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鴻儒薈萃，領思想之潮；群英雲集，開風氣之先。北京大學作為中國的最高學府，120年來聚集了眾多的著名學者專家、學術大師，湧現出大批革命家、思想家、理論家、科學家和教育家。這些傑出人物，用自己的智慧和生命譜寫了北大發展歷史上的光輝篇章，為中華民族的解放和振興作出了重大貢獻。
值此百廿校慶之際，新聞網特推出「百廿英才」專題，和讀者一起感受這些傑出人物的學識魅力、人格魅力、精神魅力。本網首先推出的是，黨委宣傳部於2006年採寫的首屆「蔡元培獎」獲獎者專訪。
「我走過陽關大道，也走過獨木小橋。路旁有深山大澤，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風；有山重水複，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絕處逢生。路太長了，時間太長了，影子太多了，回憶太重了。我真正感覺到，我負擔不了，也忍受不了，我想擺脫掉這一切，還我一個自由自在身。」
——季羨林：《八十述懷》
「滿清遺少」的成長：「從灰黃到濃綠」
「他如同一滴最平凡的水珠，無聲地消融在大江大河的激流之中；他如同一滴最平凡的泥土，加入了無比深厚的黃土地的渾重之中。偉大無須裝飾，也不可形容，偉大只能是他自身。他是極為單純的，單純到不染毫纖的自然，從那樸素，平淡和普通中感受到那種崇高人格的震撼力。」
——謝冕
1911年8月6日，沒落的清王朝正在走向它不可復始的終結，而此時，一個新的生命，卻執著地降落在了中國這方深厚的土地上。兩個月之後，辛亥革命的暴風驟雨席捲而來。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為混亂、最為黑暗的一段時期。常常戲稱自己是「滿清遺少」的季羨林先生從出生開始，似乎就在見證著歷史的悲壯，也似乎預示著他這一生，必將有曲折坎坷、也將有壯闊波瀾。
季羨林的家鄉是山東省清平縣（現屬臨清市）康莊鎮官莊。這是一個沒有色彩的地方，黃色的土路，黃色的土坯房，黃土抹的房頂，直至灰黃灰黃的天空，把整個村子嚴嚴實實地籠罩。村子中央有一個大坑，夏天雨後，坑裡會積滿了雨水，孩子們就在黃泥湯裡遊泳戲水。全村惟一的一點綠色，是村南打麥場邊的幾棵大楊樹。只有當微風吹過，樹葉沙沙作響時，才讓人感覺到這個單調、沉悶的小村莊的一絲生氣。
清平縣在當時是山東最窮的縣，而官莊則是清平縣裡最窮的村，季羨林的家卻又是全村最窮的家。簡而言之，這是一個窮得不能再窮的家庭了。因此，季羨林的幼年時光並沒有在私塾度過，大部分的時間是和母親形影不離。母親走到哪裡，他就跟到哪裡。母親到地裡摘綠豆莢，他便跟到地裡，在母親身後跑來跑去，不停地問這問那。捉到一隻蚱蜢，他一定要拿給母親看一看。棒子上長了烏黴，他一定要問母親這是為什麼。母親總是一邊摘著豆莢一邊耐心地回答他的問題，臉上露出慈祥的笑容。這一段雖然短暫卻無憂無慮的幼年時光在季羨林心裡留下了永生不能忘懷的印記，他對母親的尊敬與愛，也持續了他的整個人生。在一篇懷念母親的文章《賦得永久的悔》一文中，季羨林曾這樣說：「世界上無論什麼名譽，什麼地位，什麼幸福，什麼尊榮，都比不上呆在母親身邊，即使她一字也不識，即使整天吃『紅的』。」
1917年，季羨林告別了故鄉、父母和兒時的夥伴，去濟南求學，住在叔父家。叔父對季羨林的期望很高，正是叔父的嚴格教育，使季羨林從小養成了勤奮學習的習慣，並且堅持終生，為他在學術上的巨大成功的打下堅實基礎。在季羨林的青少年時代，叔父為他創造各種學習條件，使他接受到很全面的教育。從初中一年級開始，季羨林每天從學校下課後，就先去古文學習班讀古文，晚飯後，再到「尚實英文學社」去學英文，一直要到晚上十點才能回家。這樣的日子，大概堅持了八年。此外，叔父還親自編選了一本《課侄選文》，講授給季羨林聽，選文的內容大多是理學的文章。季羨林後來回憶說：「我當時並沒有感到什麼負擔；但也不了解其深遠意義，依然頑皮如故，摸魚釣蝦而已。現在回想起來，我今天這一點不管多麼單薄的基礎不是那時打下的嗎？」
雖然離鄉求學給季羨林創造了極好的受教育機會，但另一方面，過早地離開家，寄人籬下，也使得季羨林在很小的時候性格就偏於內向拘謹、循規蹈矩。也正是因為這樣的處境，季羨林從小就明白了發奮圖強、勤奮學習的道理，也因此形成了這種埋頭苦幹、百折不撓的性格。
然而，儘管學習負擔重、背負的壓力大，季羨林內心深處的純真與熱情卻從來沒有消失過。小學的時候，叔父不允許季羨林看小說這種「閒書」，但季羨林卻對它興趣很高，平時在家讀書時，桌上擺著「四書」，但他看的卻是《彭公案》《濟公傳》《西遊記》《三國演義》等舊小說，常常是樂在其中、不能自已。冷不防叔父走進來，他就立刻把「閒書」丟進書桌下面的白麵缸裡，嘴裡則念起子曰詩云來。
在學校則用不著什麼防備，一放學，他就躲到假山後，或者工地上，拿出「閒書」狼吞虎咽起來，常常是忘了時間、忘了吃飯，有時看到天黑才摸黑回家。他對小說中的綠林好漢非常熟悉，個個姓名都背得滾瓜爛熟，連他們用的兵器也能如數家珍，比教科書熟悉多了。他自己常夢想當那樣的英雄：鼻子一哼，冒出一道白光，白光裡帶著寶劍，射殺壞蛋強盜，然後再一哼，白光和劍便回到自己的鼻子裡。有一回，一個小朋友告訴他，把右手五個指頭往米缸裡猛戳，一而再，再而三，一直戳到成百上千次，練上一段時間以後，再換上砂粒，用手猛戳，最終就可以練成鐵砂掌——五指一戳，樹木都能戳斷。他信以為真，也想練成鐵砂掌，便在砂袋裡猛戳起來。結果把指頭戳破了，鮮血直流，疼痛難忍，知道自己與鐵砂掌無緣，才停止了練習。
季羨林的初中是在正誼中學度過的。在正誼升入高中半年後，他轉入新成立的山東大學附設高中。據季先生後來的回憶，「在高中教讀經的有兩位老師，一位是前清翰林或者進士，一位綽號『大清國』，是一個頑固的遺老。他們上課，都不帶課本，教《書經》和《易經》，都背得滾瓜爛熟，連註疏都在內，據稱還能倒背。」當時教國文的是王崑玉先生，他是桐城派古文作家，有自己的文集，後來到了山東大學去當講師。他對季羨林影響極大，季先生是這樣說的：「記得我的第一篇作文題目是《讀〈徐文長傳〉書後》。完全出我意料，這篇作文受到他的高度讚揚，批語是『亦簡勁，亦暢達』。我在吃驚之餘，對古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弄到了《韓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歐陽修、三蘇等的文集，想認真鑽研一番。」
後來，季羨林在第一學期考了一個甲等第一名，而且平均分數超過九十五分，受到了王狀元的嘉獎。他親筆寫了一副對聯和一個扇面作為對季羨林的獎勵，這使得季羨林學習更加努力了。季先生後來回憶說，當時的動機無非是想保持自己的面子，決不能從甲等第一名落到第二名，如此而已。就是這樣一個簡單的「面子」動機，在高中學習三年中，六次考試，季羨林考了六個甲等第一名，成了「六連貫」，「自己的虛榮心得到了充分的滿足。」
一九二九年，季羨林轉入新成立的山東省立濟南高中學習了一年，這是在季羨林人生中重要的一年。在這裡，他遇到了幾位全國聞名的作家——胡也頻、董秋芳、夏萊蒂、董每戡等。他們對季羨林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胡先生不遺餘力地宣傳現代文藝，也就是普羅文學。我也迷離模糊，讀了一些從日文譯過來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之後我寫了一篇《現代文藝的使命》，大概是東抄西抄，勉強成篇。不意竟受到胡先生垂青，想在他籌辦的雜誌上發表。不幸他被國民黨反動派通緝，倉促逃往上海，不久遇難。我的普羅文學夢也隨之消逝。接他工作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我此時改用白話寫作文，大得董先生讚揚，認為我同王聯榜是『全校之冠』。這當然給了我極大的鼓勵。我之所以五十年來舞筆弄墨不輟，至今將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筆，全出於董老師之賜，我畢生難忘。」
季羨林青年留影
一九三○年，季羨林高中畢業，來到北平考大學。由於中學期間的驕人成績，此時的季羨林內心頗有點狂傲了。當時，考上名牌大學十分困難，錄取百分比很低。為了得到更多的錄取機會，每個人幾乎都報七八個大學。但季羨林卻只報了北大和清華。結果兩個大學都考上了。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季羨林選擇了清華。他沒有用冠冕堂皇的理由來解釋這個選擇，只是一個很簡單的原因——清華出國機會較多，當時的出國風潮一點都不比今天弱。在清華，他選了西洋系，專修德文。對老師四年以來的授課，季羨林不是很滿意，他認為，使他受益最大的是一門選修課——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和一門旁聽課——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季羨林先生在自傳中回憶說：「這兩門課對我以後的發展有深遠影響……我搞一點比較文學和文藝理論，顯然是受了朱先生的薰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語和中亞古代語言，則同陳先生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如果說，從進入正誼中學開始，季先生的生活色彩已經漸漸由灰黃變得淡綠，然而枯燥、乏味、孤獨依舊。那麼進入大學以後，他的生活已經是真正的一片濃綠了。在清華的四年生活，是他一生中最愉快，最難忘的四年。清華校園裡充滿活力的生活，民主的氣氛，科學的傳統，求實的精神，師生的友誼，同學間的真情，都使他永遠難忘。清華園美麗的景色，更令他魂牽夢縈。大學畢業後，季羨林受母校山東濟南高中校長宋還吾先生的邀請，回母校任國文教員。「我這個西洋文學系的畢業生一變而為國文教員。我就靠一部《辭源》和過去讀的那一些舊書，堂而皇之當起國文教員來。我只有二十三歲，班上有不少學生比我年齡大三四歲，而且在家鄉讀過私塾。我實在是如履薄冰。」這番描述，看起來輕鬆活潑，但仍然可以想見季羨林當時「如履薄冰」的心情。教了一年書後，恰逢天賜良機，清華大學與德國籤訂了交換研究生的協定，季先生報名應考，輕鬆被錄取。這年深秋，季羨林離開祖國，遠赴異邦，開始了生命的另一段徵程。
留德十年：追逐一個夢
「他將東方式的頓悟、洞察力、圓融之智，與他在西方文化中汲取的嚴謹、理性、邏輯與分析，加上山東大漢的倔強的民族精神，融會貫通在一起形成了他獨特的人格力量。季羨林的名字，將作為21世紀東方文化的一個象徵閃爍著光彩。」
——劉煊
1935年10月31日，季羨林到了風景秀麗的小城哥廷根，也許他還沒有預料到，這裡竟然成為自己的第二故鄉，他將在這裡度過人生中最寶貴的十年。
1936年的夏學期，他在教務處看到了瓦爾德施米特教授開梵文的課程表，激動不已——這正是他多年來夢寐以求而又求之不得的課啊！在清華讀書時，他曾旁聽過陳寅恪先生講授的「佛經翻譯文學」，當時就動過學梵文的念頭，但是因為國內無人能開此課，夙願一直無法實現。現在真是天遂人願，他立即決定：選學梵文。在日記裡他寫道，「中國文化受印度文化影響太大了。我要對中印文化關係徹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發明。」因此，「非讀梵文不行。」
講授這一課程的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是柏林大學梵學大師海因裡希•呂德斯的學生，研究中國新疆出土的梵文佛經殘卷的專家。他雖然年輕，但已經在世界梵文學界享有盛譽。後來季羨林發現，選梵文課的只有他一個學生，正在擔心這一課程會因選課人數太少而停開的時候，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滿面笑容地同他寒暄了幾句，很快正式講起課來。儘管只有一個學生，瓦爾德施米特教授仍然認真嚴肅地講課，一直講到下午四點才結束。這是季羨林與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的初次見面。從此，季羨林覺得自己找到了一生要走的道路，也找到了一位最理想的引路人。在《留德十年》中他曾這樣說：「我畢生要走的道路終於找到了，我沿著這一條道路一走走了半個多世紀，一直走到現在，而且還要走下去。」
梵文是現在世界上已知的語言中語法最複雜的古代語言，形態變化極為豐富。對一般人來說，實在是一種很難讀通的語言。季羨林暗下決心，一定要跳過這座「龍門」。每天早晨，他在房東家吃早餐，一壺茶，兩片麵包。吃完就步行穿過小城，到梵文研究所去讀書。午飯在食堂或小飯館裡隨便吃一點東西，吃完仍然回到梵文研究所繼續看書，從來不睡午覺。晚上回家，女房東歐樸爾太太了解到中國人喜歡吃熱飯，就把他們中午吃的熱餐給他留一份，這是他一天中吃上的惟一一頓熱湯熱菜。季羨林就像苦行僧一樣地生活，廢寢忘食地苦讀。
「命運允許我堅定了我的信念。」哥廷根大學是學梵文最理想的地方，她有悠久的研究梵文和比較語言學的傳統，梵文學者雲集，比較文學史學的創建者本發伊、最偉大的梵文家瓦克爾納格爾都曾在此任教，而且圖書館梵文藏書富甲天下。季羨林用「梵學天空，群星燦列」來形容這座德國古老的大學。
季羨林在哥廷根大學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學，學梵文、巴利文。兩個副系，分別是英國語言文學和斯拉夫語言學。但斯拉夫語言學，不能只學一門俄語，於是又加一門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言。這樣，加起來同時要學四門外語：梵文、英文、俄文、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文。這些都是拿到博士學位所必須通過的。第六學期伊始，季羨林就同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商量博士論文題目。季羨林直率地向教授表示「希望研究佛典梵語的語法」 。因為早期佛典有許多是用「混合梵文」寫成的。所謂「混合梵文」，即在純粹的古典梵文中，攙雜了許多方言成分。這些方言分布在印度的東部、西部、西北部等等不同地區。通過對這種混合梵文語法現象的研究，便可以探求一部佛典的原產地，這對印度佛教史的研究有重要意義。他同老師商量後，最後確定，論文題目為：《〈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動詞的變化》。《大事》是一部分量非常重的混合梵文佛典。全書用散文和詩歌混合寫成，詩歌部分稱「伽陀」。在「伽陀」部分中，保留原來的方言成分較多。這就是確定這個論文題的緣由。從此，季羨林在上課和教課之餘，利用一切時間，啃那厚厚的三大冊《大事》，準備博士論文。
1939年，瓦爾德施米特教授被徵從軍，已經退休的西克教授，以垂暮之年，出來代替他上課。西克教授是著名的梵文大師，又是世界上僅有的幾位讀通了吐火羅文的大師之一。西克教授第一次上課時，就鄭重宣布：他要把畢生的專長學問，傳授給季羨林這位異邦的青年。在西克教授代課的三個學期中，他確實把他最擅長的印度古代詩歌集《梨俱吠陀》、印度古典語法《大疏》和吐火羅文，把著手教給了季羨林。這位德高望重的德國教授，毫無私心，視學術「為天下之公器」，希望把自己的絕學傳授給季羨林，讓印度學和吐火羅文在中國生根開花，其崇高的品德令人敬佩。季羨林說：「他是我平生所遇到的中外各國的老師中對我最愛護、感情最深、期望最大的老師。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到他，我的心立即劇烈地跳動，眼淚立刻就流滿全臉。」
吐火羅文，5—10世紀通行於塔裡木盆地，本世紀初德國探險隊在我國新疆吐魯番發掘出吐火羅文古籍殘卷，運回柏林，西克和柏林的西克靈教授窮3O年之力，終於讀通，使世界學術界為之震動。「它就像一片原始森林，艱險複雜，歧路極多」，但季羨林「不以為苦」，以驚人毅力「跳過龍門」，成為東方第一個讀懂吐火羅文的學者。
其實西克教授提出要給季羨林講吐火羅文時，季羨林心裡是十分矛盾的。他在《留德十年》中寫道：「說句老實話，我到哥廷根以前，沒有聽過什麼吐火羅文。到了哥廷根以後，讀通了吐火羅文的大師西克教授就在眼前，我還沒有想到學吐火羅文。原因其實很簡單。我要學三個系，已經選了那麼多課程，學了那麼多種語言，已經是超負荷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有時候我覺得過了頭），我學習外語的才能不能說一點沒有，但是決非語言天才。我不敢在超負荷上再超負荷。而且我還想到，我是中國人，到了外國，我就代表中國。我學習砸了鍋，丟個人的臉是小事，丟國家的臉卻是大事，決不能掉以輕心。因此我警告自己：自己的攤子已經鋪得夠大了，決不能再擴大。這就是我當時的想法。」
1940年12月至1941年 2月，季羨林在論文答辯和印度學、斯拉夫語言、英文考試中得到4個「優」，獲得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在當時頗引起了一陣不小的轟動。蜚聲世界的比較語言學家克勞澤教授，讓人把季羨林的博士論文讀給他聽。當他聽到關於語尾—matha的一段附錄時，大為驚喜，連聲說：「這是一個了不起的發現！」原來同樣或者類似的詞尾在古代希臘文中也有。一個西方的希臘，一個東方的印度，相距萬裡，而竟有同樣的詞尾，這種偶合對研究印歐語系比較語言學有突破性的意義。克勞澤教授對季羨林這一發現，贊口不絕，逢人便說這件事，使整個東方研究所的學者們，都對季羨林稱讚不已。
此後，由於戰爭的原因，季羨林歸國無路，只得停留在哥廷根。他在哥廷根大學漢學研究所擔任教員，同時繼續研究佛教混合梵語，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發表了多篇重要論文。1945年1O月，二戰終於結束，季羨林立即匆匆束裝上道，回到祖國故鄉，「宛如一場春夢，十年就飛過去了」。「它給了我空前絕後的讀書的機會。我在國內不是沒有讀過書，但是，從廣度和深度兩個方面，什麼時候也比不上在哥廷根。……這是我畢生學術生活的黃金時期，從那以後再沒有過了。」（《學海泛槎——季羨林自述》）
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
「季老心中裝載的不僅僅是中國，而是整個東方、乃至整個世界。他是為傳播整個人類的文化和精神畢生耕耘、無私奉獻、閃閃發光。季老的人生原本就是一部書，一部啟迪人智慧的書，一部淨化人心靈的書，一部永遠激勵人奮進的書，一部令人回味無窮的書。」
——閔維方
在離開哥廷根前，季羨林接到由古斯塔夫•哈隆教授介紹的英國劍橋大學的聘約。劍橋大學是世界上梵文資料最全面的地方，那裡豐富的藏書和他從事梵文研究的欲望，使得他在回國問題上產生了激烈的思想鬥爭。但是，一想到當時國家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自己又是親老、家貧、子幼。如果只考慮自己的前途，置家國於不顧，簡直就是喪盡天良。
幸運的是，陳寅恪先生早先已得知了他的學術研究狀況，立刻向北京大學推薦聘請季羨林任教。得到這一消息，季羨林喜出望外。北大是全國最高學府，1930年他曾考取北大，但只因當時想出國，因而選擇了清華。現在又要回到北大了，他激動得不能自已。更令他驚異的是，僅僅過了一個星期，學校就決定任他為正教授，兼文學院東方語言文學系系主任，並且還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導師。這實在大大超出他的預料。在北大任副教授僅一星期，便提升為正教授，這在北大恐怕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但執教北大卻面臨著新的嚴峻問題——研究資料極度缺乏。北大圖書館藏書雖然甲天下，但是有關季羨林專業研究範圍內的書，卻如鳳毛麟角。國家圖書館的藏書雖然比北大圖書館稍多一些，但是除了不完整的巴利文藏經和寥寥幾本梵文書外，其它重要的梵文典籍一概沒有。這種情況季羨林回國前是估計到的，但是沒有想到缺失這麼嚴重，完全不可能繼續進行梵文研究了。此時的季羨林真如虎落平川、龍困沙灘，縱有一身武藝，卻無用武之地。無可奈何之際，他突然意識到，自己在哥廷根大學漢學研究所圖書室讀書時，因為覺得有趣，曾隨手從《大藏經》和筆記叢刊中，抄錄了一些有關中印關係和比較文學史方面的資料。當時並沒有想畢生從事中印關係史和比較文學史的研究工作，只是覺得這件工作很有意義，值得去做。現在想來，在目前情況下，搞一搞這方面的研究，倒不失為一個權宜之計。儘管中國圖書館缺乏有關印度方面的材料，可是中國典籍浩如煙海，至少中國一邊的資料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而且這個課題至少還跟印度沾邊，不致於十年工夫前功盡棄。經過反覆思考，他決定自己今後的研究工作，就從中印關係史和比較文學史這兩個方面下手。這就是季羨林之所以從事這兩個方面學術研究的原因。當然，隨著研究的深人，比較文學史研究逐漸擴大為比較文化史的研究，從中印比較文化史研究進而擴展為東西方比較文化研究。這些研究都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當歷史的腳步走到2O世紀50年代，一切都變了，這是一個令人永遠難忘的年代。意識形態被抬到超越一切的高度，批判，批判，再批判成為最重要的生活方式。所謂「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對中國知識分子來說，這是一個激情與痛苦並存、幻想與災難同在的時代，一個說不清、道不白的時代。
在將近三十年的時間裡，燕園都沒有真正安靜平和過。別說是學術研究，就連過幾天正常的生活都成為一種奢求。從「牛棚」出來後，季羨林被命令去看樓門、守電話，又成了一個「不可接觸者」。這種無事可幹的日子對他來說更是一種折磨，每天只是一個人孤獨地呆坐在大玻璃窗內，瞪眼瞅著人來人往、進進出出。這時他心裡忽然想起古人的兩句話：「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他想，自己為什麼不也找點「無益之事」來乾乾，以打發這「有涯之生」？
最後，季先生找到的「無益之事」竟只有翻譯。並且他還不想翻譯原文短而容易的，因為擔心門房這個職業很可能短時間內擺脫不掉。原文長而又難的最好，這樣可以省去經常換原文的麻煩，即使不能一勞永逸，也可以一勞久逸。經過反覆考慮，最後季先生決定翻譯蜚聲世界文壇的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這部史詩夠長的了，精校本還有約兩萬頌，每頌譯為四行，至少有八萬行。他想，這夠自己忙活幾年的了。
《羅摩衍那》原文是詩體，季羨林決心也要把它譯成詩體，這樣才能傳達出原文的風格。於是他就用晚上在家的時間，仔細閱讀原文，把梵文詩句先譯成白話散文。第二天早晨，再把散文潦潦草草地寫在紙片上，揣在口袋裡，帶著它去35樓上班。在去35樓的路上，在上班以後，看門、傳呼電話、收發信件的間隙之中，在閒坐無事的時候，他就把紙片拿了出來，一字一句地推敲、琢磨。此時，他身在門房，眼瞪虛空，心懸詩中，決不會有任何人知道他在譯詩，他自謂：「樂在其中，不知身在門房，頭戴重冠矣。」冬去春來，寒來暑往，歷經五年多的時間，季羨林竟把長達八萬行的《羅摩衍那》翻譯出來了。當「四人幫」像《羅摩衍那》中的十頭魔王一樣完蛋之後，198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開始出版《羅摩衍那》，至1984年出齊，一共是厚厚的八大本。《羅摩衍那》漢譯本一問世，立刻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高度讚揚。
從l978年起，整個政治大環境有了比較大的變化，季羨林感到「腦袋上的緊箍咒被砸掉了，可以比較自由地、獨立地思考了，從而學術思想比較活躍起來。」
1981年季先生開始寫作《糖史》。為什麼要寫看似科技史的《糖史》呢？季先生說：「我寫《糖史》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與其說是寫科學技術史，毋寧說是寫文化交流史。」 早在1930年代，季羨林在德國學習梵文的時候，便開始注意到了一個有趣的現象：歐美許多國的語言中（即所謂印歐語系的語言），表示「糖」這個字，英文是sugar，德文是Zucker，法文是suere，俄文是caxap，其他語言也大同小異。這些字都是外來語，根源就是梵文的sarkara。根據語言流變的規律，一個國家沒有某一件東西，這件東西從外國輸入，常常連名字也帶了進來，在這個國家成了音譯字。在中國，此類例子就多得很，比如：咖啡、可可、啤酒、蘋果派等，舉不勝舉。「糖」借用外來語，就說明歐洲原來沒有糖，而印度則有。實物同名字一起傳進來，這就是文化交流。這個發現，在季羨林的腦子裡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當時他並沒有產生寫一部《糖史》的念頭。
誰想到在四十多年以後，1981年，一張當年被法國學者伯希和從敦煌帶走的卷號為3303的敦煌卷子，輾轉到了北大歷史系幾位教師手中，他們拿給季先生看。季先生一看，像是一張有關製糖術的殘卷，驚喜之至。由於敦煌卷子大部分抄寫的是佛經，有關科技方面的資料極為稀少，這類卷子被學者視為瑰寶。這張敦煌殘卷原寫在抄錄的佛經背面。因為當時紙張極為珍貴，所以就一紙兩用了。它字數不過幾百，似乎還沒寫完，字跡基本清楚，但有錯別字，也漏寫了一些字，其中有不少難解之處，不能通讀其意。尤其是「煞割令」這個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終於有一天他頓悟到：「煞割令」不就是梵文的sarkara嗎？這個謎一破，他驚喜若狂，拍案而起，立即解讀其他部分，全部迎刃而解，於是立刻寫了《一張有關印度製糖法傳入中國的敦煌殘卷》一文。文章首先解讀了這張敦煌殘卷的內容，它講的是印度的甘蔗種類；造糖法與糖的種類；造煞割令（石蜜）法；沙糖與煞割令的區別；甘蔗釀酒；甘蔗種植法等。接著，文章又從這張敦煌卷子提供的線索，通過大量的考證，最後得出結論：中國早就知道甘蔗，而且甘蔗製糖技術也早就有所發展，但不如印度制的糖好。於是，貞觀二十一年，唐太宗遣使者到印度去學習製糖技術，取得經驗回來後，中國造的糖「色味愈西域遠甚」，意思就是在顏色和口味方面遠遠超過了印度。這本是常見的現象，中國古語說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指的就是這種現象。
由「糖」的傳播而出現的文化交流現象，使季羨林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感到這是一個極有意義的研究題目，因為從糖的傳播過程中，不僅可以探索出中印文化交流的軌跡，而且沿此道路探索下去，還可以尋找到人類文化交流的軌跡。此後，季羨林就開始注意搜集有關「糖」傳播的資料，並且陸續寫了多篇有關「糖史」的文章，如《蔗糖製造在中國始於何時》（1981年）、《古代印度砂糖的製造和使用》（1983年）、《歐、美、非三洲甘蔗種植和砂糖製造》（l987年）、《cīnī問題──中印文化交流的一個例證》（1987年）、《唐太宗與摩揭陀──唐代印度製糖術傳入中國的問題》（1987年）、《再談cīnī》（l994年）等。
由於寫《糖史》需要搜集大量的資料，而且這些資料都在古書中，用網絡或其他方式均無從查找。他只好採用最原始，最笨，卻又不可避免的辦法——找出原書，一行行一句句地讀下去，像砂裡淘金一樣，搜尋有用的材料。為了寫《糖史》，他用了兩年時間，天天跑北大圖書館，查《四庫全書》，硬是把一部《二十四史》翻了一遍，詳細摘引出其中的寶貴資料。他在回憶這段工作時寫道：「我曾經從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除了禮拜天休息外，每天來回跋涉五六裡路跑一趟北大圖書館，風雨無阻，寒暑不輟。我面對汪洋浩瀚的《四庫全書》和插架盈樓的書山書海，枯坐在那裡，夏天要忍受三十五六攝氏度的酷暑，揮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時候偶爾碰到一條有用的資料，便欣喜如獲至寶。但有時候也枯坐上半個上午，把白內障尚不嚴重的雙眼累得個「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卻找不到一條有用的材料，嗒然拖著疲憊的雙腿，返回家來。經過了兩年的苦練，我煉就一雙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二十行，而是目下一頁，而遺漏率卻小到幾乎沒有的程度。」（《季羨林人生漫筆•我的學術總結》）
《糖史》用大量事實證明：糖和製糖術一千多年來，一直在中國與印度、東亞、南洋、伊朗和阿拉伯國家之間交流和傳播，同時也在歐、非、美三大洲交流。《糖史》還勾勒出了這些交流的路線，考證出了交流的年代，集散的口岸，以及由於交流，製糖術水平得到逐步提高，糖的種類、品質也隨之大大提高，逐漸形成我們今天常見的白沙糖、冰糖的整個歷史過程。《糖史》還使我們了解到過去很少有人知道的有關甘蔗和食糖的種種知識，如：甘蔗的種類、名稱、種植技術及其傳播；糖的名稱及其演變，糖的典故傳說，它的食用和藥用價值，糖的產地分布和販運、製造工藝等等。
《糖史》還證明了印度最早製造出了砂糖（sarkara），傳到中國，也傳到埃及和西方。因此糖字英文sugar，法文sucre，德文zucher， 俄文caxap，都源自梵文sarkara。後來中國提高了製糖術，將紫砂糖淨化為白糖，「色味愈西域遠甚」。這樣，白糖又輸入印度。因此印度印地語中稱白糖為cīnī（意思為「中國的」）。中國在製造白沙糖方面居當時的世界領先地位。到了明末，中國人發明了「黃泥水淋法」，用這種方法制出來的糖，顏色接近純白，是當時世界上品質最好的糖。明末清初，中國向外國輸出的白糖，就是用這種方法製成的。其次，中國在甘蔗種植和沙糖製造技術傳播方面，也起過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夏威夷群島、日本、琉球、中南美洲、南洋群島等等地方，中國苦力在甘蔗種植園中，努力操作，流盡了汗水，為當地經濟的發展起過重要作用。最後，在沙糖的運輸貿易中，中國人也起過重要作用。中國製造的白沙糖曾被運到世界上許多國家，為當地人民食用和藥用增添了品種，提高了當地人民的享受水平。這也可以說是蜚聲全球的中國食文化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在世界上，到目前為止，嚴格意義上的《糖史》只有兩部，一部是von Lippmann的《糖史》（德文版），一部是Deerr的《糖史》（英文版）。但真正從文化交流的角度上來寫的《糖史》，季羨林是第一個。
《糖史》寫作完成以後，他又著手《吐火羅文<彌勒會見記>譯釋》的寫作。這時，他把陣地從大圖書館移到家裡。「運籌於鬥室之中，決戰於幾張桌子之上。」《吐火羅文<彌勒會見記>譯釋》也不是一座容易攻克的堡壘，最大的困難在於缺乏資料，而且多是國外的資料。沒有辦法，他只好向海外求援。季羨林所需要的資料多是刁鑽古怪的東西，一時難以搜尋，只好耐著性子等待。等得不耐煩時，心裡經常像火燒油澆一樣，卻毫無辦法，只能聽天由命。如此又熬了一年，才完成了《彌勒會見記劇本》的寫作。
在完成《彌勒會見記劇本》後，他長籲了一口氣，本想休息片刻，沒想到《中國佛教史》的寫作任務又找上門來。其中「新疆卷•龜茲與焉耆的佛教」目前國內只有他一人能寫，推辭不了。只好又拿起筆來，繼續戰鬥下去。
另外必須提及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季羨林先生還主持了規模宏大的《大唐西域記校注》這一工程。《大唐西域記》是玄奘歸國以後，應唐太宗的要求寫的一部有關西域歷史、地理的著作。它記述了玄奘赴印度遊學所經過的和得自傳聞的一百三十八個國家、城邦和地區的見聞，內容包括這些地方的幅員大小、地理形勢、農業、商業、風俗、文藝、語言、文字、貨幣、國王、宗教等等。語言簡潔，記事準確。全書共十二卷。由於它保存了7世紀中亞、南亞地區的大量珍貴史料，至今仍是研究中亞、南亞地區古代史、宗教史、中外關係史的重要文獻。
近代以來，全世界研究印度歷史和中亞歷史的學者都視《大唐西域記》為鴻寶。它被譯成了許多種外國文字。研究這本書的論文，更是車載鬥量，不勝枚舉。外國學者，特別是印度學者，用最高的讚譽之詞來歌頌這一本書，因為它早已成了研究印度歷史、哲學史、宗教史、文學史等的必讀文獻，幾乎找不到一本講印度古代史問題而不引用玄奘《大唐西域記》的書。20世紀早期英國的印度史學家斯密士（Vincent Smith）說：「印度歷史對玄奘欠下的債是決不會估計過高的。」當代印度著名歷史學家阿里（Ali）說：「如果沒有法顯、玄奘和馬歡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是，這本書流傳一千多年來，版本眾多，錯訛之處也很多，地名、人名皆不統一，這給讀者和研究者帶來極大困難，也導致許多譯本中出現錯誤。此書在國內一直未有校注本，因此對《大唐西域記》作校勘和注釋工作就顯得十分必要。然而，這是一項極其繁重而艱巨的工作。因為該書內容涉及到古代中亞史地、古代印度史地、佛教、梵文、巴利文、古代中亞語言等多門學科領域，能通曉這些領域學識的人，在國內只有極少數的專家，而且這些專家最好還能懂英文或日文，以便校注時與英、日譯本對照參考。這樣一來，能勝任這項工作的人就少之又少了。
「文革」以前，中華書局曾經決定整理出版《大唐西域記》，並派編輯謝方求諸北大學者，包括向達、邵循正、季羨林、鄧廣銘和謝方等討論此事。l977年底，中華書局舊事重提，決心把《大唐西域記》的整理工作重新拾起來，並列入出版計劃。季羨林也欣然答允了這一任務，並表示全力支持。後來，季羨林在回憶接受這項任務的心情時寫道：「《大唐西域記》的重要性盡人皆知。但是一千多年以來，我國學者對這一部書的研究，較之日本，遠遠落後，我認為，這是我們學術界之恥，嘗思有以雪之。」
於是，以季羨林為首，邀集了張廣達、朱傑勤、楊廷福、耿世民、張毅、蔣忠新、王邦維等七位專家，組成校注班子，開始工作。由於季羨林「反對掛空名不幹實事的主編」，這本書沒有設主編，只署名「季羨林等校注」。但是，季羨林做的卻是主編的工作。他除了參加注釋工作外，還審閱了全部的注釋稿。在審閱過程中，他不但仔細批改，提出中肯的意見，而且對一些不符合質量要求的重要條目注釋，還親自重寫，如長達三千字的「四呔吠陀」的注釋，就是他全部重寫的。除此而外，他對一些重要問題提出了自己經過深入研究以後的新解，糾正了以前歷代學者注釋的錯誤，包括日本學者的注釋錯誤在內。
經過學者們幾年的辛勤工作，《大唐西域記校注》終於在l985年由中華書局出版。這部書的校注，既吸收了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也糾正了前人成果中的錯漏之處，努力解決了一些前人忽略的問題或遺留的難題。這本書在l990年重印，前後共印9200冊。對這樣一部非常專業甚至有些冷僻的學術著作來說，這個數字已經非常可觀了。
《大唐西域記校注》出版以後，季羨林考慮到一般讀者即使有了新的注釋也難以讀懂該書，實有今譯之必要。於是又趁熱打鐵，另組班子，定成了《大唐西域記今譯》。l985年該書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本《今譯》也獲得了高度的評價。按季羨林的計劃，第三步應當是將《大唐西域記校注》譯成英文出版。因為國外現有的兩種英譯本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程度的錯誤。但由於此事目前還存在諸多困難，暫時還難以實現，只得等待時日了。
季羨林對《大唐西域記》的評價是：「經過了一千多年實踐的考驗，特別是在最近一百多年內的考驗，充分證明《大唐西域記》是有其偉大意義的」；「從中國到印度去的僧人寫了不少的書，但是所有這些書同《大唐西域記》比較起來，都如小巫見大巫不能望其項背。從中國方面來說《大唐西域記》確實算是一個高峰。」「從古代一直到中世，到過印度的外國人也非常多，他們留下了很多的記載。……但是，它們都無法代替《大唐西域記》，要想了解古代和7世紀以前的印度，仍然只能靠這本書。」所以，「《大唐西域記》是一部稀世奇書，其他外國人的著作是很難同這部書相比的。」
從1978年至2002年的二十四年中，不計散文、雜文、序、跋、翻譯，專就學術著作而言，約略統計，季羨林撰寫了二百多篇學術論文，出版了十一部學術著作。並且是「梵學、佛學、吐火羅文研究並舉，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藝理論研究齊飛。」這樣的成就，無論在中國學術史上，還是在世界學術史上，恐怕都是一個奇蹟。
逝水流年真情在 晚霞秋色話家常
「和他在一起，矜可平，躁可釋，一切多餘的雕飾的東西都成了不必要的了。他是集中了樸實的美德並展現了樸實的力量的典範，他的樸實帶有豪華落盡的真淳，好像元好問所稱頌的陶詩，這就更加令人尊敬。」
——袁行霈
每天凌晨四點，還在沉睡的朗潤園裡一定會有一盞燈亮起，而那一定是季老開始伏案揮筆。這時的燕園靜悄悄，沒有一點聲響，這是季先生最愛的黎明前的北京，是他一天中最寶貴的時光，文思如泉水噴湧，記憶力也像剛磨過的刀子，銳不可當。用季先生自己的話來說，「真是樂不可支，如果給我機會的話，我簡直想手舞足蹈了。」
工作三四個小時之後，窗外漸漸亮了起來，這時季老會抬起頭，透過玻璃窗，望見遠處東方的天空一片青白，朝霞正慢慢地散開，博雅塔的身影清晰可見。往近處看，窗前的白玉蘭正含苞欲放，湖岸柳枝搖曳，湖中碧波蕩漾。間或有散步的老人從窗前走過，或者晨練的年輕人跑過，傳來咚咚的腳步聲。
這時，房門輕輕地打開了，老伴來招呼他吃早飯。一杯熱茶，幾片烤饅頭片，一碟炸花生米，這是季先生最喜歡的早餐。吃完早飯，他便提著那個用了幾十年的人造革書包，走出家門，沿著西側的一條小路，向外文樓走去。
從13公寓門口，向右轉，只有二三十步，就是一條曲徑。季羨林喜愛這條彎彎曲曲的小路。幾十年來，他每天沿著這條路走到外文樓去上班，中午又沿著這條路走回家，來來往往，不知道在小路上走過多少次。每次他走在曲徑上，便會感到心曠神怡，神清氣爽，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愉悅之感。這是一條不過百米長的小路，但是，這可不是一條普通的小路。它在《紅樓夢》裡都曾有過記載。這條路在燕園裡是極為幽靜的地方，學生們把它稱為「後湖」。小路一面傍湖，一面靠山，蜿蜒曲折，中間有溪水流淌，溪上有一石板小橋，供行人通過，實有曲徑通幽之趣。山上蒼松翠柏，雜樹成林，無論春夏秋冬，總有翠色點染。不知名的小花，從春天開起，過一陣換一種顏色，一直開到秋末。小徑的另一側是荷塘。夏天，湖中綠葉接天，紅荷映日；一到冬天，則有白雪覆蓋。
這條幽徑給季羨林留下印象最深、最讓他留戀的，則是路邊的一株大藤蘿。它既無天棚，也無支架，而是攀附在幾株大樹上，盤曲而上，大有直上青雲之慨。每到春天，走在樹下，一股幽香會驀地撞進鼻官，抬頭看去，在團團綠葉中，一簇簇紫紅色的藤蘿花正在綻開。季羨林每次走在藤蘿下面，聞到淡淡的幽香，聽到嗡嗡的蜂鳴聲，會「頓覺這個世界還是值得留戀的，人生還不全是荊棘叢」。不幸的是，後來這株藤蘿被人砍掉了，這使他悲哀至極。他提筆寫了《曲徑悲劇》這篇著名的散文，表達了他的憤怒與悲哀。
季羨林總是提前十幾分鐘來到辦公室。待到8點鐘，東語系的同事們上班的時候，總能看見他坐在系主任辦公室，已經開始工作了。整個上午，他就在參加各種會議、處理各種事務、接待各類來客中度過，一刻也不得休息。中午，季羨林又沿著幽徑走回家去。午飯也極簡單，以素菜為主，吃麵食，也吃米飯。他喜歡吃大蔥就饅頭，這是從小養成的飲食習慣。他特別愛吃薺菜餛飩。春天，每當他早晨離開家時，看見老祖背著大黑書包，艱難地往小土山上走去，就知道老祖是去挖薺菜。這時他便幻想著午飯時可以飽餐一頓薺菜餛飩，心裡樂滋滋的。季羨林沒有午睡的習慣。吃完午飯，看看報紙，翻翻雜誌，歇息片刻，便又去外文樓上班。傍晚，下班回家，走完曲徑，來到13公寓西邊幾間古老的平房前，他會停下腳步，站著同房主人聊幾句天，順便看一看他種的花。季羨林為了賞花，路過時，和花主人聊幾句天，順便也看看「蹭」花，滿足一下自己的美感享受。看完「蹭」花，他心情愉快地回到家裡。這時，飯菜已經擺在桌上，全家人一起吃晚飯。飯桌上，季羨林總要同老祖、妻子聊聊家常，或者聽一聽她們有什麼見聞。飯後，在沒有電視的年代，季羨林便又回到書桌前，繼續寫作，或者順手拿過一本書來「隨便翻翻」。這「隨便翻翻」是魯迅先生說的，其實它是治學者開擴眼界，發現新意，積累資料必不可少的一條途徑。如果翻到有價值的資料，有新意的見解，他便會隨手拿過一張紙片，把它記下來。這些紙片有信紙、舊日曆、用過的信封、請柬等等。幾十年過去了，季羨林隨手記下資料的紙片，已經與他「等身」了。在有電視以後，他除了看新聞聯播外，還喜歡看說書節目，什麼《小五義》之類的，這是他一天中惟一的消遣。晚上9點半左右，他準時躺下睡覺。
季先生的散文一如他樸實無華的生活，卻融最真的情思於其中，漫談身邊瑣事，泛論人情世局，隨手拈來，而最高的境界更是「寫重大事件而不覺其重，狀身邊瑣事而不覺其輕」，這是一種歷盡滄桑後的寧靜與淡遠，有如秋後的山林，雪霽的原野，人生況味溢於筆端，如行雲流水一般。季老的學生樂黛雲教授特別喜歡他的散文，她說：「文如其人，季先生的四卷散文，無一篇不是出自真情，尤其是那篇《二月蘭》。」二月蘭是一種常見的野花，花朵不大，紫白相間，花形和顏色都沒有什麼特異之處。但在季老的筆下，春天的和風吹來，「二月蘭一怒放，仿佛從土地深處吸來一股原始力量，一定要把花開遍大千世界，」「只要有孔隙的地方，都是一團紫氣，間以白霧，小花開得淋漓盡致，氣勢非凡，紫氣直衝雲霄，連宇宙都仿佛變成紫色的了。」樂黛雲教授更是從二月蘭的形象中看到了季老的人格。她曾經感慨地說：「季先生的二月蘭，在他失去親人、感到無邊的寂寞和悽涼時，在文化大革命那些『一腔義憤，滿腹委屈，毫無人生之趣』的日子裡，『依然開放，怡然自得，笑對春風』；十年浩劫結束，人世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二月蘭也還是『沉默不語，兀自萬朵怒放，紫氣直衝霄漢』！和永恆無窮的大自然相比，人生是多麼短暫，世間那小小的悲歡又是多麼地不值一提！應該開時，二月蘭就開；該消失時，它們就消失，真是『縱浪大化中』，一切順其自然，自己無所謂什麼悲與喜。每次讀先生的《二月蘭》，我都仿佛看到先生人格的一個側面。」
有人說，季先生是平民中的大師，是大師中的平民。他一生去過三十多個國家，但任何時候見他都是一件中山裝，現在已經洗得發白，腳上是一雙圓口布鞋，手邊提著一個50年代生產的人造革舊書包。他走在人群中，絕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即使是在青年時期，在德國留學時，也是如此。他認為，一個國家是不是現代化不在於他的服裝。「我看了一幅照片。報紙上，一個農民穿著西裝，打著領帶，勞動。我覺得有點滑稽。那你是什麼意思？勞動就勞動。那就表示你勞動是假的，專門為拍照的。因此，我有一點逆反心理，我就不穿，我就是出國也是這一套，到哪兒也是這一套。你願意看就看，不願意看就算了。」
季先生就是這樣一個簡單明了的人，愛憎分明。碰見那些擺官譜的人，他是理也不理，連招呼也不打的。可對待師友、親族，季老卻說那是他「無論如何也做不到忘情的地方，只有把自己釘在感情的十字架上。」這濃濃的人情味，正如草木之於土地，遊子之於故園，承襲而來的「根」的情結是永遠也割捨不斷的。在北大有一個故事流傳很廣：某年新生入學，一青年大包小包，肩扛手提，偌大燕園讓他找不到北。情急之際，看見一位穿布衫的白髮長者，便把行李往他身邊一放，招呼道：「老同志，請幫忙照看一會兒行李。」然後就自己報到去了。季先生就一直老老實實地在那兒守著。9月的北京天氣還很熱，旁邊有人說：「您回去吧，我替他看著。」可老人說：「還是我等他吧，換了人他該找不著了。」那位學生逛了許久回來後，發現被當作工友的長者依然為他守著行囊，寸步未離……3天後的開學典禮上，這位學子驚訝地發現那天幫自己看行李的長者竟然就是臺上坐著的副校長、享譽世界的季羨林教授！
著名文學評論家謝冕教授經常與先生外出開會，不時搭乘給先生派的車。作為晚輩應是謝教授每次事先隨車出發前往迎先生。但先生總是說從朗潤園到謝教授寓所暢春園順路，「還是我前去接你吧。」這種禮儀上的失序，先生卻視為平常，在這位本色老人面前，一切虛華客套都是多餘的。儘管學富五車，才高八鬥，先生卻始終保持北方原野那份質樸和單純。
談笑有鴻儒，往來亦有白丁，這也是季老生活的寫照。有一個叫魏林海的掏糞工人，家住海澱區六郎莊鄉，喜學問，好書畫。香港回歸時，魏林海與鄉間幾位朋友擬在自家搞一個書畫展，以表香港回歸祖國的喜悅，並想請一個名人寫個條幅以壯聲色。最初找了一個小有名氣的畫家，不料此人倨傲十足。魏林海一氣之下，發誓非請一位大名人題寫不可。於是鬥膽找到季羨林先生。季老聞悉掏糞工人求題，欣然提筆，「六郎莊農民書畫展」的橫幅很快就寫好了。季老墨跡蒼勁有力，韻味高古，掛在展室，頗具高雅之氣。緣此，二人遂成忘年之交。
白化文教授這樣描述他的為人：「這位先生衣冠總是整潔而合宜的，他的視盼和藹中帶有嚴肅；他的舉止恭敬卻很自然。他平常待人接物樸拙得像不會說話，但遇著該發言時卻又辯才無礙，間或點綴以輕微的詼諧。他所喜歡的性格是『剛毅木訥』，他所痛惡的是『巧言令色』，他永遠是寧靜舒適的，他一點也不驕矜。」
季先生還特別喜愛動物，把它們視作夥伴。他經常為一些小動物、小花草惹起萬斛閒愁，為一些小貓小狗流淚嘆氣。有一次，燕園中他平常最愛走的幽徑上一棵古藤無故被人砍斷，他看到藤蘿上初綻的淡紫的一串串的花還沒來得及知道厄運信息，還在綠葉叢中微笑，忍不住為它們傷感：「它們仿佛成了失掉母親的孤兒，不久就會微笑不下去，連痛哭都沒有地方了。
季先生二十年來先後養過四隻貓。他同每－只貓都有深厚的感情。白天，他親自為貓做飯；晚上，他與貓們同眠。他散步，貓便隨其後。貓生病了，他躺在床上輾轉難眠。為了讓病貓能吃下飯，他再累，也要拖著疲憊的身子，走幾裡路，親自去肉店為貓買回牛肉或豬肝來。貓如果走丟了，他便會失魂落魄，什麼事也做不下去。季羨林愛貓，在北大是遐邇聞名的。但是貓們也有讓他心煩的時候：「最讓我心煩的是，它偏偏看上了我桌子上的稿紙。我正寫著什麼文章，然而它卻根本不管這一套，跳上去，屁股往上一蹲，一泡貓尿流在上面，還閃著微弱的光。說我不急，那不是真的。我心裡真急，但是，我謹遵我的一條戒律：決不打小貓一掌，在任何情況之下，也不打它。此時，我趕快把稿紙拿起來，抖去上面的貓尿，等它自己幹。心裡又好氣，又好笑，真是哭笑不得。家人對我的嘲笑，我置若罔聞，『全等秋風過耳邊』（《老貓》）」。他的散文中，有許多篇是吟詠花木鳥獸的，如《馬纓花》《香櫞》《海棠花》《夾竹桃》《兔子》《老貓》《喜鵲窩》等等。讀這些文章，你會感覺到，這些動植物都是通人性的，有感情的，它們都有自己的喜怒哀樂。作者就是它們的知己，像天真的孩子一樣，同它們一起快樂，一起悲傷，一起流淚。
季先生曾多次說：「我是一個沒有出息的人，我的感情太多，總是供過於求，經常為一些小貓小狗小花小草惹起萬斛閒愁。真正偉大的人們是不會這樣的。反過來說，他們像我這樣的話，也決不能成偉人。我還有點自知之明，我註定是一個渺小的人，也甘於如此，我甘於為一些小貓小狗小花小草流淚嘆息。（《幽徑悲劇》）」其實真正偉大的人，才會對世間萬物充滿感情，正如太史公所說：「仁者愛萬物。」天下凡懷有博愛之心，富於感情的人，才會具有「愛萬物」的高尚情操，正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離婁下》）
前方總有野百合盛開
滿頭白髮，根根記錄著你的壽長/標誌著你的業績受到眾多的讚揚/你兼有住家的同能；你的獨秀孤芳/有幾個能夠趕上？……你的人，樸素非常/你的衣著和你的人一樣/天天跑圖書館/習以為常/你珍惜每一寸時光/你學識淵博，對西方文化/最有資格比較衡量/你潛心學海/成績輝煌/探及驪珠，千秋萬歲放光芒！
——臧克家
一見到季老，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兩個大大的眼袋。那不是常見的一種壽徵，那眼袋裡藏的是眼淚；他的眼袋之所以大，是因為感情太深，流了太多的眼淚。
季老有一個永久的悔，就是兒時不該離開故鄉、離開母親。
季羨林6歲就離開生母，後來有兩次短暫的見面，都是由於回家奔喪，呆的時間都很短。想著母親多少日夜眼望遠方盼望自己的兒子回來，他發誓要在大學畢業後好好孝順母親。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他上大學二年級時，母親就去世了。「當我從北京趕回濟南，又從濟南趕回清平奔喪的時候，看到了母親的棺材，看到那簡陋的屋子，我真想一頭撞死在棺材上，隨母親於地下。我後悔，我真不該，我千不該萬不該離開了母親。世界上無論什麼名譽，什麼地位，什麼幸福，什麼尊榮，都比不上呆在母親身邊……」此後數十年，季老一想到母親就淚流不止。直到耄耋之年，面影迷離模糊的母親仍頻來入夢，季老「總是老淚縱橫，哭著醒來」。
近些年，季老有一些師輩、故友相繼故去，他在寫悼念文章時，總是充滿著悲哀，以至經常「淚眼模糊」，「淚如泉湧」，心靈顫抖。感情的豐富並非是因為年紀大了。1935至1945年，季老在德國哥廷根大學學習。在那裡，他有一位「母親般的女房東」和兩位導師：瓦爾德施密特教授和西克教授。1941年季老獲得博士學位後，曾一度嘗試回國。其時，瓦爾德施密特教授被徵入伍，只剩下西克教授，想到一離開德國，「這位像自己父親一般替自己操心的老人十之八九是不能再見了。我本來就容易動感情，現更抑制不住了，很想哭上一場。」後來二戰爆發，季老終於沒走成。戰爭期間物資缺乏，季老幾年都是餓肚子的感覺，做夢都夢見家鄉的花生米，因此他發誓要給西克老人增加點營養。他省下一兩個月的奶油，又不知從哪裡弄到麵粉和貴似金蛋的雞蛋，以及一斤白糖，到最有名的糕點店烤了一個蛋糕。當他像捧寶盒一樣把蛋糕捧到老教授家裡時，教授雙手顫抖，叫來老伴，共同接過去，連聲「謝謝」都說不出來了。雖然這給他自己腹中的飢餓之火又加了一把火，但卻成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記憶之一。
季老深知自己已是老年人，所以也願意觀察許多別的老年人。他們中遊手好閒者有之，躺在醫院裡不能動的人有之，天天提鳥籠持釣竿者有之，這樣的人，他絕對看不起。他欣賞那些雖然已經壽登耄耋，年近期頤，已經向著白壽甚至茶壽進軍，但仍然勤勤懇懇，焚膏繼晷，兀兀窮年的人。季羨林認為，人上了年紀，有點這樣那樣的病，是合乎自然規律的，用不著大驚小怪。他不想做長生夢，對老年，甚至對人生，他採取的態度是道家的。他的具體態度和立場是：
我已年屆耄耋，但是，專就北京大學而論，倚老賣老，我還沒有資格。在教授中，按年齡排隊，我恐怕還要排到２０多位以後。我幻想眼前有一個按年齡順序排列的向八寶山進軍的北大教授隊伍。我後面的人當然很多。但是向前看，我還算不上排頭，心裡頗得安慰，並不著急。這種對生命的態度完全是道家的，對待名利，季羨林也採取道家的態度，是超脫的。他是陶淵明的信徒，陶淵明的四句詩：
縱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順盡
無復獨多慮
這詩是季老生活的座右銘，而對待工作和事業，季老則採取儒家的態度，積極進取。已經年過九旬的他，依然每天堅持工作近9個小時，這不由得讓人想起他在《羅摩衍那》後記中的一句話：「我恨不能每天有48小時用來工作，我始終不敢放鬆一分一秒。如稍有放鬆，靜夜自思就感到十分痛苦，好像犯了什麼罪，好像在慢性自殺。」
工作量這麼大，同時還能保持健康與豁達，難道季老有什麼養生保健的秘訣嗎？據季老的助手兼秘書李玉潔女士介紹，季老生活非常簡樸，最常穿的衣服是中山裝，飯菜清淡素簡，從不講究養生。對此，劉夢溪的看法也許能道出個中秘密：「仁者壽。季老為人平易自然，淡泊、闊大、有愛心。他的長壽是內修的結果。」
而季羨林先生卻這樣總結自己的養生之術：沒有秘訣，也從來不追求什麼秘訣。有一個「三不主義」，就是：不鍛鍊、不挑食、不嘀咕。
所謂「不鍛鍊」，絕不是一概反對體育鍛鍊，他只是反對那些「鍛鍊主義者」，對這些人來說，天地，一鍛鍊也，人生，一鍛鍊也，好像除了鍛鍊，就沒有別的事可做。他覺得，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就在於工作，工作必須有健康的體魂，可以進行一定時間的鍛鍊，他自己年輕時喜歡打打桌球、遊遊泳，但也都不精於此道。但更為重要的是，工作必須有時間，如果把大部分時間都用於體育鍛鍊，而耽誤了許多工作的時間，這有什麼意義呢？
不挑食是很簡單的，容易了解，不管是哪一國的食品，只要是合自己的口味，他張嘴就吃，什麼膽固醇，什麼高脂肪，全不予以考慮。他反對那些吃東西左挑右揀、戰戰兢兢、吃雞蛋不吃蛋黃、吃肉不吃內臟的人，這樣挑來挑去，結果膽固醇反而越來越高。季羨林在日常生活中想吃什麼就吃什麼，平常以素食為主，偶爾吃點牛羊肉，到外邊開會從來不挑食，什麼都能吃，結果膽固醇從來沒有高過。
不嘀咕實指沒有什麼想不開的事，從來不為自己的健康愁眉苦臉，他對有人無病裝病，有人無病卻幻想自己有病，十分厭惡，看了感到彆扭，感到膩味。有的人吃東西禁忌多如牛毛，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嘗。吃一個蘋果要消三次毒，然後削皮，削皮的刀子還要消毒，這自然不在話下，而削了皮的蘋果還要消一次毒，此時的蘋果已經毫無味道了，只剩下消毒藥水味了。從前化學系有一位教授，吃飯要仔細計算卡路裡的數量，再計算維生素的數量，吃一頓飯用的數學公式之多等於一次實驗。結果怎樣呢？結果是每月飯費超過別人幾十倍，而人卻瘦成一隻乾巴雞。一個人到了這個地步，還有什麼人生之樂呢？季羨林心想，如果再戴上放大百倍的顯微鏡眼鏡，則所見者無非細菌，他還能活下去嗎？
在人生徵途上，先生已走過90餘年，《季羨林學術論著自選集》序言中他說：自己前面的道路有限了，可也並不想現在就給自己做結論。我這一生選擇了這樣一條道路，走起來並非易事。高山、大川、深澗、棧道、陽關大道、獨木小橋，我都走過了，一直走到今天，仍然活著，很不容易。說不想休息，那是假話。但自謂還不能休息。仿佛有一種力量，一種探索真理的力量，在身後鞭策我，宛如魯迅散文詩《過客》中的那位過客，非走上前去，想休息恐怕不可能。如果有人問：「倘若讓你再活一生，你還選擇這樣一條並不輕鬆的路嗎？」我會毫不遲疑地回答：「還要選擇這一條路。我還想探索真理，探索真理是永無止境的。」
隨著歲月的沉澱，我們看見，季老那看似沉靜實則飽蘸激情的人生不但沒有絲毫的枯萎和凋謝，反而愈發泛彩流光、愈發富有魅力。就像季老在《八十述懷》一文中所言：「我知道，未來的路不會比過去更筆直，更平坦，但是我並不恐懼，我眼前還閃動著道路前方野百合花和野薔薇的影子。」（作者吳敏，標題有所改動，原文標題為「首屆蔡元培獎之一：行者無疆——記外國語學院季羨林教授」 ）
（季羨林於2009年7月11日辭世，本文最初發表於2006年12月13日）
編輯：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