綱納-繆達爾
綱納·繆達爾(GUNNAR MYRDAL) (1898-1987)
綱納·繆達爾,他與弗·馮·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深入研究了貨幣理論和經濟波動，並深入分析了經濟、社會和制度現象的互相依賴而獲獎。
弗·馮·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899-1992)
弗·馮·哈耶克，澳大利亞人，他與綱納·繆達爾(GUNNAR MYRDAL)
深入研究了貨幣理論和經濟波動，並深入分析了經濟、社會和制度現象的互相依賴而獲獎。
弗裡德裡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奧地利人，他與綱納·繆達爾（Gunnar Myrdal）深入研究了貨幣理論和經濟波動，並深入分析了經濟、社會和制度現象的互相依賴而於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目錄
哈耶克的生平
1899年5月8日，生於維也納，他是維也納大學植物學教授奧格斯特-哈耶克博士的兒子。在維也納文法學校學習。
1917-1918年，在奧匈軍隊服役(義大利前線)。
1918-1921年，在維也納大學學習，1921年得法學博士。
1921-1926年，在執行和約規定上，擔任奧地利政府臨時法律顧問，其間於1923年3月-1924年6月曾在紐約大學當研究生。
1927-1931年，奧地利商業循環研究所所長，1929-1931年，維也納大學經濟學和統計學講師。
1931-1950年，倫敦大學(倫敦經濟政治學院)託克經濟科學和統計學教授。
1950-1962年，芝加哥大學社會和道德科學教授(社會思想委員會)。
1962-1968年，在布雷斯高的法雷堡的阿爾伯特·路德維希大學經濟學教授。
在不同日期，為斯坦福、阿肯色、維基尼亞、加州(洛杉磯)、開普敦和薩爾斯堡大學的客座教授。
哈耶克的榮譽
1944年，英國科學院院士
1970年，奧地利科學院通信院土
1964年，東京立教大學名譽法學博士
1971年，維也納大學董事會名譽董事。
1972年，倫敦經濟學院榮譽研究員。
哈耶克的理論思想
哈耶克早年研究貨幣和經濟周期理論。他認為貨幣僅僅是流通手段和計算單位，對於經濟體系的運行沒有影響,但要保持貨幣的這種性質,必須使貨幣流通總量不變。他以此來反對調節通貨以穩定經濟的政策主張。他還認為，資本主義經濟本身有一種自行趨於穩定的機能。造成經濟蕭條的原因是投資過度，貨幣供給不足，但只要聽其自然，經濟蕭條所引起的物價下跌就會改變儲蓄率下降的趨勢，從而貨幣供給不足的狀況就會扭轉，經濟也就自然而然地走向復甦。由此斷言，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幹預是多餘的，甚至是有弊無利的。
哈耶克的資本主義經濟可以自動維持穩定的論點無非是20世紀30年代以前傳統庸俗經濟學美化資本主義制度的一種論調，早已被經濟危機的史實所粉碎。但他對凱恩斯主義理論和政策的批評，揭露了資本主義國家經濟調節政策的矛盾。
哈耶克一直反對社會主義，反對計劃經濟。他認為，經濟效率來自利己的動力，有效的決策來自充分的市場信息。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由於利己的動力受到限制，計劃經濟中的集中決策不能象自由市場的分散決策那樣靈活，所以社會主義不可能有高效率。哈耶克還認為社會主義是違背人的本性的一種制度，計劃經濟導致政治上的極權，是「通向奴役的道路」。他甚至反對西歐社會民主黨和英國工黨理論家所主張的「收入均等化」、「福利國家」之類的社會改良主義措施，認為這種措施不僅損害效率,而且最終仍會導致政治的極權化。正因為如此，西方經濟學界把他的理論稱為「保守的」、「右翼的」理論。
1931年哈耶克在《物價與生產》一書中提出。他認為資本主義經濟中貨幣因素是促使生產結構失調的決定性原因。以沒有閒置的生產資源為前提，在經濟擴張階段，資本市場上對於投資資金的需求將超過儲蓄，生產者將會利用銀行膨脹的信用，擴大資本物的生產，這導致部分先用於製造消費品的土地和勞動要素轉用於資本物的生產，但是，當銀行擴大的信貸經過生產者轉手變成人們的貨幣收入後，按哈耶克的假定，人們將把他們的消費恢復到正常比例，這就引起消費品價格上漲，導致生產要素又轉用於生產消費品。一旦信用擴張被迫停止，危機就會爆發。這時或表現為高漲階段利用銀行信用正在進行的投資（新建廠房設備等），由於資本缺乏而萎縮或中止；或者表現為已生產出來的機器原材料等，由於其他資本家缺乏資本而銷路不好，價格猛跌。哈耶克認為危機所引起的物價下跌會自動改變儲蓄率下降的趨勢，一旦資本供給恢復和增加，經濟也就自然地走向復甦，無須國家幹預。也就產生了哈耶克經濟周期理論。
經濟計算問題
哈耶克是20世紀學術界對於集體主義的主要批評者之一。哈耶克相信所有形式的集體主義（即使是那些在理論上根基於自願合作的集體主義形式亦然）最終都只有可能以中央集權的機構加以維持。在他的著名著作《通向奴役之路》（1944）和其他作品裡，他主張社會主義必須要有一個中央的經濟計劃，而這種計劃經濟最終將會導致極權主義，因為被賦予了強大經濟控制權力的政府也必然會擁有控制個人社會生活的權力。
根基於早期米塞斯和其他人的著作，哈耶克主張道：在中央計劃經濟裡，某個特定的個人或團體必須決定資源的分配，但這些計劃者永遠都不會獲取足夠的資訊以正確的分配資源，這種問題又被稱為經濟計算問題（economic calculation problem）。哈耶克認為有效的資源交換和使用只有可能經由自由市場上的價格機制加以維持。而在1945年的《知識在社會中的運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一書中哈耶克主張價格機制可以用以交流和協調個人的知識，使社會的成員能夠達成多樣化，藉由自發性的自我組織原則來解決複雜的難題。他創造了交易經濟學一詞來稱呼「自我組織的自願合作制度」。
在哈耶克的觀點來看，國家的主要角色應該是維持法治，並且應該儘可能的避免介入其他領域。在《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他主張極權主義獨裁者的崛起是由於政府對市場進行了太多幹預和管制，造成政治和公民自由的喪失而導致的。哈耶克也對英國和美國因為受到凱恩斯學派影響而建立的經濟控制制度提出警告，認為那將會導致相同的極權主義政府產生—而這正是凱恩斯學派所極力避免的。哈耶克認為極權主義政權如法西斯、納粹、和共產主義都是同樣的極權主義流派；因為這些政權都試著抹滅經濟的自由。對哈耶克而言他認為抹滅經濟的自由即代表抹滅政治的自由，因此他相信納粹和共產主義間的差別僅僅是名稱上的不同罷了。
哈耶克主張經濟上的自由是公民和政治自由所不可或缺的要件。哈耶克認為，只要政府試著以政策來控制個人的自由（如凱恩斯和羅斯福主張的新政），相同的極權主義後果也可能發生在英國（或任何其他地方）。
自願秩序
哈耶克認為自由價格機制並不是經過刻意介入產生的（亦即事先由人們刻意加以設計），而是由自願性的秩序—或者稱之為「由人類行為而非人類設計」產生的秩序所領導。也因此，哈耶克將價格機制的重要性提升至和語言同等重要。這樣的思考使他開始推測人類的腦袋如何容納這些行為。在1952年的The Sensory Order中，他主張是聯結主義的假設形成了神經網絡和許多現代神經生理學的基礎。
哈耶克在The Fatal Conceit（1988）一書中主張人類文明的誕生是起源於私人財產的制度。依據他的說法，價格是唯一一種能使經濟決策者們透過隱性知識和分散知識互相溝通的方式，如此一來才能解決經濟計算問題。
商業周期
哈耶克對於資本、貨幣、和商業周期的著作被廣泛視為是他對經濟學最重要的貢獻。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在更早時的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1912）一書裡已解釋了貨幣和銀行業務的理論，將邊際效益的貨幣價值原則套用至新的產業波動理論上。哈耶克以這本書為基礎進一步的解釋商業周期，這個理論在後來被稱為「奧地利學派商業周期理論」。在他的Prices and Production(1931)和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 (1941)中，他解釋商業周期的起源是政府中央銀行在信用擴張的過程中刻意壓低利率導致資本被錯誤分配而造成的。
「奧地利學派商業周期理論」被許多理性預期理論的支持者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所批評。哈耶克在1939年的Profi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一書中將他的理論與其他奧地利學派的理論家如米塞斯和羅斯巴德等人作出區隔，首先他避免以貨幣理論作為商業周期的全盤解釋，並提出一個根基於利潤而非利息上的特殊解釋方式。哈耶克明確指出大多數正確的商業周期解釋方式都是注重於現實上，而非數據上的波動。他也注意到這種特殊的商業周期解釋方式無法和其他奧地利學派的理論完全吻合。
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
雖然哈耶克最知名的是他對經濟學的貢獻，但在哈耶克的職業生涯後期他也對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領域作出許多貢獻，大多是從他認為人類知識有限的理論上衍生而來，以及在他理論中自發性秩序社會制度所扮演的角色。他主張一個以市場秩序為軸心組織的社會（之中國家所扮演的角色僅只限於保護必要的市場和個人運作安全），這便是從他對於人類知識有限的道德哲學理論所衍生的。在他的科學哲學理論中，哈耶克大力的批評所謂的科學萬能主義— 錯誤的將科學研究方式強加於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上，導致在實踐上產生相反的結果。通常這牽涉到在哲學上強行要求明確驗證，錯誤的認為所有科學解釋都可以簡單的用二維的線形圖表進行。哈耶克指出大多數科學都牽涉到複雜的多線形和多變量，而經濟學和非設計秩序的複雜性則有如達爾文的生物學理論一般，強加一般的科學研究方式只會造成錯誤的結果（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Studies in the Abuse of Reason, 1952）。在The Sensory Order: An 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Theoretical Psychology（1952）一書中他則發展出一套「赫比學習法」（Hebbian learning）的學習和記憶方式，哈耶克在1920年便已經構思出這個概念，甚至還早在他學習經濟學之前。哈耶克延伸的「赫比突觸」（Hebbian synapse）則對全球的人腦研究有相當大的貢獻，並且持續在神經科學、認知科學、計算機科學、行為科學、和心理學界發揮影響力直到今日。
哈耶克與保守主義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美國（裡根）和英國（柴契爾）的保守派政府崛起後，哈耶克的理論獲得了更多注意力。在1979年至1990年間擔任英國保守派首相的柴契爾便是哈耶克理論的著名支持者。在柴契爾得知自己成為保守黨領袖後不久，她「從她的公事包裡取出一本書。那是弗裡德裡希·哈耶克所著的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她打斷了臺上演講者的演講，高舉這本書讓大家看見。『這本書』她堅定的說道『就是我們所相信的。』並且重重的將書敲擊講桌上。」在贏得1979年的大選後，柴契爾指派了哈耶克派的基思·約瑟夫（Keith Joseph）擔任貿易及工業大臣，以矯正長期以來低迷不振的英國經濟政策。同樣的，許多隆納·裡根的經濟顧問也都是哈耶克的朋友。[2]
不過，哈耶克寫下了一篇名為「為什麼我不是保守派」（Why I Am Not a Conservative）的論文，在文中他批評保守主義無能面對人類不斷改變的現實、而且無法提出積極性的政策計劃。他的批評首先是針對歐洲風格的保守主義，也就是長期以來基於社會穩定和傳統價值理由而反對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哈耶克自認為是古典自由主義者，但他也注意到他在美國幾乎不可能以「自由派」一詞自稱，因為這一詞在美國早已因羅斯福的新政而被大眾與社會自由主義混淆。因此，在美國哈耶克通常被描述為「自由意志主義者」，不過他自己則傾向於自稱為「老輝格」（Old Whig）。
哈耶克身後的影響
在1947年，哈耶克和其他人一同創辦了培勒林山學會（Mont Pelerin Society），由一群在各種學術領域反對社會主義的學者所組成。在他於1974年獲頒諾貝爾獎的演講上，哈耶克指出人類知識在經濟和社會制度上的出錯性之高，並稱他對於經濟學經常被誤導為是和物理學、化學、和醫學一般的精密科學感到憂慮，因為強加精密科學的研究方式在經濟學上將會導致不可收十的災難性結果。
儘管對於這段關係至今仍存在許多爭議，哈耶克一生中與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保持了長期的友誼關係，兩人也都是來自維也納。在一封寫給哈耶克的信中，波普爾寫道：「我想我從你身上學到的東西可能超過所有其他在世的思想家。」(Hacohen, 2000)波普爾將他的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獻給哈耶克，而哈耶克也將他的論文集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獻給波普爾，並在1982年說道：「…自從他的Logik der Forschung在1934年出版以來，我徹底成為他的方法論理論的支持者。」(Weimer and Palermo, 1982)波普爾也參加了培勒林山學會的開幕集會。儘管他們之間的友誼和互相賞識，但並沒有改變他們兩人在理論上的重大差異(Birner, 2001)。
除了深刻影響柴契爾的經濟政策、以及隆納·裡根的經濟顧問之外，哈耶克在1990年代於東歐成為最受敬重的經濟學家之一。哈耶克對於社會主義和非社會主義的預測在蘇聯解體的過程中完全獲得證實，他也因此在前共產政權的東歐國家大為出名。
哈耶克的著作影響相當廣泛，包含了經濟學、政治學、哲學、社會學、心理學、和人類學。舉例而言，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對於極權主義制度的真相和謬誤的討論也影響了後來對後現代主義的批評者(Wolin 2004)。
即使是在他死後，哈耶克的理論依然持續發揮影響力，尤其是在那些他曾經任教的大學裡：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芝加哥大學、以及弗萊堡大學。許多在他去世後才發表的著作也進一步發揮影響力。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一個由學生組織的團體哈耶克社會便以他為名。在牛津大學也有哈耶克社會組織。而美國華盛頓特區影響力最大的智囊團之一的卡託研究所則將所內的一個演講廳以哈耶克為名。
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瑞典皇家科學院將1974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綱納·繆達爾教授（Gunnar Myrdal）和弗裡德裡希·哈耶克教授。授獎是因為他們在貨幣和經濟波動理論中的先驅工作，並且因為他們對經濟、社會和制度現象的相互依賴關係的深刻分析。
科學院有這樣的意見，除了他們對經濟理論的貢獻外，綱納·繆達爾和弗裡德裡希·哈耶克如此成功地進行了跨學科的研究，所以他們的聯合貢獻應當被授予經濟學獎。」
自從設立經濟學獎以來，研究工作已超過純經濟學範圍的兩位經濟學家的名字，始終在提議的獲獎人名單之上：綱納·繆達爾和弗裡德裡希·哈耶克。他們都曾以純經濟理論領城中的重要工作開始他們的研究事業。他們的早期工作—在二十和三十年代—主要在同一領城之內：經濟波動理論和貨幣理論。從那時以來，兩位經濟學家已擴大了他們的視野，包括社會和制度現象的寬廣方面。
主要由於他們的大多數研究工作指向最寬廣意義上的經濟問題，特別是美國黑人問題和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問題，繆達爾尋求把經濟分析聯繫到社會的、人口的和制度的條件。哈耶克把他的研究領域擴大到包括像經濟制度的法律構架之類的因素，以及有關個人、組織和不同社會制度發揮作用的方式的問題。兩人都對經濟政策問題深感興趣，並且因此也研究了我們社會中組織的、制度的和法津的條件的變化。
繆達爾和哈耶克共同具備的一種品質是一種為文獻充分證明了的才能，發現思考問題和對原因及政策提出新思想的新的和創造性的方式，這個特點常常使他們有些引起爭議。當研究領域擴大到包括經濟學家們通常視為當然或忽視的因素及關係時，這完全是自然的。
在他的科學事業的早期，繆達爾顯示了他在經濟學中興趣的廣闊。他的書，《經濟理論發展中的政冶因素》(1930)，是對政治價值在許多研究領域中如何被插進經濟分析中。科學院在作出它的對重大著作《美國的兩難：黑人問題和現代民主》(1944)賦予了很大重要性。主要在這個學術巨著中，繆達爾用文獻證明了他把經濟分析與一種廣闊的社會學視野合起來的才能。繆達爾對發展中國家問題的廣泛研究，性質和《美國的兩難》非常一致。這也是最寬廣意義上的經濟學和社會學的研究，其中對政冶的、制度的、人口的、教育的和健康的因素，賦予很重要性。
哈耶克在經濟理論領域內的貢獻，既深刻又有創造性。他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科學書籍和文章，引起廣泛而活躍的的辯論。特別是他的商業循環理論和他對貨幣和信用政策的效應的概念，吸引了人們的注意，並且引起熱烈的討論。他沒法比那時習見的更加深刻地分析商業循環機制。或許部分地由於這種更深刻的分析，他是在1929年秋天大危機到來之前，警告一次大經濟危機的可能性的少數經濟學家之一。哈耶克說明，超過志願儲蓄離率的伴有貸款的貨幣膨脹如何能導致資源的錯誤分配，特別是影響資本的結構。這種聯繫貨幣貨幣膨脹的商業循環理論與戰後貨幣討論有共同的基本特點。科學院有這樣的意見，哈耶克對不同經濟制度功能效率的分析，是他對較廣意義上的經濟研究的最重要貢獻之一。從三十年代中期開始，他致力於集中計劃問題的深入研究。如同哈耶克曾進行研究的一切領域一樣，他對這個領域中學說和意見的歷史，作出了深刻的歷史闡述。他提出了關於「社會主義計劃」中的基本困難的新思想，並且研究了通過各種形式的分散的 「市場社會主義」達到有效結果的可能性。他在比較不同制度時的指導原理是研究分散在各個人和各企業的所有識識和信息的利用效率如何。他的結論是，只有通過深遠的分散於競爭和自由定價的市場體系中，才可能充分利用知識和信息。
哈耶克關於經濟制度的思想和他的分析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中發表在一著作中，並且無疑對廣泛和正在發展的「比較經濟制度」的研究領域，提供了顯著的激勵。
哈耶克出版的書籍
《貨幣理論和商業循環》，維也納，1929年，英譯本，倫敦，1933年，並有西班牙文、日文譯本。
《物價和生產》，倫敦，1931年，有德、中、法、日文譯本。
《貨幣民族主義和國際穩定性》，倫敦，1937年。
《利潤、利息和投資》，倫敦，1939年。
《資本純理論》，倫敦，1940年，有日、西班牙譯本。。
《到農奴制之路》，倫敦和芝加哥，1944年，有中、丹、荷。法、德、意、日、挪。葡、西和瑞典文譯本。
《個人主義和經濟秩序》，倫敦和芝加哥，1949年，德文譯本和挪威文縮譯本。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和哈利特·泰勒》，倫敦和芝加哥，1951年。
《科學的反革命》，芝加哥，1952年，有德、意文譯本和法文縮譯本。
《感覺的秩序》，倫敦和芝加哥，1952年。
《自由憲法》，倫敦和芝加哥，1960年，有西、德、意文譯本。
《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研究》，倫敦和芝加哥，1967年。
《法雷堡研究》，吐平根，1969年。
《法律、立法和自由，第1卷，規則和秩序》，倫敦和芝加哥，1973年。
哈耶克主編的書籍
《貨幣理論文集》，維也納，1931年。
《集體主義經濟計劃工作》，倫敦，1935年，有法文和意文譯本。
《資本主義和歷史家》，倫敦和芝加哥，1954年，有意文譯本。（王宏昌譯）
綱納·繆達爾（Karl Gunnar Myrdal）綱納·繆達爾（Karl Gunnar Myrdal，1898-1987），瑞典人，是瑞典學派和新制度學派以及發展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綱納·繆達爾由於在貨幣和經濟波動理論方面的開創性貢獻以及對經濟社會和制度現象的內在依賴性進行的精闢分析，1974年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一起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綱納·繆達爾的生平
1898年12月6日出生於瑞典卡爾卡利亞省;
1923年畢業於斯德哥爾摩大學法學院；
1925到1929年，他在德國和英國學習;
1927年獲該校經濟學博士學位，並任命為自費學生的政濟學講師。
1929-1930年作為一位洛克菲勒基金資助的學者，第一次訪問美國。在此期間，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批書，包括《經濟理論發展中的政治因素》。
1931年，回到歐洲後，他首先在瑞士日內瓦國際研究生院任副教授一年。
1933年，他作為格斯他夫·卡塞爾的繼承人，被任命為斯德哥爾摩大學拉斯·希阿他政治經濟學和財政學教授。
1933－1938年兼任瑞典政府經濟顧問和瑞典銀行理事。
1934年作為社會民主黨成員被選入參議院。
1938年，紐約的卡尼基公司委任他指導美國黑人問題的研究。他收集和論述的材料，於 1944年作《美國的兩難。黑人問題和現代民主》一書出版。
1934年和1942年兩度當選為議員。
1942年回到瑞典後，他被重新選入瑞典參議院，擔任瑞典銀行董事會成員，並且是戰後計劃委員會主席。
1945－1947年任瑞典商業部部長。
1947－1957年任聯合國經濟委員會秘書長。
1957年，為二十世紀基金會去指導對南亞國家經濟趨勢和政策的綜合研究，產生《亞洲戲劇:關於各國的貧困的研究》和《世界貧困的挑戰:世界反貧困規劃大綱》
1961年，回斯德哥爾摩大學任經濟學教授，籌建國際經濟研究所，並且現在仍然是它的一位理事。
1962年，任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理事會主席，而且現在仍然是它的理事會成員。
1973-1974年，他是加州聖地-巴巴拉的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員，
1974-1957年為紐約市大學榮譽客座教授。
綱納·繆達爾與阿爾娃·萊默結婚，她曾在聯合國和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擔任高職，曾任瑞典駐印度大使，以後又任瑞典裁軍和教會部長。他們有兩個女兒，西色拉和凱依；一個兒子，詹安。
綱納·繆達爾的榮譽
1974-1957年為紐約市大學榮譽客座教授。繆達爾教授是三十多個名譽學位的接受者，從1938年他在哈佛大學作高德金講演開始，他曾接受許多獎金，最近一次是應用人類學學會授予的馬林諾夫斯基獎。他是英國科學院、美國藝術科學院、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經濟計量學會會友、美國經濟學會名譽會員。
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瑞典皇家科學院將1974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綱納·繆達爾教授（Gunnar Myrdal）和弗裡德裡希·哈耶克教授。授獎是因為他們在貨幣和經濟波動理論中的先驅工作，並且因為他們對經濟、社會和制度現象的相互依賴關係的深刻分析。
科學院有這樣的意見，除了他們對經濟理論的貢獻外，綱納·繆達爾和弗裡德裡希·哈耶克如此成功地進行了跨學科的研究，所以他們的聯合貢獻應當被授予經濟學獎。」
自從設立經濟學獎以來，研究工作已超過純經濟學範圍的兩位經濟學家的名字，始終在提議的獲獎人名單之上：綱納·繆達爾和弗裡德裡希·哈耶克。他們都曾以純經濟理論領城中的重要工作開始他們的研究事業。他們的早期工作—在二十和三十年代—主要在同一領城之內：經濟波動理論和貨幣理論。從那時以來，兩位經濟學家已擴大了他們的視野，包括社會和制度現象的寬廣方面。
主要由於他們的大多數研究工作指向最寬廣意義上的經濟問題，特別是美國黑人問題和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問題，繆達爾尋求把經濟分析聯繫到社會的、人口的和制度的條件。哈耶克把他的研究領域擴大到包括像經濟制度的法律構架之類的因素，以及有關個人、組織和不同社會制度發揮作用的方式的問題。兩人都對經濟政策問題深感興趣，並且因此也研究了我們社會中組織的、制度的和法津的條件的變化。
繆達爾和哈耶克共同具備的一種品質是一種為文獻充分證明了的才能，發現思考問題和對原因及政策提出新思想的新的和創造性的方式，這個特點常常使他們有些引起爭議。當研究領域擴大到包括經濟學家們通常視為當然或忽視的因素及關係時，這完全是自然的。
在他的科學事業的早期，繆達爾顯示了他在經濟學中興趣的廣闊。他的書，《經濟理論發展中的政冶因素》(1930)，是對政治價值在許多研究領域中如何被插進經濟分析中。科學院在作出它的對重大著作《美國的兩難：黑人問題和現代民主》(1944)賦予了很大重要性。主要在這個學術巨著中，繆達爾用文獻證明了他把經濟分析與一種廣闊的社會學視野合起來的才能。繆達爾對發展中國家問題的廣泛研究，性質和《美國的兩難》非常一致。這也是最寬廣意義上的經濟學和社會學的研究，其中對政冶的、制度的、人口的、教育的和健康的因素，賦予很重要性。
綱納·繆達爾的主要著作
《經濟理論發展中的政治因素》（1930）、
《貨幣均衡論》（1931）、
《1630－1930年間的瑞典生產費用》（1933）、
《財政政策的經濟效果》（1934）、
《人口問題的危機》（合著，1934）、
《人口：一個民主問題》（1940）、
《美國的困境：黑人問題和現代民主》（1944）、
《國際經濟》（1956）、
《富裕國家與貧窮國家》（1957）、
《超越福利國家》（1960）、
《亞洲的戲劇：一些國家貧困問題研究》（1968）、
《世界貧困的挑戰》（1970）、
《反潮流：經濟學評論集》（197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