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一世界》中寫道："諾貝爾物理學獎也好，科學的成就也好，社會的承認也好，都不足以彌補他的失去和心中的痛。"
這是楊瀾在二十年的訪談人生中寫下的感慨。子欲養而親不在，世間倫理的殘酷莫過於此。人在陽間行走的這一遭是對生命的敬畏，有些事情只有在活著的時候才具有意義。
在對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崔琦進行採訪後，楊瀾深刻感受到了他心底的悔恨與悲苦。或許對於一些看透生命本質的人來說，世俗打造的枷鎖、牢籠並不能圈養住自身的信念。
當楊瀾詢問道："如果再給你一次機會，你會選擇外出讀書還是留在農村？"，"我寧願是一個不識字的農民。"崔琦毫不猶豫地回答著。
農家裡走出的諾獎獲得者
1939年出生於河南平頂山寶豐縣肖旗鄉範莊村的崔琦，家庭環境並不盡如人意。儘管父母都是目不識丁的農民，卻也有著廣闊的眼界。
在家庭比較貧窮的情況下，母親設法將聰慧懂事的崔琦送進學堂。小學畢業後，由於地域的限制，崔琦無法在方圓幾十裡找尋到一所中學就讀，無奈之下只得輟學在家中務農。
在家中幹農活時，父母並未因其年紀尚小就嬌慣著這位家中的老么，鋤地、播種、澆水、砍柴，樣樣事情都交由崔琦努力解決。
他的母親深知，人只有在經歷生活的苦難打磨後才能變得更加堅強，開闢出立足之地。在母親的教育下，崔琦形成了謙虛、善良、以誠待人等優良品質，獲得了十裡八鄉的讚賞。
1951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下，崔琦得到了外出讀書的機會。自小生活在父母身邊的崔琦將成為離開家鄉的遊子，不舍之情默默在心。
臨行前，崔母不分晝夜地為兒子趕製衣服，一針一線之中包含著慈母的難分難捨。母親在分別之際對崔琦說道："你要記得出去努力讀書，只有這樣才能有個好前途。"
12歲的崔琦在當時怎樣也無法預料到，與父母的這一別，就是永別。在同年秋天，崔琦進入香港培正中學讀書。
由於環境的陌生與語言交流的不便，崔琦在艱難的生活中曾兩次寫信給母親表示希望回家。母親收到信後通過他人向崔琦回復道："不要想家，只有你安心地念書才是父母最大安慰。"
在父母的不斷支持下，崔琦冷靜下來一心投入到學習之中，在刻苦攻讀下獲得了全額獎學金，順利完成了中學學業。
之後崔琦與1958年赴美深造，就讀於伊利諾州奧古斯塔納學院；1967年獲得了美國芝加哥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1982年起擔任普林斯頓大學電子工程系教授。
從此在學術界逐漸取得權威性，崔琦在1998年因解釋了電子量流體這一特殊現象獲得了諾貝爾物理獎。成為了繼李政道、楊振寧、丁肇中、李遠哲、朱棣文之後的第六位華裔諾貝爾獎得主。
崔琦在低維電子體系物理，整數、分子數量霍爾效應強關聯電子體系物理研究和量子器件等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創新型成果，是名副其實的科學專家。
採訪中體會到的震驚
"身為一名採訪人員，我從不同的新聞媒體報導之中汲取著經驗。有一套紀錄片給我的印象很深，名叫《傑出華人系列》。
這一系列的紀錄片的主要紀錄方式是通過尋訪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傑出華人來進行的。看完之後我就認為應該仿照其手法來同樣訪問一些優秀的華人成功者，基本上那段時間裡有誰比較出名，我就採訪誰，幾乎所有的提問與回答內容都是相似的，無非就是怎樣成功、成功背後的艱辛、時代的恩賜與祖國的進步、功成名就後的心態轉變等等老生常談卻又不厭其煩的話題。直到1999年採訪華裔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崔琦先生時，我的觀念才發生了改變。——楊瀾
在楊瀾的回憶中，我們可以直觀的感受到崔琦先生的與眾不同。楊瀾曾向崔琦先生詢問道："有沒有想過如果當年母親沒有堅持將你送出去讀書，今天的崔琦將會是怎樣的狀態？"
不同於他人可能會發出的感恩話語，崔琦字裡行間透露的更多是悔恨與懊惱：
"其實我寧願是一個不識字的農民，家裡還留有一個兒子的話應該還是不太一樣的吧，也許他們就不至於死了。"
崔琦的聲音中夾雜著難以言表的苦澀，但更多的是言語中樸實的震撼。
永遠無法彌補的傷痛
時間倒回到崔琦去香港求學時期，當時中國趕上了大饑荒，在農村地區生活的人們被飢餓常年折磨著，父親因糧食的短缺而餓死。
不久後，出身於"大戶人家"的母親背負了"裡通外國"的罪名，最後鬱鬱而終。父母的相繼去世讓他備受打擊。
身處他鄉的崔琦一直不願再回到家鄉，每當回憶起與父母生活的點點滴滴，都從靈魂深處感到悲痛。
崔琦對外表示自己不願回家的原因是：父母永遠活在我的心中，形式並不重要。
似乎他不回去，不親眼地見證這些美好時光的流逝，一切就能停留在最初的樣子，從未變過。揭開心中的傷疤，是怎樣的一種疼痛啊！
闊別63年的溫床
在離開家鄉63年後，漂泊在外的孩子終於回家了。75歲的崔琦先生在晚年勇敢地踏出了那一步，攜夫人、女兒、女婿、外孫女回到了家鄉，踩上了那片魂牽夢繞多年的土地。
近鄉情更怯，威名在外的崔琦此刻哭得像個孩子，是啊，也許他只是想成為那個在家鄉無憂無慮的孩子罷了。
思念入骨，在情面前，一切功名利祿都是微不足道的。楊瀾表示，對崔琦先生的採訪是他一生之中最感人的一次，聽著崔先生的回答，她不由自主地流下了淚水。
在這個鼓勵成功，追求成功的年代，我們逐漸缺少了對人格、親情的注視，相比於親人的生命，諾貝爾獎的榮譽顯然就沒那麼重要了。
文/朱竟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