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201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其中一半獎金授予美國經濟學家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以表彰諾德豪斯將氣候變化與經濟增長相結合。氣候變化經濟學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算冷門嗎？氣候變化經濟學是什麼？為什麼本屆諾獎頒發給威廉·諾德豪斯？帶著這些問題，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專訪了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教授。
李志青於2009至2010在耶魯大學經濟學院和環境學院做訪問學者時接觸過諾德豪斯教授。訪問期間，他完整地學習了諾德豪斯教授開設的課程「能源與氣候變化經濟學」，回國後，李志青在復旦經濟學院開設了相同名稱的課程，其中大部分的授課框架取自於諾德豪斯教授，因此在課上會比較多地介紹諾德豪斯教授的學術論文。
作為環境經濟學領域的學者，李志青介紹，諾貝爾經濟學獎花落環境經濟學算是冷門事件，「他的得獎可以說是即在預料之內，同時也在預料之外」。他解釋道，主要原因是環境經濟學研究更多側重應用領域，在理論上沒有太多的創新。
威廉·諾德豪斯是美國耶魯大學經濟系重量級教授之一。他早年與Paul.Samulson（薩繆爾森）教授合著《經濟學》而成名於世。他更有影響力的研究領域是資源環境經濟學，包括能源經濟系、環境經濟學、氣候變化經濟學等方向。在上個世紀70年代，他就開始從能源、環境角度研究氣候變化的經濟影響，並帶領耶魯的一個團隊通過20多年的努力開發出氣候變化社會經濟影響全面綜合模型（DICE Model），這一模型的結論認為人類在面臨氣候變化影響時，應以漸進式的政策予以應對，與英國倫敦經濟學院Stern教授（斯特恩）在《斯特恩報告》中的激進結論迥然相異，其核心思想已為美國政府所採納，是美國各屆政府出臺應對氣候變化各項政策的理論基石。
李志青比較系統地跟蹤過諾德豪斯的研究成果。他評價稱，諾德豪斯在氣候變化經濟學做了很多開創性的研究，對目前我們應對氣候變化有非常重要的貢獻。
諾德豪斯在氣候變化應對領域的貢獻
對於諾德豪斯在氣候變化應對領域的貢獻，李志青做出了分析。他提到，諾德豪斯是經濟學界比較早關注到氣候變化問題的學者。早在上世紀70年代諾德豪斯就發表過一篇論文關於氣候變化經濟學的論文。
另外，諾德豪斯從1980年代末開始構建了一個研究氣候變化的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這個框架將能源、環境、資源、氣候、氣象以及經濟學等跨界學科納入到經濟學的解釋框架中，形成了一個後來他稱之為DICE Model的可計算一般均衡分析的模型。
李志青認為，DICE Model已經成為世界上應對氣候變化的一個比較主流且非常重要的理論框架，「這次諾獎應該是對他這個方面工作非常大的一種肯定。」
他的貢獻是提供了一個經濟學分析框架來解釋和應對氣候變化問題，而不是說把氣候變化問題上升到某種非常激進的地步。他的主張是比較緩和的。但儘管比較緩和，他還是認為應該積極行動起來。
具體行動方面，諾德豪斯提出的主要解決方案是利用市場經濟的方式。「他比較強調用市場化，相對來講反對政府的幹預。」他提出的政策裡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給碳排放進行定價。現在中國有碳排放的市場，國際上也有。「在很大程度上這種市場的建設也與他本身的推動是密不可分的」，他強調經濟和氣候變化應對的某種耦合性，不是單純強調經濟更重要或者氣候變化應對更重要，而是強調他們之間的平衡關係。
諾貝爾經濟學獎為什麼頒給氣候變化經濟學
氣候變化問題一直是這些年的熱門議題，不同立場的爭論較為激烈，有人甚至認為氣候變化是一個偽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氣候變化議題在經濟、政治、能源環境等各個領域開始發酵起來。李志青認為，現在尤其需要把這個問題放在經濟學的框架之內去去看待。
在他看來，歐洲在這個當口，把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諾德豪斯是在某種程度上回應美國政府在川普當選之後在氣候變化領域的某種倒退。據他個人觀察，諾德豪斯教授在氣候變化上的研究實則已經轉化為美國上一屆政府——歐巴馬總統期間的國家政策，比如較為積極地應對氣候變化，制定碳社會成本政策，利用碳價提高傳統能源的使用成本等等，但這些政策在川普當選總統後基本上都遭到否定和取消。就此而言，屬於歐洲陣營的諾獎頒給Nordhaus教授，可以視為歐美之間在氣候變化應對問題上的某種分歧，以及歐洲對此分歧的「無聲」抗議。
但李志青也分析，當然，僅從結論來看，諾德豪斯教授並非氣候變化應對的最積極分子（相比於英國的Stern，諾德豪斯教授還屬於保守分子），他的結論講到應該循序漸進地應對氣候變化，而不是投入所有資源去應對。諾德豪斯放入分析框架為我們提供了較為客觀的視野，包括他主張用「碳稅（排放權交易）」的方式來穩步推進應對氣候變化進程，都屬於環境經濟學中的「市場學派」，也就是利用市場來提高應對的效率，而不是僅僅依靠「命令與控制」的政策規制。
師徒三代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諾德豪斯的老師是保羅·薩繆爾森（Paul A.Samuelson），鼎鼎有名的經濟學家，凱恩斯主義在美國的主要代表人物。1970年，55歲的薩繆爾森成為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人。而諾德豪斯的學生保羅·羅賓·克魯格曼（Paul R. Krugman）也是有名的經濟學家，自由經濟學派的新生代，提出不可能三角形，也於2008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李志青給澎湃（www.thepaper.cn）記者講了一個小故事。前幾年，他和一位美國經濟學教授討論諾德豪斯是否有望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當時「大家都覺得不太可能」，但這次諾德豪斯也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家，就「齊全了」，「他的老師，他自己，他學生，都拿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還就環境經濟學領域比較熱門的碳交易市場和「公地悲劇」與李志青教授展開了交流：
對話環節：
澎湃新聞：
在您看來，諾德豪斯在環境經濟學的地位是什麼樣的？
李志青：
應該算是集大成者，因為環境經濟學領域中主要的一些方向上，他應該都做一些研究。但他最主要側重於用一種一般均衡的模型來分析氣候變化問題。
澎湃新聞：
中國的碳交易市場建設的推進現狀如何？除了碳交易以外，經濟學還有什麼政策工具能夠幫助緩解氣候變化問題？
李志青：
中國碳市場發展的還可以。前面幾年是做試點，去年年底開始啟動全國的碳市場，實際上進展還是比較穩定的。主要挑戰是節能減排和經濟發展關係的平衡問題，如果碳市場做的太急，一定會影響企業經營；但如果太保守也會影響環境的績效，所以這兩者如何平衡依然是碳市場建設的關鍵問題之一。
除了碳交易之外，其他手段有碳稅，就是現在講的環境保護稅，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種手段。另外還有綠色金融的手段，也就是把碳市場和金融和資本市場結合起來，做出一些碳金融方面的創新，使得碳資產提高流動性，也就是可變現能力的提高，提高碳市場的價值。
澎湃新聞：
是否有經濟學工具可以讓政策制定者或普通消費者避開環境問題裡的「公地悲劇」，如果有，目前的研究方向是什麼；如果沒有，造成這一「悲劇」的原因是什麼，有什麼辦法能夠儘量緩解這個問題？
李志青：
這個問題問得好。今年剛好是公地悲劇這篇文章發表五十周年，是1968年在科學雜誌上發表的。到目前為止，應該說，在某些領域採取了一些比較大的突破。當時這個公地悲劇提出來的原因有兩點，一是消費和生產規模的問題，二個是產權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效率上的問題，就是我們怎麼能夠通過更好的組織方式，提高生產和消費的效率。
第二個問題是產權問題，涉及到制度性的安排，因為公地悲劇寫作的背景是這個工地相對來講產權界定不清晰。後來有大量的這個產業經濟學家做這方面的研究，例如經濟學家奧斯特羅姆提出如何做到產權的清晰界定。當然這個產權的界定不是說把產權一定要私有化，奧斯特羅姆提到有很多種公有的土地、公共的產權形式也能實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的效果。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當初寫公地悲劇的作者如果要想一個答案的話，應該可以從這兩個方面考慮。一個是怎麼通過一些制度安排提高我們的效率，另外怎麼通過制度安排來確定產權邊界的問題，應該說，現在全球在這方面還是有很大的進展。
所以想要緩解這個問題，我們國內也是朝這兩方面去做。因為實際上目前來看，環境保護的很多法律手段的邊際收益開始遞減了。所以接下來我個人感覺應該更多側重於環境經濟的手段。環境經濟手段的核心是利用市場制度提高資源環境的利用效率。
同時，從資源環境的產權界定來看，中國現在也在做。很多國家公園的制度，還有成立自然資源部，這些措施都是在某種程度上進一步明確國有土地上資源和環境的各種產權怎麼界定。產權不是只有所有權，還有使用權、經營權、處置權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