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德豪斯:為什麼說全球變暖懷疑論者錯了

　　近日，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在《紐約書評》網上撰文駁斥了全球變暖懷疑論，其全文如下：

　　對於全球而言，氣候變化的威脅是一個越來越重要的環境問題。由於所涉及的經濟問題相對而言沒有受到多大重視，我一直在為那些想知道怎樣利用市場經濟的方法制定氣候變化政策的人們編寫一本非技術性的書。當我向一些同事出示我的初稿時，他們的反應是：我遺漏了對氣候變化懷疑論者論點的看法，為此我用了較長篇幅對這一問題加以贅述。

　　但是，我在仔細審閱氣候懷疑論者各種觀點過程中所遇到的難題之一是：這些觀點大都分散在搏客、談論和一些小冊子中。這時，我在2012年1月27日的《華爾街日報》刊載的由十六位科學家組成的小組提出的一種觀點，這條消息的標題是「對全球變暖大可不必恐慌」。這條消息是有用的，因為它包括了以簡明扼要的方式陳述了許多程式化的批評意見。這篇文章所傳達的基本信息是：全球沒有變暖，這些不同政見者的聲音正受到壓制；並認為緩解氣候變化的各項政策推遲50年出臺將不會帶來嚴重的經濟或環境後果。

　　我的反應主要是糾正他們對我本人研究結果所作的令人誤解的描述；而且我的反應還更寬泛地針對他們詆毀科學家和有關氣候變化科學研究信譽的企圖。我從上述文章提出的問題中找出了六個關鍵問題，並就這些問題的實質內容和準確性坦言發表了評論。這六個問題是：

　　地球真的正在變暖嗎?

　　人類影響是變暖的一個重要貢獻因子嗎?

　　二氧化碳是一種汙染物嗎?

　　我們是否正在看到懷疑氣候的科學家感到恐懼的一種體系?

　　主流氣候科學家的觀點是否主要受獲取財務支持願望的驅使?

　　更多二氧化碳和繼續變暖將是有利的，這種觀點真實嗎?

　　如下所述，我將針對這十六位科學家就這些問題所提供的不正確的或誤導人的答案的每一個問題發表我的看法。每當我們需要澄清公眾對氣候科學和氣候變化經濟學的迷惑時，他們卻把水攪渾。我將對他們的錯誤作出描述，並解釋當前氣候科學和經濟學的發現。

　　一

　　他們的首先聲稱我們這個星球沒有正在變暖。更確切而言，「目前，也許最不情願接受的事實是，十多年來全球缺乏變暖」。

　　這裡，很容易忽視一些最微小的細節。如果往後看，看一下實際的溫度測量結果，那麼大多數人將獲益匪淺。下圖給出了自1880年至2011年按三個不同出處的數據得出的全球平均溫度。我們無需進行任何複雜的統計分析便可看出溫度正在上升，另外還可看到過去十年的溫度高於以往每個十年的溫度。

　　

　　

　　得出詭計溫度趨勢結論的理由之一是：歷史溫度序列是極不穩定的，如圖所示。若出現短期不穩定性則需要看長期趨勢。一個可用的相似比喻是股票市場。假設一位股票分析師說，因為在過去十年中實際股票價格已出現下滑（這是實際情況），照此推斷就沒有上升趨勢。這裡也是如此，仔細察看長期數據便很快證明這一推斷是不正確的。過去十年的溫度和股票市場數據並不代表長期趨勢。

　　這一發現，即全球氣溫在最近一個多世紀以來呈上升趨勢，堪稱氣候科學和統計學史上最確鑿的發現之一。

　　二

　　第二個論點是：氣候變暖幅度小於氣候模式的預估。

　　十多年來氣候變暖不足——的確，自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開始發布氣候預估以來，22年來氣候變暖的幅度小於預估——表明計算機模型在很大程度上誇大了CO2增加能夠引起全球變暖的幅度。

　　關於氣候模式性能的證據有哪些？它們是否準確地預測了歷史趨勢？統計人員日常處理的就是這類問題。標準方法是做實驗：（個案1）模式運算者將CO2濃度變化和其它氣候影響要素輸入氣候模式，並估算最終的溫度路徑，隨後（個案2）計算在反事實情形下可能會發生什麼情況，即僅限自然源（如太陽和火山）引起的變化，而不包括人類引起的變化。他們隨即將所有源（個案1）模式預估的溫度增加與單獨自然源（個案2）的預估結果進行對比。

　　這種運用氣候模式的實驗已經運行了多次。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第四次評估報告中的分析就是一個很好的示例。幾個模式運算人員運行了上述兩個個案（個案1包括人類活動引起的變化，個案2僅限自然源變化）。實驗表明，只有包括了人類活動的影響，氣候模式的預估才與近幾十年來記錄的溫度變化趨勢相一致。1980年之後的趨異趨勢尤為突出。到2005年，僅利用自然源的計算結果比實際升溫約低了0.7攝氏度，而包括人類活動源的計算結果卻非常接近實際的氣溫變化趨勢。

　　經過對實驗結果的評審，IPCC報告得出結論是：「單靠採用自然強迫，即自然增溫因子的氣候模式無法再現二十世紀下半葉觀測到的全球變暖趨勢」。

　　三

　　上述十六位科學家隨後攻擊了CO2為汙染物的觀念。他們寫道：「事實上，CO2不是汙染物」。他們藉此推斷，在人類或其它生物可能遇到的CO2濃度範圍內，CO2本身並非有毒，的確更高濃度的CO2濃度或許是有益的。

　　但是，這不是美國法律或在標準經濟學中所指的汙染含義。美國清潔空氣法的定義是：「空氣汙染物」為「任何空氣汙染介質或介質組合，包括釋放到或以其它方式進入周邊空氣中的物理、化學、生物、放射性物質」。在 2007年一項關於這個問題的決定中，最高法院明確裁定：「毫無疑問，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和氟氯碳化物是釋放到周邊空氣中的物理和化學物質。溫室氣體屬於「清潔空氣法」對「空氣汙染物」的廣義定義。

　　在經濟學中，汙染物是一種負外部性的形式，即經濟活動的副產品，它會對無辜的旁人造成損害。這裡的問題是，CO2和其它溫室氣體的排放是否在當前和未來造成淨損失。這個問題已被廣泛研究。最近，這一領域的一位領先學者，理察•託爾（Richard Tol），開展了一項深入調查，發現尤其當增溫幅度大於2攝氏度時，會出現大範圍損害。令人關切的主要方面有海平面上升、高強度颶風、物種和生態系統的損失、海洋酸化以及對地球自然和文化遺產的威脅。

　　一言以蔽之，關於CO2不是汙染物的論點是巧辯之詞，既沒有得到美國法律上的支持，也沒有得到經濟理論或研究上的支持。

　　四

　　這十六位科學家的第四個論點是持懷疑態度的氣候科學家的專業及個人生活處於恐怖狀態。他們寫到：

　　雖然公開持不同意見的科學家人數不斷增加，但是許多年輕科學家卻隱晦地說，雖然他們對全球變暖一說也非常懷疑，但是卻不敢說出來，因為害怕得不到提拔，更糟糕的還有……

　　科學工作不應該是這個樣子，但是這種情況我們以前見到過，例如，在特羅菲姆•李森科綁架蘇聯生物學的可怕時期。李森科堅持認為基因學說是資產階級杜撰出來的，凡表露他們相信基因學說的蘇聯生物學家都解職歸田；許多人被送進了集中營，有些人被判了死刑。

　　雖然我們必須始終要注意，不要人云亦云，但是上述聳人聽聞的故事具有極端的迷惑性。對李森科其人其事作點介紹確有助視聽。李森科為首的學派排斥標準的基因理論，認為生物體所獲得的特徵可以為該生物體的後代所繼承。他利用蘇聯關於遺傳方面的意識形態，利用人們對農業生產的需要，並利用權勢強大的獨裁者史達林的青睞，將追隨者吸引到他的理論上去。在他的影響下，遺傳學被官方打成非科學的東西。他一控制俄羅斯的生物學界，便禁止開展生物學研究，成千上萬的遺傳工作者遭解僱。許多遺傳學界的帶頭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勞動營，被毒殺，或被槍斃。史達林去世後，李森科的影響力開始削弱，但是蘇聯生物學界花了多年時間才克服了李森科事件的災難性後果。

　　持懷疑態度的氣候科學家現在的待遇如同史達林時期的蘇聯生物學家，這種聯想沒有事實依據。美國沒有政治獨裁者，也沒有科學獨裁者。美國國家科學院沒有開除過任何氣候科學家。持懷疑論者沒有一人遭到逮捕，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勞改營，或現代的類似場所。事實上，持不同意見的作者們呆在世界上最高學府，包括普林斯頓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洛克菲勒大學、劍橋大學和巴黎大學。

　　關於氣候變化政策方面的激烈辯論，我可以談談個人的觀感。關於氣候科學和氣候經濟學，在許多細節上存在著爭議。雖然有些人聲稱懷疑論者的文章無法得到發表，但是工作性稿件和網際網路是向所有人開放的。我相信實際情況與這十六位所聲稱的真實情況恰好相反：對於持有不同意見的人，鼓勵他們有話就說出來，有新理論就提出來，因為這對深化我們的分析非常重要。那種認為氣候科學和氣候經濟學受到了現代李森科主義的壓制說法是子虛烏有。

　　五 

　　第五個論點是主流氣候科學家因鼓譟氣候變化而從中獲利。

　　對全球變暖為什麼投入這般熱情……？理由有幾條，但是首要的一條卻是那個老問題：「誰受益？」套用現代的話說就是：「跟著錢走」。

　　把氣候問題說大，搞危言聳聽，對多方大有益處，學術研究可獲得政府資助，政府官僚機構可因此而擴編。危言聳聽還可以提供藉口，讓政府提高稅收，讓懂得政治運作的企業從納稅人那兒獲得補貼，讓慈善基金會通過拯救地球的承諾而吸引到大筆捐款。

　　這種論點作為科學史是不準確的，也沒有任何證據支持。有這樣一種暗示：全球變暖的標準理論是由一些像紐約麥迪遜大道廣告公司的所謂科學家們拼湊起來，目的是為了獲得政府機構的資金支持，如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而事實上斯萬特•阿累尼烏斯早在1896年就對CO2濃度增加對地球表面溫度的影響作了第一次精確計算，這比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成立時間還早50多年。

　　從懷疑論者的講述來看，他們還誤解了學術研究的激勵機制。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作者並無報酬。那些在美國國家科學院各委員會供職的科學家付出的時間也不會得到任何經濟補償，而且他們還要接受有關利益衝突的嚴格審查。學術進步主要靠發表原創研究成果和對知識進步做出的貢獻，而不靠支持「流行」觀點。的確，當學術界的觀點與當前的政治說教或宗教教義衝突時，他們還往往會受到嚴厲的政治抨擊。當今的經濟學界也不例外，信奉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家因主張「財政刺激」擺脫了一次大經濟蕭條而蒙受抨擊。在生物學界，進化論的生物學家作為無神論者遭受指責，因為他們堅信自己的發現，即地球存在了幾十億年，而不是幾千年。

　　事實上，關於學術腐敗的論點在很大程度上是轉移人們的注意力。氣候變化方面的巨大資金會牽涉到一些公司、行業和個人，他們都擔心自己經濟利益將因氣候變化減緩政策受到損失。對全球變暖科學的攻擊會讓人聯想起由充分文件記載的當年菸草公司對吸菸有害的科學發現的反對。從1953年起，最大的菸草公司發起了一場公關運動，試圖讓公眾和政府相信吸菸有害健康這種主張沒有充分的科學依據。這場運動中最不誠實就是利用支持菸草行業申明的研究人員推波助瀾。一位菸草公司的高管曾恰如其分地描述了這種方法：「懷疑就是我們的產品，因為這是利用存在於公眾心裡的『事實』開展競爭的最佳手段。這也是形成爭議的一種手段」。

　　造成氣候科學扭曲的一個令人擔憂的特徵是其存在的巨大厲害關係實在太大了—— 甚至超過了保存菸草行業的經濟利益。目前美國菸草銷售額不超過1000億美元。但是在所有能源產品和服務方面的支出接近10000億美元。如果CO2限排幅度加大到足以使溫度變化曲線從當前的軌跡最高降至2或3攝氏度，這將對很多企業帶來巨大的經濟影響。科學家、公民和我們的政府領導人需要特別警醒，不要讓科學進程受到懷疑商人的幹擾。

　　六

　　最後一點涉及到經濟分析。這十六位科學家通過引用我的研究結果爭辯說：經濟學不支持在未來50年減緩氣候變化的各項政策。

　　耶魯大學經濟學家威廉•諾德豪斯近期對各種政策選擇所進行的研究表明，對於一項今後50多年允許經濟增長而不受溫室氣體控制阻礙的政策，需要實現幾乎是最高的成本效益比率。世界上欠發達地區尤其受益，他們願意分享一些與世界上發達地區今天在物質福祉、健康和預期壽命方面所享受的相同優勢。許多其它政策響應的投資回報為負。而且有可能CO2雖然還會增加但也許隨之而來的最小幅度的變暖將使地球總體受益。

　　針對這一點，我不需要重建氣候科學家如何作出預估的過程，或評審蘇聯遺傳學家遭受的迫害。我作了研究，並寫了這本書，而他們以此書作為其聲明的基礎。懷疑論者的梗概所依據的分析不足，而且對所依據的各種結果的讀後認知也不正確。

　　第一個問題是在經濟分析中犯了一個基本錯誤。作者引用了「成本效益比」，以支持他們的論點。初級成本效益和企業經濟學告誡——對於選擇投資或政策這是一個不正確的衡量標準。在這一條件下供決策使用的適當標準是淨效益，即效益減去成本後的差，而不是成本效益比。

　　可從一個簡單的示例中看出這一點，該示例可適用於減緩氣候變化投資。假設我們正考慮兩項政策。政策A為減少CO2排放提供一筆投資。投資成本相對較低（如10億美元），但收益相當可觀（如100億美元），淨收益為90億美元。現在與一項非常有效和更大的投資相比，即政策B。第二項投資的成本較高（如100億美元）但收益相當可觀（如500億美元），即淨受益為400億美元。政策B之所以成為首選是因為其淨收益更高（政策B的400億美元收益與政策A的90億美元收益相比），但政策A的成本效益比卻更高（政策A的成本效益比是10，而政策B的成本效益比是5）。這個示例說明為什麼我們在設計更有效的政策時應當著眼於收益減去成本，而不是收益除以成本。

　　這就觸及到了第二點，即作者對我的研究結果作了不正確的歸納。我的研究表明從現在採取行動而不是等待50年，有確實相當可觀的淨收益。看一下我的研究結果標題為《差額問題》（2008年）一書中的表5-1，就可以看出：等待50年再開始CO2減排的成本按2005年的價格計算為2.3萬億美元。如果該值按當前的經濟和價格計算，等待後的損失為4.1萬億美元。目前圍繞較小投資額的論戰硝煙四起。

　　許多經濟研究表明經濟效率將會指向需要從現在開始減少CO2和其它溫室氣體排放，而不是等待半個世紀，我的研究只是其中之一。等待不僅是在經濟上代價高昂，而且當最終實現減排時還使過渡付出更高成本。當前的經濟研究還表明，最有效的政策是大幅提高CO2排放成本，或者通過『總量限制和交易』或碳稅，以便激勵企業和家庭轉向低碳活動。

　　有人會爭辯說，這裡有許多不確定性，而我們應等到不確定性得到解決後再採取行動。是的，確實存在許多不確定性。這並不意味著應推遲行動。的確，我在研究這個問題多年的經驗是：隨著研究人員研究的深入，我們已不斷揭開更多的迷惑和更大的不確定性。一些重大問題將繼續存在：格陵蘭島和南極洲西部冰蓋的未來——封凍在冰體中的巨大甲烷儲量的溶化；北大西洋環流型態的變化——一發而不可控制的變暖潛勢；以及海洋碳化和酸化的影響。此外，我們的經濟模型在以可靠的方式融入這些主要的地球物理變化及其影響方面遇到了很大困難。當今已落實的政策作為一個契機以應對未來突如其來的對我們經濟或環境構成威脅的各種險境。因此，如果要出臺任何政策，那麼各種不確定性將會指向更強有力的減緩氣候變化的政策而不是軟弱無力的政策。

　　這十六位科學家的論點是：我們不應該對氣候變化驚慌失措。我同樣感到不安的是，有些人宣稱，如果我們採取措施減緩氣候變化，就將引發經濟災難。關於總量控制和交易立法或碳稅對我們的社會將會是破壞性或災難性的，這種主張經不起認真的經濟分析。我們需要用冷靜頭腦和熱誠之心來研究這一問題，同時還要尊重嚴謹的邏輯和可靠的科學。

　　　　
（中國氣象局外事服務中心翻譯 責任編輯：張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