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的俄羅斯北館
前言
早期滿族出兵或狩獵時，按家族村寨組織隊伍，每10人選1人為首領，稱為「牛錄額真」（箭主之意）。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努爾哈赤定300人為一牛錄，作為基本的戶口和軍事編制單位，設牛錄額真一人管理。此後「牛錄額真」成為官名，清太宗天聰八年（1634年）改名「牛錄章京」，漢譯「佐領」。
我們是清鑲黃旗滿洲俄羅斯牛錄的後裔，即羅姓與杜姓的後代。我們的祖輩自來到中國就在教會中生活，我們本身也是教友。關於俄國東正教傳入北京的情況，多是從父兄長輩那裡聽來的。至於1930年前後的情況，則是我們親見、親歷的經過，特記述如下，供研究歷史者參考。
一、俄國東正教傳入北京
俄國東正教傳入北京的時間，是在清朝康熙年間。俄彼得大帝時，在我國雅克薩附近沙俄（當時稱羅剎）軍隊和哈薩克獵戶，時常竄入境內侵擾打獵。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當沙俄侵略者竄擾我方時，被我方駐防軍俘虜了100餘人。
按清政府當時寬待俘虜的政策，他們可以歸順中國，也可以被遣返回國。當時這些人大部分考慮到俄國沙皇的殘酷刑法，恐怕回去要被殺頭，於是表示願意留在中國。
相傳在當時被俘的人中有一名司祭，在奉召來北京的時候，他和同來的人手持一幅聖主教尼古拉的聖像。此後，這幅聖像一直懸掛在北京東正教堂內。1982年被轉送到哈爾濱東正教堂懸掛。
據說，這批人來北京的途中，因水土不服，生病的很多，一些人就中途折回了俄國。到北京時人已為數不多，只剩下阿拉巴金來的七戶人家。又若干年後，僅僅剩下五戶人家，計有羅姓（羅曼諾夫Романов）、何姓（哈巴洛夫Хабаров）、姚姓（雅克甫列夫Яковлев）、杜姓（杜必寧Дубинин）、賀姓（賀洛斯託夫Ходостов）。那兩姓因無嗣而不可考，後來賀姓也絕嗣。
據傳這些人來到北京以後，不僅沒受到清政府的歧視，反而按照外族歸化的政策規定，受到了很好的生活照顧。清政府還指派專人將這批人安置在北京城內東北角樓附近的一處關帝廟內，後稱俄羅斯館，又稱北館羅剎廟。
除此之外，還蒙清政府賜給與滿洲旗人一樣的待遇，屬鑲黃旗滿洲俄羅斯牛錄領導。第一任佐領是伍朗格裡，第二任佐領名叫伊萬。自此之後，佐領即由羅姓一家世襲。佐領印鑑在解放後的1952年由羅姓人上交給天津市人民政府。
這批被俘歸化的沙俄人，都是世代信仰東正教的，他們請求清政府允許設立教堂，並要求允許他們從俄國派一名司祭來北京，以便於給他們解決宗教生活問題。
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經清政府的批准，中俄兩方議定：從俄國彼得堡派第一任司祭馬克西姆·列翁齊耶夫（Свяшценник Максим Леонтиев）到北京。還規定每10年輪換一任。
於是，關帝廟院內的佛殿，改建成為東正教教堂。從此，隨著這批被俘沙俄軍人的歸化，俄國東正教開始傳入了中國。後來，這些歸化沙俄人又蒙清政府的允許，和中國人通婚，從此這些人就在北京定居下來。
東正教教堂在北京建立後，北京的幾家沙俄人是北京東正教的基本教友，以後又逐步發展到這些人的親屬領洗入教。另外，還有些來往的俄國商隊和俄國留學生等。
中國人自願入教的很少。至於阿拉巴金的幾家人，一般都在教堂內任職工作（按當時清政府的政策，對這些歸化者，不允許參軍或任官吏）。
二、東正教在中國的發展
在沙皇彼得一世統治俄國時期（1682-1725），制定了一整套利用東正教對中國進行侵略的計劃，旨在打著「宣揚上帝福音」、「發展東正教」的旗號，千方百計地派遣東正教教士隨同俄國商隊混進中國，與北京的東正教堂、北館羅剎廟建立聯繫。
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在俄國商隊的要求下，俄國組成一個「傳教士團」來到北京。該團由院長修士大司祭伊拉列翁·列日伊斯基為領班，共10名神職人員組成 以俄羅斯北館為駐地，建立了正式的傳教據點。
1732年（雍正十年），可能在第二屆領班修士大司祭察託尼任內，在北京東江米巷（現在的東交民巷）建立了一座新的東正教堂，譽為「聖母堂」，後稱為「南堂」。
1860年後，在附近又建立了俄國駐華欽差府，即俄國駐華公使館。進出「南堂」的人，均為使館工作人員，以及居住南城的俄國教徒。
東正教的傳教士團自1715年成立，到1860年共改組或輪換了13次，先後駐北京的人員共100餘名。這個傳教士團直接歸沙俄教廷和外交部管轄。每年還按期領取1．6萬餘盧布的津貼。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義和團運動爆發時，俄國派駐北京東正教堂的第十八任修士大司祭伊諾肯提依·菲古羅夫斯基（Архимагнт Инокентий φигуровский）急忙帶領一部分他的親信俄籍神職人員和華人跟班僕役等，逃到北京東交民巷的俄國駐華公使館（即南館）躲藏避難。
義和團運動失敗以後，伊諾肯提依等人離開俄國使館，因北館已被義和團燒毀，成為一片廢墟，只得轉住在北城的雍和宮裡。
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伊諾肯提依返回俄國，向彼得堡教廷匯報了中國義和團運動的詳細經過，並提出東正教今後在中國如何恢復和發展等問題。為此，彼得堡教廷曾「表彰」他在鎮壓義和團運動中立了「功勞」，提升他為主教。隨後派他重返中國，並委任他為北京俄國東正教會的第一任全權主教。
伊諾肯提依重返中國時，還帶來了數十名俄國人，其中有修士司祭、輔祭、修士、誦經士、教堂執事人員，此外還有一些工匠、技術人員等等。伊諾肯提依借沙皇從中國勒索到的庚子賠款1.8萬餘兩白銀，連同在俄國募集的捐款，在中國大肆發展和開拓各地的東正教會。
他將舊北館附近的居民住房和出讓的土地以及四爺府等地統統購買過來，形成東起東城牆，北至北城牆的北官廳、南到東羊管胡同、西到四爺府的西牆及針線胡同，計方圓總面積達300畝（三頃地）的一大片教堂土地。
教堂土地的牆外設立石碑為界，牆內建立了一座「教眾致命堂」，把在義和團運動中被殺的中國教徒222人的屍骨收殮在六具石制棺材裡，埋在該堂的「聖所」內地下。
伊諾肯提依為建立這座「教眾致命堂」，還呈請彼得堡教廷奏請尼古拉二世批准，立公曆6月23日為「嚴齋日」，6月24日定為「教眾致命日」，並在每年的這兩天舉行隆重的教會紀念祈禱儀式。
而且指令中國各地的東正教堂必須在這兩天中為紀念這222位死者作「亡人祈禱」。以後，東正教在這裡又陸續建起了「聖母安息」大堂、聖主教伊諾肯提依堂（此堂以後都充做歷任主教的座堂）和高大的鐘樓、圖書館、天文臺、男女修道院、男女學堂、神品學堂。
此外還建立了在安定門外俄國墳地（今青年湖一帶）的「聖些拉肥木堂」和在西山昌化寺的小教堂（主教避暑時用的）。以後又逐漸設立了擁有數百名職工的麵粉廠（機器磨）、鐵工廠、印刷廠、牛奶場、裝訂房、造紙作坊、織布廠、養蠶室、養蜂場、地毯作坊、菜地、果園以及小型發電所等等生產機構。
另外在東單北大街新開路口購置了一所公寓式的三層樓房供出租用，還開設了天福號米麵莊。以上這些生產單位統由俄籍神職人員和技術人員管理。因此當時有些中國人為了能在教會工作，或使子女能夠上學或就業，就領洗入了教。這時東正教教徒人數約有3000人到3500人。
俄國東正教以北京為起點，逐漸向全國各地擴張。如通縣、遵化、涿縣、張家口、保定、天津、北戴河，山東的青島、煙臺、嶗山，華東的上海，華中的武漢，廣東的石浦，東北的瀋陽、長春、哈爾濱、旅順、大連、海拉爾、齊齊哈爾、滿洲裡，新疆的烏魯木齊、伊寧等地，都設有俄國東正教分會和教堂或傳道所。
各個分會和教堂的主管神職人員都是由北京俄國東正教總會派遣去的。伊諾肯提依和俄國神職人員以及技術人員，不僅掌握了教會各方面的大權，而且過著奢侈豪華的生活。
他們依仗帝俄勢力深入中國各地進行傳教活動，橫行霸道，壓迫剝削中國的勞動人民（據傳當時的清政府官員對伊諾肯提依待以上賓，按沙皇欽差大臣禮儀接待）。
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前的沙俄統治時期，北京東正教會及所屬各地分會、各堂，在舉行每天的早晚祈禱時，都要加誦一段禱詞。由司祭和輔祭，面向教徒口念：「願主上帝在天國保佑當今俄國大皇帝尼古拉二世及其家族和各有王位的人，從今到永遠，直到世世代代。」
甚至在某些經文和讚詞中也要加念讚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詞句。此外每逢俄皇尼古拉二世的「命名日」（教名紀念日），各地的東正教堂更要隆重地舉行慶祝儀式，為他誦「平安經」。
1917年十月革命之後蘇聯政府頒布了「政教分離」的法令，並承認東正教為合法的宗教團體，但教與政必須分開。北京的東正教主教伊諾肯提依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懷有刻骨仇恨，拒不接受蘇聯政府的法令，而是甘心依附流亡在南斯拉夫塞爾維亞的東正教反動教廷，充當反蘇反共的工具。
自此之後北京東正教會來自俄國的經費斷絕了，在北京道勝銀行的盧布存款以及大量沙皇政府發行的公債券全部作廢。僅僅依靠自身生產單位的收入很難維持現狀，伊諾肯提依在這種局面下，可說是一籌莫展。
最後工廠破產的破產停工的停工，大批職工被解散。此後一個階段只靠保留下來的牛奶場、印刷廠的收入維持局面。
當時，大批反抗蘇聯革命政權的俄國地主、資本家、舊官吏、白匪軍以及形形色色的反動分子逃竄到中國。中國各地的東正教組織對這夥人無不加以接待和安置。
有些沙俄的舊軍官來到之後，脫去軍裝蓄起長發，穿上修士服，一變而為東正教的修士和神職人員，而且立即掌握各級教會的大權。例如後來的第二十任主教魏克託爾、修士大司祭戛烏勒伊勒（1948年回國後任主教，後又任塔什幹教區大主教）、修士司祭尼古拉等都是流竄來華的白匪軍官和警官。另外如天津教會的大司祭瓦連廷·西奈斯基等人都是白匪軍的隨軍司祭。
1920年有八具屍體轉道從南斯拉夫運來北京，他們都是被蘇維埃政府處決的沙皇的近親和貴族（其中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嬸母，不久又運至英國）。伊諾肯提依為這些屍體揚幡招魂，舉行各種祈禱儀式。這七口棺木一直停放在北京教會的「致命堂」內，最後埋葬在安定門外的教會墳地。
大約在1923年，蘇聯政府派駐中國的代表加拉罕，曾向中國政府提出收回蘇聯在華東正教會以及各地分會的產權，為此伊諾肯提依立即向各地分會發出電告：「應予最堅決的抵制」；並向各界聲言：東正教總會以及在華各地分會和各教堂都是「中國人的教會」，與蘇聯東正教會完全無關。
伊又派出中國的神職人員常福司祭前去洛陽會見當時的北洋軍閥頭頭吳佩孚和外交部部長王正廷，聲明在華東正教會是中國人自辦的，要求政府給予保護。後經交涉，所謂「教案」問題始告平息。
1924年伊諾肯提依曾參加在北京召開的「宗教和平聯合會」（為在華各宗教團體的聯合組織，組織人即該會主席、美籍基督教傳教士李佳白。伊諾肯提依參加此組織是為了藉此組織力量抗拒蘇聯政府收回俄國在華東正教會），會場設在中南海瀛臺。
此外參加者還有天主教、中國的佛教、道教，以及喇嘛教等（班禪活佛也列席參加了）。會後，各教的唱詩班還分別舉行了唱詩歌詠會等活動。
約在1930年，伊諾肯提依被流亡教廷提升為都主教。由於日趨加劇的經濟壓力，使他無法擺脫困境，在一次心臟病復發中死於北京。
同年駐上海教會的大主教錫孟·威諾格拉多夫（Симон ВиНоградов）接替了北京東正教總會主教（即十九任主教）。他面對一籌莫展的教務，特別是經濟方面的沉重壓力，同樣感到束手無策。在一次去上海教堂視察工作和尋求財政來源的時候，病死在上海。
1933年升任北京東正教總會第二十任主教的魏克託爾·斯牙庭（Виктр Святин），是1920年從蘇聯逃亡來北京的。由於當時的都主教伊諾肯提依很賞識他，認為他是個可造就的人材，立即給他升了修士；幾天後又提升為修士輔祭；半月之後，又升為司祭職。
1923年魏被派到天津教會任本堂司祭。1932年前往塞爾維亞，經流亡教廷升為主教。回到中國後，任上海主教。1933年經塞爾維亞流亡教廷的批准，魏克託爾繼錫孟之後為北京東正教總會主教。
不久魏再次赴塞爾維亞流亡教廷述職，並參加了教廷會議。此後大約在1938年魏被提升為大主教。
魏克託爾在接任北京東正教總會主教之後，表示要重振東正教會。他裝出一付對中國人親善的姿態，拉攏中國神職員工，施以小恩小惠，將部分權利交給中國人，以此穩住陣腳。
1935年魏克託爾為了收買人心，到各地分會為修繕北京總會的教堂和大鐘樓募款；並為紀念東正教會在華成立250周年，邀請中外各界頭面人物來教會參加「祈禱會」，會後還舉行了招待宴會。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在中國各地的一些白俄分子，利用俄國東正教會的掩護，充當了日寇反蘇反共的工具，與日寇勾結，到處成立所謂「俄僑防共委員會」。
這些白俄分子在日寇憲兵隊和特務機關的指揮下，破壞抗日運動，殘酷地迫害中國人民和蘇聯的愛國僑民。北京的「俄僑防共委員會」還組織了「華北鐵道護路隊」和「外事警察班」等反動組織，專門為日寇刺探消息，搜集情報，鎮壓與監視中國人民和蘇聯的愛國僑民。
在北京、天津的「俄僑防共委員會」，每逢日本節日或日寇侵華分子的生辰日，都照例舉行隆重的紀念活動，為日寇侵華大唱頌歌。此外在北京、天津的教會裡，還經常駐有日寇特務機關的白俄工作人員。
如住在北京教會內的日寇白俄特務分子布列德等人，就曾為日寇進行過間諜活動。
1938年魏克託爾和天津分會的監督大司祭瓦連廷·西奈斯基經常串聯，來往於京、津兩地的「俄僑防共委員會」，並與天津「俄僑防共委員會」頭子巴斯圖辛等人交往頻繁。
此外每遇沙皇的生死日和「俄僑防共委員會」的成立日，他們都要親到「俄僑防共委員會」內舉行宗教儀式，祈禱、誦經。魏克託爾與西奈斯基還借講道的機會惡毒進行反蘇反共的宣傳活動。
1940年以後，魏克託爾認為有日寇扶植的「俄僑防共委員會」給他撐腰，就有恃無恐地迫害教會中的中國神職員工。除剝奪他們應享受的權利外，還施加經濟壓力，對俄、中兩國神職人員，實行兩種不同待遇。甚至利用日寇勢力，無理逮捕、關押中國神職員工的家屬。自此，魏克託爾獨攬教會大權，為所欲為。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在魏克託爾的領導下，北京東正教總會及各地分會的俄籍神職人員，包括主教、司祭、輔祭等等，絕大多數都承認了蘇聯莫斯科牧首（教廷），與塞爾維亞的流亡教廷斷絕了關係，恢復了蘇聯國籍。
唯獨上海東正教會主教約翰堅持反動立場，拒不承認莫斯科教廷，終於1948年從上海逃往美國。
自從北京東正教總會主教魏克託爾恢復了和莫斯科教廷的一切聯繫以後，每月由牧首公署按時撥給經費約兩千餘盧布，並在1947年由莫斯科牧首任命魏克託爾為莫斯科大牧首駐東亞全權代表，授予主教帽上鑲白玉十字架的獎賞（比大主教更高一級）。
1950年北京東正教主教魏克託爾第一次回蘇聯述職時，隨同前去的中國大司祭杜潤臣被升為主教職。同時魏克託爾擬具的今後在華發展東正教會的計劃，也得到了莫斯科牧首的批准。
1951年魏主教再次奉召回國述職時，帶領一名中國司祭劉恩厚到蘇聯各地教堂參觀和布道。
1956年魏克託爾接到莫斯科牧首的指令：限期將蘇聯東正教會在華的權益，按兩國政府的有關規定移交給中國政府接管（魏在歸國前，曾到我有關部門做了交代）。至此，在北京東正教會的全部俄籍神職人員，都離開北京歸國。
三、結束語
自此以後，北京東正教會正式改名為「中華東正教會」。中國人（俄裔）姚福安升任主教，成為中華東正教會的領導人。1959年在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領導下，中華東正教和其他各個宗教團體一樣，投入了三大革命運動，參加了學習，受到了愛國主義教育；大部分神職人員轉業，參加了生產勞動。
1960年姚福安主教因病在北京逝世。以後，由大司祭李遜一管理教會。但是老年教徒相繼死亡，又無人入教，進堂人數所剩無幾。1964年10月，北京的東正教會宗教活動就結束了。
附：東正教神職品級一覽表
Патриарх 牧首
Митропоπиш 都主教
Архиепископ 大主教
Епископ 主教
Архимадрит 修士大司祭
Протоиерей 大司祭（有配偶）
Иеромонах 修士司祭
Свяшщеник 司祭
Протопросвитер 司祭長、首席大司祭
Игумент 主持司祭、院長大司祭
Протодоякон 大輔祭
ДЬякон 輔祭
Иеродьякон 修士輔祭
Илодьякон 副輔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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