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5月14日,焦裕祿病逝,終年42歲。
焦裕祿年齡不大,但卻是「老革命」,他1946年在山東淄博老家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跟隨解放大軍輾轉來到河南尉氏縣,從副區長幹起,再轉到共青團系統,後來到洛陽參加工業建設,1962年12月被調到河南省蘭考縣擔任縣委書記。
他雖身患肝癌晚期,仍帶病堅持工作,深入農村進行調查研究,帶領群眾治理內澇、風沙、鹽鹼三大災害,取得明顯成效;他嚴於律己,制定了後來廣為人知的「幹部十不準」,深受當地百姓愛戴。焦裕祿去世之後,被樹立為縣委書記的榜樣,成為一代代共產黨人的楷模。
也就是說,他30歲左右就是副縣級幹部,在解放前後雖然不算有多稀奇,但的確也是資格夠「老」的。
焦裕祿是眾人緬懷的人民公僕、幹部旗幟,同時也是有家有口、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作為6個孩子的父親,上面還有兩位老人,一家10口人,他一個月能掙多少錢,夠養活一家老小嗎?他是怎樣精打細算,維持家庭開支的?
焦裕祿和所有男人一樣承擔著養家餬口的責任。而他所生活的年代,工資幾乎是家庭的全部收入來源。
無論在工廠還是當縣委書記,焦裕祿都算得上「高收入階層」,他的妻子徐俊雅也有工作,但焦家卻經常吃不飽飯。「計劃經濟時代要憑票購物,糧票是按照職務、工種配給的,當時工人分糧多,幹部糧食少。」焦裕祿任洛陽礦山機械廠一金工車間主任時的鄰居張泉生回憶,「我一個月有59斤糧食,焦主任只有22斤,他家人口多,就那麼點糧食怎麼吃得飽啊!」他想給焦家點糧票,焦裕祿從來沒要過。
有錢買不到,餓肚子也就罷了,蹊蹺的是,如此高的工資,焦家卻沒有積蓄。焦裕祿回山東老家時,因為手頭拮据,竟沒能按家鄉風俗給初次見面的侄媳婦包個紅包。他去世後,沒留下任何遺產。他的工資哪去了?
當年的蘭考縣葡萄架村大隊會計孫世忠回憶,焦裕祿曾連續3個月在此調研,每天都交一斤二兩的糧票和四毛錢作為夥食費。「好的時候能吃到饃,有時候就吃蘿蔔纓子、木薯幹。」跟隨焦裕祿下鄉的時任蘭考縣委宣傳幹事劉俊生說,「他交的夥食費只多不少,碰到農民家裡條件差的還會另給錢。」
原洛陽礦山機械廠工人吳永富第5個孩子出生時家境困難,焦裕祿送去了10元錢;工人劉輔臣妻子生小孩後想喝點小米稀飯,焦裕祿把僅有的2斤小米送到了他家。類似的故事聽許多人講起,焦裕祿工資高卻一窮二白,這種怪帳只有老百姓算得清楚。
1963年12月13日晚上,北風颳得呼呼叫,小雨下個不停。焦裕祿身披雨衣,提著羊肉、紅糖、大紅棗、黃豆,到土山寨村農民郭大爺家,看望他生病的老伴。焦裕祿敲了敲門說:「大娘,我來看您來了!」郭大爺開了門,一看是焦裕祿,感激地說:「老焦,天這麼晚你怎麼又來了!」焦裕祿坐在大娘床頭說:「大娘的病好點了吧?我今天去紅廟,聽醫生說,羊肉、紅棗、紅糖、黃豆放在一起熬湯喝,可以治浮腫病,我特意給您帶來點試試。」
堌陽公社牛場村農民孔令換夫婦生孩子,月子裡妻子想喝點紅糖水。孔令換家中僅有兩毛錢,到了供銷社卻買不起。焦裕祿知道情況後,當即買了2斤紅糖5尺布,送到孔令換家裡。
紅廟公社葡萄架大隊前楊莊村張傳德夫婦的孩子得了重病,無錢醫治,奄奄一息。焦裕祿下鄉時遇到了,當即讓張傳德把孩子送到縣城,並打電話給縣醫院院長,讓他們全力搶救,孩子終於轉危為安。25天孩子出院,焦裕祿趕到醫院,幫張傳德付清孩子的住院費。
1964年春天,焦裕祿病情惡化,地委負責同志勸他住院治療,他強調工作忙離不開不去住院。醫生開了藥方,他卻嫌藥貴不肯買。
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為了群眾不猶豫,毫不吝嗇自己的所有,而為了自己,卻連藥錢都捨不得。他的心裡只有老百姓,唯獨沒有他自己。
他身上僅有的一件值錢的東西,就是一塊舊手錶,那是他在大連工作時從舊貨市場上買來的。去世前他將它送給了自己的大女兒。
焦裕祿艱苦樸素那是出了名的。焦家也因此有了儉樸的家風傳統。焦家的孩子,衣服是大孩子穿過小孩子接著穿。焦守雲去北京受到接見時,穿的也是一件補過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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