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為什麼錯誤的思潮總是捲土重來？

蘇聯流傳過這樣一個冷幽默：在某次會議上，史達林問：「集體農莊制度是否科學？」一位官員站起來回答說：「這肯定不科學，如果它是科學的話，應該像科學家那樣，先在猴子身上做實驗。」

這位官員的回答很「科學」，先在猴子身上做實驗，成功後再推廣到人類社會。但這顯然是對科學方法的濫用，人和猴子豈能同日而語？

然而，這種荒誕僅僅是20世紀人類集體性癲狂的縮影。

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試圖用「科學方法」控制人類進化的路徑——只有基因優良的人才能生育，含有劣等基因的人應該被徹底淘汰。他們宣稱：「從個人的角度看，他們滅亡了，但從人類的角度看，人類進化了。」

災難接踵而至：歐美各國相繼通過「絕育法案」、納粹以「劣等民族的名義」大規模屠殺猶太人、吉普寨人、斯拉夫人......1920年代，蘇聯的伊萬諾夫教授在蘇呼米猿猴繁殖基地開展了駭人聽聞的「人猿雜交實驗」，試圖打造不知疲倦、刀槍不入的超級戰士。

烏託邦主義者在蘇聯、東歐等地用「科學方法」運行經濟——用「計劃經濟」取代「市場經濟」進行生產與分配，妄想構建起一個沒有危機、沒有剝削、人人平等的人間天堂。最終迎來的卻是經濟崩潰、政治動蕩、人倫毀滅、文明倒退。

......

人類曾深信，科學與理性會帶來是繁榮的天堂，而迎來的卻是血腥的地獄。哈耶克在《科學的反革命》一書中寫道，真正帶來世紀性災難的是錯誤的方法論——「在研究人類社會時濫用科學方法」。

儘管「社會達爾文主義」和「計劃經濟」等實驗已經破產，但有些餘毒至今仍未被消解，例如「實證主義」經濟學。

20世紀最偉大的預言

1920年，米塞斯發表了一篇石破天驚的文章，他預言：烏託邦主義的實驗註定只能帶來混亂、匱乏和奴役。此文隨後被擴充為一本曠世巨著《Sozialismus》——蘇聯計劃經濟開始於1928年。

1961年，諾獎得主薩繆爾森在風靡全球的《經濟學》中預測：「蘇聯經濟將在1997年趕超美國。」——然而，1991年，蘇聯崩潰了。

弔詭的是，薩繆爾森持續研究蘇聯經濟，掌握了大量的數據。而米塞斯從未去過蘇聯，甚至當時蘇聯的計劃經濟都尚未開始，就在能在書房中僅靠邏輯推理得出這一先知般的結論。

可見，掌握信息、數據的多寡並不意味著離真相越近，如果思考的框架錯了，那麼謬誤將會搶佔人們的心智。

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實證主義」經濟學，將物理學方法論——「假設、觀察、分析、驗證」廣泛應用，並試圖用歸納法總結理論。

結果，蘇聯鋪天蓋地的經濟增長數據，讓他們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最終，幻覺置換了真相。

而以米塞斯為代表的奧地利經濟學派認為，經濟學是研究人的學問，經濟學必須根植於對人性的研究。米塞斯對「計劃經濟」的推理就是從「主觀價值論」「人的行動學」等在他看來不證自明的公理出發，一步步推理演繹而來：

我們有必要先釐清兩個概念：

（1）主觀價值論：人類的主觀感受無法被精確衡量

古典經濟學認為，商品有客觀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價值」，而價格是圍繞「價值」上下波動的一個現象。

奧派鼻祖門格爾卻提出了與之截然相反的「主觀價值論」：商品的「價值」是人賦予的，它只能分出高下，而不能衡量出價值的具體大小。

例如，當你飢餓的時候，最想吃炒飯，而不是麵條，你知道炒飯的價值大於麵條。但是炒飯的價值是麵條的多少倍，你是無法計算的。因為根本不存在一種尺度能真正測量「滿足感」等主觀感受。

（2）外在物質世界可以被精確衡量

例如，一瓶水多少體積能用毫升來衡量，多少價格能用人民幣來衡量等等。

其次，只需一個小故事就能直擊問題的要害：

即便有一個無所不能的組織能掌握全社會的生產要素，如鋼鐵、勞動力等等——它可以計劃生產任何商品和服務來滿足民眾的要求。當它詢問民眾的需求時，每個人都會根據自己心中對商品與服務的重要性進行排序——有人想吃麵包，有人想住房，而有人會隱瞞真實想法等等。

當經濟活動結束後，由於缺少價格信號，它只能統計出消耗了多少噸鋼鐵，多少勞動力等等，卻無法核算總成本是多少。

由於每個人的內心世界不可知，它無法得知每個人的需求是否被滿足——經濟活動的總收益無法計算。當成本與收益都無法計算時，就無法確定稀缺資源是否被有效利用。

最終全社會陷入了匱乏與混亂，一開始還有土豆、麵包和白菜可選，接著只能選土豆和白菜了，緊接著只剩下土豆，最後，什麼都沒有了......

米塞斯認為，問題的要害在於「不可度量的人類主觀感受」與「可度量的客觀物質世界」之間缺乏橋梁，市場交易出來的「真實價格」，準確地說就是基於貨幣的經濟計算。在烏託邦主義描繪的人間天堂中，由於沒有私人產權，也就不存在自由交易，因此不可能產生「價格」，也就無法進行經濟計算，長此以往，經濟必然崩潰。

「實證主義」的邏輯：錯的不是理論，而是現實世界

兩種方法論的優劣不僅體現在對具體問題的判斷上，更體現在對基礎經濟學規律的證明上。

1845年，英國人吉芬在愛爾蘭發現：由於持續的大饑荒，土豆價格暴漲，但人們對土豆的需求依舊很大。這明顯違背了經濟學大廈的根基——「需求定理」：價格越高，需求越少。這就是著名的「吉芬商品難題」。

面對這一動搖經濟學根基的難題，「實證主義」經濟學與奧派隨即展開了行動——我們可以通過二者對這一難題的研究論證，看出雙方方法論的重大差異。

「實證主義」經濟學家傑森與米勒到湖南做了一個實驗：隨機給當地窮人發放大米購物券，結果他們發現「吉芬商品難題」確實存在——補貼導致大米價格下跌，窮人需求減少，而補貼取消後，人們又開始迫切地購買大米。

他們隨即陷入了思維混亂：難道「需求定理」錯了？

而在奧地利學派看來，僅靠對人性的推理，難題便迎刃而解。他們認為「人行為的根據是對自己各種欲望重要性的排序。」——人們首先要滿足基本的生理需求：吃飽穿暖，相比之下，其他欲望都是次要的。正常情況下，人在基本生理需求被滿足後，其餘商品會按照「需求定理」所展示的那樣「價格越高，需求越少」。而在愛爾蘭，由於大饑荒，「活著」成了人的第一的需求，只要有錢，首先要買的就是土豆，而人們對土豆的需求也必然減少——以前一頓飽飯需要3個土豆，而現在只要能吃到半個土豆就滿足了。所以「需求定理」依舊成立。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獲得巨大成功的奧派經濟學卻被持續邊緣化，甚至被詰難「與現實脫軌」，這種魔幻現實簡直令人啼笑皆非。

除預言「計劃經濟必然失敗」外，米塞斯還成功預測了1929年的大蕭條，他不僅保住了自己的身家財富，還成功挽救了奧地利的經濟。

而「宏觀經濟學之父」凱恩斯和「第一代貨幣主義者」歐文·費雪持續研究美國經濟和股市走勢，結果，二人在大蕭條中損失慘重——凱恩斯一半身家付諸東流，歐文·費雪不僅虧光了全部身家，還欠下了巨額債務，在貧病交加中去世。

不僅20世紀的大蕭條證明了奧派的預見性，我們在十年前親身經歷的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也不例外：華爾街投資人彼得·希夫根據奧派理論推導出了2008年金融危機。而美國國會議員，奧派經濟學家羅恩·保羅早在2001年就警告房地產市場的泡沫會引發經濟大衰退。而「實證主義」經濟學面對英國女王「你們為什麼沒能預測到金融危機」的責問時，卻說：「錯的不是我們的理論，而是現實世界。」

哈耶克在《科學的反革命》一書中感慨道：「實證主義」經濟學「將人看作一個個毫無生命力的原子，試圖用變幻莫測的數學模型去描述人。」這是典型的對科學方法的濫用。

奧派經濟學與「實證主義經濟學」截然相反：

（3） 牢牢地錨定「人」這一核心問題。

奧派認為經濟學的根基必須是徹底的「個人主義」——任何抽象的「國家、社會、民族」都是由一個個具體而鮮活的人組成的，放棄具體的「人」而研究抽象的「國家」無異於本末倒置。

緊緊追隨康德「先驗的知識」這一哲學思脈的教導

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認為，人類的知識除了經驗之外還有一個來源，那就是人類的理性。人類的心靈有獨特的結構，由這些結構所推導出來的知識被稱為「先驗知識」或者「形式的科學」，例如數學、幾何學。

康德認為人類是依靠「先驗的知識」來認識外部世界的。「先驗知識」是人類的底層作業系統，而「經驗知識」只是輸入作業系統裡的數據。

米塞斯通過《人的行為》，羅斯巴德通過《人、經濟與國家》為康德的「先驗論」添加了一個新的分支，那就是經濟學。在這兩本巨著中，他們從幾個不證自明的公理出發，一步步重構經濟學大廈。

在奧派經濟學的思考框架中，我們無需去背誦複雜的定理，也無需高等數學的複雜變幻。只需帶著一個邏輯清晰的大腦和一顆理解人性的同理心，經濟學大廈就會像變魔術一樣，神奇地矗立在你的腦海中。這就是奧派經濟學令人著迷的魔力。

權利不能被計算和交易

「實證主義」經濟學與奧派經濟學在人類倫理道德領域的較量同樣激烈。

2016年，中國樂山發生了一件奇事：三萬隻蜜蜂蜇死了三頭牛，結果蜜蜂因為失去了蜂針也全部死掉了。於是養蜂人與放牛人對簿公堂——放牛人指責養蜂人的蜜蜂蜇死了牛，要求賠償，而養蜂人控訴放牛人的牛害死了自己的蜜蜂，也要求賠償。

熟悉主流經濟學的人一定由此想到「科斯定律」：到底誰是受害者，這取決於社會總成本，而法官應該按照社會總收益的高低來安排財產權的邊界。比如，牛肉的市價高於蜂蜜，那麼養蜂人就要賠償放牛人。

主流經濟學認為，科斯定理強調了「稀缺資源的配置效率」，如此判決使得「社會總成本」降低，是利國利民的好事。

但是，奧地利學派卻不以為然，霍普在《私有財產的經濟學與倫理學》中認為「科斯定理」嚴重侵犯了私人產權——如果按照科斯定理運作，那麼法官的判決將朝令夕改，同時讓財產權的邊界模糊不清。道理很簡單，物品的成本和市價都是在不斷變化的，今天牛肉價格高，牛被蜇死了，是養蜂人的責任。但如果明天蜂蜜價格比牛肉高了呢？是不是意味著法官的判決隨時會跟著市價而改變。

這將導致社會不存在穩定的財產權預期。私有產權是市場經濟的根基，一個產權預期不穩定的國家，就不會出現繁榮。

科斯定理認為，誰成本低，誰承擔責任。但是這裡的成本僅僅是「貨幣成本」，但假如存在非貨幣形式的心理成本，又該怎麼計算呢？比如，蜜蜂蜇死的牛，是農夫和妻子共同撫養的，它見證了一對夫婦的愛情，這對他們來說是「無價」的。

正所謂「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國王都不能侵犯我的私有產權，憑什麼以社會總體利益的名義就能使侵犯就變得合理了呢？

科斯定理把每個人的財產權加總當做一個整體來計算，這真的合理嗎？舉個小例子，小王和小明的工資都是一萬元。現在小王和老闆談判，把小明的工資變成五千元，自己的工資變成兩萬元，二者整體的收益從兩萬元變成了兩萬五千元，總體利益增加了。小明會同意嗎？

不同人之間的價值是不能作為一個整體進行加總計算的。

「私有財產權神聖不可侵犯」的觀念在西方根深蒂固，為何像「科斯定理」這樣以「社會總收益」「集體的利益」的名義侵犯個人私產的荒謬觀念仍能被主流經濟學界不斷追捧呢？這將導致怎樣的後果？

哈耶克在《科學的反革命》中的回答振聾發聵，「自從科學方法論統治人文社科領域後，致命的自負者不斷沉迷於抽象的概念——社會』『國家』『階級』，他們把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描述成『毫無生命的自由原子』，他們消解了倫理道德，他們追求價值中立，驅逐價值判斷，最終把人類社會引向奴役之路。」

認識錯誤的思潮相對容易

根除錯誤的方法論卻異常困難。黑格爾說：「人類從歷史中獲得的唯一教訓，就是沒有從中吸取過任何教訓。」20世紀，對先進技術的盲目崇拜，對科學方法的濫用，造成了人類整整一個世紀的災難，至今仍讓人仍心有餘悸。但遺憾的是，大災難並未帶來大覺醒——區塊鏈、物聯網、人工智慧的飛速發展讓人類看到了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曙光，但人類也再次陷入了致命的自負：無論是東亞還是歐美，不斷有科技精英提出憑藉「大數據+人工智慧」復活「計劃經濟」。

基因編輯技術的成熟，讓人類看到了治癒癌症等絕症的新希望，但「社會達爾文主義」也因此重新抬頭：人類通過技術可以擺脫遺傳的限制，隨心所欲地設計自身，世界上將不再有疾病，人類的智商將提高上百倍，既可以消滅貧困與不公，還可以加速人類的進化。

「實證主義」經濟學在錯誤的道路上越陷越深，在致命的自負中無法自拔，仍舊幻想用幾個抽象的函數模型就能還原紛繁複雜的人類社會。

......

歷史的斑斑血跡為何未能喚醒人類？究本溯源，我們只不過在認知上摒棄了「納粹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等錯誤思潮，卻對這些思潮的真正推手——唯科學主義的方法論，依然趨之若鶩。用錯誤的方法論批評錯誤的思潮，其結果是，那些錯誤的思潮一次次的改頭換面，並捲土重來。

認識錯誤的思潮相對容易，根除錯誤的方法論卻異常艱難，這正是哈耶克寫作《科學的反革命：理性濫用之殤》的初衷。在書中，哈耶克把那些試圖用科學方法，致力於發現永恆不變的「社會規律」，並由極少數精英對這些規律進行直接控制與運用的人，稱為「唯科學主義者」。

這些人並沒有意識到，或者故意忽略一個事實：科學研究的觀察對象，都是擁有確定的、具體屬性的物，比如地球、月球、鐵元素等等。在一定的觀測條件下，它們的屬性和性質不會發生變化，這是科學的根本前提。

然而，社會科學的世界是人的主觀世界，研究的對象從根本上來講是人類的心智，人性是複雜多變的、人的行為受不同觀念的影響會隨時產生變化，人類社會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湧現現象」，它從根本上來說是不可精確預測的。

「唯科學主義者」所構建的精巧模型忽略了科學的基本前提，恰恰是對科學的「反革命」。

劉業進老師說：「只要科學進步的輝煌一直持續，用『科學與工程思維』組織人類合作秩序的人類理性自負就永遠不可避免，因此，哈耶克《科學的反革命》一書將具有永恆的價值。」

有人誤以為《科學的反革命》表面上關注的是「經濟學到底該走哪條路」，但實際上，它警惕的是「理性的濫用」，真正關注的是在自由與奴役之間，人類到底會走哪條道路的重大問題。

本書曾一度絕版，網上售價高達300——500不等。先知書店深知此書價值，攜手譯林出版社與國內一流翻譯家馮克利教授，有幸復活本書，識別下圖二維碼，可獨家收藏。（還可選購哈耶克其他作品，以及本文多次推薦的米塞斯、霍普、羅斯巴德撰寫的「經典著作」）

來源：文：愈嘉 編輯：先知書店店長、柏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