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繆迅 上海老底子
我的外婆
文/繆迅
我的外婆俞錦池老太太去世已經快50年了。可以這樣說，在我的記憶中，外婆一直隱藏在我的內心深處不忍碰觸，因為我怕一旦開啟記憶之門，迎面撲來的不僅僅是溫馨的回憶，還有一陣又一陣的隱痛……
（一）
說起我外婆的身世和經歷，那真是充滿了酸甜苦辣和坎坷。外婆的一生經歷了清朝晚期、民國時期和解放後的新中國。關於這方面的信息，我主要是從母親的口中和舅舅趙文濤所寫的自傳中得知的，也有少部分是外婆親口對我說的。
我外婆姓俞名錦池，和當時很多普通人家的女兒大多叫桂英、來娣、蘭珍等不一樣，這名字蠻有點文化內涵的。清朝晚期的1900年，我的外婆出生在浙江省德清縣新市鎮上的一個大戶人家。
新市古鎮
從我舅舅的自傳中得知，外婆家有私家花園，平日裡有丫鬟隨身伺候，是個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千金小姐。外婆的幼年生活場景，讓我的眼前浮現出巴金《激流》三部曲即《家》《春》《秋》裡所描繪的大戶人家的那種錦衣玉食、養尊處優的生活。
外婆從小便被她的母親強迫纏足。晚年的她常常和我說起纏足時的種種苦痛，說她為此不知流了多少眼淚。外婆是受過「新式教育」的。她的父母在她到了讀書年齡時，將她送進了湖州一所外國教會辦的女子學校。外婆在那所學校學英語、學國文，也學過那個年代「有錢人家」的女兒應該學的禮儀等等。晚年，外婆時常在和我閒聊時回想起她的「學生時代」。說起畢業時學校組織她們這些十幾歲的女生到上海去畢業旅遊「見大世面」，還吃了「大菜」（應該是西餐的別稱吧）。外婆臉上總是顯得很開心，有點興奮。談起當年的同學閨蜜，有的後來當了教師，外婆的神情有幾絲羨慕，也有幾分失落，或許是因為自己受過的那些教育，除了讓自己掌握了一些文化知識外，並沒有讓她成為一名「新時代的知識女性」吧。談著談著，她還會唱起那首英文字母歌：ABCDEFG，HIJKLMN-------這大概是外婆曾經受過很不錯的中西教育的印證吧。
外婆的第一個丈夫時並不是我的外公潘文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外婆嫁給了趙姓人家的一個公子。外婆和他在一起的那些年，生下了一個孩子，就是我的舅舅趙文濤。從小在家嬌生慣養的外婆嫁入趙家後，大概是實在不習慣或難以忍受各種規矩吧，反正最後在趙家是待不下去了，於是只能和她的第一位老公拜拜了。
大概是1930年吧，外婆和我的外公也即她的第二位老公潘文坤結婚。1932年7月23日那個暑氣逼人的日子，外婆生下了我的母親。幾年後，又生下了我的小舅舅。只是我的小舅舅幼小時發高燒，求醫問藥都毫無效果，成了聾啞孩子，由此開始的命運很是悲慘。我四五歲時，啞巴娘舅還來過上海我家幾次的，陪我一起玩，雖不能說話表達，但小舅舅看上去眉清目秀，蠻聰明的樣子。後來回到湖州。沒幾年，便傳來他厭世自盡的噩耗。
和我的外公潘文坤結婚後，外婆就和外公一起在湖州這座浙北小城裡開了一家煙紙店（或也可稱胭脂店）謀生。日子不是很富足，但也維持在「小康水準」。所以，我母親小時候好像沒有過過「吃了上頓沒下頓」的苦日子，好吃的東西吃了不少，似乎是享了一點福的。母親也去過當地的小學讀過幾年書，只是沒有拿到「小學畢業文憑」。日本鬼子佔領湖州期間，我外公外婆一家在日寇的鐵蹄下艱難度日，總算熬到了抗戰勝利。
1949年5月，解放軍華野部隊一路摧枯拉朽，解放了湖州及附近的南潯、雙林等地。外公外婆總算擺脫了兵荒馬亂的戰爭歲月，過上了相對安定的日子，依然是開著一家小店過日子。
1949年4月，也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母親和父親在上海結婚。這一年，母親17歲，父親也才22歲。1951年6月14日，母親在湖州的一家醫院（前身是很有名氣的教會醫院）生下了我的大姐。後來，夫妻倆就來到上海落戶，住在浙江北路天潼路上的慎餘裡18號的一間後廂房，這一住就住了近50年，直到1999年12月，我家五個姐妹兄弟都已成家，父母才搬到了虹口區涼城二村，總算住進了獨門獨戶、煤衛獨用的公房。
慎餘裡
1956年夏天，從朝鮮戰場凱旋而歸後、扛著少尉軍銜的舅舅回到湖州探望他的母親即我的外婆。我母親帶上出生才6個月的我，趕到湖州和她這位同母異父的哥哥見了面，還照了相。那張照片上，我被外婆抱著，舅舅和母親站在外婆的後面。
大概是1961年的5月或6月吧，外公因病去世，時年還不到70歲。母親帶上我連夜從上海搭乘小火輪趕往湖州奔喪。那時候，上海到湖州或南潯、雙林等浙北小鎮，似乎並無長途客車，只能坐小火輪走水道。我記得我和母親是在蘇州河北岸的北蘇州路（浙江路橋與福建路橋，我們習慣叫垃圾橋和老閘橋）這一段上的「51號碼頭」上船的。乘客一律睡通鋪。我依稀記得，小火輪「突突突」地開了一整夜，第二天早晨到了湖州後，我和母親住在外婆家，樓下就是外公外婆開的店，那時候應該已經沒有私營小店了，都給政府「公私合營」了。半夜時分，我醒來撒尿時，只見母親和外婆還沒睡，兩人還在絮絮叨叨地聊著。
依稀記得，我在湖州的那幾天，外婆時常會從店裡的大口瓶裡，拿出根糖冬瓜條或一塊麻酥糖啥的，讓我解解饞。這是我第二次來到湖州，第一次來湖州時我才6個月大，自然是毫無記憶的。
（二）
外公去世那年，外婆也已經是到了花甲之年的老太太了。那時候，像外婆那樣在公私合營的糖果雜貨店裡的營業員，退休制度執行得似乎並不規範和嚴格，早該退休的外婆還在店裡忙活著。在我的記憶裡，之後的好幾年，我們一家和孤身一人在湖州過日子的外婆，只是通過「鴻雁傳書」即信件往來互通信息、報個平安。好幾年我母親都沒去湖州見見她的老娘。
其實，那時候，一般人家沒有什麼大事情，是不會輕易走出上海的，除了出差，沒有旅遊這檔事。所以，我們18號裡有的人家，哪怕坐火車到蘇州去跑一趟，買上幾隻蘇州麻餅或一把松子粽子糖、玫瑰粽子糖回來，也是要在鄰居面前「顯擺顯擺」的。
湖州和上海雖然相距最多150多公裡，不過，母親或我們幾個子女要去一趟的話，光是買來回車票或船票，也是要花上十幾塊的，更遑論其他開銷。我們全家主要靠父親每月70元工資維持生計，母親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被利用鎖廠辭了工，先是在蘇州河畔的木材堆場幹起了剝樹皮的苦力（這活兒連男人也要喊吃不消的），後來在「老泰鋼鐵組」（弄堂裡的一家生產組）幹活，每天工資區區七角錢，一個月做下來所得還不到18塊錢。後來到「大集體性質」的勤華針織廠搖羊毛衫，每月工資好幾年不變。這種付出與所得極不相稱的狀況，也絕非我母親一人的遭遇，而是那個年代很多底層工作者的普遍境遇。那時候，能有一個「飯碗」可以賺到一些工資來養家活口，已經感激不盡了，還會有啥別的「不切實際的奢望」啊！環顧左鄰右舍，大家彼此彼此。
到了1967年，已經過了66歲的外婆終於退休了。從小在「大戶人家」長大的外婆雖然後來也飽嘗生活的艱辛，不過，治家理財和做家務活的本事似乎一直沒有啥長進。現在老了，自己照顧自己的能力大概也是很勉強的。於是，經和我母親商量，外婆做出了一個或許她以後會後悔的決定，離開湖州到上海她女兒即我母親的家，依靠自己一點退休工資，讓我母親、父親和家裡的外孫女、外孫來照顧照顧，安度晚年。
大概是那年的9月或10月的某天，母親去湖州將外婆接到了上海。那一天，我在弄堂口看到：外婆坐在一輛三輪車上，手上攥著一個包袱，看見我，高興地叫了我一聲。
那些年大多數人的生活大抵都是這樣：歡愉和舒心的時光太少也太短，更多的日子裡，免不了清貧、無聊、寂寞和窘困的纏繞。外婆在上海和我們一家一起，度過的那幾年的日子也是如此這般。
外婆開開心心的日子並沒有過上多少天，首先碰到的難題就是我家太小了！這間還不到14平方米、窗門一扇朝北、一扇正對著自來水龍頭的石庫門底層西廂房，住著父母和我們子女五個，七個人啊，人均平方米還不到兩平米！就這樣的住房，還時不時地有鄉下親戚來上海時不捨得住旅館，偏要來我家擠一擠、再擠一擠。每每到了晚上，安排全家人躺下，是一件很麻煩的事兒。除了那張父母的大床，我們姐弟五人，只能打地鋪或在飯桌上搭上幾塊鋪板，將就著當個床睡一晚吧。一到早上，立馬拆掉「臨時鋪位」，家裡的這般光景，大概和「收容所」有得一比。
來了外婆後，我家再小，也必須得給外婆單獨安排個床，還得給外婆「落實」一個比較固定的坐的地方。這樣一來，家裡越發顯得狹小而逼仄了。這樣的生存境況，現在的年輕人是無法想像的。但在那些年是很多「上海一家人」的常態，住得比我們家更困難的也是有的。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上海終於出手解決住房特困戶這個「老大難」問題了。當時設定的特困戶標準就是人均住房面積低於兩平米。只是那時候，我家大姐早已出嫁，二姐還在外地，二弟北大畢業後分配到上海社科院，住在單位集體宿舍，我住在上外的教工單身宿舍。這間不到14平米的住房，住著父母和大弟，住房情況已有「改善」，顯然已經高出那個特困戶標準了。
日子一天天過去，外婆的生活習慣、性格脾性、作息時間等等，和她女兒、我的母親越來越顯得不合拍、不「和諧」了。漸漸的，兩人時常發生口角，小吵小鬧是免不了的。這一對母女的脾氣性格截然不同。外婆基本上沒啥脾氣，性格溫和、低調、儘可能地隨遇而安。而我母親呢，則是個「暴脾氣」，平日裡說話大嗓門，發起脾氣來對誰都是不客氣的；和18號裡的鄰居時有摩擦，在家一直是個「說一不二」的角兒。外婆的性格決定了她的「弱勢」和「處下風」。那時候的鄰居，大抵都不怎麼一團和氣，常常為了公用部位被哪一家「侵佔」、或水電費的「分攤不公」什麼的而爆發「戰爭」。即便同為一家人的夫妻之間、婆媳之間、父母與子女之間、兄弟姐妹之間，吵架也是常態，和和氣氣地好像不多。反正那時也不興評比啥「五好家庭」，大家習以為常，吵得實在不可開交時，那就只好去叫戶籍警「吳同志」或裡弄乾部「倪大姐」來調解了。
晚年的外婆，還是保存著她從小養成的愛清潔、喜歡美食等生活習慣。只是條件所限，外婆也只能馬虎將就著過日子了。據我二姐回憶，外婆每月的零用錢只有8角4分。那時候的東西真叫便宜啊！天潼路浙江北路口的一家點心店的生煎饅頭每兩四隻，僅需8分錢。8角4分可以買上一斤零半兩生煎饅頭了。外婆對這筆8角4分零用錢是精打細算，一分也不亂用的。有時候，她吩咐我到馬路對面的「五福館」花上四分錢買一隻剛出籠的肉包，這四分錢一隻的鮮肉包比現在巴比饅頭店買的肉包小一點，比生煎小籠包子大一些。咬一口，一股熱騰騰、味道鮮鮮的肉汁讓你滿口生香啊。一小口、一小口地吃肉饅頭，這是外婆最開心的時候。外婆還會叫我到天潼路上的一家西藥房花上一角錢，買回10粒「氨茶鹼」藥片，這個藥是專治哮喘的，一分錢一粒。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有時，外婆也會叫上我二姐讓她去買一兩什錦水果硬糖，或買二兩餅乾，慢慢地享用。
我大姐——曾經的上海市優秀少先隊員、上外附中西班牙語專業六七屆初中生繆建華同學，因為「文革」驟然爆發而學業與夢想同時破滅。因為是家中長女，大姐總算沒有去上山下鄉，分配到陸家浜路上一家僅有100多個職工的小廠——上海電池配件廠當了學徒。大姐也時常會從那17元8角4分的學徒工資裡，抽出幾角錢買點好吃的孝敬外婆，讓外婆苦澀而乏味的晚年添上幾絲甜味和溫馨。
（三）
外婆在上海一共度過了3年左右的歲月。到了1970年，外婆的身體可以說是一天不如一天。她吃起飯來越吃越慢，一碗飯常常要吃上一個多小時還沒吃完，有時候坐在馬桶上解手，一坐就是1個多鐘頭。熬過了那一年的酷夏，到了微有涼意的初秋時節，外婆更是連神志也不太清楚了。外婆似乎放棄了和死神的抗爭，她正一天天地走向生命的終點。
外婆是在睡夢裡悄然無聲地走的。那是1970年9月2日早晨，我吃完泡飯後就去海寧路上的向東中學上課去了。母親也上班去了。而父親那時正在大連出差，二姐呢，則在寶山縣葑溪公社封浜大隊學農。即將出門上班的大姐推了推還在「熟睡」中的外婆，「外婆，天亮了，儂好醒醒了」。大姐的手摸到外婆的身體，驚恐地發現外婆的身體已經冰冷，外婆再也醒不過來了！大姐的哭喊引來了鄰居，立刻有鄰居到母親的廠裡（離家裡只有五六分鐘的路），叫來母親為外婆送終。
那一天整個上午我都在學校上課。母親給「寶興殯儀館」（那時候我們都把那個「老嚇人的地方」叫做西寶興路火葬場或者叫「鐵板新村」）打了電話，卻沒有來學校告訴我這個「噩耗」。中午我放學回家，走到弄堂口，抬眼望去，一輛黑魆魆的殯葬車停在18號的門口，一群人圍著。有鄰居告訴我：「繆迅，儂外婆死了。儂不曉得啊？」我還真不曉得。這時，看到兩個工人抬著已被白布包裹著的外婆遺體出來，「哐啷」一聲，外婆遺體被推送進車裡，殯葬車朝著西寶興路那個「人生的最後一站」一路奔去。
在「大革文化命」的那個年代，外婆的喪事是極為簡單的。當天下午3點，母親、大姐、我和兩個弟弟一起來到寶興殯儀館為外婆送行。那時候的寶興殯儀館，開追悼會的場所有大廳、中廳和小廳。我家租用了一個小廳，那是無需付一分錢的「免費廳」，告別的時間只有半個小時。鄰居於家老伯於玉林，是個熱心助人的好鄰居，他也來送外婆最後一程。於老伯還買了一個小花圈以表哀悼之意，挽帶上寫著七個字:俞錦池老太太千古！
安臥在靈車上的外婆被推了出來，母親和大姐一邊哭著，一邊和外婆說著她永遠也聽不見的那些告別的話。因為老是喜歡往額角上擦龍虎牌萬金油，外婆額角的表層已經擦破。母親禁不住地「數落」她幾句。小廳的工人師傅有點不耐煩了，面無表情地告訴母親：時間快到了。在母親和大姐的哭聲中，外婆的靈車緩緩地推進去了！可憐的外婆，從此以後我們和您老人家「陰陽永隔」了！
而在隔壁的大廳裡，此刻正在舉行著一個規模頗大的追悼會，「主角」是位在萬噸巨輪「風雷號」火災中遇難的上海船廠技術員，年僅28歲。他年輕的妻子抱著看上去才幾個月大的「小毛頭」，哭得昏天黑地！對了，就在幾天前，即8月31日，上海船廠自主製造的萬噸巨輪「風雷號」即將下水起航，卻因為工人違規操作而釀成一場大火，造成15人遇難，70多人受傷，損失數百萬元的後果。當時，上海的報紙可是將這場人為造成的責任事故作為「可歌可泣的事跡」放在頭版頭條位置來大肆宣揚的。這個重大責任事故被演變成一場英雄們為搶救「風雷號」而赴湯蹈火英勇獻身的壯舉。
外婆簡單的告別儀式結束後，於家老伯拉著我的手，直往陰森森的一間間停屍房走去。這是要練我「膽子」的節奏啊！「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我壯起膽子，和老於一起左顧右盼地「巡視」著那一間間停屍房裡的一具具屍體。我當時想著：這些死者很可能幾個小時前鼻子還能出氣，心臟還能跳動；幾天前或許還能吃東西和說話呢。如今卻已經「魂歸離恨天」了。生命脆弱又無常啊！
外婆的骨灰盒寄放在寶興殯儀館的骨灰寄存處，為期3年，寄存費每年4元，3年12元。3年時間到了後，那邊發來信函告知：如在規定的期限內未能前來規定的地方將骨灰盒取走，過了規定期限，則「深埋處理」。那時候可不比現在啊，家裡死了老人，火化後並不能隨后土葬的。政府可沒有給這塊墳地啊。所以，很多人家將家裡死去老人的骨灰盒拿回家裡，就供放在五鬥櫥上。我家樓上的顧家就是這樣的。顧家的一家之主顧國慶先生在1964年元旦早晨起床穿衣時突發心肌梗死，急送醫院即告不治死亡。後來，顧先生的骨灰盒一直放在顧家的五鬥櫥上。我們繆家幾個孩子上他們家玩，走進門抬眼就可看見，我們也沒有啥害怕的。我有好幾位同學的家裡也是這樣，將家裡死去老人的骨灰盒放在家裡的五鬥櫥或壁櫥上，好處是可以隨時祭奠，隨時可面向逝者的骨灰盒哭上一場。我有時候走進那幾位同學的家裡，不仔細看，還以為是他們家裡的一臺「三五牌台鐘」呢。
不好意思，寫著寫著，開起「無軌電車」來了。還是趕緊來說說我的外婆吧。我母親當時想，將外婆的骨灰盒拿回來放在五鬥櫥上，即便不至於「嚇死寶寶」，但是家裡那麼小，終歸不太妥當。外婆出生於新市鎮，那邊好像已經沒有她的親戚了，即使有，也「失聯」多年。湖州那邊，也沒有啥合適的地方可安放或掩埋外婆的骨灰盒。於是母親做出了決定：逾期不取，就讓那邊「深埋處理」吧。就這樣，外婆的骨灰盒被深埋於地下，融化在大地底下了。
題圖：作者提供
文中配圖來源：「磨房」等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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