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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配圖：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1602）。 |
關於天地關係，中西有各自不同的傳統。中國有蓋天說、渾天說與天圓地方等見解，古希臘亞里斯多德以月偏蝕時，落在月球表面的地影呈現圓弧狀，證明地形為圓球，提出兩個圓球式宇宙論。地球靜止位於宇宙中心，日月五星與恆星皆為圓球，構成一個同心圓球形的宇宙結構。
在《天文學大成》（Almagest）中，託勒密以地心為中心，量度宇宙中星體距離地球遠近與其和地徑大小比。在星佔學範作《四書》（Tetrabiblos）中，處理天星對地球領域產生的物理影響。其地理學採投影法，標示緯度和經度線。
中世紀後期，根據《聖經·創世記》，在恆星天之上增水晶天、宗動天或永靜天，成為基督教義化的亞里斯多德宇宙論。薩克羅博斯科（Johannes de Sacrobosco，1195—1256）於1230年左右完成《天球論》（De sphaera），整合亞里斯多德自然哲學、託勒密數學天文學與星佔學，成為中世紀大學教本，到17世紀初它有許多評釋本，其中之一是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在羅馬學院的老師丁先生（Christopher Clavius, 1538—1612）的《天球論評釋》。利瑪竇入華後將其所學西學與世界地圖外推至中國，將西方世界地圖本土化。
建構實在論（constructive realism）是近20年來興起的科學哲學運動，主張吾人通過語言進行認知活動，使用不同語言來接近實在，建立不同術語、理論與論述方式，形成各自不同科學的「微世界」（microworld）。通過語言性的外推，可翻譯為另一微世界的語言，反映它可與別的微世界共享。在某種社會脈絡中產生的科學或學科，如通過實踐性的外推或社會性的外推，能夠移至另一社會脈絡中運作與發展，也就代表它含有更多的真理與可普遍化。整體而言，建構實在論提出「外推」為其對科際整合的知識論策略。從事比較哲學與宗教，長期關切科際與文化發展的沈清松教授，對建構實在論提出修正與詮釋，將原先針對科際整合的知識論策略，外推到生活世界或文化世界。並以利瑪竇為例，認為他通過語言獲取（language appropriation）學習中文與相關文獻，以朋友的平等關係，將西學外推向異文化的中國。
過去人們雖知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不是一幅純粹的世界地圖，其中有相當豐富的宇宙、天文、曆法與自然哲學等知識，包括總論、「九重天圖」、「天地儀圖」、「四行論略」、「總論橫度裡分」、夜看北極法、「太陽出入赤道緯度」表、「日蝕圖」與「月蝕圖」、「赤道北地半球之圖」與「赤道南地半球之圖」等，但不知他在其中採取一些知識策略。
1582年利瑪竇抵達澳門，開始學習中文與了解中國地圖。翌年隨羅明堅入肇慶，著佛教的袈裟傳教。1589年到韶關後，接受瞿汝夔建議，開始學習儒家典籍。1595年至南昌停留三年，接觸章潢（1527—1608）與其門人，習知中國士人自然與大地知識。「他們……知五行，不知空氣；將金木納入五行之中，卻排除空氣。他們認為地是方的，不接受任何與此相蹠的思想。他們以為當月面正對太陽時，像是害怕而失其光色，形成月蝕。……又說太陽比酒桶底大一點而已，這是前所未聞的。這類無稽之談不勝枚舉。」不但反映利瑪竇身處中西自然知識的遭遇，也面臨二者的對比、競爭、批判或取代，以及如何將西方自然知識向中國士人外推的本土化問題，筆者選擇三點說明。
雖然屈原《楚辭·天問》中提到「圜則九重」，但未觸及諸天的細節。《坤輿萬國全圖》借九重之名，提供詳細的「九重天圖」。
總論云：「地與海本是圓形，而合為一球，居天球之中，誠如雞子，黃在青內。有謂地為方者，乃語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語其形體也。」引文傳入西方兩個圓球式宇宙論，借用渾天說隱喻，地與海合為一球，位於天球之中。未批判地為方形見解，而採取折衷策略，提出一種詮釋，認為地方是「語其定而不移之性」，與地球靜止於宇宙中央相容。
以天地儀圖來表達在兩個圓球式宇宙論中，太陽運行的軌道，不但能說明地球各地的四季寒暑，還能就九重天圖下方有段說明引述《元史》顯示中國地表所測多地晝夜長短不一，在《坤輿萬國全圖》最外圈提供地表各地一致的晝夜長短數據。
相對於傳統上基於目視經驗，認為日月徑千裡，《論地球比九重天之星遠且大幾何》介紹丁先生《沙氏天球論評釋》中以地心為中心，地球半徑或全徑為單位，量度與宇宙中星體距離地球的遠近與其和地徑大小比，以此為基礎則可解說日月蝕問題。
整體而言，利瑪竇在《坤輿萬國全圖》中將西方自然知識與中國相關知識交織成一幅具有策略的世界地圖。
通過語言獲取，利瑪竇習知中西自然與大地知識的差異。巨幅世界地圖的繪製提供他一個很好的機會，將二者間在不同問題上面臨對比、競爭與辨偽，轉為採取折衷、調和或論述等策略來處理，在此知識策略下將《坤輿萬國全圖》初步本土化。
從進步的歷史觀來看，利瑪竇繪製多幅世界地圖，影響中國士人如馮應京（1555—1606）《月令廣義》（1602）、王圻（1530—1615）《三才圖會》（1609）與章潢《圖書編》（1613）等在他們的博物式著作中，粗略地摹繪利瑪竇世界地圖，看似邁向現代化的一步，卻是在另一層次予以本土化。
根據建構實在論，要學習構成一個微世界的科學或學科，就是學習其術語與論述方式。明末耶穌會士未在中國建立教育機構，僅有少數士人如李之藻、徐光啟、熊明遇隨耶穌會士學習西學。專門術語的學習有其制度上的困難，遑論《坤輿萬國全圖》中宇宙論、數學天文學與曆法知識。因此士人只會依循博物式傳統將新奇的世界地圖加以縮小摹繪，或依特定目的加以縮小摹繪或調整，造成利瑪竇世界地圖在兩種不同層次的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