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以為，在引入馬漢關於海權的經典論述之前，中國並沒有真正的海權思想。就近代意義上的「海權」定義而論，這種看法固然不無道理。不過，若從對「海利」、海防的認識而言，近世中國海商的海上活動盛況，明初鄭和下西洋這一壯舉所反映的強大的國家海上力量，明清時期的諸多籌海、海防論著，以及這一時期中國的海洋政策和海防制度，均傳達了一種持續存在的海洋實踐和海權觀念。
明代倭患在給後人留下深刻歷史記憶的同時，也對明中期以後的海防思想產生了持續影響。這一點，可從初刊於明末天啟元年（1621年）的《武備志》中得到反映。作為一部兵書集成，《武備志》「海防」部分開篇即為編者茅元儀的感嘆：
茅子曰：海防豈易言哉！海之有防，自本朝始也；海之嚴於防，自肅廟時始也。漢之於海外也，我逞其武，彼敢內窺？若晉唐以降，番舶以通其利，朝貢以縻其獷，時有寇掠，未為深虞。日本在宋以前，與諸國不相高下，自元初敗范文虎之師，始狡然有啟疆之慮。以二祖之威德，柔而致之，時肆其毒，故予沿海兢兢焉，然以遼東受衄，不致大釁。嘉靖之際，經措失方，以天下錢穀之本，供其漁獵，國幾不支，苟非糾糾虎臣，批根蕩窟，則中原九塞，乘間而發，豈能有百歲之安哉！而其要在拒之於海，故首採諸家之論，因按胡宗憲、鄭若曾繪分合諸圖，而並按其戍守險要、兵力，以永示來者焉。
上述文字表達了這樣一種認識：日本對中國形成了根本威脅，中國海防之興正是起因於日本的入犯。文中的最後兩句話則闡明了如下觀點：海防學問的源頭即在於當年的御倭歷史，後人應該認真繼承前代的御倭經驗。茅元儀編輯《武備志》的時代，距離風起雲湧的嘉靖倭患已經半個多世紀，但很顯然，他的頭腦中依然存留著深刻的倭寇記憶，這種記憶並且影響了他對海防問題的思考。
鄭若曾（1503—1570），字伯魯，號開陽，南直隸崑山人，嘉靖年間入總督胡宗憲幕府，參與平倭事務。受胡宗憲委託，他編撰了《籌海圖編》十三卷。該書是明代倭患經歷催生的產物。關於該書編輯初衷，鄭若曾在《刻籌海圖編引》中說得很清楚：「壬子以來，倭之變極矣……當變之始作也，蒞事者欲按往績，便地利，偵鼫技，以圖萬全之功，而記載蔑如，無所從得，僅有《日本考略》，掛纖漏巨，無關成敗，鹹以為恨。荊川唐公順之謂曾：『宜有所述，毋復令後人之恨今也。』」
當代學者認為：「鄭若曾的著作標誌著中國地理研究的一個新的方向。明代以前，中國的邊患主要來自北方，邊疆地理學者多垂注北方，對其他部分則甚少留意。《籌海圖編》及《江南經略》把國人的注意力部分地移往東南沿海地區。」
明中後期形成的「倭寇」記憶和「備倭」話語，並未因明清易代而中斷。從清初一直到鴉片戰爭前夕，儘管時間逐漸推移，但它依然頑強地存留於各種海防論著之中。
明中後期形成的「倭寇」記憶和「備倭」話語，並未因明清易代而中斷。從清初一直到鴉片戰爭前夕，儘管時間逐漸推移，但它依然頑強地存留於各種海防論著之中。清代的海防論著首推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與鄭若曾一樣，顧炎武亦為崑山人，留心經世之學。該書關於蘇州、蘇松、浙江、福建、廣東的各卷，輯錄了豐富的明代海防資料，其中多有對鄭若曾等明人著作的繼承。比如關於蘇松海防，明確引用鄭若曾《籌海圖編》中的話：海防之策有二：曰御海洋，曰固海岸。何謂御海洋？會哨陳錢，分哨馬跡、大衢、羊山，遏賊要衝是也。何謂固海岸？修復備倭舊制，循塘拒守，不容登泊是也。……防海之制，謂之海防，則必宜防之於海，斷乎以禦寇羊山為上策。
乾隆嘉慶年間，東南沿海一直沒有平靜。來自日本的威脅雖然降低，臺灣也已納入統一的版圖，但大規模的海盜集團復又蜂起。同時，明中期以來一直在中國沿海活動的西洋「夷」，也越來越不聽約束，不斷嘗試擴展其勢力。至道光年間，這種來自海上的壓力愈形強烈。在此形勢下，又一批海防論著紛紛面世。比如嘉慶六年（1801年）刊印的薛傳源《防海備覽》十卷，道光十八年（1838年）刊印的嚴如煜《洋防輯要》二十四卷，以及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刊印的俞昌會《防海輯要》十八卷。這些著作的性質與明中期鄭若曾的《籌海圖編》類似，均屬於具有官方背景的綜合性海防資料彙編，並且其中許多內容與鄭氏著作之間有著明顯的繼承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