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William D. Nordhaus和Paul M. Romer
撰文| 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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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William D. Nordhaus和Paul M. Romer，獲獎理由是：
他們找到辦法解決我們這個時代最基本、最緊迫的問題：全球經濟的長期可持續增長和世界人口的福祉。
-獲獎人簡介-
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人 William D. Nordhaus
諾德豪斯
（William D. Nordhaus），1941年生於美國新墨西哥州阿爾伯克基，1967年獲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現為耶魯大學經濟學斯特林教授。
諾德豪斯撰寫了關於氣候變化經濟學的文章。他是DICE和RICE模型的開發者，這兩個模型是經濟學、能源使用和氣候變化之間相互作用的綜合評估模型。
在「關於氣候變化經濟學的思考」
（1993）中，他指出：「人類通過多種幹預措施在自然環境中擲骰子——向大氣中注入微量氣體，如溫室氣體或消耗臭氧層的化學物質，通過工程設計大量土地使用，如森林砍伐，破壞自然棲息地和大量物種，甚至在實驗室中創造轉基因物種，並累積足夠的核武器來摧毀人類文明。」 在他所開發的氣候變化模式下，一般來說，這些經濟部門嚴重依賴於未受管理的生態系統，即嚴重依賴於自然發生的降雨、徑流或溫度，也會對氣候變化最為敏感。農業、林業、戶外娛樂和沿海活動就屬於這一類。「諾德豪斯認為應認真對待氣候變化可能帶來的災難性後果。
諾德豪斯曾就全球變暖經濟學做過多項研究，批評Stern Review使用低貼現率，他說：「Stern Review中關於極端即時行動必要性的明確結論將無法替代與當今市場一致的貼現假設。因此，關於全球變暖政策的核心問題——多少、多快、成本多少——仍然是開放的問題。Stern Review知道了但未回答這些基本問題。」
2013年，諾德豪斯主持了國家研究委員會的一個委員會，該委員會編寫了一份報告，排除了化石燃料補貼對溫室氣體排放的影響。
然而，在2016年12月考爾斯基金會
（Cowles Foundation）的討論文件中，他使用更新的DICE模型進行的研究證實了，如果沒有重大的氣候變化政策，下個世紀將發生過去估計的可能的快速氣候變化。它表明，即使在短期內實施雄心勃勃的政策，實現國際協議的2°C目標也極為困難。隨著政策的推遲，實現目前目標所需的碳價格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上升。
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人Paul Romer
保羅·M·羅默
（Paul M. Romer）
，出生於1955年11月7日，是美國經濟學家，內生增長理論的先驅。2018年1月24日之前，他是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和高級副總裁。他在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擔任經濟學教授。在此之前，羅默曾是史丹福大學商學院經濟學教授，史丹福大學國際發展中心，斯坦福經濟政策研究所和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以及全球發展中心會士。
羅默畢業於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學院
（ Phillips Exeter Academy），1977年獲得數學學士學位，1978年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1983年獲得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曾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學和羅切斯特大學任教。2001年，他暫時離開了學術界，將精力集中在初創公司Aplia上，該公司為大學生開設了在線作業問題集。Aplia於2007年被Cengage Learning收購。羅默於1997年被「時代」雜誌評為美國25位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他於2002年獲得Horst Claus Recktenwald經濟學獎。
諾德豪斯和羅默設計了一些方法來解決我們當前關於如何創造長期和可持續經濟增長的最基本和最緊迫的問題。
經濟學的核心是處理稀缺資源。自然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制約因素，而我們的知識決定了我們應對這些制約因素的程度。今年的獲獎者諾德豪斯和羅默通過構建解釋市場經濟如何與自然和知識相互作用的模型，大大擴展了經濟分析的範圍。
羅默展示了知識如何成為推動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當幾個百分點的年經濟增長累積了數十年時，它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之前的宏觀經濟研究強調技術創新是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但並沒有模擬經濟決策和市場條件如何決定新技術的創造。 羅默通過證明經濟力量如何管理公司的意願，產生新想法和創新來解決這個問題。
羅默的解決方案於1990年出版，奠定了現在所謂的內生增長理論的基礎。該理論既有概念意義又實用，因為它解釋了創意如何與其他商品不同，並需要特定條件才能在市場中茁壯成長。羅默的理論已經產生了大量法規和政策的新研究，這些都促進了新思想和長期的繁榮。
氣候變化——諾德豪斯的研究結果涉及社會與自然之間的相互作用。諾德豪斯決定在20世紀70年代研究這一問題，因為科學家們越來越擔心化石燃料會導致氣候變暖。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他成為第一個創建綜合評估模型的人，這是一個描述經濟與氣候之間全球相互作用的定量模型。他的模型整合了物理學、化學和經濟學的理論和實證結果，如今已得到廣泛傳播，用於模擬經濟和氣候如何共同演化。它還用於檢查氣候政策幹預的後果，比如碳稅問題。
諾德豪斯和羅默的貢獻是提供了一種方法，為我們提供了有關技術創新和氣候變化的原因和後果的基本見解。今年的獲獎者並未提供確鑿的答案，但他們的研究結果使我們更接近於回答如何實現持續和可持續的全球經濟增長的問題。
-點評-
他加深了我們對「科學是生產力」的認知
撰文| 陳志武（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席教授 、前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
我對Nordhaus的研究比較熟悉一些。他是我在耶魯大學時期的經濟學同事之一，不管夏天還是大雪的冬天，經常看著他背著書包，安安靜靜、若有所思地從我們辦公樓前走過。他是一個高度專注學術、充滿好奇、全力以赴追求自己興趣的學者。他對技術變遷如何改變人類社會的歷史研究既深又廣。比如，他在2014年發表一篇研究，總結自1850年以來計算機器的計算能力發生了多大變遷，特別是從他的「歷史大數據」中看到，從1980年個人電腦出現之初到2008年，計算機的計算速度翻了一百萬倍！計算成本也是呈天文數字下降！他據此解釋為什麼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生存狀況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善、人均收入和福利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他的研究加深了我們對「科學是生產力」的認知，引領各國發展科技、改善生活、豐富人生。
回到增長的主題
撰文|巴曙松
（北京大學滙豐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
第50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由來自美國的著名經濟學家威廉·諾德豪斯和保羅·羅默分享，以表彰他們在創新、氣候變化與經濟增長方面的貢獻。經濟學界不少研究人員的第一反應是：他們兩人是怎麼碰到一起來獲獎的？
在近幾屆關於誰可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各種猜測中，這兩位學者是經常出現的熱門人物。圍繞他們是否獲獎，還出過幾次烏龍。威廉·諾德豪斯是否會獲獎一度成為賭博的標的，而因為傳言羅默獲獎的次數已經太多，以至於在這個敏感的早上，他連續拒接了來自瑞典的兩個電話。
把他們擺到一起的主題，應當就是增長。當前的貿易摩擦，其背後的原因之一，部分可以歸結為對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和創新能力的爭奪。這兩位學者因為從創新、氣候變化角度改進了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也可以說有其合理性。
威廉·諾德豪斯：推動綠色的可持續增長
學習經濟學的學生，通常會讀過薩繆爾森與諾德豪斯合著的《經濟學》教材，他現任耶魯大學惠特尼·格裡斯伍爾德經濟學教授和考爾斯經濟學研究基金會理事。諾德豪斯是美國最有影響的50名經濟學家之一，此次獲獎也直接是因為他一直跟蹤研究的氣候變化經濟學領域。
他和託賓共同提出的「淨經濟福利指標」，成為當前人們關注「綠色GDP」的理論基礎。他極力主張從排放許可制度轉向徵收碳排放稅。20世紀70年代以來，他發展了研究全球變暖的經濟學方法，包括整合的經濟和科學模型的構建（DICE 和RICE模型），為應對氣候變化提供了有效途徑。
保羅·羅默：促進來自創新的內生增長
羅默2016年9月接替考希克·巴蘇擔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
羅默最重要的工作一直是在經濟增長領域。對一名經濟研究者來說，羅默有兩篇文章的引用率接近3萬，可見其在這個領域的影響力。羅默在1986年建立了內生經濟增長模型，把知識完整納入到經濟和技術體系之內，使其做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他提出了四要素增長理論，即新古典經濟學中的資本和勞動
（非技術勞動）外，又加上了人力資本
（以受教育的年限衡量）和新思想
（用專利來衡量，強調創新）。
危機之後思發展
撰文|程實
（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
10月8日，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最終花落諾德豪斯和羅默，以表彰兩位學術巨擘的傑出貢獻。我們認為，在全球走出危機十年之際，本次諾獎不僅頒給兩位學者的過往貢獻，亦頒給全球經濟修復傷痛、走向復甦的未來希望。
危機十年之後，全球經濟雖重歸復甦軌道，但是可持續的發展依然面臨長期挑戰。外部來看，全球氣候變暖、環境汙染和資源枯竭，正在對全球經濟施加日益收緊的外部約束。內部來看，正如IMF的最新研究顯示，十年危機陰影之下，全球生育率明顯下滑，廣泛的勞動力短缺正在迫使全球發展方式加速轉型。面對這些挑戰，諾德豪斯教授以其廣泛的、跨領域的研究，進行了有益的探討。圍繞氣候變暖問題，其構建了完備的分析體系，融合經濟學和自然科學的分析工具，對能源有效利用、氣候政策選擇等關鍵領域提出了政策建議。圍繞發展轉型問題，諾德豪斯教授的研究較早地延伸至「新經濟」領域，並對新興市場的經濟改革和管理做出了前瞻性分析。有鑑於此，以本次諾獎為契機，認真審視和思考上述領域的前沿研究，無疑將有助於全球經濟走出危機陰影，走向以「綠色經濟」和「新經濟」為基礎的新一輪繁榮。
放眼長遠，全球協同發展的根源在於持續穩定的增長。在經濟增長領域，如果說凱恩斯主義是挽狂瀾於既倒的最後依靠，在金融危機十年之後的今天，尋找發展的長期動力、探索可持續的發展模式無疑是最具現實意義的關切。如何確立經濟內生增長的路徑，羅默早在三十年前即給出了答案，那就是將科技創新與人力資本內化於其中的新增長模型。以羅默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打破了傳統理論的桎梏，率先指出知識具有正向外部性，並能夠加深社會分工，從而推動生產的規模收益遞增。因此，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擴散是經濟增長的不竭之源。在當前國際形勢下，這一論斷對全球經濟復甦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根據IMF的研究，2004-2014年期間，科技的跨境流入每年對新興市場的勞動生產率帶來約0.7個百分點的增長，佔增長總量的40%。並且，近年來，中國、韓國等後發國家已在諸多領域躋身世界前列，成為全球重要的科技創新源泉。但是，2018年4月以來，美國以智慧財產權為藉口的貿易摩擦，削弱了科技跨境流動，正在侵蝕全球和美國自身的長期增長潛力。有鑑於此，尊重經濟學的理論指導和實證分析，及時跳出「零和博弈」的政策困局，積極推動全球產業鏈的技術合作，才是實現全球長周期復甦的有效途徑。
面向未來，實幹和探索終將開闢新途。危機十年之後，機遇與挑戰並存。兩位學術巨擘的研究經歷，亦向我們展現了如何面對不確定性的未來。2018年諾貝爾獎塵埃落定，陪跑多年的羅默終獲青睞，遠見卓識的諾德豪斯脫穎而出。其中，羅默不只是坐而論道的理論家，也是親歷親為的實幹派。他把對網際網路的熱情轉化為經商創業的成功經歷，也不乏在世行擔任首席經濟學家期間直面真實世界的大膽發聲。作為涉獵廣泛的經濟名家，諾德豪斯是「曾為冷門，現成顯學」的氣候變化經濟學領域的奠基人。在人類生存環境挑戰日益嚴峻，而國際合作和氣候治理也面臨重重困難的今天，諾德豪斯同樣在三十年多年前開始的求索是勇氣與視野的最好詮釋。從方法論的角度，兩位學者又都是科學認識世界，從現實出發而不拘泥於技術的典範。對於中國而言，在投資回報率明顯衰減、供給側改革發軔接力的新時代，經濟發展的思維模式轉換決定了改革再出發的基調，相信兩位學者的研究和思考將對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的轉變帶來有益的啟發。
諾貝爾獎委員會錯了
撰文|董潔林
（清華兼職教授 ）
剛剛公布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之一是Paul Romer教授。他有關科技創新和經濟增長關係的理論的一個基本假設是「科技創新成就數量與人口成正比「，他進一步假設經濟增長與科技創新和人口之積成正比，於是經濟增長與人口的平方成正比。
諾貝爾獎給人巨大的榮譽，但並不能保證獲獎者是正確的，特別是經濟學獎。
2015年我和學生們寫過一篇題目為「How does technology and population progress relate?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last 10,000 years」的論文，用一萬年的數據證明Romer教授的經濟增長理論在長歷史中是不對的。其實，這種理論無論是放在人類長歷史來看、還是從世界各地的人口分布和創新成就來看，都顯然有問題。我們只是試圖用較嚴謹的方式來證偽一個顯然錯誤的理論而已。
在Romer教授獲獎的今天，我仍然要說，他錯了，諾貝爾獎委員會也錯了。
Dong, J., Li, W., Cao, Y., Fang, J., 2016. How does technology and population progress relate? An empirical study of last 10,000 years. Technol. Forecast. Soc. Chang. 103, 5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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