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解放》，[澳]彼得·辛格著，祖述憲譯，中信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448頁，88.00元
幾千年以來，人類中心論價值觀一直主導著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毋庸置疑，這種價值觀在改變人與自然的原始關係、提升人與自然的平等地位上曾起過決定性作用。但之後這種價值觀逐漸變得極端化，充斥著人類利益居於絕對首要地位的論調。甚而，人類中心主義的生態倫理觀認為，人與自然以及自然界的動植物之間並不存在直接的倫理關係，倫理關係僅存在於人與人之間，任何談及人與自然界之間倫理關係的論斷都毫無任何意義。
在這種觀念指導下，徵服和開發自然環境一度成為掌權者的主流話語，造成嚴重的資源浪費和環境破壞，如英國歷史上著名的圈地運動、美國歷史上眾所周知的西部開發等。此外，這種價值觀還給動物帶來深重的災難。歷史上各類動物製品極大地滿足著人類的物質需要，如北美早期發展史上著名的毛皮貿易，極大地滿足了歐洲貴族上層社會追逐時尚的需求，但卻是以北美大陸的海狸、野牛等毛皮動物的滅絕為代價的。
其實，「動物為人類食用」由來已久，確切地說，人類天然地將動物置於從屬於人類的地位，這種態度根深蒂固，是人類中心主義的重要構成部分，主要根源於猶太教和古希臘文化兩個傳統。《聖經·創世紀》宣稱，在上帝創造的所有存在物中，人類是他最喜歡的，並希望其「生育繁衍，布滿和徵服大地；統治海裡的魚、天空的鳥和地上行走的各種動物」。上帝賦予人類在宇宙中一種特殊地位，並明言由人類統治一切生物。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主張自然界的等級結構特徵，即「植物為動物而存在，非理性的動物為人類而存在」。文藝復興和啟蒙思想時代，雖然人類在世界上的位置的現代觀念大大提升，但人類對動物的態度非但未有明顯改變，反而在法國哲學家笛卡爾的論證下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在他看來，動物充其量就是一架無感覺、無理性的機器，像時鐘那樣轉動，感覺不到痛苦。動物機器論在當時具有廣泛的影響力，活體動物實驗開始成為時尚，一度推動近代科學走向繁榮。一言以蔽之，這種帶有強烈人類中心主義色彩的人與動物關係不但根深蒂固，更伴隨人類邁入工業文明時代，甚至延續至今。
不過，在人類中心主義這一主流話語之外，非人類中心主義也開始萌芽。十八世紀對人類中心主義提出質疑的最具代表人物是英國功利主義哲學家邊沁，他是從人的角度論證動物倫理地位的第一人，認為判斷人的行為是否合理應以該行為能否增進當事者的幸福為準，且受這種行為影響的每一個「人」的利益都應該考慮在內，並指出人類的道德關懷應訴諸在動物身上，減少對動物的痛苦並結束對動物的殘忍行為。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中葉，歐美誕生了由亨利?塞爾特等人主導的一系列動物保護倫理學說和仁慈運動。不過其局限性在於關注的動物個體主要限於家畜和實驗室中的動物，而且他們並未給出任何解決方案，反而在面對人類生活習慣時出現了退縮的跡象，如邊沁總會降低論據的標準，用「僅因為我們喜歡吃肉」這樣的理由為容忍人類食用動物開脫。但他們在超越傳統的道德共同體方面邁出了艱難一步，為之後的非人類中心主義學說埋下了思想的種子。
二十世紀上半葉，人類在見證工業文明巨大生產力的同時也被其所帶來的生態危機所困擾，非人類中心主義的思想種子開始孕育。德國哲學家阿爾貝特·施韋澤（Albert Schweitzert）在1923年出版的《倫理與文明》一書中提出了著名的敬畏生命倫理原則。他對倫理學重新加以界定，其核心是人類對世界及其遇到的所有生命的態度問題，即是敬畏人類自身和人類之外的生命意志，生命沒有高低和貴賤之分。這一論斷超越了傳統的倫理學研究，將人與其他生命的關係囊括其中。另一位代表人物是美國環保主義者奧爾多·利奧波德（Aldo Leopold），1949年出版的《沙鄉年鑑》
（中文版為侯文蕙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是其代表作，他提出的大地倫理學說是指由土壤、水、植物和動物等組成的生態共同體。他摒棄了先前那種人類對共同體的徵服者角色，代之以普通成員與公民的角色，而且人類應當負有維護大地金字塔結構的積極義務，尊重每一位共同體的成員。敬畏生命和大地倫理學說對後世產生了重大影響，奠定了環境倫理學發展的基礎。
《沙鄉年鑑》，[美]奧爾多·利奧波德，侯文蕙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全球生態嚴重惡化，各種環境問題凸顯進而引起學術界關注，非人類中心主義遂發展成為新的時代議題。哲學界和倫理學界試圖打破傳統學術研究的界限，將道德關懷的範圍從人類社會擴展至非人類社會，這一過程首先是從動物開始的，動物的權利問題成為環境倫理學批判人類中心主義的一個突破口。在各種關於動物倫理的現代討論中，澳大利亞著名道德哲學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動物解放》
（最早中文版本為孟祥森、錢永祥合譯，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年版）
一書因其鮮明的邏輯性和實踐性而最具影響力，同時最具爭議性。
彼得·辛格分別在墨爾本大學和牛津大學獲得哲學碩士和博士學位，三十歲就開始其學術生涯，先後任教於牛津大學、紐約大學等。他曾是國際生命倫理學會的創始人，在人與動物倫理關係的理論建構中具有重要的學術地位。辛格自任教以來著述頗豐，發表專著達二十餘本，如《饑荒、富裕與道德》《實用倫理學》等，他對生命倫理學涉及到的生死問題、動物權益問題等都有所研究，並一直與環境組織合作，致力於在世界範圍內消滅貧窮、保護環境和改善動物生存環境。辛格關於動物解放的觀點集中體現在《動物解放》一書中，該書初版於1975年，再版於1990年，迄今為止已經被譯成二十餘種語言出版，行銷世界達百萬冊，並被譽為「動物解放運動的聖經」「生命倫理學的經典之作」。
彼得·辛格
《動物解放》共分六章，作者開篇就在借鑑邊沁功利主義的基礎上提出了支撐全文的倫理原則，即「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人類作為道德關懷的主體，必須平等地考慮所有生命個體的道德利益，而感知痛苦能力的界限是人類擴展道德關懷的正當合理的唯一邊界。作者充分肯定動物感受痛苦的能力，依據上述倫理思想在接下來兩章主要通過分析大量動物實驗數據報告和工廠化飼養方式，對人類文化中固有的「物種歧視」（Speciesism）進行了無情的諷刺和揭露。作者列出的數據和例子令人觸目驚心，如1986年美國國會技術評估辦公室發布的報告顯示美國每年用於研究實驗和教學的動物數量在一千七百萬至兩千兩百萬之間；美國大公司控制的工廠化養雞場每周宰殺肉雞量達一億零兩百萬隻，而肉雞密閉幽暗籠養法、斷尾養豬法、限制貧血小肉牛活動的飼養方法等都毫無例外地剝奪了動物本應享有的五項基本自由：轉身、梳毛、站立、臥倒和伸腿。接著作者在梳理古希臘至近代時期人類對動物的態度之後，提出要從人類思想根源深處放棄對動物的虐待，消除人類的「物種歧視」，並以「做素食者」作為解放動物的現實解決路徑。最後作者回顧了動物解放運動在與各種反對學說進行的抗爭中所取得的進展。
《動物解放》帶來的思想革新和動物解放運動具有重要的影響力，如辛格2003年發表在《紐約書評》上的《動物解放三十年》所言，「這項建立在公正和公平基本原則上的事業在過去三十年裡發生了重大變化」。動物解放和動物權利組織不斷湧現，社會大眾對集約化養殖、動物實驗等虐待動物行為的了解逐漸增加，英、美防止虐待動物協會開始採取強硬立場，露華濃、雅芳等公司也試圖進行動物替代品實驗。總之，與先前對動物保護的嗤之以鼻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如今對待動物的議題常常成為新聞，各種關於動物的紀錄片被製作出來，如法國製作的紀錄片《以動物之名》，揭露人類對動物的暴虐和殘酷，倡導人們應給予動物尊重和同情。
然而，辛格的動物解放論在學術界引起的爭議之大絲毫不亞於它所取得的成就。從其誕生起就不斷有學者對其進行批判，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哲學家湯姆·雷根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被羅德裡克?納什稱讚為是唯一能夠與彼得·辛格相媲美的動物權利論者。雷根雖然贊同辛格將人類道德關懷訴諸動物，但否認必須建立在動物具有感受痛苦的能力這個前提上，而是以動物本身具有的權利和天賦價值作為他理論的支撐點，認為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改變對動物的態度。他對辛格信奉的功利主義的批判有兩點，一是對功利主義而言，具有價值的是個體利益的滿足，而不是擁有這些利益的個體；二是功利主義者選擇的最佳行動方案，對每一個相關的個人來說是最好的結果，但對每一個其他相關的個體來說未必如此。雷根在動物權利運動實踐上更加激進，他提出應全面禁止商業型飼養業、娛樂性打獵和把動物應用於科學研究。
不過，對於辛格來說，最具爭議的當屬他的生命分級學說。他認為生命個體擁有內在價值和道德關懷與意識的發達程度密切相關，將生命從高到低依次劃分為人格（正常人、黑猩猩等有理性意識者）、有知覺的生命（動物、人類新生兒和智障）和無知覺的生命（植物、懷孕不滿十八周的胎兒），三者擁有的內在價值和道德關懷隨意識發達程度的高低依次呈遞減趨勢，個體生命價值從神聖到可被剝奪。辛格還為這種觀點進一步辯護道：「新生嬰兒在理性和自我意識上低於非人類動物，因而他們並不比後者更具生命價值，至於殘嬰更沒有生存權。」顯然，辛格在提升動物道德地位的過程中降低了嬰兒、殘疾人等人的道德地位，甚至否定了智障殘疾嬰兒的生存權。此語一出，西方學界輿論譁然，新罕布夏州聖安塞爾姆學院哲學教授蘇珊·克蘭茨所寫的《對彼得·辛格倫理理論的批判：人類尊嚴的重要性》一文，從人類神聖不可侵犯的尊嚴出發對辛格進行批判。辛格的「殘疾嬰兒安樂死理論」更遭到前所未有的批判，1989年至1991年間甚至引發了一場席捲德語系國家的抗議運動，即震驚世界的「辛格事件」（Singer-Affair）。
實質上，動物解放理論除招致非議外，其本身還存在著理論局限和現實解決困境兩大難題。第一，功利原則和平等原則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前者代表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而後者是對所有的生命個體進行平等考慮，顯然，二者無法同時兼顧，人們在選擇那種能帶來最大利益總和行為的同時往往不得不以犧牲某些個體的利益為代價，這與平等原則相悖。第二，辛格將對痛苦的感受性作為衡量是否被納入道德關懷的標準具有片面性，因為從環境倫理學的角度看，痛苦與快樂並非大自然價值的唯一尺度。再者，他的出發點僅是動物，植物以及整個生態系統則被排除在外。第三，素食主主義的解決方式違背了人類原本的生態屬性。從歷史來看，人類的肉食習慣是由於長期進化而形成的，且在人類進化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素食主義必然要求全面改變人類的社會生活方式，這具有很大的激進性。另外，世界大量工廠裡的動物是經過人類長期馴化的，它們已然基本喪失了在野外自然生存的能力，重回自然必定無法生存，這將是另一種形式的痛苦。最後，若繼續推導下去，植物是否也需要解放？素食的對象也有生命，這又將如何作答？從實質上來說，辛格的素食主義不過是繼續歸謬，將導致極端主義的生態法西斯主義，人類也將不復存在。
除動物解放論外，西方哲學界和倫理學界紛紛對人與自然的關係進行反思，致力於尋求二者之間關係的價值倫理原則和謀求合理的解決路徑，先後出現了生物中心主義（Biocentrism）和生態中心主義（Ecocentrism）兩個思想流派，若說動物解放論在人類跨越道德界限的道路上走出了一小步，那麼生物中心主義和生態中心主義則分別跨出了一大步。
生物中心主義的創始人是施韋澤，如前所述，他提出敬畏生命的倫理原則，認為生命沒有等級之分。這一原則後來由美國學者保羅?泰勒發展成以尊重自然為特徵的環境倫理學，主張一切非人類生命體的天賦價值和權利都應獲得平等尊重。由此可見，生物中心主義突破了動物解放論的「感受痛苦力標準」理論的局限，將包括一切動植物在內的大自然中的所有生命物都視作價值主體，從而納入人類道德關懷的範圍，並用生命平等原則代替了辛格的生命等級觀念，進而為合適的動物解放方式提供了可能性路徑。但它仍具有局限性，因為生物中心主義將道德意義的標準設定為有生命的個體，但卻否認這些由無數生命個體組成的聯合體如生態系統具有道德意義。另外，依照「生命是有目的的有機體」這一原則，每種生命有機體都有一種內在的自我目的，有利於實現這種目的的行為都是善的，因而當面對猛虎捕捉人類為食物等現象時，生物中心主義則將其視為生命體的一種自保行為。顯然，這種解決路徑與人類利益相悖，並非可取之道。
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的倫理學困境應如何解決？換句話說，二者之間是否存在一個合適的「尺度」作為衡量標準。生態中心主義或許能對此做出回答。生態中心主義在將人類道德關懷從生物個體擴至生物物種的基礎上，最終的落腳點在生態系統，這是對動物解放論和生物中心主義的一種超越。利奧波德是這一學派的首創者，前面談到，他倡導人類是共同體中的一員，人類對這個共同體負有直接的整體主義式的道德原則和義務。他把大地共同體的完整、穩定和美麗視為最高的善，同時提醒人類對共同體的幹預不應過於激烈。而後，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教授霍爾姆斯·羅爾斯頓在吸收這一思想的基礎上，從價值論的角度出發創立了西方環境哲學中最具代表性的自然價值論環境倫理學。其代表作為《哲學走向荒野》，從自然系統承載著多種價值出發推導出應該給予整個自然界以道德和價值，進而論證人類應該負有遵循並保存自然價值的義務。這種將動物放在整個生態系統中考慮的方式，或許才能稱之為真正意義上的「解放」。
人類道德進步的歷史，也是道德關懷對象不斷擴大的歷史，從動物解放論、生物中心主義直到生態中心主義，道德關懷的範圍從動物、生物進而擴展到整個生態系統，從而給予整個大自然以道德和價值的意義。回顧辛格的動物解放論，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遠未達到生態倫理學所預定的目標。不過，辛格的理論仍有其魅力所在，從誕生之時就是以批駁人類中心主義為己任的，而那句「動物的解放是人類解放事業的繼續」尤其發人深省，讓人們叩問自己內心：何謂真正的道德？最後，人類必須摒棄人類中心主義的世界觀，構建生態中心主義的世界觀，將弘揚包括人類在內的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作為出發點和歸宿，才能有效應對當下的環境危機，進而規劃人類未來的發展方向。屆時，真正意義上的動物解放才能夠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