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評論認為，作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任非裔總統，歐巴馬使好萊塢進入了「奴隸制電影」小高潮。
弗格森鎮發生的抗議示威受到了各大媒體的關注，抗議者「舉起手，別開槍」的動作也作為象徵此次事件的形體符號而登上了《時代》（上）和《紐約客》（下）等雜誌的封面。
滕威
近日，美國170多座城市爆發遊行示威，抗議密蘇裡州弗格森鎮槍殺黑人青年麥可·布朗的白人警察達倫·威爾遜被免予起訴，媒體稱「這是美國近年來規模最大的示威遊行」。事實上，自從8月9日布朗遭槍擊死亡事件發生第二天，弗格森鎮就發生了抗議示威，甚至演化成持續近半月的騷亂。儘管眾人皆知，種族問題是美國社會的「癌症」，反覆發作，無法根治。但近年來白人警察槍擊黑人青年的事件每次都會引發全國性的關注與抗議。
2012年發生的特雷沃恩·馬丁悲劇作為例證比較有說服力。佛羅裡達一個社區的協警、白人齊默爾曼僅僅因為看到17歲的黑人少年馬丁，穿著連帽衫（Hood），看上去吊兒郎當，就覺得他形跡可疑，跟蹤盤問他，引起馬丁反感，二人扭打在一起，齊默爾曼開槍射殺馬丁。根據現有證據無法斷定是故意殺人，而且根據佛州的「不退讓法」，自衛殺人無罪，所以2013年7月齊默爾曼最終被無罪釋放。儘管齊默爾曼是拉丁裔美國人而不是白人，但由於他被無罪釋放，還是引發了全美黑人社群針對種族主義的抗議。因為同樣居住在佛羅裡達的黑人婦女瑪麗薩2012年因開槍警告家暴她的丈夫卻被判了20年監禁，儘管子彈只是射到牆上。
「奴隸制電影年」
與「歐巴馬效應」
2013年7月14日，成千上萬黑人民眾紛紛穿上連帽衫，走上紐約、華盛頓等近百個城市街頭，舉行抗議遊行。很多黑人明星，比如勒布朗·詹姆斯等都推送了自己穿Hood的照片，以示支持。馬丁案件剛浮現的時候，歐巴馬就曾說過，馬丁可能是我的兒子或者可能就是35年前的我。
2013年遊行爆發的時候，歐巴馬再次在白宮新聞發布會上表明自己的立場：非裔美國人之所以如此重視馬丁案，因為他們是從自己的歷史經驗出發的。在這個國家，很少有非裔美國男子沒有過在商場購物被跟蹤的經歷，也包括我；在這個國家，很少有非裔美國男子沒有過在大街上行走時聽到旁人忙不迭鎖上汽車門的經歷，在我身上也曾發生過這樣的事，至少在我當參議員之前；很少有非洲裔美國人沒有過在坐電梯時一個婦女緊張地捂著自己的錢包並且屏住呼吸直到走出電梯為止的經歷；如果是一個白人少年捲入相同的案子，我認為無論是結果還是善後都可能會不同。
時至今日，又一個黑人青年倒在白人警察槍下的時候，歐巴馬發言已經相當謹慎，他除了表示哀悼之外，聲稱自己不會在事件調查清楚前給出任何預先判斷。
作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任非裔總統，巴拉克·歐巴馬的連選連任（2008年11月至今），使得非裔美國人整體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曝光度」與「關注度」。最明顯的例證就是近三年來美國的「奴隸制」電影熱潮。2012年《相助》獲得第84屆奧斯卡最佳影片提名；2013年，《被解放的姜戈》獲得第85屆奧斯卡最佳影片提名，並最終在頒獎禮上為昆汀·塔倫提諾贏得了原創劇本獎；而史匹柏的史詩大片《林肯》獲得十二項提名，票房一億八千萬美元，成為近五年「林肯熱」中最叫好叫座的一部。2014年，同樣涉及美國奴隸制歷史的《為奴十二年》捧得第86屆奧斯卡最佳影片，斯蒂夫·麥克奎因也因此成為奧斯卡歷史上第一個獲此獎項的黑人導演。
這充分說明，奴隸制題材電影（Slavery film）是近三年來好萊塢主旋律之一；而且這一趨勢有增無減，美國電影人甚至將2013年命名為好萊塢的「奴隸制電影年」—據說至少有七部同題材電影於當年公映或完成。其中包括《薩凡納》（Savannah）、《守衛家園》（The Keeping Room）、 《北極星》（The North Star）、《帶我回家》（Carry me home）、《圖拉》（Tula，根據發生在荷蘭殖民地的奴隸起義的真實歷史事件改編）、《無人知曉》（Middle of Nowhere，約翰·卡薩維茨獎）、《貝莉》（Belle），此外還有一部黑人主演、跨越上個世紀50-80年代但「奴隸制」歷史痕跡卻幾乎不可見的《白宮管家》（The Buttler）。除了好萊塢之外，PBS的紀錄片《換個名字做奴隸》（Slavery by Another Name），《非裔美國人：長路漫漫》（The African American: Many Rivers to Cross）以及History Chanel重拍經典名劇《根》，都為近三年「奴隸制」電影的熱潮拾柴添火。
回溯歷史，就會發現這波「奴隸制電影」小高潮是史無前例的。麥克奎因總結過，二戰只有五年，但有成百上千部關於這段歷史的電影；而美國奴隸制有四百年歷史，卻只有不到二十部電影。雖然有些言過其實，關於奴隸制的電影肯定不止二十部，但真正有影響的也不過如此。因此，一年（2013年）之中就集中湧現十部之多，的確是前所未有。麥克奎因毫不諱言地稱之為「歐巴馬效應」。
歐巴馬的綽號「奧利奧」
但是「歐巴馬效應」除了激活了久被大屏幕遺忘的故事之外，似乎沒有真正為非裔美國人社群的境遇帶來深刻改變。歐巴馬因此得綽號「奧利奧」，譏諷他「外黑內白」。
2013年聲援特雷沃恩·馬丁的抗議與紀念另一個四十五年前被殺害的馬丁的遊行前後呼應，使得2013年成為非裔美國人社群史上一個值得書寫的年份。這一年是馬丁·路德·金遇害四十五年，也是《我有一個夢想》演講發表五十周年，《民權法》籤署五十周年。半個世紀過去，儘管非裔美國人在教育、就業等方面在法律意義上擁有的權利與白人日益平等，非裔美國中產階級的比重在擴大，但實際上，歧視與偏見從未去除，不過是逐漸轉為「隱形書寫」。換句話說，一個黑人總統，不僅不能表明美國進入後種族主義社會，相反，可能因此遮蔽了種族問題的日益尖銳與複雜。
「奧利奧」之下，美國社會「遇黑色變」的過敏症愈演愈烈。據紐約警察局提供的數據，2013年上半年在紐約被警察喝住搜身的15萬人中，有55.8%是黑人；29.6%是拉丁裔。針對黑人的「神經過敏」嚴重到特雷沃恩·馬丁屍骨未寒，抗議的人群還未散去走遠，美國又接連發生兩起射殺無辜黑人青年的案件。2013年9月在北卡，24歲的黑人青年喬納森·費雷爾因遭遇車禍到高速公路邊上的一戶人家敲門求助，被屋主當成是入侵者，報警之後，白人警察向手無寸鐵的費雷爾射擊了十槍，導致後者死亡。僅僅兩個月之後，底特律19歲的黑人少女瑞內莎·麥克布萊德同樣因為遭遇車禍到附近人家求助，遭白人屋主槍擊爆頭。類似事件成為2013年聖丹斯電影節上獲得評審團大獎的、另外一部涉及種族主義話題的電影《弗魯特維爾車站》（Fruitvale Station）的主要情節。但是，現實遠比電影更殘酷。
按照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的記錄，自從歐巴馬上臺，美國的槍枝售價高漲九成，7300萬人接受了購槍的背景審查；各種極端團體和民兵組織增長了八倍。而來自美國人口統計局等部門的官方數據表明，黑人當中的貧困人口比例為28%，而白人當中的貧困人口比例為10%。2011年典型的白人家庭淨資產為91405美元，黑人為6446美元，拉丁裔為7843美元；從1967年到2011年，黑人家庭收入中位數與白人的相比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進一步擴大；2012年73%的白人家庭擁有房產，而只有44%的黑人家庭擁有房產。這一差距跟1976年相比，並未有顯著縮小。
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調查則顯示，黑人和白人對五十年來種族問題是否得到緩解，黑人是否受到歧視等問題的看法也大相逕庭，無法達成共識。康奈爾大學非裔美國研究中心的助理教授Travis L.Gosa在文章中指出，根據「UCLA民權計劃」的調查報告，今天的黑人孩子受到的種族隔離與1960年代比沒什麼改變。六分之一的黑人和拉丁裔孩子進入的是各種資源匱乏、師資較差、沒有白人孩子的事實上的「隔離」學校。因此他說，「我有一個夢想」。五十年之後，美國仍然是分裂的。
有必要多說一句，2013年，畢生奉獻給反種族歧視事業的曼德拉逝世；但在他的葬禮上，美國歷史上首位黑人總統歐巴馬卻忙著跟丹麥白人女首相玩selfie。膚色/種族/階級/性別/國族……所有認同的問題從來都是纏繞叢生的，都可能是某種全球現實。
關於美國現實的
寓言式電影
回來再說說第一部獲「奧斯卡最佳影片」的「奴隸制」題材電影《為奴十二年》。某種意義上說，這一加冕與其說是對美國奴隸制歷史的正視，不如說是關於美國現實的寓言。
《為奴十二年》最終以字幕的方式告訴觀眾，諾索普的結局是不知所終，沒有任何人、任何史料證明他得以善終。未經證實的各種版本，包括再次被劫掠為奴，被奴隸主報復暗殺……即使，假設他活著，並繼續戰鬥，也許參加了聯盟軍，打到了南方。但「被解放」的南方，真的沒有奴隸了嗎？《換個名字做奴隸：南北戰爭到二戰之間對美國黑人的重新奴役》是美國作家Douglas A. Blackmon在2008年創作的一部紀實性作品，成為當年紐約時報的最暢銷書之一，2009年獲得普利茲文學獎，2011年被PBS拍攝成紀錄片。原著和電影都以大量豐富的史料揭露了南北戰爭之後，黑人繼續被掠被囚禁被奴役，只不過這次主人不是種植園主，而是鋼鐵公司。
就算諾索普活過了國內戰爭，也沒有被再次賣到鋼鐵公司為奴，他也沒有自由而言。雖然從血統而言，諾索普的母親是黑白混血；妻子也是印第安人混血，但他們的孩子還是會被依據「一滴血」原則（One drop principle）被劃為黑人， 並遭受 「黑人隔離法」（Jim Chow）的歧視。如果他反抗甚至領導針對種族歧視的抗議，無論是暴力革命還是和平示威，都會像馬克西姆·X和馬丁·路德·金一樣被暗殺。
或者像《為奴十二年》中的伊萊扎，如果她成為他主人的妻子，比如像肖夫人，命運會不同嗎？未必，肖夫人永遠有淪為伊萊扎的可能。或者伊萊扎美麗的女兒，被賣給血統高貴的英國白人，被當做大家閨秀養大，但與白人青年的愛情卻遭到強大的阻撓與破壞，為了捍衛愛情，宣揚反奴隸制，直接影響了英國結束奴隸制的進程。這就是Dido Elizabeth Belle的故事，2013年Belle這部電影就是建立在這一故事基礎之上。但是沒有奴隸制的英國，處處自由平等了嗎？12歲的蘇丹Nubar山中一個酋長的女兒Mende Nazer被穆斯林軍隊從部落掠走，賣到首都，又從首都被送到倫敦，被囚禁在一個穆斯林外交官家中做家奴。這是2010年電影《我是奴隸》根據Mende Nazer的回憶錄講述的故事，電影揭示了在今天的英國大約有五千「奴隸」工存在的事實。今天不僅在美國，在歐洲，在世界範圍內各種形式的奴役與歧視不僅沒有消除，相反不斷地變體/重生。奴隸製作為一種制度看似被終結，但在全球資本主義之下，種種奴役以「隱形」的方式繼續猖行。
就算奴隸獲得了解放，也獲得了民主權利，制度保證了各種族平等，是否天下太平？看看拉斯馮提爾「美國三部曲」之一的《曼德勒》（Manderlay，2005），充滿理想主義與平權思想的白人女子格蕾絲來到曼德勒莊園，解放了黑奴，但接下來上演的是，爭權奪利、賭博、背叛，最終不僅黑人們呼喚格蕾絲再次當他們的主人，格蕾絲也無奈地像奴隸主一樣舉起了鞭子。這部電影2010年被德國導演搬上話劇舞臺，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演出過。這部電影對個人主義的摧毀是爆炸式的，同時也再次提出永恆的問題：自由是什麼？個人如何面對欲望？絕對自由是否能實現絕對的正義與公平？而這樣的追問其實又與麥克奎因的作品相映成趣。
聯繫其前作《飢餓》與《羞恥》，它們與《為奴十二年》並置，可以看作麥克奎因的「自由三部曲」。《飢餓》是Bob Sand如何在囚禁他的監牢中用身體爭取自由；《羞恥》是Brandon在「完全自由」的大都市紐約，如何想限制身體的欲望；而《為奴十二年》則是一個自由人如何被剝奪自由，如何想盡一切辦法重獲自由，又在重獲自由之後再度無影無蹤。
自由不是永恆的。這也許是《為奴十二年》帶給金融危機之後的美國社會最有力的箴言。麥克奎因刻意將被綁架前的諾索普中產階級化，甚至為了模仿美國中產階級核心家庭，將三個孩子刪掉一個，改為一家四口，一兒一女。但一心希望靠自己的智慧與雙手勤勞致富的諾索普，卻被無情地拋出上升的軌道，一下跌入底層。自由、家庭、夢想，一切的一切被徹底粉碎。不僅是中產夢的破滅，也是美國夢的幻滅以及逆境求生的英雄夢。諾索普第一次被綁架的飯店叫蓋茲比飯店（Gadsby Hotel），是的，一不小心就會看成是蓋茨比（Gatsby）—百年之後，一個白人的美國夢幻滅的悲劇。這種巧合令人無限感慨。
麥克奎因借所羅門·諾索普的故事推開了一扇門，但沒有人從歷史深處獲救，即使歸來也是陷入了更險惡的現實。這也正是為什麼今天90座城市抗議的口號是，「Black lives matter，All Lives Matter！」只要世界上有一個人沒有獲得自由，全人類的自由就是不可實現的。
（作者系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西班牙語文學與文化，電影與大眾文化研究。）
本文來源：東方早報 責任編輯： 王曉易_NE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