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總是被邊緣化?

引語——奧地利學派的發展

1871年，奧地利學者卡爾.門格爾的《國民經濟學原理》發表，標誌著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誕生，這已經得到學術界的公認。門格爾和英國的傑文斯、法國的瓦爾拉斯分別獨立發現了邊際效用原理，引發了經濟學領域的邊際革命，被譽為「邊際三傑」。後來奧地利學者歐根 馮 龐巴維克、弗裡德裡希 馮 維塞爾繼承和發展了門格爾的思想，使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發揚光大。特別是龐巴維克，由於在資本理論和利息理論取得的突出成就，成為歐洲大陸最具聲譽的經濟學家，他的頭像曾印在奧地利貨幣100先令上，這也是經濟學家獨有的榮譽。由於這些人都曾在奧地利維也納大學任教，因此他們的經濟學理論也被稱為奧地利學派。不過這個名稱最初並不是什麼褒揚的意思，而是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家對同講德語的奧地利同行的蔑稱。

1912年，奧地利學派第三代領軍人物也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理論集大成者路德維希 馮 米塞斯發表了《貨幣與信用理論》，使得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理論日臻完善，為奧地利學派贏得了極高的聲譽，米塞斯也躋身於歐洲最優秀的經濟學家行列。1931年，應英國經濟學家萊昂內爾 羅賓斯的邀請，奧地利學派第四代領軍人物弗裡德裡希 馮 哈耶克到英國講學，把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觀點傳播到現代經濟學發源地英國，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影響力達到了巔峰。特別是米塞斯、哈耶克成功預測到了1929年的大蕭條，更令奧地利學派名聲大噪。據統計，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佔經濟學家的比例為10%左右，這也是奧地利學派最為輝煌的時期。

1917年，蘇聯逐步建立起計劃經濟為主導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後，米塞斯曾與波蘭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為代表的計劃經濟派展開論戰；1930年，英國經濟學家梅納德 凱恩斯發表《貨幣論》，後發表《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主張國家幹預經濟，通過促進就業、擴大需求來挽救資本主義經濟。哈耶克對此堅決反對，和凱恩斯的論戰也是持續不斷，達數十年之久。從最初的結果看，奧地利學派均告失利。隨著納粹德國橫掃歐洲，由於米塞斯是猶太人，1940年被迫移居美國，哈耶克也加入英國國籍後到美國教學，奧地利學派的中心從奧地利轉移到了美國。在應對大蕭條的過程中，凱恩斯主義深得各國政府的歡心得以大行其道，一些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紛紛改換門庭，轉投凱恩斯的門下。一度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屈指可數，僅剩下米塞斯、哈耶克和名氣較小的拉奇曼寥寥數人。後來哈耶克主要精力也從經濟學轉到政治哲學領域，米塞斯幾乎是靠一人之力頑強支撐，奧地利學派漸漸地從主流經濟學中消失了。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歐洲和美國經濟進入滯脹階段，凱恩斯的理論似乎失靈了，奧地利學派又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1974年，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奧地利學派吹響了復興的號角。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美國前總統裡根均視哈耶克為導師，奧地利學派又開始得到重視，不過這種復興似乎是曇花一現，隨著經濟的逐步好轉，政府大規模幹預似乎又成為不二的選擇。1991年，隨著蘇聯和東歐的崩潰，奧地利學派經過漫長、艱難的等待，贏得了最終的勝利，這為奧地利學派復興又增添了精彩的一筆。但是和曾經的輝煌相比，奧地利學派仍然徘徊在主流經濟學邊緣。只有到了經濟出現問題的時候，特別是出現危機的時候，才會有人想起還有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理論。

在中國，奧地利學派影響力似乎更加微弱。由於奧地利學派以批評馬克思主義嚴厲而著稱，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視奧地利學派為最反動的資本主義庸俗經濟學。改革開放前，中國大陸翻譯的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著作，筆者僅看到龐巴維克的《資本與利息》、《資本實證論》，哈耶克的《物價與生產》、《通向奴役的道路》等不成體系的寥寥數本。臺灣出版過相對較多的奧地利學派的著作。隨著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開始陸續翻譯門格爾、龐巴維克、維塞爾、米塞斯、哈耶克等人的著作，一些現代奧地利學派代表人物如穆瑞 羅斯巴德、伊斯雷爾 柯茲納、韋爾塔 德索託、赫爾曼 霍普等人的作品也陸續出版。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經典譯叢，作為上海市「十二五」重點圖書出版，使得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理論在中國得以系統傳播。

儘管如此，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在中國的影響力一直不大，甚至大學經濟系的學生大多不知道奧地利學派。更多的是一些經濟學的愛好者在學習奧地利學派的理論。因此，本土奧地利學派的追隨者，被戲稱為「國奧」、「土奧」。筆者接觸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時間不長，但是對其理論大為折服，尤其是奧地利學派研究經濟的切入點、主觀價值、商業周期理論、方法論、動態分析等。因此，對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總是被邊緣化的現象大為疑惑，也不斷思考，願意就此闡發一些粗淺看法。

對政府是否應當幹預經濟，各個學派的觀點大相逕庭

現代經濟學的開山鼻祖亞當.斯密，闡述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就是充分發揮市場——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促進人類福祉的增加。濃縮為一句話就是對市場自由放任。但後來發展的各個經濟學派，卻對此觀點不一。按照經濟學家馬克.史庫森的觀點，在對待市場的態度上，經濟學派大體分為四派：一是絕對不信派，以計劃經濟派為代表。主張消滅市場，由政府計劃嚴格管控經濟；二是半信半疑派，以凱恩斯學派為代表。主張不僅要發揮市場看不見的手的作用，還要發揮政府看得見的手的作用，共同控制經濟向好的方向發展；三是高度信仰派，以芝加哥學派為代表。認為市場為主，政府可以適當幹預，如政府控制通貨膨脹率在2% - 4%對經濟是有益的；四是絕對信仰派，以奧地利學派為代表。認為各種幹預的後果必然造成市場的扭曲，使市場的參與者產生誤判，最終會誘發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因此堅決主張自由放任。

1929年，席捲世界的大蕭條，使得各國政府權力對經濟領域不斷滲透，特別是「羅斯福新政」。儘管羅斯福新政並沒有取得明顯的效果，而是「二戰」挽救了美國的經濟，但人們錯誤地把這一功勞歸功於新政，使得人們對政府產生更大的依賴，政府的權力更加膨脹。各個學派只能寄希望於自己的理論能夠得到各國政府的採納，得以實施。雖然計劃經濟派賦予政府幾乎全部的權力，由於計劃經濟的徹底失敗，該學派已經式微。凱恩斯學派既賦予市場的作用，又給政府權力留下了極大的空間，因此，自問世以來，一直深得政府歡心。滯漲時代到來，凱恩斯學派似乎走進了死胡同，可是一旦出現經濟衰退，該理論仍是政府的首選。對於凱恩斯主義的迷惑性和危害性，奧地利學派多次進行了徹底批駁，但依然動搖不了凱恩斯學派得寵於政府的現狀。芝加哥學派儘管高度信仰市場，不過仍然為政府權力留下了一定的空間，便成為政府的次優選擇。當凱恩斯學派不靈的時候，不妨試一試芝加哥學派的理論。而奧地利學派堅持自由放任，極大地縮小了政府的權力空間，僅此一點就不被政客們喜歡。因為總有一些人認為自己能夠改變世界，為了施展自己的抱負，對選民許下了各種承諾。如果哪個候選人告訴選民：選民應自己增加福祉，不要依靠政府，政府只承擔守夜人的職責。那些對政府依賴性很強的選民便會轉投那些做出天花亂墜的許諾的候選人，而不會思考他的承諾能不能兌現。如，承諾大幅度減稅，不斷提高人民的福利保障水平，這本身就是矛盾的，但是依然有人相信政府是可以實現的。

各個經濟學派的處境，類似中國的「百家爭鳴」。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儒家、法家由於為皇權神聖、政府積極作為提供理論依據，始終能夠得到重視。而老子無為的思想更多的是人們安身立命的哲學，很少是政府施政的導向。只有當束手無策的時候，政府才會無為。例如西漢早期由於戰爭破壞，經濟崩潰的局面不知如何收拾而被迫實施「休養生息」政策。經過幾十年的休養生息，西漢出現了倉廩裡新米壓著舊米、庫房裡串錢的繩子都爛了的豐裕。此時，政府的無為之心消減，有為之志膨脹。漢武帝多次討伐匈奴，最終導致國庫耗盡、生靈塗炭。漢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實屬幸運。但後代更多地記住了「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的豪言壯語，淡忘了政府的有為大多是百姓的災難的教訓。老子被奧地利學派認為是中國同道而推崇，二者命運可謂相似。

由於奧地利學派堅持自由放任，沒有給政府權力留下空間，自然被政府棄之不用。奧地利學派也被稱為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似乎奧地利學派認為市場可以解決任何問題。這是對奧地利學派極大的誤解。奧地利學派並沒有認為市場是完美的，而只是在理論上證明了交由市場解決優於各種形式的政府干預。

同行對奧地利學派的排斥

主流經濟學認為奧地利學派的理論已經被主流經濟學吸收，完全沒有必要作為一個單獨的學派存在。而奧地利學派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其他學派的理論差別巨大、獨樹一幟，因此主流經濟學派往往認為奧地利學派固執己見，甚至固步自封。而且公立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們的課題經費往往來自政府，為政府的政策提供理論依據成為獲取經費的重要手段。

奧地利學派一直不受政府待見，如果投身奧地利學派的研究，往往意味著資金的短缺，甚至衣食堪憂。如，米塞斯移居美國後，一直沒有大學為他提供正式的教職，而是由私人基金為他提供學術支持，而大量庸碌之輩卻佔據著大學的課堂。

儘管目前美國個別大學開設了奧地利學派的專業，但那些經濟系的學生從學派資源、影響力和就業上考慮，也對奧地利學派望而卻步。但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根本在於奧地利學派堅決主張自由放任，在同行看來經濟學家似乎無事可做，失去了存在價值，讓人難以接受。於是「為稻粱謀」佔了上風，因此，同行對奧地利學派大多排斥。這反倒是奧地利學派邊際效用原理的體現，因為在大多數同行看來謀生的價值高於傳播好的經濟學的責任，這真是一個悲哀。

不過，這依然是對奧地利學派的重大誤解。在奧地利學派看來，經濟學理論距完善相差甚遠。在資本理論、貨幣理論、信用理論、稅收理論等諸多領域存在大量的謬誤和空白，需要不斷澄清、不斷探究。

大眾對奧地利學派的費解甚至是仇視

奧地利學派的主觀價值理論、動態分析、方法論等大大異於主流經濟學，所以接受主流經濟學教育較多的大眾往往理解起來困難，認為奧地利學派不過是在玩文字遊戲，甚至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形上學。哈耶克初次在英國開展學術講座時，儘管面對是有一定經濟學基礎的受眾，很多人依然沒有聽懂。當時哈耶克的英語帶有濃重的德語口音固然影響講座的效果，但是更多的是人們受主流經濟學影響太深，理解起來費勁。

奧地利學派的結論往往和大眾的直覺相反。例如奧地利學派反對最低工資制度，因為如果最低工資標準低於邊際工資，則無意義；如果高於邊際工資，則邊際工資在最低工資標準以下的人們將無法獲得就業機會。人們往往認為工人因為處於弱勢地位，無法謀求到更好的工資待遇，因此需要規定最低工資制度保護工人利益。而奧地利學派的結論是，最低工資制度看似保護工人的利益，實際上卻在損害工人利益。而邊際工資的標準在哪裡，只有市場能夠給出答案。一個聰明的工人用樸素的語言回答了這個問題：如果兩個資本家競爭一個工人，邊際工資由工人決定；如果兩個工人追逐一個崗位，邊際工資由資本家決定。奧地利學派的結論和工人的期望嚴重不符，而問題出在哪裡呢？問題似乎是工人們有一種自信的假設---自己完全可以獲得工作崗位。

奧地利學派尤為讚賞企業家精神。而現實中成功的企業家往往會因為擁有巨額的財富而被人嫉妒。在對貧富差距擴大極其不滿的大眾看來，這太不公平了，而奧地利學派卻在為不公辯護。但是，在自願交易的市場裡，並沒有強買強賣。企業家之所以致富，是因為他們為大眾提供了更好的產品而吸引人們購買。當他不能提供更好的產品時，很快就會失去企業家的地位。想想每當蘋果手機新機型首發的時候，都會引起通宵達旦的排隊，可這並不是蘋果公司強迫大家購買，而是大家自願。蘋果公司的市值也屢創新高，而曾經如日中天的諾基亞已經失去了往日的榮光。大眾嫉妒那些更好滿足自己需要的企業家致富，進而仇視澄清這種謬誤的理論，這太令人費解了。

關於數學在經濟學當中的應用

在科學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一種理論是否科學往往能夠成了判斷對錯的標準。作為科學之母的數學能否得到很好的應用，往往會起到評判理論是否正確的關鍵性作用。主流經濟學往往通過需求曲線、就業函數、局部均衡公式等等推導出自己的理論，這似乎證明了自己理論是科學的，是經得起數學檢驗的。奧地利學派不贊同把數學應用到經濟學領域，因為在奧地利學派看來，根本不存在所謂的經濟人，現實是需求各異、知識分散、能力參次、有想法、會犯錯的千千萬萬的大眾。人的選擇是多變的，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選擇，即使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間，選擇也可能不同的。三人可以成虎，但同一個人前三次相同的選擇並不意味著第四次的選擇依然相同。這些都是用數學無法精確計算的。

在奧地利學派看來，主流經濟學把人看成了沒有思想的原子，因而通過一些恆久不變的假設，用數學方法進行推導。而我們生活在一個變動不居的世界，人想改變自己不適的狀態而達到舒適的狀態這是不正自明的真理。但是何謂舒適狀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標準。正如吾之蜜糖，彼之砒霜，這是數學公式根本無法計算和表達的。奧地利學派視主流經濟學派為」黑板經濟學」。

兩種觀點孰是孰非，由讀者自行判斷。

對奧地利學派成就的低估，也降低了它的影響力

人們往往認為奧地利學派的突出成就是引發了「邊際革命」。但這並不是奧地利學派最重要的成就。門格爾的《國民經濟學原理》是從人作為主體出發對經濟學理論進行闡述的第一人。儘管主觀價值理論並不是奧地利學派率先提出的，但是從人的欲望的滿足出發研究經濟規律，卻是奧地利學派的首創。這和其他學派有重大區別，也是奧地利學派最突出的成就。

米塞斯的巔峰之作德文書名為《經濟學：行為和交換的理論》，後來英文出版的書名直接改為《人的行為》，更加突出奧地利學派從人出發研究經濟的特點。其他學派往往從需求、供給、資本、生產、就業等等出發，似乎這些東西更具體、更客觀也更容易揭示經濟學的規律。筆者一直在想：如果離開了人，經濟學還有存在的意義嗎？目前還不得其解。

奧地利學派自身的一些特點也對其傳播產生了不利影響

由於門格爾、龐巴維克、維塞爾、米塞斯等人的母語是德語，轉播範圍更多是在歐洲大陸，對英語世界影響較小。門格爾計劃分四卷完成《國民經濟學原理》，但不知道什麼原因，始終沒有完成。《國民經濟學原理》第一版發行後，門格爾始終拒絕再版，更加降低了影響力。當時，在現代經濟學奠基人——英國人面前，歐洲大陸似乎沒有太多的自信，而英語世界的經濟學家更多地是以一種審視而不是學習借鑑的態度對待歐洲大陸的同行的經濟學理論。米塞斯的經濟周期理論在英語世界幾乎無人知曉，假如奧地利學派的理論能夠早點被英語世界熟知，能否戰勝凱恩斯學派的錯誤理論也未可知，畢竟歷史不能假設。

一些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性格特點，似乎對其理論傳播也產生了不利影響。在其他人眼裡這些人是固執、易怒、不好接觸的一群人。門格爾曾經是奧匈帝國繼承人魯道夫皇子的私人教師，傳授經濟學。這本來是奧地利學派傳播的大好機會，但是門格爾對自己的理論隻字未提，而是更多地傳授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理論，這太令人遐想了。米塞斯對平庸的同行缺乏容忍，在爭論時往往言辭激烈，不留情面。在主流學派的同行眼裡，米塞斯古板、偏執、近乎自戀。這似乎也應驗了中國一句古話「人至察則無徒」。不過，米塞斯在自己的研討班對待聽課的年輕人卻很和藹、耐心，而且經常啟發、提攜。

奧地利學派的學者更願意寫大部頭的經濟學著作，而很少寫普及性的文章。經濟學在大多數人眼裡似乎非常深奧——這當然是主流新經濟學造成的——造成和者甚寡。奧地利學派的論文很少在主流經濟學刊物發表，更多地發表在米塞斯研究所主辦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評論》上，這似乎有自娛自樂之嫌，也削弱了奧地利學派的傳播和影響力。

儘管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總是被主流經濟學、政府、大眾邊緣化，但是不同時期，奧地利學派總有一些天才的人物出現，挽狂瀾於即倒，如龐巴維克、米塞斯、哈耶克、羅斯巴德、柯茲納、德索託、霍普等人，使得奧地利學派在艱難中迎來轉機。進入新世紀，奧地利學派更是復興趨勢明顯，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已經從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寥寥數人發展到佔經濟學家2%左右。在中國，奧地利學派的書籍出版發行後往往脫銷，一些絕版的二手書居然超過原價的幾倍甚至十幾倍，並出現大量的盜版書，這在理論書籍方面實屬罕見。

因為奧地利學派相信，人類的歷史就是觀念的歷史。理論的發展，並不是正確的理論不斷修正錯誤的理論前行，而是不斷交織，甚至倒退。只有壞的觀念被好的觀念徹底驅逐，人類的福祉才能得到永久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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