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恭祝新春快樂！
本期長文推薦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2011年的作品《論中國》中的序言及尾聲部分。
基辛格的《論中國》是寫給美國人看的，但其視角相對中性，理性客觀的分析了中美之間的分歧與合作，更多地從美國人的視角和思維方式來理解中國，理解中國領導人的思維方式和決策方式，總體上對中國這個具有古老歷史的大國保有尊敬。
部分精彩節選如下，更多精彩詳見全文：
毛澤東決定打破僵局。他追溯歷史，借鑑了他正打算破除的中國古典傳統。毛澤東告訴手下的軍政領導人，歷史上中國和印度打過「一次半」仗，北京可以從中汲取經驗。第一次中印戰爭發生在1300多年前的唐朝（公元618～907年），中國出兵支援印度王國打擊非法作亂的敵手。在毛澤東的腦海裡，那「半次仗」發生在700年後。當時的蒙古統治者帖木兒攻陷了德裡。
中美關係不必也不應成為零和博弈。「一戰」之前歐洲領導人面臨的挑戰是，一方的收益意味著另一方的損失，激烈的公眾輿論不容許妥協。中美關係卻不是這樣。重要的國際問題在本質上是全球性的。達成共識可能非常困難，但在這些問題上挑起對抗是自尋失敗。
問題最終歸結為中國和美國實際上要求對方做什麼。美國公開把亞洲組織起來遏制中國，或者建立民主國家集團發動意識形態進攻，這些舉動均不可能成功，因為中國是多數鄰國不可或缺的貿易夥伴。同理，中國試圖把美國排除在亞洲經濟和安全事務之外，也會遭遇幾乎所有其他亞洲國家的抵制，因為它們害怕單一國家主導該地區可能帶來的後果。
序言
1962年10月，中國革命領袖毛澤東召集一批高級軍政領導人到北京開會。距首都2000英裡外的中國西部，在氣候惡劣、人跡罕至的喜馬拉雅山脈地帶，中印兩國軍隊在雙方有爭議的邊界線兩邊互相對峙。
爭議起源於對歷史的不同解釋：印度堅稱英國統治下劃定的邊界有效，而中國堅持以當年中華帝國的疆界為準。在此之前，印度沿自己認定的邊界一側建立哨所，中國則包圍了印度的陣地。解決領土爭端的談判以擱淺告終。
毛澤東決定打破僵局。他追溯歷史，借鑑了他正打算破除的中國古典傳統。毛澤東告訴手下的軍政領導人，歷史上中國和印度打過「一次半」仗，北京可以從中汲取經驗。
第一次中印戰爭發生在1300多年前的唐朝（公元618～907年），中國出兵支援印度王國打擊非法作亂的敵手。中國出手幹預後，中印兩國之間開始了長達數百年繁榮的宗教交流和經濟交流。用毛澤東的話說，這場戰爭給人的啟迪是，中國和印度並非註定是宿敵。兩國仍可以長期和平相處，但為了做到這一點，中國不得不使用武力「敲打」印度，迫其回到「談判桌上來」。
在毛澤東的腦海裡，那「半次仗」發生在700年後。當時的蒙古統治者帖木兒攻陷了德裡。（毛澤東認為，由於蒙古和中國當時同屬一個政治實體，所以這是「半次」中印戰爭。）帖木兒大獲全勝，然而他的大軍進入印度後屠殺了10萬多名俘虜。
這一次毛澤東叮囑中國軍隊要做到「有理有節」。毛澤東召見共產黨高級領導人——正是他們領導著矢言要重塑國際秩序、與封建歷史決裂的新中國——然而在座的人中沒有一人質疑過距今久遠的歷史先例與中國當前的戰略需求是否相干。根據毛澤東闡述的方針，中國開始制訂進攻計劃。幾周之後，中國基本上按照毛澤東的設想發起突然襲擊，給予印度的陣地致命打擊，然後旋即撤回到戰前的實際控制線，甚至還退還了繳獲的印軍重武器裝備。
難以想像，除了中國還有哪一個國家的現代領導人會借用千年之前戰役的戰略方針作出一項牽動全國的決定。同樣難以想像，他確信他的同事能夠領悟他借鑑歷史事件的深意。然而中國是獨一無二的，沒有哪個國家享有如此悠久的連綿不斷的文明，抑或與其古老的戰略和政治韜略的歷史及傳統如此一脈相承。
其他社會，包括美國，都聲稱自己的價值觀和體制普世適用。然而，唯有中國在歷史長河的變遷中始終視自己為世界的中心，並使四周鄰國默認這一觀點。從公元前3世紀中國崛起為一個統一的強國到1911年清王朝的覆亡，中國一直佔據著歷史悠久的東亞國際體系的中心地位。
中國的皇帝高踞一個涵蓋宇內的政治等級體制的頂峰（而且得到大多數鄰國的認可），其他國家的君主在理論上都是他的諸侯。中國的語言、文化和政治體制是文明的標誌。哪怕是地區性的競爭對手和外來徵服者也分別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中華文明，作為自己合法性的標誌（常常是走向被中國同化的第一步）。
雖然中國歷經劫難，有時政治衰微長達數百年之久，但中國傳統的宇宙觀始終沒有泯滅。即使在貧弱分裂時期，它的中心地位仍然是檢驗地區合法性的試金石。中外梟雄競相逐鹿中國，一俟統一或徵服它後，即從中國的首都號令天下，對中國乃宇內之中心這一前提從未有過任何異議。
其他國家或以族裔、或以地理特徵命名，而中國稱自己為中國——「中土王國」或「中央之國」。若要了解20世紀的中國外交或21世紀中國的世界角色，必須首先對中國的歷史有一個基本的認識，即使可能有過於簡單化之虞。
尾聲：歷史會重演嗎？
一些評論家，包括中國的一些評論家，重新研究了20世紀英德兩國對抗的史例，並認為這是21世紀美中關係的預兆。兩者的確有戰略相似性。
從表面上看，中國如同昔日的德意志帝國，是一個復興的大陸大國；而美國如同英國，是一個與這個大陸有著深厚政治經濟關係的海洋大國。在漫漫歷史長河中，中國曾比任何一個鄰國都強大得多，但那些鄰國若是聯合起來，就有可能威脅、也確實威脅過帝國的安全。如同19世紀德國的統一一樣，所有這些鄰國的謀略必然受到中國這個強大統一國家復興的影響。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這樣一個體系演變成了以平衡的相互威脅為基礎的均勢。
戰略互信能夠取代一個戰略威脅體系嗎？許多人認為戰略互信一詞本身即自相矛盾。戰略家只在有限範圍內依賴假想敵的意圖，因為意圖是可以變的，主權的本質是不受另一權威影響而作出決策的權利。因此，以一國實力為基礎的、一定程度上的威脅與主權國家間的關係密不可分。
儘管罕見，但國家間關係可以變得非常密切，從而不必考慮戰略威脅。北大西洋沿岸國家之間的關係中，戰略對抗是不可想像的。這些國家的軍事力量不是針對彼此。在他們看來，戰略威脅來自大西洋地區以外，需要以聯盟框架來應對。
北大西洋國家間的分歧一般圍繞著對國際問題的不同評估，以及處理這些問題的不同方式。即便是爭論最為激烈的時候，仍不失家庭內部爭吵的特徵。軟實力和多邊外交是最主要的外交政策工具。一些西歐國家幾乎已把軍事行動排除在合法的國家政策工具之外。
亞洲的情況正好相反，這些國家認為與鄰國處於潛在對抗狀態。它們不一定在策劃戰爭，只是不能完全排除戰爭的可能。如果無力自衛，它們便力求加入聯盟體系，獲得額外保護。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即為一例。
許多亞洲國家經歷過外國殖民，不久前才重獲主權。對他們來說，主權是絕對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原則在亞洲大行其道，更甚於其起源的歐洲大陸。主權概念被認為至高無上；侵略被定義為有組織的部隊跨越邊境；不幹涉內政成為國家間關係的基本準則。在這樣一個國家體系中，外交的目的是尋求維持均勢的關鍵。
如果成員所需的安全保障可通過外交獲得，國際體系就相對穩定。當外交失去作用，國家間關係就會日益著重於軍事戰略，先是軍備競賽，繼而冒著對抗風險獲取戰略優勢，最終走向戰爭。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歐洲外交是自我推動型國際機制的典型範例。當時，世界政策就是歐洲政策，因為世界大多數地方都處於被殖民地位。從1815年拿破崙時期結束到19世紀下半葉，歐洲一直沒有重大戰事。歐洲國家大體處於戰略均衡狀態，它們之間的衝突並不危及生存。沒有一國認為另一國是不可調和的敵人，合縱連橫因此成為可能。沒有一國足夠強大，可以確立統治他國的霸權。任何此類嘗試都將激起一個聯盟起來反對它。
1871年德國統一帶來了結構性變化。今天難以想像的是，在此之前，中部歐洲還有大大小小的39個主權國家，只有普魯士和奧地利算得上歐洲均衡中的大國。眾多日耳曼小國組織成一個類似當今聯合國的機制，即所謂的德意志邦聯。
像聯合國一樣，德意志邦聯難以採取主動，但時常採取一致行動，對抗大的威脅。德意志邦聯過於離散，不可能主動侵略，但防禦起來足夠強大，為歐洲均衡作出了重大貢獻。
但推動19世紀歐洲變化的動力不是均衡，而是民族主義。德國統一反映了長達一個世紀的抱負。隨著時間的推移，它也帶來了一種危機氣氛。德國的崛起削弱了外交進程的彈性，加大了對這一體系的威脅。在曾經有37個小國、兩個較大國家的地區，一個單一政治實體脫穎而出，統一了其他38個國家。
以前歐洲外交通過多國合縱連橫取得了一定靈活性，德國統一則減少了可能的組合方式，產生了一個強於任一鄰國的國家。這就是為什麼英國首相班傑明·迪斯累裡說德國統一甚至比法國大革命更為重要。
德國現在非常強大，可以擊敗任何一個鄰國，但如果歐洲主要國家群起而攻之，它也面臨極大危險。可是現在只有五個大國，組合方式非常有限。德國的鄰國，尤其是法國與俄國，有相互結盟的動力。法俄也確實在1892年結為同盟。德國出於自身的需要，自然想設法拆散這些聯盟。
這一體系的結構內含固有的危機，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逃避，尤其是德國這個崛起的大國。可是它們可以避免採取擴大潛在緊張狀態的政策。然而沒有哪一國這麼做，尤其是德意志帝國。
德國分化敵對聯盟的策略被證明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幸的。它試圖利用國際會議把自己的意志公開強加到與會者頭上。德國的理論是，德國施壓的對象受到羞辱後會感到被盟國拋棄，從而離開聯盟，在德國的軌道上尋求安全。結果事與願違。
被羞辱的國家（1905年摩洛哥危機中的法國、1908年在波赫問題上的俄國）更加鐵了心拒不臣服，因而強化了德國試圖弱化的聯盟體系。德國在布爾戰爭（1899~1902年）中公開同情英國的對手荷蘭定居者，觸怒了英國，結果英國於1904年加入了法俄聯盟。此外，儘管德國已擁有歐洲大陸上最強大的陸軍，它同時又建設了一支龐大的海軍，挑戰了英國對海洋的控制。歐洲實際上已經悄悄進入沒有外交靈活性的兩極體系。外交政策成了零和博弈。
歷史會重演嗎？如果美國和中國陷入戰略衝突，類似「一戰」前歐洲結構的形勢無疑會在亞洲逐步發展，形成相互競爭的集團，每個集團都試圖破壞或者至少限制其他集團的影響和範圍。但在我們無奈地接受這一假定的歷史機制之前，讓我們先思考一下當年英國和德國的對抗是如何演進的。
1907年，英國外交部高官艾爾·克勞針對歐洲政治結構和德國崛起撰寫了一篇傑出的分析文章。他提出的重要問題在今天也有著顯著意義，即導致「一戰」的危機，是起因於德國崛起引起了針對新的強大力量的某種有組織對抗，還是源於德國採取的一些具體的，因而也是可以避免的政策？危機是源於德國的能力還是德國的行為？
在1907年元旦提交的備忘錄中，克勞傾向於認為衝突是各國關係的固有結果。他對這個問題的分析如下：
尤其對英國而言，知識與道義的密切關係使其同情並欽佩德國人最優秀的思想成果。為了人類的進步，英國自然傾向於歡迎一切增強德國實力和影響的事情。不過有一個條件：德國必須尊重他國的個性。其他國家在以各自的方式參與人類進步事業中同樣是寶貴的同伴，同樣有權在自由的活動空間內，為向更高文明的演變作出貢獻。
可是德國的真正目標是什麼呢？是在德國外交的傳統支持下，讓德國的文化和經濟利益在歐洲和世界自然發展嗎？還是要尋求「全面政治霸權和海上崛起，威脅鄰國的獨立並最終危及英國的生存」？
克勞的結論是，德國宣稱追求什麼目標沒有關係。無論德國遵循什麼路線，「德國打造一支儘可能強大的海軍顯然是明智之舉」。一旦德國取得海上優勢，克勞評估稱，不管德國的意圖是什麼，這本身就是對英國的客觀威脅，「與大英帝國的生存互不相容」。
在這樣的條件下，正式保證沒有意義。無論德國政府如何表白，結果依然是「對世界形成巨大威脅，如同通過『預謀』蓄意佔領一塊陣地」。即便德國溫和的政治家想要表達誠意，德國溫和的外交政策也能「隨時消失」在追求霸權的陰謀詭計中。
因此，在克勞的分析中，結構性要素排斥合作甚至互信。克勞不無挖苦地說：「一國針對鄰國的野心一般不公開宣示，因此不宣示自己的野心，甚至向所有國家表示無限的政治善意，都證明不了該國是否存在不可告人的目的。這樣說算不上不公平。」由於事關重大，這「英國冒不起任何風險」。倫敦必須做最壞的設想，並基於這一設想而採取行動。至少只要德國在建設一支龐大的、極具威脅的海軍，英國就應該這麼做。
換言之，1907年已不再有任何外交空間，事態已經演變成誰會在危機中讓步，而且一旦條件得不到滿足，戰爭就幾乎不可避免。7年後，世界大戰爆發了。
如果讓克勞分析當今的局勢，他可能會得出與1907年報告類似的判斷。我大致介紹一下他的解讀，因為他的解讀很接近太平洋兩岸廣泛持有的觀點。不過他與我的觀點大相經庭。
美國和中國與其說是民族國家，倒不如說是具有大陸色彩的文化統一體。基於經濟政治成就以及人民蓬勃的能量和自信，兩國在歷史上都曾被推向極高的國際地位，都曾認為自己具有普世性--中國和美國政府都經常認為本國政策與人類整體利益完全一致。克勞可能會警告說，當這樣兩個實體在世界舞臺上相遇時，很可能出現嚴重緊張局勢。
無論中國的意圖如何，克勞學派會認為中國的成功「崛起」與美國在太平洋乃至全世界的地位無法相容。任何形式的合作都只不過是讓中國有積累實力的空間，最終必將釀成危機。因此，本書第十八章所述的中國人的辯論以及中國是否停止「韜光養晦」的問題，對克勞式分析都不重要。克勞派認為，中國終有一天會這麼做，所以美國現在就要行動，權當事情已經發生。
美國人的辯論對克勞的均勢理論增添了意識形態挑戰。新保守主義者及其他激進分子認為，民主體制是互信關係的前提；非民主社會在本質上是危險的，傾向於使用武力。因此，美國必須發揮最大影響（文雅的說法）或壓力，在沒有民主的地方締造更加多元的體制，尤其是在能夠威脅美國安全的國家。這些理論認為，與非民主社會打交道，政權更迭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最終目標。與中國和平相處不是一個戰略問題，而是改變中國治理方式的問題。
把國際事務解讀為不可避免的戰略優勢爭奪，這種分析方式不僅限於西方的戰略家，中國的「必勝主義者」運用的幾乎是同樣的推論。主要差異在於他們的看法屬於崛起國家的看法，而克勞代表的是大英帝國，要捍衛國家現有的遺產。
本書第十八章中討論的劉明福大校的《中國夢》就是這一流派的例子。劉明福認為，不管中國怎樣致力於「和平崛起」，中美關係的衝突是先天決定的。中美關係將是「馬拉松大賽」和「世紀對決」。而且，這一競爭基本上就是零和博弈，不是全勝，就是慘敗：「21世紀的中國，如果不能成為世界第一，不能成為頭號強國，就必然是一個落伍的國家，（是）一個被淘汰的國家。」
無論是美國版的《克勞備忘錄》，還是中國必勝主義傾向較濃的分析，都沒有得到各自政府的首肯，但它們說出了許多當前思潮的潛臺詞。如果這些假設被任何一方付諸實施，中國和美國極易陷入前言中提到的那種不斷升級的緊張狀態。
中國將竭盡所能將美國推離中國邊界，限制美國海軍的活動範圍，降低美國在國際外交中的分量。美國將努力把中國的諸多鄰國組織起來，抗衡中國的主導地位。雙方將強調意識形態分歧。相互交往將更為複雜，因為雙方對威懾和先發制人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美國更注重使用壓倒性軍事力量，中國則更注重製造決定性心理影響。一方或另一方遲早會誤判形勢。
一旦這種模式被固化，就越來越難以打破。相互競爭的陣營通過自我定義形成自我。克勞描述的狀況（以及中國必勝主義者和美國新保守主義者支持的政策）本質是呈現出的一種自動性。模式一旦創立，聯盟一經形成，即難以掙脫自我強加的要求，尤其無法擺脫內部的假設。
讀過《克勞備忘錄》的人不可能沒注意到，相比得出的結論，其引用的相互敵對史例相對瑣碎：爭奪南部非洲殖民地而引發的事件、涉及公務員行為爭端。加深敵對的並不是任何一方做了什麼，而是可能會做什麼。事件變成了一種象徵符號，而符號又自行發展壯大。所有問題都無法解決，因為相互對抗的聯盟體系已無任何調整餘地。
只要美國政策能防止這種局面，就絕對不能讓它在美中關係中出現。當然，如果中國的政策堅持按照《克勞備忘錄》的規則行事，美國必將予以抵制。這將是一個不幸的結局。
我用這麼長的篇幅來描述這一可能的演變，是想表明我知道合作性美中關係面臨一些現實障礙。美中關係對全球穩定與和平至關重要，兩國之間的冷戰會扼殺太平洋兩岸一代人取得的進展。在核擴散、環境、能源安全、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亟須全球合作的時候，兩國之間的分歧會蔓延至每個地區的內部政治。
不同歷史時期之間的比較從本質上而言是不精確的，甚至最精確的類比也不意味著當代人一定會重複前人的錯誤。畢竟，結局對所有人都是災難，不管是勝利者還是失敗者。必須小心翼翼，否則雙方都有可能把自己推入自我實現的預言。
這不是一項容易的任務。因為，像《克勞備忘錄》表明的那樣，單純的保證阻擋不住深層的動態。如果一個國家決心取得主導地位，難道它就不會保證它要追求和平嗎？要培養真誠的戰略互信和合作，需要共同作出嚴肅的努力，包括最高領導人的持續關注。
中美關係不必也不應成為零和博弈。「一戰」之前歐洲領導人面臨的挑戰是，一方的收益意味著另一方的損失，激烈的公眾輿論不容許妥協。中美關係卻不是這樣。重要的國際問題在本質上是全球性的。達成共識可能非常困難，但在這些問題上挑起對抗是自尋失敗。
兩個主角的內部演變與「一戰」之前的形勢也無法類比。預測中國的崛起時，人們認為，過去幾十年它的突飛猛進將無限期地延續下去，而且美國註定會相對停滯。但中國領導人最關注的莫過於維持國家團結，它滲透在經常提及的社會和諧目標中。中國的沿海地區處於發達社會水平，而內陸還有一些世界上最落後的地區，因此實現社會和諧尤為困難。
中國國家領導人向人民列出了一長串需要完成的任務，其中包括打擊腐敗。任務清單中還包括「西部大開發」，提高內陸貧困省份的發展水平。隨著中國逐漸變成城市化社會，重大任務還包括在領導人和農民之間建立更多聯繫渠道，培育村級民主選舉，提高政治透明程度。如本書第十八章所述，戴秉國2010年12月在其文章中勾勒出了中國國內的挑戰：
按聯合國人均一天1美元的生活標準，中國今天還有1.5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即使按人均收入1200元的貧困標準，中國還有4000多萬人未脫貧。目前還有1000萬人沒有用上電，每年還要解決2400萬人的就業問題。中國人口多、底子薄，城鄉和地區發展不平衡，產業結構不合理，生產力不發達狀況沒有根本改變。
在領導人的描述中，中國國內的挑戰遠比一句「中國崛起不可阻擋」複雜得多。
儘管鄧小平的改革令人驚羨，但中國最初幾十年壯觀的增長，部分是因為運氣不錯。中國有大量年輕而不熟練的勞動力，他們在毛澤東時代與西方經濟「不正常地」隔絕開來；西方經濟體整體上富裕、樂觀，有較高的信貸槓桿，有現金購買中國製造的商品。上述兩者之間有相當融洽的關係。而現在中國的勞動力正在老化，也更為熟練（導致一些基礎製造業崗位流向越南、孟加拉國等低工資國家），西方正在進入緊縮時期，形勢遠比以前複雜。
從人口統計學上看，任務更趨嚴峻。由於生活水平和人均壽命不斷提高，再加上獨生子女政策，中國擁有世界上老齡化最快的人口。中國的工作年齡人口預計到2015年達到頂峰。從那時起，中國15~64歲的公民將不斷減少，而需要撫養的老年人口數量則會越來越龐大。人口變化將非常明顯：到2030年，20~29歲的農村勞動力數量預計將降至現有水平的一半。到2050年，中國一半人口在45歲以上，1/4人口（約相當於美國當前的人口數量）在65歲以上。
一個面對如此龐大國內任務的國家不太可能輕易（更別說自動）投身於戰略對抗或追求世界主導地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存在，再加上最終後果無法預知的現代軍事技術，決定了今天與「一戰」之前的時期明顯不同。發動「一戰」的領導人不知道自己手中武器的後果，而當代領導人對他們所能釋放的毀滅性潛力心知肚明。
美國與中國之間的決定性競爭更可能是經濟競爭、社會競爭，而不是軍事競爭。如果兩國當前經濟增長、財政健康、基礎設施支出和教育設施方面的趨勢持續下去，中美發展步伐的差距會繼續擴大，第三方也會越來越傾向於認為中國的相對影響力強於美國的相對影響力，尤其是在亞太地區。但美國有能力通過自己的努力阻止或扭轉這種趨勢。
美國有責任維持自己的競爭力和世界角色。美國這麼做應是出於傳統理念，而不是為了與中國比賽。提高競爭力主要是美國的事情，我們不應讓中國代勞。中國為了實現它心目中的國家命運，將繼續發展經濟，在亞洲及以外的地區尋求廣泛利益。這不是支配「一戰」之前對抗的那種局面，而是表明中國和美國既合作又競爭，在許多方面共同發展。
問題最終歸結為中國和美國實際上要求對方做什麼。美國公開把亞洲組織起來遏制中國，或者建立民主國家集團發動意識形態進攻，這些舉動均不可能成功，因為中國是多數鄰國不可或缺的貿易夥伴。同理，中國試圖把美國排除在亞洲經濟和安全事務之外，也會遭遇幾乎所有其他亞洲國家的抵制，因為它們害怕單一國家主導該地區可能帶來的後果。
中美關係的恰當標籤應是「共同進化」，而不是「夥伴關係」。這意味著兩國都注重國內必須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領域開展合作，調整關係，減少衝突。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贊同對方的目標，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雙方都努力尋找和發展相互補充的利益。
為了兩國人民，為了全球福祉，美國和中國應該作此嘗試。任何一方都很龐大，不可能任由對方支配。因此，在戰爭或冷戰式衝突中，雙方都沒有能力確保獲勝。它們需要自問這些在《克勞備忘錄》時期顯然沒有正式提出的問題：衝突將把我們帶向哪裡？當年也許正是由於各方缺乏遠見才把均衡變成一種機械程序，而沒有考慮到萬一稍有不慎，龐大的機器失去控制迎頭相撞會把世界變成什麼樣子。如果把國際體系帶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領導人知道「一戰」結束時世界的模樣，難道他們不會望而卻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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