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輿萬國全圖解密:歐洲人是從中國學的經度知識嗎?

李兆良的《坤輿萬國全圖解密：明代中國與世界》（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年1月，下簡稱《坤輿》）試圖對「世界史三大經典學說：明代鄭和下西洋止於東非洲；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利瑪竇世界地理西學東漸」發出挑戰，並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坤輿萬國全圖》主要是鄭和時代中國人繪製的世界地圖，是中國文獻。世界地理大發現始於鄭和時代，明代中國人測繪的第一份世界地圖。」筆者認為，該書邏輯漏洞百出。

坤輿萬國全圖

邏輯的混亂與雙重標準

柯南·道爾「排除所有不可能的因素後，剩下的無論概率怎麼低也是真相。」是李兆良《坤輿》一書的邏輯基礎，我們先不討論這個邏輯是否能夠成立，即使這是一個可以成立的邏輯，李兆良也沒有完成依據這個邏輯得出「真相」所必須具備的前提：「排除所有不可能的因素。」同時，李兆良在論述《坤輿萬國全圖》與東方和西方地理知識的關係時，運用了雙重標準：前者是無罪推定，後者是有罪推定，這樣得出來的結論是不足以服人的。

在《經度的測量》一節，李兆良歷數維斯普奇、卡博特經度測量的缺憾，並說「從沒有經度的科薩1500年地圖，到有經度的瓦德西穆勒1507年地圖和1508年的《羅塞利世界地圖》只有幾年，又如何解釋呢？」李兆良認為歐洲人不可能在短短幾年中自己發展出有經度的地圖，他們只能是參考了中國人的有經度的地圖。但這一論述毫無邏輯可言：首先，任何一種東西，出現之前，即使是前一天，都是沒有這種東西的狀態；沒有有經度的地圖，不等於歐洲人沒有在為繪製有經度的地圖而努力。其次，李兆良甚至沒有證明中國人有經緯度的概念，也沒有拿出中國人繪製的有經度的地圖作為證明，就斷言歐洲人從中國人這裡學到了地圖的經度知識。

接下來李兆良質疑了歐洲16世紀地圖上的經度來源，「西班牙發現者在日記中也經常提到經緯度，然而，這些記載是不能盡信的，他們可能是看著已經有經度的地圖而敘述，而這些地圖的來歷不明。」李兆良對西班牙人日記中經緯度數據的攻擊完全出於猜測，卻忘記了同時期的中國人，完全沒有對於經度的記載。李兆良否定歐洲人首先繪製出了有經度的世界地圖，既沒有證據支持，也缺乏邏輯基礎。

談到中國人的地理成就，李兆良就變得極為寬容：「秦始皇徵南越的時候（公元前217年），打通了長江與西江的上遊，用靈渠連接起來，可以運兵到廣西，再沿西江入廣東，這是中國最重要的水利工程之一，當時一定有高超的技術測量經緯度和海拔高度才能減緩落差。以後隋朝（581-619）的大運河系統也是需要準確的測量技術。」李兆良甚至都沒有證明中國人有經緯度的概念，就大膽地斷言中國在秦朝已經具有了測量經緯度的技術，並將之付諸實踐。建造靈渠和大運河真的需要經緯度麼？恐怕答案是否定的。如果以靈渠和大運河作為衡量技術水平和地理知識的標準，那麼中國一定比古代的羅馬人遜色太多，羅馬人建立的大量的、恢弘的高架飲水橋，其對於技術和地理測繪知識的要求遠高於中國的靈渠或者大運河。

成一農在《「非科學」的中國傳統輿圖：中國傳統輿圖繪製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中談及中國人對經緯度的認識和測量時說道：「正如李約瑟所說，中國古代確實很早就掌握了測量經緯度的基本方法（雖然測量經度的方法直至近代才逐漸完善），而且至少在唐代就進行了一定範圍的經緯度測量工作，在元代也進行過『四海測驗』，不過需要強調的是這兩次測量工作，都是為了編訂新的曆法（分別為《大衍曆》《授時曆》）做準備，而不是為了繪製地圖。而且與西方不同，中國沒有保存下來一套經緯度數據集，而在西方，早在託勒密的《地理學指南》等著作中就記載有很多經緯度數據。不僅如此，在西方的早期地圖中就清晰標明了經緯度，但中國至少現存的受到西方影響之前的傳統輿圖中沒有一幅體現出其繪圖數據使用的是經緯度，也沒有文獻記載曾經為了繪製輿圖而進行過經緯度的測量。」

談到鄭和在海上對經緯度的測量，李兆良說：「如果不用星辰去測量，在搖晃的海船上測量，必須有多隻船從遠處以通訊方法來計算距離刻度。我們無法知道當年鄭和用什麼方法，但是可以肯定，他們的船隊那麼大，能在海上多點觀察是不成問題的，他們沒有電報，但是有很多船和人力。通訊方法是白天用旗號，晚上用燈號，霧中用金鼓。陸地上的經度更不在話下。」「船和人力」很顯然不能自然地解決技術問題，測繪終究還是需要有經緯度的概念和可行的測繪方法，而對於這兩點李兆良都沒有展開探討。他對於鄭和測繪經緯度和鄭和繪製地圖的論證陷入一個因果的循環論證：因為鄭和船隊測繪了經緯度，所以他們繪製了給《坤輿萬國全圖》提供重要參考資料的地圖；因為鄭和或者與其相關的船隊人員繪製了給《坤輿萬國全圖》提供重要參考資料的地圖，所以他們必然曾經做過詳細的經緯度測量。

朱鑑秋《〈鄭和航海圖〉之基本特點》對《鄭和航海圖》的特點做了清晰的描述：「1.在總的內容方面，突出表示與航行有關的要素。2.江河、沿岸及大洋不同圖幅的內容的差異，反映出區域的航行特點。3.圖幅的排列配置以航線為中心，圖幅的方位是任意的。4.航線的註記詳細而有較好的精確性。5.配置有天文導航專用的『過洋牽星圖』。」《鄭和航海圖》的核心特點在於其以航行為目的的實用性，在這套由40頁航海圖和4頁過洋牽星圖組成的《鄭和航海圖》中沒有出現經緯度，而所謂的「針路註記詳細而相當精確」指的不過是以傳統羅盤的二十四個方位來表示方向；或者稍進一步，有用兩個字表示方向的中間方位，即有「四十八向」。《鄭和航海圖》完全看不出繪圖者具有經緯度的概念，那麼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我們怎麼能夠認為對經緯度完全沒有概念的一群人，測繪出了全球精確的經緯度呢？李兆良對鄭和或其船隊人員測繪海洋和陸地經緯度的論斷顯然不能夠成立。

李兆良否認歐洲人的地理知識是利瑪竇繪製《坤輿萬國全圖》的基礎時說：「《科薩地圖》的緯度只有簡單的赤道和回歸線。地圖學與任何科技一樣，發展要有個過程。西方在1507年的《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圖》出現以前，沒有經緯度的雛形，突然在1507年出現是不合情理的。」但是李兆良用以否定歐洲人測繪經緯度的邏輯也同樣適用於否定鄭和繪製《坤輿萬國全圖》的可能。更何況，李兆良要否定《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圖》對《坤輿萬國全圖》的影響，還建立在其將《坤輿萬國全圖》的繪製時代強行提前到鄭和時代的基礎之上，這又是一個因果的循環論證。

對於《坤輿萬國全圖》的成圖時代，李兆良認為是1428-1430年，他在《公元1430前中國測繪美洲》一文中對此做了比《坤輿》一書稍微詳細的說明，但同樣缺乏充分的證據和縝密的邏輯：「《坤輿萬國全圖》在西班牙上方有一段文字：『歐羅巴洲……去中國八萬裡，自古不通，今相通近七十餘載雲。』此段明確了《坤輿萬國全圖》原圖的成圖年代。相通指正式建立國際外交關係。元朝時，歐洲教皇派使節馬林諾裡帶領使節團50人來華，於1342-1347年駐北京大都。下數70年為1415-1426年間，正合鄭和下西洋第六次以前。假如以利瑪竇來華，獻圖，或者以歐洲奧特裡烏斯地圖出版日期算，為1500-1530年，為中國海禁時期（1433-1567），不與外國通，與此段文字不相容，因此文字是鄭和時代記錄的，原封不動，地圖也是當時測繪的作品。」地圖上的文字有可能是後來加注的，而並非與地圖同時；「相通」在沒有正式外交概念的中國古代，顯然不可能指的是「正式建立國際外交關係」。

作為李兆良用以考證《坤輿萬國全圖》成圖時代的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文獻依據：「《坤輿萬國全圖》上西班牙上方的一段非常關鍵的註解」，李兆良在《坤輿》一書和《公元1430前中國測繪美洲》一文的徵引卻出現了誤差，《坤輿》一書的徵引曰：「此歐邏巴州有三十餘國……去中國八萬裡，自古不通，今相通七十餘載雲。」《公元1430前中國測繪美洲》一文中的徵引曰：「歐羅巴洲……去中國八萬裡，自古不通，今相通近七十餘載雲。」考之《坤輿》一書57頁的地圖，則兩處徵引皆有誤，書中的徵引少了「近」字，近七十年和七十年顯然是兩個有差別的概念；文章的徵引將「邏」改為「羅」，「州」改為「洲」，地圖上的文字可以成為判斷地圖時代的一個參照，李兆良對此文獻資料的使用顯然是草率的。

李兆良談及「衛匡國中國新地圖集的啟示」，認為衛匡國《中國新地圖集》中大量的經緯度信息，不可能是衛匡國親自測量的，而只能是基於中國原有的數據。但是，第一，李兆良對衛匡國親自測繪的否定不具有絕對性。第二，他也沒有排除衛匡國從朝鮮獲得中國地理信息的可能，畢竟他也承認，衛匡國的經緯度數據中，最為準確的就是今天首爾和平壤的經緯度，而朝鮮1402年誕生了偉大的《疆理圖》。第三，李兆良忽略了衛匡國《中國新地圖集》經緯度數據另外一個可能的獲得途徑：推算和估測。就像我們今天只要在Mapinfo中輸入三個不在同一條直線上的點的經緯度坐標，Mapinfo就可以推算出圖中任意一個點的坐標，衛匡國當年也可能是根據幾個點的確切的經緯度數據，推算出了其他地點的經緯度數據。

對於「計裡畫方」，李兆良評價極高，認為這反映了「中國早已把地圖的繪製規範化」，並將之視為「經緯度的雛形」。「計裡畫方」不過是在地圖上打上了縱橫的方格，為地圖上的各種地理要素提供了一個參照系而已，與經緯度不具有可比性。正如成一農所說：「受到數據類型的限制，使用『計裡畫方』繪製的地圖，就現代地圖的視角而言，是不準確的。不僅如此，這種繪製方法所使用的不是某一地理要素的絕對位置數據（經緯度就是一種絕對位置數據），而是一種與周邊大量地理要素相關的相對位置數據。」「由於數據的問題，『計裡畫方』並不能使得地圖繪製得更為準確，只能在繪圖時更容易擺放地理要素的位置；……『計裡畫方』只是繪圖（地圖、圖畫、工程圖）時的一種方法，並不能決定地圖的準確與否。」

對明代時期的中國和世界的錯誤判斷

李兆良對明代時期的中國和世界存在著巨大的誤解，將中國看得過高，又將歐洲貶得過低：「以當時佔全世界生產力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中國，七下西洋，每次兩百多艘船，平均兩萬七千人，每次航程達兩三年，總能力是當時任何歐洲航海者的一千倍以上，絕對有理由相信鄭和船隊有能力環球航行，這就是可信性（plausible）。」首先，明代中國的生產力佔世界的比例，李兆良不知道是怎麼核算的，如果他要下此結論，至少要給出一個基本的數據論證吧。其次，就算明代的生產力真如李兆良說的那麼強大，也並不能推導出鄭和的船隊就有能力或者進行了環球航行。正如建造紫禁城需要的磚石材料和人力、物力可能比建造巴黎聖母院需要的多，但是並不能證明前者就比後者具有技術含量；事實是，後者對建築技術的要求遠高於前者。

李兆良對中國能力的過分高估並不僅限於明代：「中國是世界繪製地圖最早的國家。……中國秦代早已具備精確測量術，結合天文觀測與地面測量，有能力繪製精密的地圖。為什麼只相信西方才有能力繪製世界地圖？」1881年，考古學家拉薩姆在西帕爾，今天伊拉克巴格達西南的阿布哈巴城發現了近7萬塊楔形文字泥板，其中一塊距今2500年的泥板「是已知的第一幅世界地圖」，「是現存最早的從地球上方以鳥瞰角度將全世界以平面形式呈現的文物。」（[英]傑裡·布羅頓：《十二幅地圖中的世界史·引言》，林盛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這幅刻在泥板上的「巴比倫世界地圖」，比中國現存最早的地圖「天水放馬灘地圖」的時代更早，同時，放馬灘地圖只是地區圖，顯然不能納入世界地圖的比較範圍。李兆良「中國是世界繪製地圖最早的國家」不知道是有何依據而做出的論斷。繪製世界地圖，需要的不只是技術，更重要的是對世界的觀念，「製作地區地圖和世界地圖最重要的區別是感知上的區別，這在繪製任何世界地圖的過程中都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與地方性區域不同，製圖者永遠無法一眼捕捉世界的全貌。……在這項重大的創新（太空攝影技術）出現之前，製圖者主要藉助兩種資源繪製世界地圖，這兩者都不是地球本身的一部分：一是頭頂的星空，二是各自的想像力。」（《十二幅地圖中的世界史·引言》）世界地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繪製者對世界的認知。

李兆良對中國很多事情的論述是建立在對歐洲、中東的社會、歷史、文化、科學、知識、技術的漠視和無視的基礎之上的。對於歐洲的中世紀，李兆良的態度是輕蔑的，認為其除了宗教的禁錮一無所有。但是我們不得不正視的一個問題是，這個被稱為黑暗的中世紀真的一無是處麼？文藝復興和地理大發現怎麼可能從一片蠻荒之中如石猴一般誕生？完成或者始建於中世紀的大量恢弘的天主教堂：錫耶納主教堂、巴黎聖母院、米蘭大教堂、科隆大教堂，其承載的技術能力使得我們不能想當然地否定中世紀的科學、技術能力。

李兆良說：「西方的都城沒有一個是方正的，主要街道從城中心擴張放射出去，巴黎、莫斯科是最有代表性的，馬德裡、羅馬、柏林、巴格達、開羅亦如是。」我不知道李兆良談論的是什麼時代的歐洲諸國都城，建城之日的、明代時期的，還是今天的，這個問題不說清楚，就要據此談論《坤輿萬國全圖》時代歐洲人的地理觀念，顯然是不嚴謹的。今天的巴黎，以凱旋門為中心，確實有多條向外發散的大道，但是現在的巴黎並不是明代時期的巴黎，更不是建城之日的巴黎。而所謂羅馬的中心-放射，我實在不知道李兆良是怎麼得出如是結論的，作為七丘之城的羅馬實在無法滿足他的預設，不管是在建城之日，還是在明代時期抑或是今天。

以「地名」考證作為判斷地圖作者的最重要依據

「地名」很顯然保存了地圖繪製者的地理知識和地理認知，但是要將此作為判斷地圖繪製時代和繪製者的最重要依據，甚至是惟一的有效證據，顯然是不能夠成立的。地名反映的是地圖「表現」時代的地理信息而不是繪製時代的，要藉助地名來考證地圖的繪製時代，有太多的文獻考證和辨析工作要做，絕不能做一對一的直接對應。同時，能夠用以佐證時代的地名只能是常用地名，稀見地名最多只能為地圖的時代提供旁證。李兆良對地名的解釋有很大的隨意性，對於地名中西互譯的各種可能性，李兆良並未做全面的考察，他的解釋是隨意的。

對「太平洋」「大西洋」名字的解說，是李兆良用以推斷《坤輿萬國全圖》原作者的重要證據。關於「大西洋」的問題，龔纓晏已著文《利瑪竇的大西洋與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學術》做了深入而細緻的批評。以下僅就李兆良對太平洋的闡釋做簡要的批駁。李兆良認為西方「太平洋」的概念來源於對中國地圖「寧海」一詞的翻譯，並將之錯誤地應用到了世界上最廣闊的水體之上。李兆良說：「即使有季節性的變化，基本上太平洋的浪高和海流是有一定區域規律性的，只有個別的地區可能被視為『太平』，如智利西部對外海域相對平靜，位置是南緯30度和西經100度-120度。《坤輿萬國全圖》和《山海輿地全圖》上標示在麥哲倫海峽以西的位置的寧海是正確的，寧海與太平洋同義。麥哲倫海峽一直是驚濤駭浪的水域。往西行，能繞過這段，就踏入比較平靜的海面。取名『寧海』是有親自經歷的航海者才知道的。西方製圖者，一旦發覺『南海』一詞的謬誤，代以『太平洋』，越寫越大，包括整個大海洋。以訛傳訛，一直到今天，整個亞洲與美洲之間都叫太平洋了，實際上太平洋真不太平！」李兆良對於「太平洋」的解釋隨意而詩意，但是這些並不足以支持他的結論。「太平洋」的命名是因為麥哲倫環球航行，經歷了大西洋的驚濤駭浪、經歷了險惡的麥哲倫海峽，而之後從南美洲經過關島到菲律賓的航行卻沒有遇到一次風浪，故有船員概嘆：「這真是一個太平洋啊！」於是有了「太平洋」之名。李兆良認為西方人概念裡的「太平洋」得自於對中國地圖裡「寧海」的翻譯，是有巨大邏輯漏洞的。

關於「本初子午線」，李兆良《坤輿》一書的敘述完全看不出邏輯和他的論證所指。李兆良首先說「把本初子午線定在自己國家是一項榮譽，因為其他國家都得參照。」然後他舉出了美國、法國、德國、英國爭搶「本初子午線」命名的歷史。繼而李兆良談到了託勒密，他質疑道：「為什麼託勒密不把本初子午線設在他工作的亞歷山大，而設在遙遠的加那利群島，出了大西洋以後還要航行一段路。在陸地測量經度已經有困難，何況是在海上一個不知在哪裡的島？」最後李兆良以一段不知所云的文字結束了他「本初子午線」一節的論述：「據說他（託勒密）以幸運島為0度，每50裡為一度往東算。他以為中國在180度，其實是130度。……可是託勒密地理影響了以後十幾個世紀的歐洲人，這個誤差使哥倫布以為到了中國，16世紀很多地圖繼續保留這些錯誤，最大的海洋沒有算進去。託勒密經緯度不能當成今天的標準。」李兆良對託勒密的質疑很有意思，他認為託勒密應該把本初子午線定在自己工作的亞歷山大而不是大西洋上的某一個島上，但這是一個很容易解釋的問題，「本初子午線」反映的是一個人的地理觀念和地理認知，託勒密認為大西洋上的這個島是已知世界的最西端，故以此為依據構建他的地理空間，這是完全可能和符合邏輯的。作為羅馬帝國時代的學者，這符合羅馬人的地理感知，公元40年，羅馬帝國吞併了茅利塔尼亞王國，建立了延吉塔納茅利塔尼亞行省，位於今天摩洛哥西面海洋中的加那利群島成為羅馬公民託勒密知道和認為的世界最西端是完全有可能，並且符合邏輯的。

關於本初子午線的問題，李兆良在《公元1430前中國測繪美洲》一文中說的比較清楚：「非洲最西海岸多處位於現在的17W。《坤輿萬國全圖》的本初子午線貼著西非洲最西海岸，……這是亞歐非大陸板塊的最西點，離開非洲最西海岸就進入大西洋，這是制定本初子午線的合理思路，也表示中國人曾到達非洲西海岸，在這裡測繪。」李兆良的話說清楚了，但是憑什麼《坤輿萬國全圖》將本初子午線設置在非洲西海岸就是符合邏輯的，託勒密將本初子午線定在「幸運島」就是不符合邏輯的呢？這是兩個基於同樣邏輯的設定，就是以已知世界，或者某一個有特殊意義的點作為基準來構建地理空間。以非洲西海岸為本初子午線，怎麼就能證明「中國人曾到達非洲西海岸，在這裡測繪」呢？李兆良沒有給出任何解釋。在我看來，這是完全不能建立邏輯的關聯。

最後談一下「澳洲篇：鸚哥地、厄蟇、火雞的啟示」，關於這個問題，李兆良2012年在《海交史研究》上發表了文章《（坤輿萬國全圖）解密中國發現澳洲——鸚哥地、厄蟇、火雞的啟示》，用大量篇幅說明了「鸚鵡的分類與字源」「歐洲的鸚鵡」「中國的鸚鵡」，可謂不惜筆墨，但完全不足以支持和證明他的結論：「鸚哥地這地名出現在歐洲人發現澳洲以前，而歐洲人『發現』澳洲者，都不叫澳洲為鸚哥地。因為他們對鸚哥的興趣還沒達到要用它命名。如果是他們發現並知道此地盛產鸚哥，應該繼續用這名字。命名鸚哥地的國家一定不是命名『新荷蘭』的國家。所以，鸚哥地這地名，不是來自歐洲發現者，是西方製圖人從別處引用了中國資料。」李兆良試圖以中國人和歐洲人對「鸚哥」的不同態度來證明是中國人發現了被稱為「鸚哥地」的澳洲，但是「鸚哥地」是否就是澳洲尚存疑問，「鸚哥」是否是「南極企鵝」的誤稱也還需證明，李兆良要證明他的結論，顯然還有很長的中間環節需要補足。

李兆良對「厄蟇、鶴鴕、鴯鶓、美洲鴕鳥」做了知識雜燴式的科普，然後得出如下結論：「（1）《坤輿萬國全圖》的厄蟇是中國以鳥聲命名，包括三種鳥：鶴鴕、澳洲鴕鳥和美洲鴕鳥。厄蟇這名字早於任何西方對同類在澳洲、美洲的走禽的命名。西方最早的記錄誤寫為emia、emei、eme，都不是原來的鳥聲，應是傳抄錯誤，後來才更正。（2）按照鳥聲，應為uck-moo，不是uck-ma。因為蟇在不同的中國方言可以念ma或mo。葡萄牙人誤譯厄蟇為ema，證明他們不是首先知道此鳥，而是得自另外一種中國方言……」李兆良的陳述看起來很博學，細究起來卻是漏洞百出，毫無邏輯。就算厄蟇真是以中國南方方言記錄的鳥類叫聲，並將之用以命名該鳥類，我們也不能直接認為最初做出這個命名的就是中國人；a-o的發音差別在多重轉譯之下是可以忽略的，要以此就論定誰先誰後，證據顯然不足；而僅以一個鳥名就斷言新大陸的發現，李兆良的設想堪稱大膽，但是沒有證據的依託。

對於「火雞」李兆良的解釋如下：「火雞，普通話念huoji，與furkee不太近。但中國南方方言，火雞念for-gai（粵、客音），fuikey（贛、閩方言），與美洲原住民的發音furkey、furkee幾乎一樣。中國明代出海的多是粵閩贛人士，因此今天東南亞華裔多操閩、粵、客方言。《明史》中講多次從東南亞進貢的火雞是食火雞的簡稱。美洲火雞與食火雞樣子很像，美洲原住民的firkee、furkee其實是明代中國方言『火雞』的發音。」李兆良就此又做了深情地表述：「慶幸的是，中國至今保持火雞這名字，而不是翻譯turkey為土耳其雞、印度雞等西方用的名字，而美洲原住民亦保持這叫法，把中美一線文化脈絡保留下來。」翻譯語詞的確定有各種可能，音譯不是惟一的選擇，比如「God-上帝」，就是完美的意譯。

本文來源：中華讀書報 作者：林曉雁 責任編輯：安梁_NN2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