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先跟大家講一個跟這一則內容相關的故事。
喬致庸（1818年—1907年），字仲登，號曉池，山西祁縣（今山西祁縣）人，喬家第四位當家人，清朝末年著名晉商，人稱「亮財主」。
喬致庸出身商賈世家，自幼父母雙亡，由兄長撫育。本欲走入仕途，剛考中秀才，兄長故去，只得棄文從商。他是喬家門中最長壽的人，活了89歲。
喬致庸的一生頗有善行，經常救濟貧民百姓。特別是在清光緒三年，天遭大旱，赤地千裡，寸草不生。民謠有「光緒三年，人死一半 」 的說法。當時喬致庸就曾開倉賑濟。對此，光緒八年版的《祁縣誌》中就有記述，並對其給予了褒獎。
在立業上，他經常告誡兒孫——
經商處事要以「信」為重，以信譽得人。其次是「義」，不哄人，不騙人，該得一分得一分，不掐昧心錢。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擺在首位。
做人方面，他又勸子孫誡「驕、貪、懶」。他治家有方，以《朱子治家格言》為準則，把它當作兒孫啟蒙的必讀課，同時寫在屏門上，作為每日的行動規範。兒孫如若有過，則令跪地背誦，如犯 拋米撒面 之錯，便讓其把「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反覆誦讀，直到認錯為止。然後再對其作一番訓教，最後犯者謝赦，慢慢退出。
喬致庸還把他親擬的對聯讓人寫好刻就，掛在內宅門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須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財，緣惜福」。以此告誡兒孫，修身為本，注重節儉，不要貪圖安逸，坐享祖業。
喬致庸治家很嚴。其家規還有：一不準吸毒，二不準納妾，三不準虐僕，四不準賭博，五不準冶遊，六不準酗酒。這些家規既杜絕了禍起蕭牆的根由，又成為家族持盈保泰的保證。喬致庸先後娶過六位妻子，但都是續弦。
喬致庸人如其名，他待人誠懇，處世隨和。他素性恬淡、酷嗜讀書，經營財務非其甘願亦非其所長，然知人善任。他待下寬厚，豁達大度，慎始慎終，人都樂為其用。
一個儒商，他們事業做大的根本原因絕不是靠唯利是圖，不是靠多複雜的商業技巧，而是先修得厚德光亮的人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胸懷，信義著於四海的口碑，達則兼濟天下的仁心，有了這個後，財富就只是順帶而來的東西罷了。
再講一個故事——
於定國字曼倩，東海郡郯縣人。他的父親於公曾任縣獄史、郡決曹等官職，判案公平，觸犯法網而被於公依法判刑的人，沒有因不服而心懷怨恨的。郡中的百姓為他立了生祠，稱作於公祠。
東海郡有個孝婦，年輕守寡，又無子女，很恭謹地奉養著婆婆，婆婆想讓她改嫁，她始終不答應。她的婆婆對鄰居說：「我這孝順媳婦事奉我很勤勞辛苦，我憐憫她年輕守寡又沒有子嗣。我年紀大了，卻這樣長時間地拖累年輕人，這可如何是好啊！」後來老太太為了不再拖累媳婦竟自縊身亡。老太太的女兒卻上告縣官說：「媳婦殺死了我母親。」縣吏逮捕了孝婦，孝婦辯解說不是自己殺害了婆婆。但在縣吏的嚴刑逼供下，孝婦最後竟屈打成招。
此案上報到郡曹府，於公認為這個婦人奉養婆母十多年，以孝順聞名鄉裡，一定不會是她殺害了其婆母。太守不同意於公的分析，於公竭力爭辯，最終也未能說服太守，於是他抱著判決書在郡曹府上大哭，並藉口有病。太守最終還是以謀殺婆母之罪將孝婦處以死刑。孝婦冤死以後，郡中大旱了三年。後來新太守上任，佔卜大旱的原因，於公說：「那位孝婦不該死，前任太守一意孤行強行決斷，災禍恐怕是由此而生吧。」於是太守殺了一頭牛，親自前往孝婦的墳前祭奠，並為她立了墓碑，以表彰她的孝行，天上果然立即降下大雨，當年該郡五穀豐收。郡中人由此更加敬重於公。
於公管理獄訟秉持仁德、公正的精神，明察秋毫，未曾冤枉過人，積了很多陰德，他的子孫中出了不少顯貴之人，其中一個就是他的兒子於定國。
於定國從少年時代就隨著父親學習法律條規和斷獄，父親去世後，他擔任獄吏、東海郡的決曹。他為人謙恭，善於決斷疑案，公平執法，被當時人稱讚，在漢昭帝時，升任廷尉，《漢書》說「於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因為才能高，他被推舉為侍御史，轉為御史中丞。在漢宣帝之朝，還升到了顯貴的高位，擔任丞相，封西平安侯（西平侯），「功跡見述於世」。於公的孫子於永也官至御史大夫；於家封侯傳世。
富與貴從不是求來的，而是修來的，這個故事的背後，蘊含的便是這個道理。
儘管孔子說過「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但如果修身的同時，順帶也能收穫富貴，孔子也是支持的。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但得之必以其道才行，就像孔子說的「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一樣。孟子也曾道，「非其道，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以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這就又好比孔子的「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東漢鄭玄說：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為之。宋代邢昺在經書之疏之中對此也道-——
此章孔子言已修德好道，不諂求富貴也。言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富貴而於道可求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為之。如不可求，則當從吾所好者，古人之道也。
《四書辨疑》中有道：「富與貴人皆欲之，聖人但無固求之意，正在論其可與不可，擇而處之也。不義而富且貴，君子惡之，非惡富貴也，惡其取之不以其道也。古之所謂富貴者，祿與位而已。貴以位言，富以祿言。富而可求，以祿言也。執鞭，謂下位也。蓋言君子出處當審度事宜，穀祿之富，於己合義，雖其職位卑下，亦必為之。故夫子之於乘田委吏亦所不鄙。苟不合義，雖其爵位高大，亦必不為。故夫子之於季孟之間亦所不顧也。」
《荀子·榮辱》中也說到義利的關係：「榮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是榮辱之大分也。樸愨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體也。」
孔子說：「富貴如果可以合乎於道求得的話，即使是給人執鞭的差役，我也願意去做。如果富貴不合於道，那種富貴對我來說就是浮雲，那我還是會選擇去做我真正喜歡做的事。」
最後，我們大家一起再讀一遍：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