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不能把雅典與斯巴達的關係同中國與美國的關係進行簡單的比較，更不能將「修昔底德陷阱」附在中國身上，這種做法顯然是犯了嚴重的知識性錯誤。
隨著中國的不斷崛起和美國實力的相對衰落，西方人士對中美關係出現的變化表達出不安和憂慮：中國是否會取代美國成為國際體系的主導者？中國是否會用武力的方式顛覆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作為崛起國的中國與作為守成國的美國，是否會陷入大國政治的悲劇，即陷入戰爭？這些憂慮實際上反映出，前些年的「權力轉移論」①正在演化為中國崛起進程將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這一說法。不過，從本質上來看，「權力轉移論」與「修昔底德陷阱」並非不同。
權力轉移理論中的「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這個概念由美國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於2012年提出，源自修昔底德的著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論述的內容。在修昔底德看來，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是當時希臘的守成者，而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是希臘的崛起者。他認為，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引發的斯巴達的恐懼導致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戰爭不可避免，這就是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
在此之前，美國學者奧根斯基(A.F.Kenneth Organski)1958年提出了「權力轉移理論」。他認為，「在現有的國際秩序完全確立，完成了利益分配之後積累了足夠實力」的那些強大而不滿的國家，較有可能成為國際體系的挑戰者。由於主導國不肯出讓更多的利益，挑戰國便試圖通過自身快速增長的、與主導國匹敵甚至趕超主導國的實力，改變原有體系的秩序、原則，謀求在體系中更符合自身實力的地位，以便享有它們認為應得的特權。挑戰國挑戰原有體系的成功，意味著權力由一國向另一國過渡，標誌著一個新秩序的開啟。這個觀點後來被人稱為權力轉移理論，而艾利森隨後演繹的「修昔底德陷阱」不過是權力轉移理論的一個案例。
根據奧根斯基的觀點，大國之間能力的再分配會導致國際局勢不穩定，甚至引發大國之間的戰爭。戰爭大致會在以下三種情形下爆發：一是權力轉移時原來的主導國會對挑戰國發動預防性戰爭；二是當挑戰國崛起到一定程度，原有國際體系已不能再為其崛起提供新的環境支持和制度收益時，它們將動用武力打破原有的國際體系，來獲得更大的收益；三是在權力轉移臨界點上，原有的主導國和挑戰國都想成為新的力量格局中的主導者而爆發爭奪霸權的戰爭。艾利森所說的「修昔底德陷阱」大致是在這三種情況之內。
「修昔底德陷阱」對中國是偽命題
然而，中國的情況根本就不在其中。第一，中國不是作為挑戰者的崛起國，而是主動融入美國主導下的國際體系中的崛起國。
第二，對於國際體系，中國不僅僅是參與者，而且還是一個積極的建設者。雖然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存在嚴重的問題，但中國如果不融入其中，就很難推進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因此，為了實施對外開放戰略，中國先是逐漸融入現有國際體系之中，然後在自我能力範圍之內推進國際體系的改革。中國的崛起從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中獲得了巨大收益，但也由於中國不斷推進國際體系的改革，從而使得中國不斷從這個國際體系中獲得制度性收益。也正因為如此，中國一直主張要維護既有的國際體系，從來沒有主張要推翻既有的國際體系。此外，不僅中國在既有國際體系中持久收益，其他新興國家也在既有國際體系中獲得可持續性的收益。中國與所有新興國家一道，在維護既有國際體系的前提下，推進全球治理的改革。
第三，中國崛起是事實，美國相對衰落也是事實，但雙方並沒有發展到權力轉移的臨界點。雖然中國已經在經濟規模上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中國的經濟質量依然不高。特別是與美國相比，中國無論在哪一方面都與美國之間存在著較大差距，包括國家創新力、科技實力等。此外，即便中國與美國已經處於權力轉移的臨界點，中國也不會去做世界霸主，相反，中國願意以國家能力為基礎，為世界承擔更多責任。實際上，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就是「反哺」周邊國家乃至世界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發展倡議。
將中美關係與雅斯關係進行比較，我們會發現兩者關係差異巨大：第一，中國不稱霸，不推行霸權主義，不是雅典這樣的崛起國，崛起是為了構築自己的霸權地位。第二，中美關係已經是相互依存度非常高的雙邊關係，不僅在利益上而且在戰略上，美國依然是主導國，但美國解決大部分全球性問題都需要中國的配合和幫助。第三，中美關係是對世界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雙邊關係，沒有第三種力量能夠改變中美關係的實質，這同雅典與斯巴達的關係有著根本性區別。鑑於此，絕不能把雅典與斯巴達的關係同中國與美國的關係進行簡單的比較，更不能將「修昔底德陷阱」附在中國身上，這種做法顯然是犯了嚴重的知識性錯誤。
中國崛起應持「中國視角」
雖然有學者統計過，自1500年以來，在15次大國權力轉移中，有11次是因為陷入安全困境而開始，並以戰爭的形式解決問題的。然而，國際關係史是考察西方大國成長的歷史，缺乏對中國大國成長歷史的考察。問題是，歷史上，中國大國的成長往往取決於內部。
伯羅奔尼撒戰爭大約發生在中國春秋戰國的過渡時期。當時，諸侯國的興衰不是由外部因素，而是由內部因素決定的。春秋時期，最早稱雄於各諸侯的是鄭國。到戰國時期，七國實力此消彼長，但最終的結局是六國滅亡，秦國一統天下。六國何以亡？蘇洵就指出：「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實際上，六國是為了各自執政集團的既得利益賄賂秦國而亡。秦國統一中國以後，秦始皇本以為可以開萬世之偉業，可沒有想到，在秦二世繼位不久，便「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總結得最為經典的當屬杜牧。他在《阿房宮賦》中說：「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因此，內部問題解決不好才是真正的困惑和陷阱。
當代中國不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是否意味著中國崛起進程中沒有任何困惑？其實不然。首先，過去40年，中國的發展雖然迅速，崛起的速度非常快，在新的發展中又產生了一些新問題。因此，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中國必須全面深化改革。其次，中國現代化發展中存在著嚴重的二元現象，既有城鄉二元現象，也有地區二元現象，甚至在硬實力與軟實力的發展方面也存在二元現象。因此，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新時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而解決這一矛盾的重要方法是發展。再次，中國的發展質量不高，也是長期來困擾中國現代化和中國崛起進程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國的大國成長進程要具有高質量的可持續性，至關重要的是解決內部問題。
（胡鍵，上海社會科學院軟實力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中國論壇網特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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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①「權力轉移論」：密西根大學教授奧根斯基(A.F.Kenneth Organski)於1958年在其所著《世界政治》一書中首次提出這一理論。奧根斯基認為，國際體系並非靜態，而是隨著國家權力與增長率的此消彼長而發生變化。增長率的不平衡主要由人口數量、經濟生產力和國家從社會中汲取資源的政治能力及運用這些資源促進國家整體利益過程中發生的變化所驅使。奧根斯基進一步指出，如果一個大國的力量增長到至少為現主導國力量的80%，則該大國會被看作是現主導國及其國際體系控制力的「挑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