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聯合國和世界氣象組織發布《2019年全球氣候狀況聲明》，其中指出，2019年是全球有氣溫記錄以來第二熱的年份，由於溫室氣體水平持續上升，新的「史上最熱年」可能在5年內出現。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呼籲各國必須立即採取切實行動，確保溫控目標的實現。否則，世界將無法避免全球變暖的最壞影響。為了更好地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我們有必要知道相關的幾個經濟學常識。
第一，氣候變化是一個經濟結構問題。2019年底，在一年一度的全球氣候變化大會召開前夕，中國國家生態環境部發布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2019年度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其中開宗明義指出「2018年以來，中國政府在調整產業結構、節能提高能效、優化能源結構、控制非能源活動溫室氣體排放、增加碳匯、加強溫室氣體與大氣汙染物協同控制、推動低碳試點和地方行動等方面採取一系列措施，取得積極成效。經初步核算，2018 年中國碳強度下降 4.0%，比 2005 年累計下降 45.8%。」
其中，「調整產業結構」被作為減緩氣候變化的主要措施放在全篇首要位置。《報告》指出，通過採取持續化解過剩產能、大力發展服務業、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等舉措，「2018年中國經濟結構持續優化，三次產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分別為7.0%、39.7%、53.3%。」這是中國實現碳強度下降總體目標的主要原因。
除了產業結構之外，能源結構則是氣候變化作為經濟結構問題的第二個重要體現，通過採取控制煤炭消費總量、推動化石能源清潔化利用、有效推進北方地區清潔取暖、大力發展非化石能源等措施，2018 年煤炭、石油、天然氣和非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費中佔比分別為 59.0%、18.9%、7.8%、14.3%，分別比 2017 年下降 1.4個百分點、提高 0.1個百分點、提高 0.8個百分點、提高 0.5個百分點。
此外，非能源活動溫室氣體排放的控制同樣涉及到經濟結構問題，主要體現為控制工業領域溫室氣體排放、控制農業領域溫室氣體排放以及控制廢棄物處理領域溫室氣體排放等方面。
第二，氣候變化是一個經濟制度問題。上述《報告》的第三部分「規劃編制和制度建設」提出幾方面與經濟金融相關的制度。
其一是發展綠色金融，《報告》提出「人民銀行通過加強宏觀信貸政策等措施引導和督促金融機構針對產能過剩行業落實差異化信貸政策。推動金融機構積極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引導金融機構完善綠色信貸機制，鼓勵開展綠色信貸業務。推動發行綠色債券，發布《關於加強綠色金融債券存續期監督管理有關事宜的通知》，發布《關於支持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發行綠色債務融資工具的通知》，繼續拓寬融資渠道。2018 年12 月，人民銀行、證監會共同推動綠色債券標準委員會成立。」
其二是推進氣候投融資，《報告》提出「生態環境部會同相關部門，緊密圍繞達峰行動和實現國家自主貢獻目標需要，立足推動金融系統對我國應對氣候變化政策和目標做出系統性響應，加快完善氣候投融資政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策和標準體系。2019 年8 月，生態環境部會同人民銀行、銀保監會、發展改革委、財政部等有關部門推動成立中國環境科學學會氣候投融資專業委員會，為氣候投融資領域信息交流、產融對接和國際合作搭建了良好平臺。」
其三是推動碳市場建設，《報告》提出中國正在採取穩步推進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建設、不斷深化試點碳市場建設、積極促進溫室氣體自願減排量（CCER）交易機制改革等措施，推動碳市場的建設。其中提到，「截至 2019年 6 月 30 日，7 省市試點碳市場配額交易運行平穩，配額現貨累計成交量約為 3.3 億噸二氧化碳，累計成交金額約 71.1 億元人民幣。」
第三，氣候變化是一個經濟主體及資金問題。上述《報告》的第五部分「全社會廣泛參與」提出企業等市場主體的角色問題，「企業界認真貫徹和積極踐行綠色低碳發展理念。銀行業積極開設新業務，共促實體企業綠色低碳發展。」其中，興業銀行、國家電網有限公司等是綠色低碳發展的行業佼佼者。事實上，隨著氣候變化知識的廣泛宣傳和普及，近年來，廣大公眾和企事業單位對氣候變化的認同度大幅提高，並積極改變自身的生產和消費行為。
同時，《報告》第八部分「關於《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 25次締約方大會的基本立場和主張」特別指出，「推動資金問題取得積極進展」，但與此同時，「當前氣候多邊進程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發達國家提供支持的政治意願不足，許多不同名目的資金被貼上「氣候」標籤重複計算。」《報告》敦促「發達國家以透明、可預見、基於公共資金的方式，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充足、持續、及時的支持，包括兌現到 2020 年每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 1000億美元的氣候資金承諾；儘快提出以 1000 億美元為起點的新的集體量化資金目標，包括詳細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切實提高資金支持透明度；並加快做出向綠色氣候基金捐資的強有力承諾。」
第四，氣候變化應對是一個長期經濟增長問題。經濟學家將氣候變化因素納入長期經濟增長模型，從而構建整個氣候變化經濟學的分析框架。首先，在經濟增長模型的基礎上結合氣候變化問題開展機制擴展。第一，經濟活動的碳排放如何影響大氣中的碳濃度；第二，大氣中的碳濃度如何通過增強能量輻射影響全球平均氣溫；第三，全球平均氣溫的變化又如何對人類的經濟活動和福利產生各種影響（主要體現為「損害」）。如果再加上碳減排政策對經濟活動碳排放的影響機制，氣候變化經濟學綜合評估模型實際上包含了四重影響機制。
在這個動態模型中，人類社會經濟活動所造成的碳排放通過一個鏈條影響未來福利：碳排放→碳濃度→全球變暖→經濟損失，這個鏈條本身體現了全球層面上市場經濟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外部性和失靈。而尤其重要的是，通過動態綜合評估模型，我們可以在新古典經濟增長框架內，對氣候變化所造成的跨期福利影響進行定量的計算和比較。
與此同時，經濟學家通過引入貼現率將時間因素納入應對氣候變化的分析過程，也就是將時間價值引入到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中。引入貼現率因素本身並不新奇，其中的關鍵是採取何種水平的貼現率。在經濟學家看來，這個貼現率水平不能過分低估，只有符合社會貼現率的正常水平才足以推演出最優的政策，否則就會形成「（現在的）窮人補貼（未來的）富人」倒置現象。
上述兩點對於包括氣候變化應對在內環境保護有著重要啟示，即要將經濟因素納入到長期經濟增長的決策中，同時實現環境部門與經濟部門的雙重均衡（最優）。否則，過度強調某個方面的結果將不僅損害該部門自身，還會損害到整體福利的優化。
最後，經濟學家強調市場工具（環境經濟政策工具）在應對氣候變化中的作用。比如，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諾德豪斯論證了不同氣候變化應對情景下的福利效果，他提出在穩步應對的情境下，採取碳稅等政策將有利於實現福利的最大化，本質上而言，碳稅的實質是對碳排放進行定價，這就是典型的基於市場的環境經濟政策工具。這一工具的最大特點在於，將碳排放作為經濟要素納入經濟增長過程，由市場（而不是政府）來對其進行定價，並選擇最優的定價水平。在此，經濟學家認為市場的有效性（定價的合理性）會幫助實現應對氣候變化所需的節能減排，出清市場。當然，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必須在碳社會成本、減排成本等方面進行科學的核算。不過，強調市場工具的理念是同樣可以適用於其他環境保護的領域。
總體上，有關氣候變化的經濟學研究和實踐充分佐證氣候變化不僅僅只是氣象、環境等技術問題，而且還是一個重要的經濟學問題，201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就頒發給了耶魯大學的知名經濟學家諾德豪斯，表彰他在氣候變化經濟與長期經濟增長方面的學術貢獻。諾德豪斯教授在其最新著作《氣候賭場》中將人類面臨的氣候變化比喻為一個賭場，人類能否在賭場中取勝，或者最終走出這個賭場，就取決於如何搖動手中的這顆「骰子」——有效的氣候變化應對工具。
本專欄內容由復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組稿。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