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過去的20年裡，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成果顯著，產生了各具自身特色的關係理論、道義現實主義、天下體系理論和共生理論等，而且都出版了各自的代表性著作，初步形成了「中國學派」。之所以要建設國際關係理論的「中國學派」，主要是因為基於西方文化基礎之上的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本身存在著缺陷、不足和局限性，在多年間忽視和看低非西方思想文化，甚至加以排斥。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由於其局限，解決不了諸多重要的理論和現實問題。本文認為，產生於非西方地區的理論，其發展有三種境界：一是要獨立思考並敢於質疑既有理論；二是要敢於提出自己的問題，在尋求答案的過程中探索理論；三是走自己的路，建構自己的理論學說。迄今為止，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建設已初見成效，並正在進一步發展之中。
關鍵詞：「中國學派」；非西方文化；理論構建；再思考
作者簡介：任曉，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博士。
建設國際關係理論(或國際關係學)「中國學派」一說自提出迄今，已經整整20年了。對此，國內學者見仁見智，有贊成和不贊成的，有鼓勵和懷疑的，存在不同看法和意見。這是一種正常的現象，有些不同看法只不過是關於措辭的選擇而已。但這一提法的核心觀念，即中國學界必須建設具有中國原創性的理論學說，以及要對全球國際關係學(GIR)有自己的貢獻，則隨著時間的推移，獲得了越來越多人士的認同。這可能是過去20年中國國際關係學最為重要的發展之一。《國際觀察》雜誌現在設立「中國學派」這一專欄，就是認同這一發展或努力的一個例證。
一、「中國學派」建設的三種境界
對「中國學派」一語存在著一些誤解。其實，「中國學派」說並無「一言興邦，一言喪邦」那麼大的力量。以我個人的理解，「中國學派」無非是指主要由生活和工作在中國的研究者提出或創立關於國際關係的理論或學說，如是而已。這樣的理論或學說可能有數種，已經出現，未來還可能繼續產生，它們共同構成「中國學派」的國際關係理論。
本文認為，提出「中國學派」一說並非是出於什麼「政治正確」。①與之相反，過去20年「中國學派」建設之所以能得到發展，恰恰在於它是一種社會科學的主張，是中國社會科學在總體上確立起自主性這一學術追求的一部分。這一追求具有非常重大的學術價值和意義。
「中國學派」說的要義是中國國際關係學要走自主發展之路，產生具有中國原創性的理論學說。筆者認為，中國學派「自主發展」具有由低到高的三個境界。
(一)獨立思考，敢於質疑
確立自身的自主性，要求在有關(尤其是重大的)問題上不是人云亦云。這原本是對從事科學研究者的最基本要求，但並非總能為研究者們所堅持和信守。今天之所以重新強調獨立思考，其重點是我們絕不應對西方學說和理論頂禮膜拜，不能唯西方理論和學說馬首是瞻。君不見，有很多人士缺乏獨立思考和敢於質疑的精神，而是競相追逐西方學界新出現的一些東西，以為「新」的便是重要的、便是好的，於是追「新」逐「異」，趨之若鶩。譬如，美國學者G.艾利森(G.Allison)提了一個「修昔底德陷阱」，國內就有很多人爭相跟著說，甚至「拿香跟著拜」，便是顯例。至於此說在學術上有無問題，是否成立，就很少有人往深裡探究一番。質疑成說是理論發展必不可少的一步。
(二)提出自己的問題
這裡的「問題」常常不是一般性的問題，而是比較大的、具有學科重要性的問題。西方學者提出自己的研究問題，大都是基於西方的經驗、歷史和文化，而很少慮及非西方地區的經驗、歷史和文化。也就是說，西方理論不僅有淵源，而且有「語境」。但這種理論的淵源和語境常常為國內不少學者所忽略，不僅如此，有不少人士還視外來的學說為普遍適用的理論。實際上，西方學者對這種視野的局限性所導致的理論的局限性已經有所反思，例如美籍學者康燦雄(David Kang)就坦承自己「在開始系統研究東亞之前，我從未接觸過任何有關中國朝貢體系、日本德川幕府時代對外關係的知識，我甚至根本沒有聽說過壬辰戰爭」。②美國大學研究生院國際關係學的訓練對非西方地區的忽略，由此可見一斑。康燦雄大約在獲得了終身教職後才開始接觸東亞國家間關係的歷史，因而眼界大開，撰成了《西方之前的東亞》③這本精彩論著。這一擴大了的視野也使其能夠對「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質疑。④筆者以為，生活在非西方地區如中國的學者，基於自身的經驗、困惑和思想文化積累，應更能提出自己的問題，進行理論闡發，從而糾正西方尤其是美國學人存在的偏頗。就西方國際關係理論而言，這樣的偏頗所在多有。如果中國學者能夠這樣做，那麼就有望為「中國學派」的構建和發展做出學術貢獻。這裡的關鍵在於中國學者要擺正自己的心態，對西方的學術理論取既非「仰視」，也非「俯視」，而是「平視」的心態和姿態。
(三)走自己的路，建構自己的理論
這是最高一層境界，也是高起點。對「理論」一語，國內外學術界有不同的理解。在美國國際關係學界，由於實證主義的長期驅迫，對理論的理解出現了不斷窄化的趨勢。實證主義在美國社會科學中已深入骨髓，影響極深，強調「嚴格」(rigor)乃至通過數學化實現「精確」，即便不是走火入魔，也是早已走過頭了。這再一次表明了包括美國式IR在內的美國社會科學和美國式思維有它的局限性，甚至是嚴重的局限性，需要中國學者提出質疑，以便摒棄其積弊。理論是一種對事物的普遍化陳述，不應神秘化、狹窄化，本期刊發的《全球國際關係學與中國國際關係理論》一文(以下簡稱秦文)就明確指出：凡是對國際關係實質性內容進行概念化、抽象化和通則化處理並形成邏輯自治的思想體系，都屬於理論之列。⑤實證主義的理論是理論，但並非只有實證主義的理論才是理論。國際關係理論既包含以因果關係論述驗證的理論，也包括詮釋學意義上的解讀性理論。秦文很精當地指出了這一點，即「由於二戰之後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重心轉移到美國，以行為主義為主流的美國國際關係理論成為理論的標識。這樣一來，國際關係理論的界定就走進了一個極其狹窄的空間，將大部分理論思考排斥在國際關係理論之外。這種實證主義或是後實證主義的理論界定是不恰當的。依照實證主義或後實證主義原則建構的理論是理論，但以其他方式建構的理論同樣是理論，比如重歷史和政治思想史的英國學派。」⑥我們必須讓理論的含義本身重現其本來面目，走自己的理論探索之路，方能對世界國際關係學做出自己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