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掌握的數據證明，1800年前後對於歐洲大部分地區的人口發展來講是一道分水嶺，它從此走上了不同於世界其他地區人口增長方式的道路，直到16世紀末，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人口出生率才出現明顯差別。但即使在1800年之後，歐洲人也大多在青年時代便早早去世，18世紀80年代法國農夫的孩子能存活到成年的機率，同20世紀的印度農民後代或者生活在羅馬封建政權下的義大利人後代差別不大。
18世紀前的歐洲成年婦女總是先於她們的配偶死亡，因為總是成為鰥夫，男人們一生中結兩到三次婚的並不少見。當然在歐洲各個地區，差別也是顯而易見的。波羅的海到亞得裡亞海一線以西的人們的婚姻生活往往很短，因為他們的首次婚姻要晚於生活在這條線以東的歐洲人，同時因為養育下一代的時間大大減少，這也進一步造成了兩個地區不同的人口模式(2)。然而總的來看，不管在什麼地方，富裕家庭生養的孩子多於貧窮的家庭，拋開其他影響幼兒成活率的因素不談，富人起碼有能力撫養更多的後代。
談到人口控制的問題，很多歐洲社會都用墮胎和殺嬰的方式來減少無力供養的人口；同時我們也可以從一些材料推斷，1800年的歐洲人也已經開始採取其他方法防止家庭成員的不斷增加了，但這個問題目前無法得到證明，面對歐洲的早期生育控制和歐洲人的家庭觀念影響等問題，我們所知道的依然匱乏。1800年同1500年一樣，大多數歐洲人生活在農村，而那時的農村——若以我們現代人的眼光來看——顯得空空蕩蕩。那時候的城市也比現在小很多，1700年左右歐洲人口超過10萬的城市大概只有十來個，18世紀的阿姆斯特丹人口大約20萬，巴黎50萬，倫敦人口從1500年的12萬在短短200年間激增到70萬，而規模很小、人口不過1萬的城市，在那時的歐洲遍地可見。
歐洲的人口分布向來都是極端不均的，這也對以後歐洲政治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法國大概一直都是西歐人口最多的國家，1700年時已達2 100萬，而同時期英格蘭和威爾斯人口加在一起不過600萬左右。但各個地區的數據準確程度不一，加之國家的邊界是不斷變動的，使得我們很難確定不同時期的同一個國家是否可以作為單一的比較單位。17世紀中前期歐洲的一系列天災人禍使得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人口增長出現停滯，甚至發生人口數量銳減的情況。我們都熟悉1665年倫敦曾經爆發的大瘟疫，事實上無論是西班牙、義大利，還是德國，都在17世紀30年代遭受了流行疫病的重擊。
同時饑荒也時不時地現身於歐洲各地，對歐洲人口發展起到一定的阻礙作用。據說在17世紀中期的德國，甚至出現人吃人的現象。對當時營養不良、抵抗力下降的歐洲人民來說，如果再趕上年景不好、連年徵戰（至少1700年以前的歐洲戰爭不斷），滅頂之災便已不遠——戰爭會帶來進一步的饑荒與瘟疫，所有這些過去之後，很多地方都變得荒無人煙(3)。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生活的本地化為歐洲人提供了庇護所。即使數裡之外的其他城池遍遭劫掠與毀壞，只要抵擋住敵人的圍攻，整座城池即可深陷戰火而不受波及。但即使有人如此存活下來，也不過僥倖，17世紀的歐洲生活似乎一直被飢餓所籠罩。
這種情況直到依靠人口增長的經濟發展方式被較高的生產率所取代之後才有所改觀。從16世紀後期開始，隨著歐洲的人口壓力越來越大，人們開始走出去，在隨後的兩個世紀中，歐洲人大批遷往海外。最近的統計數據顯示，17世紀有25萬英國移民到達了新大陸，18世紀移民數量更高達150萬；1800年之前也有大批德國人（大約20萬）移民美洲，法國人定居到加拿大，至此，遷往裡奧格蘭德（Rio Grande）以北美洲地區的歐洲人總計數量已達200萬，另外大約10萬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已經在此河以南定居。
同第一批殖民者不同，這些歐洲移民來到美洲並不是為了尋找黃金，而是出於對那裡廣袤的土地和用之不竭的資源的嚮往，當然，也並非人人如此。1500至1800年這300年間歐洲人口增長的本質到底是什麼？英國牧師託馬斯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於1798年出版的《人口論》（The Essay onPopulation）為我們解答了這一問題，這部影響深遠的著作首次觸及這一問題，同時它也標誌著人口統計學理論出現重大轉折。
雖然馬爾薩斯只對人口增長規律作出研究，但其著作卻在人口統計學領域之外——例如經濟發展理論與生物科學方面——也產生了很大影響。其人口統計學思想在之後大約200年的時間裡被奉為正統，他的很多研究成果也被人們廣泛認同，比如人口增長是國家興盛的標誌；國王希望其治下臣民數量不斷增加，不僅是因為這意味著更多的稅收與兵源，更是由於只有人口多了，社會的經濟生活才能活躍起來；人口多寡也是國家強弱的重要標誌，因為這關係到國家經濟能夠養活多少百姓。
馬爾薩斯理論的核心部分甚至得到經濟學權威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認同，斯密在其著作《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其影響與馬爾薩斯專著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中也認為，直到1776年，一國的經濟繁榮與否，從其人口增長率中便可見一斑。然而，馬爾薩斯的理論至此急轉直下。他總結認為，無論人口持續增長對社會來說意味著什麼，長遠來講，它能給佔社會絕大多數的窮人們帶來的，卻只有痛苦與災難。對於這個問題，他也提出過一個著名的論證——他認為，由於地球耕地有限，糧食等農產品生產也是有限的，亦即人口增長有其上限。
因此，雖然短時間內人口數量能夠一直上揚，但與此同時人類賴以為生的有限資源也將承受越來越大的壓力，一旦農業盈餘不堪人口增長的重負，饑荒便會接踵而至，人口數量又會跌至糧食能夠負擔的範圍之內。在這種人口發展模式下，人類若想繁衍，只有兩種可行方式：要麼高瞻遠矚，節制生育、晚婚晚育，要麼被動接受疾病或戰爭帶來的人口損失。而這兩種情況，都沒有在歐洲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