納手中橫掃中歐的部隊同樣以傭兵為主,但他們作戰極為英勇,甚至較之徵召兵軍事紀律更為優良。▲募兵者
這一現象有著深刻的社會經濟背景。隨著歐洲各國在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逐步開始走向專制與中央集權,君主們擁有了較以往更多的財政資源,從而令軍隊的規模得以顯著增長:以法國為例,它在十七世紀初的常備軍尚不足2萬人,1690年便增加到37.5萬人,與此同時,法國雖然不斷開疆拓土,它的總人口卻僅僅從1800萬增長到2000萬。數字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新老「僱傭兵」間的差別。隨著規模的擴張,傭兵中的天性好戰的志願者比例大為減少,士氣與紀律自然出現巨大變化。不過,這還不是事情的全部。歐洲居民的生活水準在十八世紀得到了大幅提高:按照保存至今的零星統計數字,1679年前西歐男子平均壽命僅有30.1歲,1680-1729年間略增到34.7歲,等到1730-1779年間便迅速躥升到45.8歲……儘管這些在今人看來不值一提,卻令當時歐洲人的物質生活與精神面貌大為改變。他們的生命要比祖輩人長得多,而且生活也更為舒適。如果要讓這些人遠離日常的職業,積極投身到殺戮同類的事業,便只能依靠宗教和民族仇恨。然而,在十八世紀,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尚未形成,宗教的激情則早已熄滅。在傳統思想出現危機,能夠閱讀的人口數量猛增的十八世紀,這一狀況變得尤為明顯。上述所有物質與精神生活演變都令平民的從軍意願越發淡薄,往往只有「社會的渣滓」才會選擇士兵職業,這反過來又令社會更為鄙夷軍人,「狗、妓女、士兵不得入內」成為公共場所的常見標語牌。十八世紀的法國戰術理論家吉貝爾伯爵曾感慨:讓那些不知如何生活的人離開土地、面對死亡很容易……但啟蒙和財富卻在改變這一切的面貌。它們創造了眾多新職業,製造了各個方面的機會,刺激著身體,軟化了勇氣,讓人感受到生命的價值。時至今日,我們無法呼籲國民保衛國家:只有貴族依然保有此類想法,其他所有階層都十分忙碌,都有自己的羈絆、職業與利益。其次,與現代國家相比極為薄弱的十八世紀國家機器同樣難以應對龐大的僱傭軍,它既無法組織遍及全國的警察機構,也不能展開卓有成效的全面宣傳,甚至無法對部隊逃兵實施有效懲戒。因此,幾乎所有戰略戰術都必須考慮到如下前提:士兵並不關心戰爭,如果補給太過惡劣,行軍太過艱苦,士兵的逃亡便不可避免,追回的概率卻微乎其微……我們只需回顧弗裡德裡希大王的命令便可意識到將領們需要如何費盡心機為士兵保持足夠給養,「一旦軍隊進入敵方領土,我們就必須控制附近的所有啤酒和烈性酒,蒸餾酒尤其需要注意,以防士兵缺少他不可或缺的酒……戰時應當每天提供兩普磅麵包,每周提供兩普磅肉,這是貧窮的士兵所應得的。」弗裡德裡希的訓令中還包括了若干堪稱精華經驗的防止逃亡技巧:4. 在夜間將獵兵部署到農田裡,在黃昏時將騎兵哨兵數量加倍。5. 取水和收集糧秣時不許士兵散開,應當由軍官小心指揮。6. 鑑於劫掠會導致各種混亂、無序狀況的惡化,一切此類行為都應當受到嚴厲懲罰。7. 在行軍時,除非部隊整裝待發,否則不能撤回部署在村莊裡的衛兵。10. 當步兵正在通過林地時,派出驃騎兵進入左右兩側巡邏。11. 將軍官安排到隘路兩端,以便確保士兵處於正確位置。12. 向士兵隱瞞你可能被迫進行的退卻機動,或者給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好聽藉口。13. 高度重視必需品的日常分配,確保部隊擁有充足的麵包、啤酒、肉類、白蘭地等。▲被捕獲的逃亡者,這樣的不幸軍人在十八世紀比例並不高
顯然,這樣多少有些陰損的技巧反映出了社會背景:士兵並沒有對敵人的憎惡,沒有不惜一切代價戰鬥到底的渴望,一旦待遇惡化,便會在第一時間選擇代價並不算高的逃亡。誠如薩克斯大元帥所言,大部分士兵「應當變成機器,只有軍官的聲音能夠讓他們成為活物」。德國著名歷史學家德爾布呂克(Delbrück)對此進行了相當精闢的概括:我們意識到這些戰術反映了軍隊的組成:普通士兵只需要服從。在行軍當中,士兵左側有一名軍官,右側有一名軍官,身後還有一名排尾軍士。他們按照命令展開齊射,然後衝入敵陣,但不會期望出現實際交鋒。在這樣的戰術裡,只要士兵還在軍官手中,他的個人意願就沒什麼用處,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冒著風險將千差萬別的士兵塞進同樣的隊列裡。於是,這些日後被稱為「線式戰術」的十八世紀戰術根基便在於全體展開成橫隊、軍官和軍士嚴密監視士兵的步兵營,因為橫隊的側後方一向極為薄弱,各個步兵營的單薄橫隊間也不能留下過大的空隙,最終整支軍隊往往會列成兩條展開成橫隊的龐大戰線,前後戰線之間相距200至300米。騎兵所能做的便是不斷護衛己方側翼並打擊敵方側翼。這樣的作戰隊列自然顯得過分笨拙,在機動中不可避免地表現得緩慢而缺乏靈活性。不過,十八世紀的普魯士軍隊在很大程度上堪稱歐洲的異數,「老弗裡茨」晚期的糟糕軍政管理和近乎可怕的軍民比例更令它狀況堪憂。因此,我們絕不應當將目光僅僅局限於弗裡德裡希大王時代的普魯士一隅,如果審視全歐,甚至只需觀察大王死後的普魯士軍隊發展,我們會發現,儘管橫隊依然是主流戰術隊形,但無數變革已經從看似優雅的「蕾絲戰爭」(guerre en dentelles)軀體上破繭而出。▲1757年科林之戰普軍總參版地圖,這便是典型的十八世紀軍陣
參考資料:
Соколов О. В. Армия Наполеона.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Империя», 1999.
Delbrück H. 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 im Rahmen der politischen Geschichte. Berlin, 1920.
Guibert J. A. H. de Essai général de tactique. Liege, 1773.
Saxe M. de Mes rêveries. Amsterdam et Leipzig, 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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