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秋天，照例去北京國際展覽中心看每年一度的國際圖書展覽，逛了一上午國內部分的書展，看到的都是一套套的重印書，感到人困體乏而又一無所獲。轉到國際展臺的德國部分，眼前忽然一亮，一本樸素大方的英文書映入眼帘，書的封面上「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季羨林」這幾個熟悉的名詞馬上吸引住我，翻開精裝的封面，內封上寫著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代如下：
Fragments of the Tocharian A Maitreyasamiti-Nataka of the Xinjiang Museum, China. Transliterated,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Ji Xianlin, in collaboration with Werner Winter and Georges-Jean Pinault, Mouton de Gruyter, Berlin and New York, 1998.
這就是我一直盼望見到的季先生著《新疆博物館藏甲種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殘卷》的英文本，由季羨林先生轉寫、翻譯和注釋，得到德、法兩國吐火羅語學者W.Wenter和J.J.Pinault的協助，由總部分別設在柏林和紐約的跨國出版公司Mouton de Gruyter於1998年出版，列入Wenter教授主編的《語言學的趨向叢書》（Trends in Linguistics），作為其中《研究與專著》 （Studies and Monographs）系列的第113種出版。
現藏新疆博物館的這批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殘卷，是1974年冬在焉耆七個星（錫克沁）千佛洞北大寺前的一個灰坑內發現的，共44葉，雙面書寫婆羅謎文。八十年代初，新疆博物館把這批寫本的照片送給季先生，請季先生解讀。季先生很快辨認出這是用甲種吐火羅語（Tocharian A）所寫的《彌勒會見記》劇本。從此，季先生開始解讀這部「天書」。
說這部吐火羅語的著作為「天書」，一點也不過分。熟悉語言學的人都知道，二十世紀初以來在新疆發現幾種滅絕千年以上的古文字材料，其中尤以吐火羅語最難解讀，因為吐火羅語屬於印歐語系的西支，而發現的地點卻在印歐語系各種語言分布區域的最東端，其中不少詞彙早已變形或消失，給解讀帶來極大困難。而熟悉新疆出土各種民族語言資料情況的人知道，相對於同時出土的死語言----于闐語和粟特語的材料來說，吐火羅語的資料要少得多，而且大多數是從新疆各地的寺廟和洞窟廢墟中挖掘出來的，往往殘缺不全，不像敦煌藏經洞出土的一些于闐語和粟特語寫卷，長逾千行，而且完整無缺。季先生解讀的這部「天書」，也同樣是殘缺的，每葉的左邊都有約三分之一的部分被火燒毀，給解讀造成更多的困難。
說這部吐火羅語的著作為「天書」的另一層意思，是因為它的價值連城，極富研究旨趣。首先，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說，因為過去發現的吐火羅語材料較少，雖然經過近百年的研究，還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通過這部殘卷的解讀，可以增加辨識的吐火羅語詞彙，可以積累吐火羅語的語法形式，可以弄清一些吐火羅語名詞和動詞的變化形式，進而可以討論和檢驗前人關於印歐語系諸語言的關係問題，這一問題還牽扯到新疆發現的吐火羅語材料引發的一個更大的學術爭論問題，即印歐人的起源問題。其次，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過去對操吐火羅語的龜茲文化的認識，主要是通過漢文史料和僧人傳記，而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卻提供了比較完整的龜茲古代佛教著作的典範，使我們可以透過它來了解龜茲佛教的淵源、小乘佛教在龜茲的流行、龜茲譯經的水平等問題。最後，因為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是一部劇本，而新疆吐魯番和哈密出土過從吐火羅語譯出的回鶻文本《彌勒會見記》，這就給我們認識西域戲劇的形式、內容和傳播途徑，提供了絕好的材料。
季先生當然十分清楚這部吐火羅語文獻的價值，所以，在接到這批資料時，雖然已經年逾古稀，卻毅然決定利用早年在德國學習的吐火羅語知識，來解讀這部「天書」。
八十年代，季先生曾經在北大主持過一個「西域文化讀書班」[1]，我也曾忝陪末席，受益良多。由此，與季先生往來較多，所以在季先生解讀這個殘卷的文字和研究相關內容時，時而讓我查找一些西域語言文字資料，特別是于闐語資料。季先生的關於這部吐火羅語文獻的研究成果，對於我們理解西域文化很有幫助；他對古代西域彌勒信仰的考察，以及他翻譯的與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內容相關的于闐語文獻，對於我研究于闐的歷史與文化，更是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因此，我一直關注和收集季先生有關這個殘卷的研究成果。
在這本英文書出版前後，我所知道的季先生前期研究成果發表在以下書刊中，現依出版年代順序列之於後[2]：
《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6-19頁。
《文物》1983年第1期，42-44頁。
《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2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43-70頁。
《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3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1-7頁。
Tocharian and Indo-European Studies, I, Reykjavik 1987, pp.70-76。
Studia Indogermanica et Slavica. Festgabe fur Werner Thomas zum 65.Geburistag,
Munchen 1988, pp.141-151。
《敦煌語言文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23-39頁。
《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第13-14期，1989年，250-259頁。
《中國文化》創刊號，1989年，36-43頁。
《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4-15頁。
《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71-74頁。
《知の邂逅：佛教と科學——冢本啟祥教授還歷記念論文集》，東京佼成出版社，1993年，93-99頁。
《中亞學刊》第4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1-4頁。
《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3-8頁。
《出土文獻研究》第3輯，中華書局，1998年，212-216頁。
《中亞學刊》第5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4-8頁。
季先生前期發表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的成果，主要是用中文寫成。後來考慮到吐火羅語研究這門學科的國際性，加上Wenter教授的鼓動，最終決定用國際學術界最通行的語言----英語來發表全部轉寫、翻譯和注釋，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本英文新書。
這本書主要由四部分組成。
一、《導言》，介紹殘卷的發現經過、外觀，提示E.Sieg與W.Siegling在《吐火羅語殘卷》（Tocharische Sprachreste）中發表過的《彌勒會見記》殘卷、回鶻文殘卷和翻譯，以及漢、藏、于闐、粟特、巴利、梵文中的內容相近的文本，概述第一、二、三、五幕的內容，最後是一些技術性的說明。
二、《殘卷的轉寫、翻譯和注釋》，這是對44葉，88面殘卷文字的全面整理，由於編者的精心安排，書中的轉寫和翻譯都是頁面相對排印的，十分便於讀者對照，而注釋則附在每一面翻譯的後面。
三、《索引》，包括焉耆殘卷中出現的所有詞形和它們出現的葉、行數索引，根據詞根分類列出的所有動詞詞形及含義索引，其他所有非動詞詞彙的釋義索引。
四、《圖版》，用銅板紙印製的殘卷全部88面圖版。
可見，這是國際學術界典型的古文書整理考釋之作。《導言》提示基本情況和前人研究成果，以及殘卷內容；轉寫、翻譯、注釋構成全書的主體；詞彙索引是古代語言研究的著作必不可少的，特別是像吐火羅語這種沒有真正的詞典的研究領域，更是如此；圖版可供其他學者核對本書的轉寫。
現在，這部英文大著已經收入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季羨林文集》第十一卷，題作《吐火羅文彌勒會見記譯釋》。書前有漢文部分，只有《導言》，沒有轉寫、翻譯和注釋，但《導言》中關於本書性質說明，對Maitreyasamiti與Maitreyavadanavyakarana兩者區別的辨析，敘述巴利、梵、于闐、粟特、回鶻文中的彌勒資料，以及討論彌勒信仰在印度的萌芽和在新疆的傳播，都比英文本要詳細得多，如討論于闐文資料時，根據R.E.Emmerick教授的英文譯本，把于闐文《贊巴斯塔書》（The Book of Zambasta）第二十二章，即于闐文本《彌勒授記經》全部翻譯成漢語，還加了一些Emmerick原書所沒有的注釋，對中文讀者十分方便。我想，如果季先生把全部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都譯成漢文，集中出版，對於國內研究西域歷史、語言、宗教、戲劇的學者，都是十分有益處的。
讀完季先生的這部大著，掩卷沉思，不由得浮想聯翩。
自從1983年開始，季先生就擔任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一職，除了在組織上和指導思想上推動敦煌學的健康發展之外，季先生還身體力行，以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的研究，開拓了敦煌學研究的新領域。
所謂「敦煌學」，原本主要是研究藏經洞出土的寫本文獻，以後逐漸擴大到石窟、壁畫、漢簡乃至周邊地域出土的古代文獻和遺存的古代文物，新疆吐魯番、和田、庫車等地出土的文獻，理所當然地成為敦煌學研究的對象。從八十年代初以來，國內學人把敦煌學看作是「吾國學術之傷心史」，奮起直追，希望在敦煌學領域裡打個翻身仗。現在看來，中國學者在主要利用漢文史料從事研究的北朝隋唐五代文學、歷史、經濟、法制以及敦煌本地歷史地理等方面，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不必再「傷心」了。但讓人憂心的是，敦煌學的範圍極其廣泛，我們在佛教、道教、摩尼教方面，在于闐語、粟特語、藏語文獻方面，都和國際學術水準相距甚遠，而國內龐大的敦煌學研究隊伍中，仍然有許多人固守那些漢文世俗文書，炒冷飯，使得國內的敦煌學研究，正在日益走進困境。
在1988年北京召開的敦煌學研討會上，季先生提出了一個響亮的口號：「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這種看法獲得國內敦煌學人的認同，但要真正去體認這句話的豐富內涵，不妨讀一讀季先生這部英文著作。季先生以古稀之年，克服重重語言障礙，用國際通行的英文，解讀「天書」般的吐火羅語文獻，在向來被認為是研究西域古代語言文字中心的德國出版這本專著，把中國的敦煌學研究成果，推向了世界。
我總是覺得，在季先生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歐洲學術傳統和中國人文精神的完美結合。他以中國人文精神，感化我們奮發向上；他用歐洲學術傳統，教導我們精湛謹嚴。
注釋：
[1] 參看拙文《季羨林先生主持的「西域文化讀書班」側記》,《人格的魅力----名人學者談季羨林》, 延邊大學出版社, 1996年7月, 241-245頁。
[2]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羅列這些前期研究成果，是因為本書第17頁「焉耆寫本殘卷的前期刊布」只列出八篇，尚不足以代表季先生工作的全部。我曾在《公元十世紀沙州歸義軍與西州回鶻的文化交往》（載《第二屆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臺 北, 1991年）一文598頁注[78]中列舉了十一篇，以後在把這篇文章轉成英文「The Relationship of Dunhuang with the Uighur Kingdom in Turfan in the Tenth Century」, 交法國突厥學家哈密頓祝壽文集（De Dunhuang a Istanbul, Hommage a James Russel Hamilton. Silk Road Studies V, ed. by Louis Bazin et Peter Zieme，Brepols 2001）發表時，又增補了若干，以便讓西文讀者全面了解季先生的工作。
本文原載：《季羨林與二十一世紀中國學術》，2001年。2001年3月22日完稿。