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的重負》
[美]託尼·朱特 著；章樂天 譯
中信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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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19年12月的一篇支持國家管理某些虧損公益事業的複雜詳細的發言開始，到他對普恩加賚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及右派通貨緊縮的金融手段之於道德和經濟的破壞所作的見識淵博的批評，到他在裡永法庭上對1936年前法國軍事和工業計劃的精彩批判，直到戰後，他對法國1933—1945年事變調查委員會所作的證詞，布魯姆展示了他對軍事或技術細節不亞於政治和管理史的嫻熟掌握，他那一代人中鮮有人能相頡頏；他把信息梳理成一條條無懈可擊的理性的結論，讓支持者們拜服於地，讓敵人們不時幹瞪兩眼，啞口無言。
布魯姆這一整套天賦異稟，在今天或許無法很容易得到賞識。但在還沒有擴音器與麥克風的時代，在收音機才剛剛出現，紙媒方興未艾，眾議院會議記錄還四處散發的時期，布魯姆單憑學識和理性的力量贏得一個聽眾群或讀者群的能力是很出眾的，也極有價值。當大多數法國政治人物不是資質平庸的外省名流，就是只會編編警句、對思想或倫理問題連嘲諷帶冷淡的巴黎生意人或律師的時候，布魯姆幾乎是形單影隻的一個人。
至於社會黨，儘管它可以自稱擁有幾個人物，有能力控制或發動一個左翼群體，儘管一撮巴黎知識分子給它的花名冊和議會代表團平添了幾分高雅，但要說到一個集思想、道德和政治資本於一身的人，還沒有誰能望布魯姆之項背。這就是他能成為這個黨「天然」的領袖的原因，也是有這麼多黨員儘管嫉妒、銜恨於他的天才，仍然接受他的領導的原因。
布魯姆特有的資本之一，是他能夠把國內國際動態穿插在一起論述，很奇怪，這種能力在當時屬於稀缺品。我們看到，他在分析國際問題、特別在預測前景時都錯得離譜。但是在兩次大戰之間——以及在法國解放後的一段時間內——許多法國政治家和思想者都在令人擔憂的國際現實中臨陣脫逃，退回到一種氣定神閒的個人中心主義之中，一心忙活自己的事情，毫不在意它們將會受到前線戰況怎樣的影響。說到底，這不僅是1940年前法國國際和軍事政策中悲劇性的一錯再錯的大背景，而且也是許多民族精英跟隨貝當加盟維希時所使用的鴕鳥戰術的心理根源。
布魯姆則不同。舉例而言，他對1920年至1923年間國家集團通貨緊縮政策的批評，始終和他對凡爾賽和約、佔領魯爾區及其反過來對法國社會改革前景的影響的不接受態度息息相關。他長期鍾情不惜一切代價的和平和裁軍，這不單是出於對一個傳統上很脆弱的政黨的考慮，同樣是因為他就像操心法國一樣，操心德國和中歐的民主及社會主義前景。他當政時期的優柔寡斷及失誤，一定程度上也是來自這種不凡的世界主義眼光——在大多數同志和支持者只把眼光盯著國內革命或者下一屆議會選舉時，他卻在為與英國的聯盟、為獨裁者日益坐大、為和美國建立夥伴關係的必要而焦慮不安。
這種比別人更寬的眼界也幫助布魯姆更早地看到一些事情。1928年7月，他寫了一篇社論譴責當時法國上下推崇墨索裡尼的成就的風氣：「世界上還有比濫用武力更險惡的東西，那就是當這種武力取勝時涎著臉上前諂媚，它為了阿諛勝利而緘口不提罪惡，是一種奴顏婢膝。」諷刺的是，1940年以後他仍可以這樣來評價貝當的屈膝，或者再過十年，評價巴黎知識界風靡一時的史達林崇拜。1942年，他在獄中預測，法國人對國際現實的無知將把國家的公共輿論引向「更加放肆地誇大法國將在戰後發揮的作用」——事實證明了他的判斷，不但輿論掉進了誤區，就連許多重要的政治人物也沒能倖免。
最重要的是，布魯姆的以國際眼光觀察國內情勢的本能，使他成了矢志不移地研究法國共產黨的專家。當然，看出法共和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一樣，都是被緊緊捆在莫斯科及蘇聯政策和利益之上的衛星黨，這算不得什麼高見——說穿了，1920年列寧就在圖謀此事，而圖爾會議上，共產黨和社會黨顯然就是因為在是否接受這種捆綁關係上意見不一而分道揚鑣的。如今通過蘇聯檔案我們得知了以下事實——立場客觀的觀察家們早就看清了——在成立後的頭70年間，法共的戰術、戰略以及日常決策，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由莫斯科方面遙控制定的。
但在當時，這些情況並不總是人人一目了然的。共產黨的軍隊，甚至一些見識較淺的共產黨領導人，都很高興以奉行獨立自主政策的政黨自居，認為自己代表法國無產階級和蘇聯當局恰好相一致的利益。一些一心欲與法共重新統一的社會黨人也樂意這樣想。許多知識分子，特別是在30年代反法西斯動員期間，不願意聽到或傳布法共的壞話，而且，他們自己景仰蘇聯取得的成就，只要一有人批評莫斯科溫和路線，他們就糊裡糊塗地認為那是誹謗。
左翼力量的統一，對萊昂•布魯姆而言無疑也是很有誘惑力的，而當他覺得統一勢在必行時，他也一直在謀求共產黨人的響應與支持。他歡迎共產黨人發起的人民陣線聯盟，和莫裡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 等共產黨名流攜手步上演說臺，走進街頭巷尾。甚至到解放以後，他都不願意接受鐵幕沉沉降落的事實，堅持只要有可能，就要與法共聯合執政。但是，他並沒有沉迷於對手足盟友的幻想。
在1920年12月的圖爾大會上，布魯姆的發言概述了他對布爾什維主義及其法國擁躉的特性的理解：「你們不是把恐怖主義作為最後的手段，作為針對資產階級的抵抗所採用的極端的公共安全措施，或作為革命生死攸關時的放手一搏來使用的，你們把恐怖視作統治的手段，這在社會主義歷史上是頭一次。你們強調暴力獨裁，強調要把俄國模式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塞給法國，你們還預設了要無條件地盲從於莫斯科——我與你們永遠勢不兩立。」
（摘自《責任的重負》[美]託尼·朱特/章樂天/中信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