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譯者訪談】馮克利:在唱片店裡翻譯哈耶克的人

「譯者」似乎一直是一個相對低調的職業，他們所做的努力之一或許是儘量使自己趨近於透明，把一個更真實的原作者呈現出來。但我們這次想要把他們從原作者的背後帶到臺前，他們是一部作品的合作創造者，有辛勞，有才華，有熱情，也有故事。

人們所熟知的譯者大都是老一輩的翻譯家：傅雷、楊絳、草嬰、朱生豪、錢春綺、柳鳴九……他們最早把一批世界經典作品帶入了中國。相比起來，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們可能也越加忽視了譯者的地位。每每聽到和譯者有關的消息，大多與負面內容有關。這也將一些問題擺在了眼前：何為優秀的翻譯？翻譯自由度的底線何在？翻譯又如何應對網絡和流行文化？

我們選擇了一些當代的優秀譯者，他們大都正值壯年，耕耘在不同語言的土壤中，已經饒有成就，並且依然處於旺盛的產出期。文學、歷史、哲學、法學等等方面均有涉及。每一篇包括譯者的翻譯故事、探討翻譯相關問題的同題問答，以及譯者本人推薦的自己的代表譯作。

我們稱之為「新譯者訪談」系列，這裡的「新」對應的是讀者們更為熟悉的老一代譯者。這應該是第一次，讓這些譯者們以群像的方式將自己的故事講述出來。

今天，我們推送的是「新譯者系列」訪談的第十一篇，讓我們一起來聽聽英語譯者馮克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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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披著一件草綠色的厚棉大衣，身材魁梧，眉頭刻著幾道很深的褶子，給人一種飽經疾苦的印象，並讓人聯想起《林海雪原》中的草莽人物。在三個小時的談話裡，馮克利一根接一根地抽菸，用濃厚的山東口音吐出「薩託利」、「政治的侏儒化」等詞彙。眼前的馮克利正是中國當代最知名的思想傳播者之一。

馮克利早已過了耳順之年，他說平時的生活單調枯燥，愛睡懶覺的習慣早已改掉，沒有應酬的時候，會早早起床，泡一杯茶，一天的活計就開始了。

微博興起那陣，馮克利也註冊了一個帳號，名為「山東行五」，簡介一欄寫著四個字：幹髒活的。在公共知識分子被汙名化的2014年，馮克利迅速從微博抽身而退，不再更新任何信息，轉而頻繁使用起微信朋友圈，他相信微信的傳播效果要大於自己有著八千粉絲的微博。

最近一次「髒活」是負責一個出版社委託給他的「保守主義文叢」的系列翻譯項目。在他看來，保守主義需要維護的不是任何特定的利益，而是一種穩定的社會秩序模式，這種秩序的存在，既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也是文明成長的條件。馮克利計劃組織人力翻譯出30部作品，將這些遙遠世界的保守主義者逐一介紹到中國。

馮克利多次撰文表示保守主義的價值在中國受到低估，這一主義陣營沒有系統的理論，是一個很龐雜的體系。一個典型的保守主義者很可能看起來和一個自由主義者沒有太大差別，但恰恰在社會功能上，保守主義擁有自由主義無法施展的能力，它可以在關鍵時期充當束縛激進力量的剎車制動裝置。

2014年初，一位官員致電馮克利，向他約稿，題目是關於「群眾運動的負面作用」，同一年，《人民日報》旗下的《理論前沿》雜誌——過去從未和馮克利打過交道——也找到他，諮詢關於保守主義思想的文章。

馮克利覺得上述兩個例子大體能說明社會的變化。而他反顧自身，也早已完成了從「西馬（西方馬克思主義）」到自由主義者再到保守主義者的思想轉變。

自1990年代中葉開始，馮克利的名字已通過《民主新論》等幾部西方政治思想譯介作品，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中小範圍內流傳。北京的讀書人在飯局上遇到山東來客時，往往會打聽這個叫馮克利的傢伙的來頭。倘若恰好能接上線，少不了會撮合出一次筆友會面。

由此，一批中國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陸續闖進了馮克利的生活圈，彼時的知識分子們尚未因立場不同而分化成不同陣營。此時，馮克利還在九十年代山東濟南的下海大潮裡蓄勢待發，夢想能有一番商業上的作為。

與財富失之交臂，在唱片店翻譯哈耶克

1994年，馮克利賣掉了自己苦心經營五年的小企業。他當時在山東社科院任職，對於下海做生意，單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馮克利積極投身其中。

「我在八十年代末找了一個朋友，他父親當時是濟南信託投資公司的頭兒，借了五萬辦了這個小企業。」據他回憶，他的企業在九十年代中期已經小有氣候，以賣辦公耗材為主，僱了六七名職員。當時的濟南，除了大機關，一般的普通機關還用不起現代化的辦公用品。

在馮克利的客戶中，有一位山東某高校的主任，一來二往和馮克利成了熟人，對方漸漸看出馮克利不像個生意人。於是這位客戶說服馮克利，花20萬買下了他的小企業。

賣了店後，馮克利攥著現金，想著繼續擴大生意。當時用友軟體的勢頭正如日中天，這家公司在北京的中關村擁有一座兩層樓的總部，馮克利了解到，用友山東總代理的席位正好空缺。

但這筆代理權生意最終沒能談成，多年後馮克利回憶那次與財富失之交臂時，還不忘算帳：「當他們的省總代理，必須入股20萬成為股東，沒等我湊齊20萬，他就賣出去了。當時要真幹成這事，拿到了原始股，那我後來就發了。因為沒幾年，用友就上市了，股價最高的時候100多塊一股。」

經商的夢想遭到挫折後，馮克利轉頭在濟南街頭開了一家唱片店，這符合他的古典音樂愛好。他早上要睡懶覺，便僱了一個店員，當僱員休息時，他才慢悠悠地帶著一部當時很罕見的筆記本電腦，穿過濟南的老城區，前往唱片店頂班。

在1990年代的濟南，唱片店裡客人不多，馮克利總會閒出大量時間，那時他就躺在沙發上，或者伏在桌上，翻譯起哈耶克來。零零散散的翻譯持續了兩年時光，當時在馮克利周圍，沒有誰知道這個音像店主在幹什麼，也沒有人關心那位奧地利的已故思想家。

馬克斯·韋伯

除了哈耶克，馮克利在那段時間最為投入翻譯的還有一本他個人認為極為重要的作品《學術與政治》，其作者是德國社會學一代宗師馬克斯·韋伯。早在1980年代，馮克利便在社科院的圖書室看到了這本書的臺灣版，被收錄在錢永祥主編的一套韋伯文集中。馮克利第一次讀到《學術與政治》——尤其是其中的名篇《以政治為業》、《以學術為業》時——就被深深感染。

「哎喲，當時對我衝擊太大了。尤其是韋伯在那樣的年代，那樣的民族，給他造成的困惑和沉重感啊。」馬克斯·韋伯是德意志帝國興盛和潰敗的年代中產生的思想巨人，他熱愛自己的民族，身上兼具著民族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兩種特質。他一生都在等待祖國的轉型，但至死也沒等到，反而在身後迎來了一個全面納粹化的國家。

馮克利對韋伯產生出惺惺相惜感，這部不足七萬字的小冊子，馮克利對每一個字都反覆斟酌，六易譯稿。1998年，《學術與政治》出版，至今馮克利仍將其視為自己翻譯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那本書裡的每個字，都有我的靈魂在裡面。」

此時他在濟南的小生意開始受到來自廣東的盜版唱片的衝擊，同一張古典音樂唱片，盜版和正版之間價格往往相差15倍以上。馮克利的唱片店沒有支撐太久，1996年宣布歇業，他便永久性地告別了商人身份。

「這其實不是私人的遭遇，這是那個時代的普遍現象」

馮克利的兒時生活頗為自在，家住大明湖畔，打小就過著「冬天去湖上溜冰，夏天去湖裡遊泳」的日子。1966年發生的一切打破了他的生活，那是他第一次見到政治的威力。

「我父母都是黨內的幹部，用當時的話說，他倆都屬於『畏罪潛逃』了。所以文革中有幾年，我幾乎無家可歸。」

馮克利的母親在濟南本地的一家國企任黨委書記，文革一爆發，她就落入有家難回的境地。隨著一次次的批鬥和衝擊，母親在1968年銷聲匿跡，那年馮克利13歲。「我最後見我母親一面，是她被造反派打得遍體鱗傷，晚上在家裡，她給我看一看她身上青一塊紫一塊挨打的痕跡。第二天早上睡覺起來，我就再也見不著她了。」多年以後他才從別人口裡得知，自己的母親已在那一年自殺身亡。

回憶這段往事時，馮克利並無太多情緒波動，「這其實不是私人的遭遇，這是那個時代的普遍現象。」

相比之下，他的父親要幸運得多，這個抗戰時曾在青州地區擔任八路軍營長的老戰士，在文革爆發後潛回了當年的根據地，被老鄉保護了起來。他無力挽救自己的妻子，但會定期託人向留在濟南城中年幼的兒子們匯去一些積蓄。

「我是家裡最小的孩子，排行老五，前面幾個哥哥，一個下鄉了，還有一個工作了，還有一個比較小的哥哥，跟我一樣還算孩子，就沒人管了。但因為有接濟，生活上沒有特別大的困難。」

在文革前，馮克利的父親被臨時安排到山東省圖書館工作。馮克利也因此成為了省圖書館家屬。

政治運動一來，為了清除封資修影響，山東省圖書館被迫停止對外開放。但內部員工和家屬，仍然可以去書庫看書。馮克利因禍得福，收穫了一個得天獨厚的知識環境。「到文革的時候，中國基本變成文化沙漠了，除了極少數紅色文化，江青搞的那一點，一般老百姓就接觸不到其他文化了。但我還能接觸，尤其包括部分被查禁的讀物。」

真正的轉折在幾年後，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後，對於文化市場的管控立刻降溫。正是在那段時期，馮克利開始對政治思想理論產生興趣，並建立了自己的知識偏好。

在省圖，馮克利頭一次接觸到了雪梨·胡克，古巴危機之後，胡克和羅素圍繞為了西方文明的存亡是否值得與蘇聯打一場核戰爭為題展開過論戰，這些論戰內容讓馮克利印象深刻。同樣讓他難忘的，還有伯恩斯坦的著作《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以及能夠公開出版的《普列漢諾夫文集》。

「當時我感興趣的大多是文革前發行的內部讀物，包括修正主義的作品，伯恩斯坦、考斯基、包威爾，這都是文革之前就出版的。這些書基本屬於馬列一個框架內的知識體系，所以讀起來不陌生。」

九一三事件帶來的另一個顯著改變是，學校開始大規模複課。馮克利於1967年升入濟南正誼中學，這個中學在民國時期曾經聞名一時，校友中有張春橋。然而學校裡沒有人教授任何課程，馮克利只是報了個到而已。他中斷的學業在七十年代初期被重新拾起。

中學畢業後的馮克利，在家閒了一年，然後參加了1974年的上山下鄉。就近來到山東曲阜的農村，每天幹農活，收麥子，平整土地，一年的時間裡，他學會了開拖拉機和養豬。結束插隊後，馮克利返回濟南，恰好趕上各單位給職工子女解決就業問題。馮克利正式成了一名圖書館員。

他報名參加了武漢大學的函授課程，最後畢業論文作為優秀論文登上了武漢大學學報。後來在許多關於他的報導中，面對人們一再提及武大的學習經歷，馮克利不得不加以澄清：「我直到現在連武漢大學的校門在哪都不知道。」問他是否還記得當年的論文題目，馮克利沉思片刻，說：「討論列寧的圖書館思想。」

1979年，山東省社科院恢復建制，急需招募社科方面的人才，兩年後，社科院在本地報紙上刊登了招募廣告。馮克利參加了招生考試，並應聘成功。

如何避免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中被理想欺騙

當時山東省社科院尚處在恢復階段，大量經費正準備用於補充外文書籍。但在院內，懂外文的人並不多，於是這項任務就交給了馮克利。他先是訂購了工具書，然後從各思想流派人物裡按圖索驥，把自己感興趣的外文作品一股腦兒訂了回來。

馮克利買得最多的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簡稱西馬）」的作品，包括沙夫、葛蘭西還有剛剛出版的科拉科夫斯基的作品。這些生活在西方的理論家被當時的中國和蘇聯視為馬克思理論體系中的異端，而這正是馮克利興趣所在。然而，以翻譯和傳播政治思想聞名的馮克利，並沒有讓自己熱衷的「西馬」作品在自己筆下留下過任何印記。因為那時他接觸到了弗裡德裡希·馮·哈耶克，在社科院的圖書室裡他讀到了哈耶克那本最為通俗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大受感染，自此與「西馬」分道揚鑣。

回想這場快速的思想「叛變」經歷，馮克利覺得非常自然。在他看來，有兩個原因促使了自己放棄舊日興趣，一是閱讀面的擴大；另一個原因則來自中國的大環境。「我們這代人經歷了文革，包括後來的思想運動，難免會讓關心中國政治前途的人不停產生思考，比如中國政治轉型的挫折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追究起來，都與自己對世界對社會的認識有關係。」

好幾年的時間，馮克利的日常閱讀裡幾乎沒有中文書籍。他如饑似渴地汲取當代西方學術理論，從政治學到經濟學，從諾斯、布坎南、羅賓遜夫人到李敖、殷海光，這些撩動人心的思考者們逐一走進馮克利的視野。他在不斷的閱讀中刷新自己的見識，磨礪自己的思維方式，他看到，哈耶克和託克維爾等人的著作中回答的問題，和他們這代中國知識分子面對的問題是一樣的，都是如何避免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中被理想欺騙。

「比如託克維爾，他自己出身貴族，親生父親在法國大革命中被殺。這些遭遇促使他去思考這些群眾運動背後的根源性問題。我們和他們可以說有點同病相憐的意思。」

弗裡德裡希·馮·哈耶克

對馮克利而言，哈耶克無疑給了他最大的影響。1990年代，馮克利幾乎搜集齊了哈耶克所有的政治學和法學著作。當時北京的一批哈耶克愛好者也慕名聯繫上馮克利，其中包括高全喜和後來取筆名為「秋風」的姚中秋。幾年後，姚中秋翻譯了艾伯斯坦的《哈耶克傳》，馮克利為他寫了序言。

哈耶克一直被視做與凱恩斯並立的經濟學高山。而哈耶克更具有影響的作品，其實是在社會學與通識普及領域。作為一生站在計劃經濟與共產主義對立面的思想家，哈耶克始終強調知識的自發性、分散性、個體性，是任何個人理性無法掌控的。倘若這種對於萬物的支配慾在權力支持下不加收斂，就會陷入理性的自負。而當認知尚未跟上文明腳步時，這類理性主義便草率地將文明視為殘缺的非理性之物，必然導致非理性的結果。20世紀的多次大饑荒與充滿暴力的群眾運動，均肇端於這類對於計劃體制的自負。

這一邏輯成為《致命的自負》的起點，這本書被視為哈耶克晚年的集大成之作，那是1978年，年邁的哈耶克夢想在巴黎設下擂臺，邀請社會主義陣營的主流理論家們，以一場世紀大辯論的方式終結這激戰了一百餘年的意識形態之爭。

這場辯論終究未能成功，哈耶克陷入了喪失思考能力的境地，在助手的整理下，他為辯論準備的書稿被集結為《致命的自負》出版，成為了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思想作品之一。

在馮克利看來，哈耶克深受本民族的天下情懷的影響，同時又有貴族家庭和維也納大學所受教育的加持，最終形成了極為廣闊的知識興趣，成為鳳毛麟角般的人物。

「奧地利人是很奇怪的民族，既不像英國人那樣經驗主義；也沒有德國人那麼極端，那麼民族主義，雖然奧地利人也屬於德語民族。就像哈布斯堡王朝，幾百年一直都統治著多民族帝國，他們認為自己既是羅馬帝國的正宗，代表歐洲文明的精華，同時沒有日耳曼人的偏執，而是代替為一種溫和的天下情懷，既包容又講原則。」

馮克利強調，在歷代的大帝國裡，奧地利和奧匈帝國一直是一個暴力色彩最少的強權，他們做的甚至比英國人還好，就連崩潰也是和平的過程。「這種民族性格對這批經濟學家的影響非常大。」馮克利拿出自己擅長的古典音樂領域的例子，「奧地利的音樂和德國的音樂根本不是一個風格，像莫扎特和貝多芬，像馬勒和華格納，非常明顯。」

「哈耶克其實和韋伯很接近。哈耶克在維也納大學讀完了本科，想繼續深造，選的第一個導師就是馬克斯·韋伯，但韋伯第二年就死了，他才選了維塞爾。」

馮克利認為韋伯雖然是德國思想家，但骨子裡是個親英派，英格蘭人是韋伯靈魂上真正的民族歸屬。馮克利說這不是他信口開河，而是可以在韋伯的很多文字材料裡找到佐證的。

「他的最大的關鍵作用在於讓德國人擺脫了俾斯麥之後形成的政治理念，他一生都急切盼望德國的政治轉型，但至死也沒盼來。他的學術之紮實，思維之縝密，就連最好的學者距離他都還有一段距離，《經濟與社會》這本書很能說明問題，他但凡考慮一個問題，就會生怕自己漏掉什麼。」馮克利毫不掩飾對韋伯的崇敬。「看他的書，我相信大部分學者都會有一個可望不可即的感受。」

從如饑似渴地汲取到翻譯當代西方學術理論

1987年開始，中國經歷了社會思潮最活躍的兩年，馮克利坐在濟南的辦公室裡，定期翻閱來自北京的《北京之春》和來自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新興的經濟學家們開始成長起來，紛紛在媒體上介紹西方各個流派的經濟思想。對這些自己業已熟悉的理論內容，馮克利並無新鮮感，但他對活躍起來的思辨氛圍感到興奮，同時躍躍欲試。

當時他目睹這個國家自上至下人人都在熱烈討論民主，但真正能夠理解其中奧妙的人絕不多見。他頭一次感到有個強有力的聲音敦促自己，一定要將薩託利的《民主新論》翻譯過來，因為在所有關於民主的闡述中，這本從理論上分析民主帶來的各種問題、煌煌五十萬字的巨著在馮克利看來是最權威的。

他找來了當時還在新華社做編輯的閻克文，兩個人合作進行這項翻譯工程。1992年，《民主新論》中譯本問世。「我當時的判斷是對的，這本書出版25年了，今天我看微信公眾號上有一份書單，推薦13本書，裡面還包括這本。」

古斯塔夫・勒龐

有一天，馮克利在熊彼特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中讀到了《烏合之眾》與勒龐的名字，書中的一部分觀點源自勒龐。馮克利被其中關於群眾運動的觀點吸引，他很快從網上下了一個《烏合之眾》的電子版。讀完後，他開始嘗試進行翻譯。在北京的一次飯局上，劉軍寧將一位書商介紹給他。不久，一本封面是鴨蛋綠、有六根手指圖案的初版《烏合之眾》問世了，這本書後來數次加印，成為了中文世界裡最受歡迎的社會學讀物之一。

他還翻譯了以賽亞·伯林的名作《反潮流》，伯林在這部隨筆中臧否古今人物。不過他並不喜歡伯林的文風，他更願意去接受中國文人的寫作啟發。

「如果要模仿的話，我可能會模仿梁實秋、周作人、錢鍾書，他們的寫作在政治思想隨筆裡也非常值得借鑑。」而說到翻譯，馮克利表示自己的原則比較簡單，「我就做一個假設，比如哈耶克，如果他懂中文，他想把這句話的意思表達出來，他會怎麼說。如果他的原文有文採的話，我也會注意一下修辭。」

2013年，由馮克利翻譯的漢學家傅高義的新書《鄧小平時代》出版，一時備受學界矚目。「《鄧小平時代》那本，我甚至都感覺不叫翻譯，而是叫抄書」，三個月完成這部數十萬字作品的翻譯工作，之所以能這麼快速，馮克利解釋說是因為自己太熟悉那個時代。

由於有關鄧小平本人的檔案並未開放查閱，傅高義在寫作《鄧小平時代》時不得不依賴大量官方報導與高官的回憶，因而關於這本書內容過於高大全的批評始終無法平息，尤其在經過修訂後的簡體版推出後，這個問題變得更加明顯。

「公允來說，傅高義這本書算中上水平，不能說很好。」馮克利說。

保守主義轉向

早在1990年代中期，保守主義轉向已經發生在馮克利身上，只是那時還沒有體現在翻譯工作上。「這幾年在學術界，逐漸好像別人都覺得我是個偏保守主義的人，我也沒法推掉這個名頭，只好接受了。而且我也確實不反對保守主義，裡面很多內容我都心悅誠服的對待。」

承擔起「保守主義文叢」的編纂工作後，馮克利原本清閒的生活變得忙碌了許多，他負責挑選作品，偶爾也要尋找譯者，在出版社的經費基礎上，馮克利還會補貼譯者一部分稿酬。「我已經籌集到了60萬，現在千字一百的翻譯稿酬太低了，我得補一點。」

談到為什麼要在這個年代引入保守主義思想，馮克利說，「一個是保守主義在中國沒有太多人重視，另一個是受到了太多誤解。像劉軍寧那本《保守主義》吧，可以起到一定程度澄清保守主義的含義的作用。但他有點過於偏向自由主義了。」

「保守主義的思想比自由主義要更複雜，比如我們說公平交易、契約自由，這些基本的現代經濟理念是怎麼來的。現在闡釋就是簡單一句話，產權神聖不可侵犯。但一個偏保守主義的人會認為，這些事物是源自漫長的發展過程。保守主義者往往更善於認識到社會的變革接近某種發育過程，而不是一次發現。」

埃德蒙·柏克

對保守主義而言，柏克是繞不過去的人物，過去人們總是對於柏克的評價始終停留在《法國大革命簡史》和對他盲目推崇舊制度的批評上。但馮克利表示不認可這種指責。「那是一知半解的說法。柏克支持美洲的獨立運動，並激烈地反對法國大革命，其實出發點都是一樣的。他看到了法國大革命中違背自己理念的地方。」

埃德蒙·柏克一生關注三件大事：愛爾蘭問題、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還有在議會裡的印度總督西斯廷斯彈劾案，持續了十幾年。柏克關於這三大問題的論述大部分都以議會演說、給朋友的書信還有宣傳冊的形式發表。馮克利打算在接下來，用幾年甚至十幾年的時間，翻譯並推廣柏克的作品。

作為一個飽讀歷史的保守主義者，馮克利對當今生活的時代有許多自己的意見，他能夠看到許多先哲曾經面對的困境的影子，比如政治市儈化，或者說侏儒化。

「德國在俾斯麥以後，有一個強權政治一脈相承，一直到希特勒，魏瑪時代很短暫，而且德國人覺得很糟糕，反而是強權政治時代，德國人過去認為這是最好的時代。」 馮克利總是提到韋伯和他的祖國，「但強權政治之下，就造成大眾的非政治化，人民不關心政治。法國也是這樣，馬克思有一本書——他的別的書我覺得都不值得看，但這本書應該看——《波拿巴政變記》，這本書寫得太好了。裡面講述拿破崙三世那個時代，法國人政治理想的喪失，老百姓像無頭蒼蠅一樣，社會上存在各種投機倒把現象，因為到處都是體制裡的機會，體制外的機會。和咱們中國今天的局面有很多相似處。」

回顧起自己四十餘年來的思想軌跡和翻譯道路，馮克利像做個人檢討似地說：「我這個人從性情上說，沒大有事業心，翻譯書，也是陰差陽錯，我從小養成了亂看書的習慣，我在喜歡『西馬』比較多的那段時間，和學術界沒有絲毫來往，等到我在公共生活裡被他們所知道，我個人思想已經到了自由主義階段。我雖然看西馬，但從來沒翻譯過，也沒寫過任何關於它們的文章，等於徹底錯過了。90年代以後偏向政治學和經濟學，最近兩年我又關注法學。我翻譯這些書的基本動力，是覺得這些作品質量好。包括《民主新論》、《學術與政治》、《通往奴役之路》、《烏合之眾》，我覺得是好書，我願意和人分享。就這麼一個樸素的想法。」

同題問答

界面文化：你最喜歡的翻譯家是誰？

馮克利：要說我最喜歡的譯者，是我的好朋友，可能有點偏愛吧，現在在浙江大學的繆哲，我非常欣賞他。

界面文化：你覺得翻譯應該更側重直譯還是意譯？

馮克利：肯定沒法一概而論，直譯如果不影響文字通暢性的話，其實是很好的譯法。有個經常聽到的說法，翻譯就是篡改。我自己篡改比較多的，也就是文學性比較強的。說到這個問題，我譯過一本書，讀者很少，但對我自己影響很大，就是卡多佐的《法律與文學》。卡多佐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文學院本科，古典文學修養非常好，後來轉入法學院。卡多佐可能深受拉丁文的古典文法的影響，寫出來的文字帶著古羅馬時代西塞羅的那種味道。我想把這種羅馬詩人的文風用漢語轉述出來，就非常難，我在直譯和意譯之間平衡了很久。

界面文化：你現在最想翻譯的作品是什麼？

馮克利：我現在也接近退休了，如果身體允許的話，我想用幾年或者十幾年的功夫，翻譯一些柏克最精妙的作品或文章。他一生中始終關注三件大事，一個是愛爾蘭問題，另外就是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還有就是在議會裡的印度總督西斯廷斯彈劾案。柏克關於這三大問題的論述大部分都以議會演說、給朋友的書信還有宣傳冊的形式發表。我一個深刻的感受，就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在參與社會運動中間，非常缺乏柏克那類的保守主義思想。

界面文化：當一部譯作出來時你是否會擔心有人出來挑錯？

馮克利：我求之不得。大概六七年前，豆瓣上有一位先生，他的水平很高，在《烏合之眾》的詞條中給我挑出不少問題，他把那本書的法文原文、英譯文、我的譯本列在一起，羅列了十幾條，逐一分析為什麼我翻譯錯了。我後來給豆瓣發郵件，問這個人是誰，結果豆瓣也沒給我搞清楚這位先生是誰，我現在也不知道他是誰。但我後來依據他的意見，將那些的確翻錯了的地方在修訂版全部改了過來。

還有一個例子，是在韋伯的《學術與政治》裡，北大的李猛引用過其中一句話，但他說那句話我翻譯得不太對，就自己改了一個版本。我一看，確實很好，那個地方倒不是特別大的問題，但很明顯，他的理解要好於我翻譯的那句。我後來也是當面感謝他為我做的訂正。

界面文化：你認為翻譯是否應該拿版稅而非千字多少元的稿費？

馮克利：在學術著作裡面，稿費和版稅其實沒多大區別，甚至版稅還不如稿費，因為學術作品的發行量有限。

界面文化：你覺得翻譯的稿酬應該是多少才合理？

馮克利：我覺得應該在千字200元到300元之間，比較合理。

界面文化：你對當今電子詞典和網絡資料運用有何看法？

馮克利：根本離不開。我從80年代末就開始用了，當時就是撥號上網。公家單位裡還沒有這些設備，我就自己買了。

界面文化：你認為翻譯是否在分為流行文化、純文化還有官方用語等不同的體系？

馮克利：翻譯這事，我自己大體上掌握一個原則，即使是翻譯一本學術書，裡面也會用到不同的文體。譯者有時必須泯滅自我。遇到新聞體就用新聞體，遇到外交語言就用相應的風格。所以文體的區別肯定會有，在同一部作品裡往往就能用到不同的文體。

9.你怎麼解決外來詞彙中文化的問題，是否會自己創造新詞？

馮克利：我還真沒有這樣做過，我儘可能地利用現有的漢語資源，有時我實在沒辦法，覺得這個詞翻譯出來和原文可能會產生歧義，我會加上個注釋。我不喜歡創造詞彙這種做法。

譯作展示

《民主新論》喬萬尼·薩託利 著  馮克利/閻克文 譯

馮克利：薩託利積十年學力寫成的經典之作，它的問世讓作者被美國學界譽為「我們時代最為強大的頭腦」，出版至今，不論在美國還是中國，仍被視為民主理論研究的權威作品。薩託利在書中對民主觀念作了抽絲剝繭的說明，不但闡明了西方古代民主同及斷奶民主的區別，而且論證了自由主義民主同非自由主義民主的重要區別。

《學術與政治》 馬克斯·韋伯 著

馮克利：倘若你稍微關心過社科理論，就一定聽說過「祛魅」、「克裡斯瑪型領袖」等術語，它們均出自馬克斯·韋伯的兩篇傳世文章《以政治為業》和《以學術為業》中，而收錄這兩篇作品的正是這部文集，《學術與政治》不但濃縮了韋伯學術思想的精華，也由於作者對其身邊的思潮做出了十分個性化的回應，從而在韋伯畢生學術著作中顯得別具一格。

​《致命的自負》 哈耶克 著

馮克利：哈耶克把支持自由市場的主要論點寫在一份宣言裡，在自己喪失思考能力後，這份宣言及其引用材料被助手整理成這本小書。其中蘊含著可以令讀者脫胎換骨的思想與洞見，這不是哈耶克最易得的作品，但絕對是哈耶克最值得讀的作品之一。

馮克利：山東人，曾長期任職於山東省社科院，2004年起為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著有隨筆集《尤利西斯的自縛》《雖敗猶榮的先知》。譯著有《民主新論》《學術與政治》《通往奴役之路》《烏合之眾》《致命的自負》《自由與權力》《論公民》《憲政經濟學》《哈耶克評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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